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中的民本思想表现在哪些方面?有什么现实意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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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民本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民贵君轻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朱熹解释说:“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四书章句集注》)孟子接着上文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可见在孟子的心里,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是第一位的,谁得到了民心就可以成为天子
第二个方面:民心决定论。孟子从桀、纣覆灭的历史经验中分析了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天下之得失在于能否得民,而能否得民又在于能否得到“民心”,即能否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桀、纣之失民,实际是失去了民心。反之,汤、武无敌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顺从了天下民众之心。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兴衰,决定国家兴亡!至于君王,孟子说是“君为轻”自然不能与人民相提并论。
第三个表现是尚贤与民主,主张君王广泛地听取各阶层的意见。他说:“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进贤”、任免和处置人都是比较重要的政事,孟子认为,对这样的问题,不能只听左右亲近和诸大夫的意见,还要听取国人的意见,并且还应该把国人的意见当作基本的依据。这个观念,显然包容有民主性的因素。
因此可以说孟子也是中国民主思想的先驱者,是先秦的民粹主义思想家。而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民贵君轻”对现在的中国社会还是有不可估量的教益!
第二个方面:民心决定论。孟子从桀、纣覆灭的历史经验中分析了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天下之得失在于能否得民,而能否得民又在于能否得到“民心”,即能否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桀、纣之失民,实际是失去了民心。反之,汤、武无敌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顺从了天下民众之心。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兴衰,决定国家兴亡!至于君王,孟子说是“君为轻”自然不能与人民相提并论。
第三个表现是尚贤与民主,主张君王广泛地听取各阶层的意见。他说:“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进贤”、任免和处置人都是比较重要的政事,孟子认为,对这样的问题,不能只听左右亲近和诸大夫的意见,还要听取国人的意见,并且还应该把国人的意见当作基本的依据。这个观念,显然包容有民主性的因素。
因此可以说孟子也是中国民主思想的先驱者,是先秦的民粹主义思想家。而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民贵君轻”对现在的中国社会还是有不可估量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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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民本思想评议
张卓 0212220032
摘要:本文通过对民本思想的追溯从而转入对孟子的民本思想的阐释,分别从孟子 “民贵君轻” 思想的进步性和他提出民本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利君”不是“利民”的历史局限性进行分析,进而联系现实生活,依据孟子的民本思想找到对当今有借鉴意义的地方。
关键词:民本思想 仁政 保民 以德治国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杰出代表。而《孟子》一书作为孟子的言论集,沿承和发展了《论语》中“仁”及“仁政”的思想。他重视人民的历史作用,关心人民的生活,其中“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实为孟子思想中最进步、最璀璨的精华。重新研究孟子的民本思想,客观地对其做出评价,批判地继承这种政治思想,于当今社会确有重大意义。
一.民本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民本”一词最早见于《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的先哲们已经懂得民众对于国家政治统治的特殊作用。西周之初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劝诫国君要体谅小民“稼穑之艰难”(《尚书·无逸》)这通常被看作是先秦民本思想萌芽和产生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战事频发,国家的兵力和财政主要是靠小农经济来支撑,所以先秦诸子几乎都把民心所背看作政治兴败的根本,尤其以儒家最为关注。这时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政治主张,要求统治者要实行“保民”、“惠民”、“富民”的政策。沿至孟子时期,孟子第一次将民的地位、作用提到高于君主的程度,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政治卓见让他得到了“得其民斯得天下”(《孟子·离娄上》)的结论。无论就其广度或深度而言,战国时期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都无有出于孟子之上的。
二.孟子民本思想进步性及其局限性
孟子民本思想的历史进步性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他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仁政理论。孟子主张“王道”,反对“霸道”而孟子所说的“王道”就是“仁义”、“仁政”,这是他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君主要使民众拥护、支持自己,就必须注重得民心之道。为了使“民心所向”,他又提出了两点:
