什么是台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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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学
台湾现代文学是在大陆的新文学运动直接影响与推动下发展的。由于台湾文学在现代有着与大陆不尽相同的历史际遇和文化机缘，所形成的一些基本的文学命题与发展形态有其特殊性。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框架中考察台湾文学在现代的发展，会发现它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省区文学，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有特色的支脉。
一 台湾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轮廓
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发端于1920年7月，当时一些留日的台湾学生仿效大陆的《新青年》，在东京创办了《台湾青年》，旨在“研究台湾革新，谋求文化向上”，并由此引发台湾的新文化运动。
从1925到1931年，是台湾文学的草创期，虽有一些创作出现，但仍多处在模仿阶段。这期间除了上述关于新旧文学的论争，还有1930年前后关于“台湾白话文”与“乡土文学”的探讨与提倡，旨在强化台湾文学的本土意识，也暗含有对日本同化政策的抵制，这一口号对后来台湾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并陆续发生过多次论争。1932年黄邨成、赖和等成立“南音”社，创办《南音》杂志，《台湾新民报》创办“学艺栏”，另有《福尔摩沙》（东京创刊）等文学期刊问世。1934年由富于民族意识的台湾文化人发起组成全岛性的文艺组织台湾文艺阳盟，并创办《台湾文艺》和《先发部队》两期刊，宣称要充当“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创造派，显然吸纳了大陆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文学主张，网罗各种倾向的作家，发表了一批较有艺术水准的作品。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后不久，在台湾强制实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以日本的大和文化取替和泯灭台湾的华夏文化。为了推行种族同化政策，规定以日本语作为台湾唯一合法的语文，甚至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上也强行日本化。在严密的法西斯文化专制罗网中，台湾新文学运动受到致命的挫伤，多数新文学期刊被查禁，许多倾向进步的作家或者被逮捕入狱，或者不得不蛰伏封笔。由此直到1945年，是台湾现代文学的凋零期。其间有一些作家受殖民意识左右，充当御用文人，出产一些苍白枯萎的带“皇民”气味的作品。只有少数有民族骨气的作家在被压迫的夹缝中隐忍为文，写出一些佳作，使台湾文学得以一脉息存。如短篇小说《先生妈》（吴浊流）、《鹅妈妈出嫁》（杨逵）、《风水》（吕赫若），长篇《亚细亚的孤儿》（吴浊流）等等，都有较完整的艺术构思和深挚的乡国情怀，在当时出现显得尤为可贵。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到1949年12月国民党政权迁台，为台湾光复初期。这期间废止了日文报刊，许多原来习惯用日文写作的作家转为用汉语创作，文字生涩不能不影响到作品的艺术质量。但整个文坛都重又检讨过去，展望未来，“乡土文学”的命题再次引起热烈的讨论，并在1947年之后，创作逐步复苏。
台湾的现代文学的发生略晚于大陆的文学革命，但大致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取同一步调。所不同的是台湾的现代文学发展阻力更大，条件更艰难。日据时代的种族同化政策，强令作家用日语写作，尤其是1939年之后，禁用中文，大部分作者只能用日文写作，极力限制台湾文学中的反殖民意识，这对于台湾新文学的阻碍和挫伤是极为严重的。台湾的现代文学总的来说发育不健全，艺术水准不高，即与此有关。而台湾文学中存在某些日本文化的色彩，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尽管如此，台湾文学在现代的发展仍取得可贵的实绩。台湾的现代文学大都以现实主义为归依，乡土气息一般较浓重，其中最频繁呈现的是思恋家国，反抗压迫的文学母题，以及作为弱国子民的漂泊意识。读台湾文学，总有一种拂之不去的悲凉压抑的气氛。台湾现代文学收获最丰的是小说，其次是诗，散文和戏剧相对弱一些。台湾的现代文学作为一脉支流，无疑还是以其特色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景观。
