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十三经”作为反映先秦历史状况的古籍还有很大价值。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现代人看来，儒学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基石，可当我们回望历史就会发现，儒家思想对于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的影响，实际上经历了几度沉浮。
从丧家之犬到治世经学的儒家思想
据《史记》记载，孔子的一生颠沛流离，惶惶如丧家之犬；而儒学从孔子所创立到孟子所发展的一百多年间，其主张始终不为各诸侯国所用。
秦大一统后，儒家思想更因大儒荀子的得意门生李斯所主导的“焚书坑儒”而坠入深谷。
孔孟儒学百年，还是未能成为治世经学
也就是说，春秋战国的儒学非但未能成为治世之学，儒家思想似乎还要被永远湮灭于历史的烟云之中了。
曙光出现在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始开帝王祭祀孔子之先河，以最隆重的“太牢之礼”来拜祭孔子。
这是史料中首次有君主公开祭拜孔子的记载，从此“祭孔”成为了国家大典。
然而，身为开国皇帝，在面对刚从战乱中走出来的汉王朝，整个社会都需要休养生息的现实时，刘邦终究还是选择了道家的“无为而治”作为汉初统治的主流思想。
刘邦选择无为而治，以符合汉初社会需要
直到七十年后的汉武盛世，儒学才迎来了首次的在政治舞台上的高光时刻。
汉武帝时代，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了化解繁荣背后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时代需要，以大儒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应运而生，一跃成为了后世数代王朝的治世经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原因
经过改良后的新儒学，汲取了阴阳家、法家、墨家等众多思想的精华，在秉持“仁、义、礼、乐”的基础上，主张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强调“尊卑有序”、“君为臣纲”的王权等级观念。
同时，在统治者看来，统一的国家就应有统一的民族核心文化，因而当董仲舒一经提出，汉武帝便欣然接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汉武盛世的新儒学代表董仲舒
至此，儒家思想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也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
儒释道的并存与程朱理学的兴起
在东汉后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到了盛唐，儒学与佛学、道学均同时活跃于朝堂之上与民间之中。
但在唐宋交替的五代十国时期，华夏大地又一次走入战乱不堪的困局，儒学的地位再次跌落谷底。
儒家思想的再度振兴发生在宋王朝。此时的儒家学说被称为“程朱理学”，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为其主要代表人物。
朱熹，崛起于南宋，集北宋理学之大成
程朱理学以“宗法、贞节、孝道”为礼，正好符合了宋朝——这个局部统一王朝的统治者的政治需求。
为稳固王权，“以礼治国”的儒家学说再次成为朝堂的主流思想，程朱理学使沉寂了数百年的儒学重新焕发生机，二度兴起。
儒家思想是下级服从上级，上级领导下级，突出皇权。因此才会被汉武帝使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儒士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实行的思想统治政策。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王权专制，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推崇，也是儒家思想一统天下，成为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而在而在汉武帝之前的秦、这套东西根本没用。仁义道德不能用来治国，秦始皇不喜欢愚民的东西。于是有了焚书坑儒。宋代的思想界非常活跃，“程朱理学”的出、成熟标志着中华文明发展到了顶峰阶段，在那个政治不太强盛和庞大的年代把儒家思想发挥到淋漓尽致。朱元璋在明朝立国之时就将科举的考试范围限定在《四书》、《五经》内，而且以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解为标准解释。明朝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把宋朝的理学思想继承下来。
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精神，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地渗透于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军事、教育、宗教、文化艺术之中，成为人们思想情感的一部分，成为社会习俗风尚的底蕴，形成周秦以来的数千年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范式。儒学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忠孝仁义”等正面道德礼法能一代代传承下来。但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都长期存在。也阻碍近代思想，特别是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播，使得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之林。
儒学是中国学，也是世界学，从诞生起就开始了它的传播。两千多年来，它首先播传周边东北亚和东南亚诸国，在亚洲地区形成了儒教文化圈，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如：日本西元七至九世纪，中国进入隋唐时代，日本逐渐进入主动、直接吸收中华文化的时期，是历史上吸收中华文化最多、最快的时期。 新罗与唐朝建立密切的同盟关系后，儒学在新罗通过学校制度获得了进一步传播。新罗从公元640年起开始派遣留学生入唐朝国学学习。当时唐朝国学，已将儒学经典作为主要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