一是国君应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这是得到民心的思想基础。基于这点,孟子首先以尧舜的故事为例,“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者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观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孟子·万章上》)这一节的故事就是说明,所谓“天与”实际上就是“民与”,因为人民归向于他,天下诸侯朝见天子的,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却到舜那里;打官司的,也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却到舜那里;歌颂的人,也不歌颂尧的儿子,却歌颂舜。所以天子之位就归于舜。在这里“民归”决定“天与”,表面上是“天与”,实际上是“民与”,是人民的意愿,决定谁当天子。这里较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的力量。而且,孟子还充分认识到人民对于战争胜负有决定作用。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人和”的意义在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可以看出,“人和”就是“得道”,就是一条符合仁政的正确路线,因而,一旦认识到人民的作用,继而想办法的人心,稳定的政治统治也就有了基础。
二是君主应把握爱民、保民的一些具体措施及手段,这则是得到民心的关键所在。从这一点来说,孟子提出了相当多很好的建议。他要求君主从各个方面推己及人地关心人民的疾苦,号召统治者与民同乐,与民共忧,只有这样,成王立业才不会有问题。再者,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主张及“井田”制的构想,企图解决土地的问题。同时他还注意发展生产。他认为只有衣食足,才能使社会安定。而且,在他坚持重视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他也并没有抑制商业活动的发展,他充分认识到,如果没有商业,社会是无法正常运转的。他为保护中、小商人提出的免税主张,提倡价格合理,他认为只有合理分工,各行其是,整个社会才可以已次序的运转下去。最后他反对除正义的统一战争以外的战争,他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他认为经常挑起和指挥这样战争的人,必须“服上刑”。
从以上两点来看,孟子的民本思想在当时的确在先秦诸子中绝不仅有。如果这些思想都得以实施,其实是为民众的生存环境提供了较好的社会条件,未设狐疑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当然,在我们肯定了孟子民本思想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他的局限性。
在统观《孟子》一书后,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孟子当时提出的仁政论或民本主义思想,并不是真正基于民众的角度考虑的,而是在总结先人的经验教训,加以归纳、分析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关于仁政、民本的思想体系。他的出发点是“君”而不是“民”,他所理解的“民”不是享有人生权利的民,而仅仅只是一个国家的“子民”。他的思想的根本宗旨是使君“得民”,使民“拥君”,而依据民本思想提出的“仁政”、“王道”等德治主张,也只是对君王政治统治的稳定在以前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改的方案,告诉君主如何才能更好的管辖、统治自己的子民。他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让君王废除,只是要站在君王的立场上,希望君主可以明白,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为了统治阶级的整体和长远的利益,他们必须“视民如子”,必须以“民为中心”。这样不仅符合了当时政治上的需求,也是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标准的。
三.民本主义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
如果要真正明白民本思想的内涵,首先要明确,以民为本中的“民”,是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本”是指哲学意义上的“本位”、“根本”、“目的”之意。以民为本的“民本意识”,是一种以依靠“民”、解放“民”、发展“民”为根本目的的思想意识。
在孟子看来,统治阶级具有两种政治思想,因而也就存在两种统治国家的道路,一种是儒家主张的王道,即仁政,以德治国;另一种是法家主张的霸道,它假借仁义之名,以力服人。孟子反对霸道,主张王道,认为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悦诚服,以德治国,才能国泰民安。以力服人只能使人“口服”,而不能使人达到心服。从历史上看,孟子的民本思想和德治主张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对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起过极大的作用,而且对于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些思想可以说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中心”、“民为邦本”、“以德治国”的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是“以民为本”思想的根本体现;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始终贯穿了为人民服务这条主线。可以说只有在如今这样一个制度下的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孟子当时的政治思想。历史实践证明,中国社会取得的每次胜利,都是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任务,依靠的是人民群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也正是党的富民政策深入民心、符合民意的最好证明。如今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所体现的基本内涵就是“民本意识”这种“本”体现在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个最终目的之上,与封建统治阶级所谈的虚假的、非最终目的的“本”有着本质区别。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我国某些干部身上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使得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相当紧张。腐败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是“官本”思想。官僚主义是因为严重的脱离群众,是封建遗毒在现实社会的具体表现。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如不能被有效遏制,必将降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政府失去民心,从而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而这些问题要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仅靠加强法制建设是不够的,还必须大力加强人民的,特别是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实施“以德治国”的方略。当前,我们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应该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而孟子的民本思想、德治主张,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和借鉴。