二 台湾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首先应当提到的是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1894-1943年）。他最早最有力地激发了台湾新文学的精神，即以现实社会的批判和乡土文化的寻根为本，替本省乡土文学树起了第一面旗帜，并且决定了本省籍作家应走的方向。
赖和又是台湾新诗的奠基者之一。他试图以诗歌来纪实和抒情，取材往往都是现实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如《觉悟下的牺牲》（1925年）是以叙事诗形式记载“二村蔗农组合”的反日事件的。《流离曲》（1930年）是以30年代日本殖民者掠夺耕地，迫使原耕地农民破产的事件为题材的。《南国哀歌》是以“雾社事件”为背景的。《低气压的山顶》（1931年）是叙写彰化抗日保卫战的。在后一首诗中，赖和渴求社会变革的风暴，冲刷人间的污垢：“这冷酷的世界，/留它还有何用？/这毁灭一切的狂飙，/是何等伟大的凄壮！/我独立在狂飙中，/张开喉咙竭尽力量，/大着呼声为这毁灭颂扬，/并且为那未来不可知的人类世界祝福。”这种风暴型的情感宣泄，气势磅礴，可一抒感时忧国之块垒。
如果说赖和揭示民间疾苦时多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杨逵（1905-1985年）则更注意从历史变革的层面谛视无产者的命运和社会的变迁。
台湾日据时期特殊的历史情状在许多现实主义作家笔下得到真实地展现，吴浊流（1900-1976年）是其中最出色的历史记录者之一，他的小说是具有社会性质的审美的概括。
日据时代台湾作家中比较执著地追寻乡土精神，在艺术上有出色表现的，还有吕赫若（1914-1947年）。吕赫若常常描写农村日常家庭生活的矛盾或困厄，以此展现社会的变迁如何引起道德的心理的变化。他的作品都是用日文写的，其中多数作品到90年代才有中译。
另一位很有艺术个性却少为人知的作家是龙瑛宗（1911- ）。作品的描写纤细、敏锐，风采华丽而忧伤，有世纪末的意味，从中可以看到欧美现代小说手法的大量运用。他还有一些以“媳妇仔”命运为题材的小说，多表现女性顽强的、健全的生命力，不同于他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彷徨、恍惚，这类作品给人一种承担苦难的强力感。从小说艺术的开放性探索而言，龙瑛宗是值得注意的一位。
日据时期比较有成就的作家还有：注意小说技巧探索的杨云萍（代表作《光临》）、擅长写心理小说的朱点人（代表作《纪念树》）以及充当日据时代文学传统与60年代乡土文学之间桥梁的钟理和（代表作《夹竹桃》、《故乡》系列小说和《原乡人》），等等。在诗歌方面则有杨华（代表诗集《黑潮集》和《晨光集》）、王诗琅（代表诗作《沙漠上之旅人们》）、邱淳洸（《化石之恋》），以及吴新荣为代表的“盐份地带”诗人群和杨炽昌代表的“风车诗社”的现代派诗作，等等。其中杨华诗作成就较突出。他的《黑潮集》是身系囹圄时凄苦心灵的写照，虽彷徨却不甘沉沦：“我要从悲哀里逃出我的灵魂/去哭醒那人们的甜蜜的噩梦/我要从忧伤里挤出我的心儿/去填补失了心的青年的胸膛！”收在《晨光集》里的作品则清新优美，讲求意象的经营，如：“雨后的暗空，/寂然幽静，/像给泪泉洗过的良心！”（《晨光集》十一）又如“幽默园中，/撒了满地的落红，/这是零碎的诗句啊！”（《晨光集》六）这些诗类似“五四”时期冰心体的小诗，比较注重个人的内心感受，注重印象的捕捉，又带哲理性，显然也受到日本俳句的影响。
台湾的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支，有其显著的独异性。它主要是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艰难生成的文学，尽管也有不同的创作风格与路数，但总的特色表现为对乡土家国的思恋。反殖民统治——追寻乡土——认同祖国，始终是多数台湾现代作家的创作情结，失根的乡愁往往成为台湾现代文学创作的一种动力。执著现实，面向民众，是众多台湾现代作家的文学理念，现实主义成为普遍的创作趋向，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未曾得到充分发展。从文体上看，则小说创作成为强项。由于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行语文上的殖民政策，甚至一度禁止用中文写作，台湾现代文学存在“双语现象”，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只能用日语写作，然后再陆续译成中文。语言的困扰显然也戕伤了台湾文学。进入当代以后，台湾文学又有新的发展，并且由于与大陆的长期隔离，而形成了迥异于大陆的某些新的文学特质。无论如何，中国现代文学都不应该忽视台湾独特的经验与成就。