张卓 0212220032
摘要:本文通过对民本思想的追溯从而转入对孟子的民本思想的阐释,分别从孟子 “民贵君轻” 思想的进步性和他提出民本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利君”不是“利民”的历史局限性进行分析,进而联系现实生活,依据孟子的民本思想找到对当今有借鉴意义的地方。
关键词:民本思想 仁政 保民 以德治国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杰出代表。而《孟子》一书作为孟子的言论集,沿承和发展了《论语》中“仁”及“仁政”的思想。他重视人民的历史作用,关心人民的生活,其中“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实为孟子思想中最进步、最璀璨的精华。重新研究孟子的民本思想,客观地对其做出评价,批判地继承这种政治思想,于当今社会确有重大意义。
一.民本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民本”一词最早见于《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的先哲们已经懂得民众对于国家政治统治的特殊作用。西周之初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劝诫国君要体谅小民“稼穑之艰难”(《尚书·无逸》)这通常被看作是先秦民本思想萌芽和产生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战事频发,国家的兵力和财政主要是靠小农经济来支撑,所以先秦诸子几乎都把民心所背看作政治兴败的根本,尤其以儒家最为关注。这时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政治主张,要求统治者要实行“保民”、“惠民”、“富民”的政策。沿至孟子时期,孟子第一次将民的地位、作用提到高于君主的程度,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政治卓见让他得到了“得其民斯得天下”(《孟子·离娄上》)的结论。无论就其广度或深度而言,战国时期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都无有出于孟子之上的。
二.孟子民本思想进步性及其局限性
孟子民本思想的历史进步性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他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仁政理论。孟子主张“王道”,反对“霸道”而孟子所说的“王道”就是“仁义”、“仁政”,这是他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君主要使民众拥护、支持自己,就必须注重得民心之道。为了使“民心所向”,他又提出了两点:
一是国君应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这是得到民心的思想基础。基于这点,孟子首先以尧舜的故事为例,“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者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观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孟子·万章上》)这一节的故事就是说明,所谓“天与”实际上就是“民与”,因为人民归向于他,天下诸侯朝见天子的,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却到舜那里;打官司的,也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却到舜那里;歌颂的人,也不歌颂尧的儿子,却歌颂舜。所以天子之位就归于舜。在这里“民归”决定“天与”,表面上是“天与”,实际上是“民与”,是人民的意愿,决定谁当天子。这里较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的力量。而且,孟子还充分认识到人民对于战争胜负有决定作用。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人和”的意义在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可以看出,“人和”就是“得道”,就是一条符合仁政的正确路线,因而,一旦认识到人民的作用,继而想办法的人心,稳定的政治统治也就有了基础。
二是君主应把握爱民、保民的一些具体措施及手段,这则是得到民心的关键所在。从这一点来说,孟子提出了相当多很好的建议。他要求君主从各个方面推己及人地关心人民的疾苦,号召统治者与民同乐,与民共忧,只有这样,成王立业才不会有问题。再者,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主张及“井田”制的构想,企图解决土地的问题。同时他还注意发展生产。他认为只有衣食足,才能使社会安定。而且,在他坚持重视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他也并没有抑制商业活动的发展,他充分认识到,如果没有商业,社会是无法正常运转的。他为保护中、小商人提出的免税主张,提倡价格合理,他认为只有合理分工,各行其是,整个社会才可以已次序的运转下去。最后他反对除正义的统一战争以外的战争,他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他认为经常挑起和指挥这样战争的人,必须“服上刑”。
从以上两点来看,孟子的民本思想在当时的确在先秦诸子中绝不仅有。如果这些思想都得以实施,其实是为民众的生存环境提供了较好的社会条件,未设狐疑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当然,在我们肯定了孟子民本思想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他的局限性。
在统观《孟子》一书后,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孟子当时提出的仁政论或民本主义思想,并不是真正基于民众的角度考虑的,而是在总结先人的经验教训,加以归纳、分析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关于仁政、民本的思想体系。他的出发点是“君”而不是“民”,他所理解的“民”不是享有人生权利的民,而仅仅只是一个国家的“子民”。他的思想的根本宗旨是使君“得民”,使民“拥君”,而依据民本思想提出的“仁政”、“王道”等德治主张,也只是对君王政治统治的稳定在以前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改的方案,告诉君主如何才能更好的管辖、统治自己的子民。他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让君王废除,只是要站在君王的立场上,希望君主可以明白,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为了统治阶级的整体和长远的利益,他们必须“视民如子”,必须以“民为中心”。这样不仅符合了当时政治上的需求,也是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标准的。
三.民本主义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
如果要真正明白民本思想的内涵,首先要明确,以民为本中的“民”,是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本”是指哲学意义上的“本位”、“根本”、“目的”之意。以民为本的“民本意识”,是一种以依靠“民”、解放“民”、发展“民”为根本目的的思想意识。
在孟子看来,统治阶级具有两种政治思想,因而也就存在两种统治国家的道路,一种是儒家主张的王道,即仁政,以德治国;另一种是法家主张的霸道,它假借仁义之名,以力服人。孟子反对霸道,主张王道,认为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悦诚服,以德治国,才能国泰民安。以力服人只能使人“口服”,而不能使人达到心服。从历史上看,孟子的民本思想和德治主张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对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起过极大的作用,而且对于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些思想可以说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中心”、“民为邦本”、“以德治国”的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是“以民为本”思想的根本体现;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始终贯穿了为人民服务这条主线。可以说只有在如今这样一个制度下的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孟子当时的政治思想。历史实践证明,中国社会取得的每次胜利,都是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任务,依靠的是人民群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也正是党的富民政策深入民心、符合民意的最好证明。如今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所体现的基本内涵就是“民本意识”这种“本”体现在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个最终目的之上,与封建统治阶级所谈的虚假的、非最终目的的“本”有着本质区别。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我国某些干部身上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使得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相当紧张。腐败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是“官本”思想。官僚主义是因为严重的脱离群众,是封建遗毒在现实社会的具体表现。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如不能被有效遏制,必将降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政府失去民心,从而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而这些问题要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仅靠加强法制建设是不够的,还必须大力加强人民的,特别是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实施“以德治国”的方略。当前,我们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应该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而孟子的民本思想、德治主张,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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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民本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民贵君轻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朱熹解释说:“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四书章句集注》)孟子接着上文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可见在孟子的心里,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是第一位的,谁得到了民心就可以成为天子第二个方面:民心决定论。孟子从桀、纣覆灭的历史经验中分析了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天下之得失在于能否得民,而能否得民又在于能否得到“民心”,即能否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桀、纣之失民,实际是失去了民心。反之,汤、武无敌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顺从了天下民众之心。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兴衰,决定国家兴亡!至于君王,孟子说是“君为轻”自然不能与人民相提并论。第三个表现是尚贤与民主,主张君王广泛地听取各阶层的意见。他说:“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进贤”、任免和处置人都是比较重要的政事,孟子认为,对这样的问题,不能只听左右亲近和诸大夫的意见,还要听取国人的意见,并且还应该把国人的意见当作基本的依据。这个观念,显然包容有民主性的因素。 因此可以说孟子也是中国民主思想的先驱者,是先秦的民粹主义思想家。而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民贵君轻”对现在的中国社会还是有不可估量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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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贵君轻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二)“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三)“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
这个观念,显然包容有民主性的因素。因此可以说孟子也是中国民主思想的先驱者,是先秦的民粹主义思想家。而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民贵君轻”对现在的中国社会还是有不可估量的教益
(一)民贵君轻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二)“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三)“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
这个观念,显然包容有民主性的因素。因此可以说孟子也是中国民主思想的先驱者,是先秦的民粹主义思想家。而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民贵君轻”对现在的中国社会还是有不可估量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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