台湾现代文学是在大陆的新文学运动直接影响与推动下发展的。由于台湾文学在现代有着与大陆不尽相同的历史际遇和文化机缘，所形成的一些基本的文学命题与发展形态有其特殊性。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框架中考察台湾文学在现代的发展，会发现它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省区文学，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有特色的支脉。
一 台湾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轮廓
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发端于1920年7月，当时一些留日的台湾学生仿效大陆的《新青年》，在东京创办了《台湾青年》，旨在“研究台湾革新，谋求文化向上”，并由此引发台湾的新文化运动。
从1925到1931年，是台湾文学的草创期，虽有一些创作出现，但仍多处在模仿阶段。这期间除了上述关于新旧文学的论争，还有1930年前后关于“台湾白话文”与“乡土文学”的探讨与提倡，旨在强化台湾文学的本土意识，也暗含有对日本同化政策的抵制，这一口号对后来台湾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并陆续发生过多次论争。1932年黄邨成、赖和等成立“南音”社，创办《南音》杂志，《台湾新民报》创办“学艺栏”，另有《福尔摩沙》（东京创刊）等文学期刊问世。1934年由富于民族意识的台湾文化人发起组成全岛性的文艺组织台湾文艺阳盟，并创办《台湾文艺》和《先发部队》两期刊，宣称要充当“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创造派，显然吸纳了大陆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文学主张，网罗各种倾向的作家，发表了一批较有艺术水准的作品。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后不久，在台湾强制实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以日本的大和文化取替和泯灭台湾的华夏文化。为了推行种族同化政策，规定以日本语作为台湾唯一合法的语文，甚至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上也强行日本化。在严密的法西斯文化专制罗网中，台湾新文学运动受到致命的挫伤，多数新文学期刊被查禁，许多倾向进步的作家或者被逮捕入狱，或者不得不蛰伏封笔。由此直到1945年，是台湾现代文学的凋零期。其间有一些作家受殖民意识左右，充当御用文人，出产一些苍白枯萎的带“皇民”气味的作品。只有少数有民族骨气的作家在被压迫的夹缝中隐忍为文，写出一些佳作，使台湾文学得以一脉息存。如短篇小说《先生妈》（吴浊流）、《鹅妈妈出嫁》（杨逵）、《风水》（吕赫若），长篇《亚细亚的孤儿》（吴浊流）等等，都有较完整的艺术构思和深挚的乡国情怀，在当时出现显得尤为可贵。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到1949年12月国民党政权迁台，为台湾光复初期。这期间废止了日文报刊，许多原来习惯用日文写作的作家转为用汉语创作，文字生涩不能不影响到作品的艺术质量。但整个文坛都重又检讨过去，展望未来，“乡土文学”的命题再次引起热烈的讨论，并在1947年之后，创作逐步复苏。
台湾的现代文学的发生略晚于大陆的文学革命，但大致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取同一步调。所不同的是台湾的现代文学发展阻力更大，条件更艰难。日据时代的种族同化政策，强令作家用日语写作，尤其是1939年之后，禁用中文，大部分作者只能用日文写作，极力限制台湾文学中的反殖民意识，这对于台湾新文学的阻碍和挫伤是极为严重的。台湾的现代文学总的来说发育不健全，艺术水准不高，即与此有关。而台湾文学中存在某些日本文化的色彩，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尽管如此，台湾文学在现代的发展仍取得可贵的实绩。台湾的现代文学大都以现实主义为归依，乡土气息一般较浓重，其中最频繁呈现的是思恋家国，反抗压迫的文学母题，以及作为弱国子民的漂泊意识。读台湾文学，总有一种拂之不去的悲凉压抑的气氛。台湾现代文学收获最丰的是小说，其次是诗，散文和戏剧相对弱一些。台湾的现代文学作为一脉支流，无疑还是以其特色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景观。
二 台湾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首先应当提到的是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1894-1943年）。他最早最有力地激发了台湾新文学的精神，即以现实社会的批判和乡土文化的寻根为本，替本省乡土文学树起了第一面旗帜，并且决定了本省籍作家应走的方向。
赖和又是台湾新诗的奠基者之一。他试图以诗歌来纪实和抒情，取材往往都是现实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如《觉悟下的牺牲》（1925年）是以叙事诗形式记载“二村蔗农组合”的反日事件的。《流离曲》（1930年）是以30年代日本殖民者掠夺耕地，迫使原耕地农民破产的事件为题材的。《南国哀歌》是以“雾社事件”为背景的。《低气压的山顶》（1931年）是叙写彰化抗日保卫战的。在后一首诗中，赖和渴求社会变革的风暴，冲刷人间的污垢：“这冷酷的世界，/留它还有何用？/这毁灭一切的狂飙，/是何等伟大的凄壮！/我独立在狂飙中，/张开喉咙竭尽力量，/大着呼声为这毁灭颂扬，/并且为那未来不可知的人类世界祝福。”这种风暴型的情感宣泄，气势磅礴，可一抒感时忧国之块垒。
如果说赖和揭示民间疾苦时多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杨逵（1905-1985年）则更注意从历史变革的层面谛视无产者的命运和社会的变迁。
台湾日据时期特殊的历史情状在许多现实主义作家笔下得到真实地展现，吴浊流（1900-1976年）是其中最出色的历史记录者之一，他的小说是具有社会性质的审美的概括。
日据时代台湾作家中比较执著地追寻乡土精神，在艺术上有出色表现的，还有吕赫若（1914-1947年）。吕赫若常常描写农村日常家庭生活的矛盾或困厄，以此展现社会的变迁如何引起道德的心理的变化。他的作品都是用日文写的，其中多数作品到90年代才有中译。
另一位很有艺术个性却少为人知的作家是龙瑛宗（1911- ）。作品的描写纤细、敏锐，风采华丽而忧伤，有世纪末的意味，从中可以看到欧美现代小说手法的大量运用。他还有一些以“媳妇仔”命运为题材的小说，多表现女性顽强的、健全的生命力，不同于他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彷徨、恍惚，这类作品给人一种承担苦难的强力感。从小说艺术的开放性探索而言，龙瑛宗是值得注意的一位。
日据时期比较有成就的作家还有：注意小说技巧探索的杨云萍（代表作《光临》）、擅长写心理小说的朱点人（代表作《纪念树》）以及充当日据时代文学传统与60年代乡土文学之间桥梁的钟理和（代表作《夹竹桃》、《故乡》系列小说和《原乡人》），等等。在诗歌方面则有杨华（代表诗集《黑潮集》和《晨光集》）、王诗琅（代表诗作《沙漠上之旅人们》）、邱淳洸（《化石之恋》），以及吴新荣为代表的“盐份地带”诗人群和杨炽昌代表的“风车诗社”的现代派诗作，等等。其中杨华诗作成就较突出。他的《黑潮集》是身系囹圄时凄苦心灵的写照，虽彷徨却不甘沉沦：“我要从悲哀里逃出我的灵魂/去哭醒那人们的甜蜜的噩梦/我要从忧伤里挤出我的心儿/去填补失了心的青年的胸膛！”收在《晨光集》里的作品则清新优美，讲求意象的经营，如：“雨后的暗空，/寂然幽静，/像给泪泉洗过的良心！”（《晨光集》十一）又如“幽默园中，/撒了满地的落红，/这是零碎的诗句啊！”（《晨光集》六）这些诗类似“五四”时期冰心体的小诗，比较注重个人的内心感受，注重印象的捕捉，又带哲理性，显然也受到日本俳句的影响。
台湾的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支，有其显著的独异性。它主要是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艰难生成的文学，尽管也有不同的创作风格与路数，但总的特色表现为对乡土家国的思恋。反殖民统治——追寻乡土——认同祖国，始终是多数台湾现代作家的创作情结，失根的乡愁往往成为台湾现代文学创作的一种动力。执著现实，面向民众，是众多台湾现代作家的文学理念，现实主义成为普遍的创作趋向，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未曾得到充分发展。从文体上看，则小说创作成为强项。由于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行语文上的殖民政策，甚至一度禁止用中文写作，台湾现代文学存在“双语现象”，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只能用日语写作，然后再陆续译成中文。语言的困扰显然也戕伤了台湾文学。进入当代以后，台湾文学又有新的发展，并且由于与大陆的长期隔离，而形成了迥异于大陆的某些新的文学特质。无论如何，中国现代文学都不应该忽视台湾独特的经验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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