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对国家出路早期探索的主要表现及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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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国门洞开，近代史的序幕也开始缓缓拉开。此后的一百余年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变化的因素可以主要概括为民族危机、乡村危机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危机。面对发展存亡问题，各阶级依自身不同的成熟程度而先后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农民和地主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阶级，它们也几乎同时做出了行动。然而落后的生产状况和落后的阶级状况容易导致不成熟的政治行动。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农民阶级的表现先是近乎邪教的太平天国起义，而后是19世纪末盲目排外、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即便是放在完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他们都不能算是成功的达到改朝换代，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周期性农民大起义。更何况此时的中国已开始被无可抗拒地卷入资本主义占主导的新世界中，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使这些农民运动仿佛成为一种无以为继的历史的倒退。当然从积极的角度出发，他们反抗侵略、打击封建统治（这里是指对以后格局的影响）仍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在19世纪中叶也开始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制度本身才是最大的罪孽，因此洋务运动的结果也一如其重要的领导人李鸿章一样，仅仅成为大清一时的裱糊匠，勉强维持局面，但在愈演愈烈的欧风美雨面前最终难脱轰然倒塌的命运。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定，既是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工具的开始，也标志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的彻底征服。
制度可以被征服而民族却不能任人宰割，差不多与底层歇斯底里发作的同时，上层也首次意识到了救亡图存的紧迫性，“维新变法”迫不及待的展开了。然而这次运动就像一名早产儿，不存在成功的基础。
维新派的主张摇摆于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妥协也没能取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依靠力量无从谈起，仅是寄希望于毫无实权的封建偶像??皇帝身上，这种想法正如运动本身的理想一样虚妄。这样的救亡，难免夭折，结果只是证明希望封建政权本身通过改革顺应潮流向资产阶级政权转化是不现实的，根本在于中国欠缺维新改良、君主立宪的土壤，这种缺乏不是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所能灌溉滋养的。 这里因着维新派就顺便提到立宪派，他们代表的是上层资产阶级，并且是刚由或正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那部分上层资产阶级，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一身二任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特别害怕“秩序一破，不可回复”，从眼前利益来说，他们一般是不太欢迎以武装暴动形式发动的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的。这个问题在下文中还会有详细论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同于典型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是资本家，而只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经济取向的革命者，其政党也不过是有些松散的同志联盟。革命凭借几分幸运的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在武昌取得成功，接着清政府统治便在全国范围内土崩瓦解，顺利程度甚至远超出了革命者的期望。这种现象既可以说明人们对于腐朽统治的反抗情绪压抑良久，一触即发，也可以看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使是表面的貌似平静，只要不至于危及生存他们也不愿加以破坏，从而损害眼前利益；而一旦有成功的希望，也能热情的支持以期获取更大的利益，毕竟只有资产阶级政权才能最大保障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利益。
革命的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风暴过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仍旧是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辛亥革命只是砍倒了一棵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合抱的大树，它们的枝叶在革命后仍纠缠散落在中国大地上，它们的根仍深埋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各路封建军阀就是代表），虽然少了参天大树的遮蔽，但是新生命依然难以尽情成长。 “实业救国”“政党内阁”是民初的两大政治思潮，但是两者却都难以完全付诸现实，更别说产生什么良好的效果；对外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驱除鞑虏不过是排满而已。原先人们以为革命一旦胜利那么各项如关乎民族、民权甚至民生问题的工作都能顺利进行可大家发现事实上周围仍是一片黑暗，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出路。
但是一个全国性政权的瓦解毕竟还是能给不同的政治力量以更为自由的试验实践的空间，让他们证明自己的道路能否带领中国走向成功。
首先要介绍的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它们产生于半殖半封的社会，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形态，由于没有私人资本发展作为基础，近代中国的国家资本始终在限制、利用、打击、吞并私人资本，通过将社会生产力控制在手中以达到维护他们封建半封建统治地位的目的。，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其形成有主要来自依靠发行公债和银行垫款的政府财政拨款，而这些负担最终都会通过税收和通货膨胀转嫁到人民身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展到了畸形膨胀的地步，他的结果是使普通的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其次是位于中上层的民族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地主、官僚、旧式商人和一些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人始终希望通过统治阶级自身的改革使政权资产阶级化，支持民族资本的发展。他们在土地制度上主张不触动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维护他们所由出生和依赖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对外态度上，虽反对帝国主义却并不坚决，因为天然的“软骨性”和先天不足，在资本积累和开拓市场方面都必须依赖外国资本曲折地突破封建制度、军阀统治和自然经济的制约。这样的态度既难以在政治赢得广泛的支持，在经济上也会使国内市场狭小，两极分化严重，影响力量的壮大。
接下来看看以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农民阶级为基础的，实际上是由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它们的主张常被概括为“三民主义”，即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发展又节制私人资本，平均地权。可以看出这种模式是以上几种中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由于还存在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切实际的空想因素（如平均地权时要“涨价归公”“照价购买”，节制资本时要利用“发达国家资本”，要“不失国家主权”的借用外资，这些主张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不现实的或者至少说是缺乏可操作性的），使它难有推广实行的机会。
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农民和地主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阶级，它们也几乎同时做出了行动。然而落后的生产状况和落后的阶级状况容易导致不成熟的政治行动。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农民阶级的表现先是近乎邪教的太平天国起义，而后是19世纪末盲目排外、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即便是放在完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他们都不能算是成功的达到改朝换代，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周期性农民大起义。更何况此时的中国已开始被无可抗拒地卷入资本主义占主导的新世界中，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使这些农民运动仿佛成为一种无以为继的历史的倒退。当然从积极的角度出发，他们反抗侵略、打击封建统治（这里是指对以后格局的影响）仍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在19世纪中叶也开始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制度本身才是最大的罪孽，因此洋务运动的结果也一如其重要的领导人李鸿章一样，仅仅成为大清一时的裱糊匠，勉强维持局面，但在愈演愈烈的欧风美雨面前最终难脱轰然倒塌的命运。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定，既是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工具的开始，也标志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的彻底征服。
制度可以被征服而民族却不能任人宰割，差不多与底层歇斯底里发作的同时，上层也首次意识到了救亡图存的紧迫性，“维新变法”迫不及待的展开了。然而这次运动就像一名早产儿，不存在成功的基础。
维新派的主张摇摆于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妥协也没能取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依靠力量无从谈起，仅是寄希望于毫无实权的封建偶像??皇帝身上，这种想法正如运动本身的理想一样虚妄。这样的救亡，难免夭折，结果只是证明希望封建政权本身通过改革顺应潮流向资产阶级政权转化是不现实的，根本在于中国欠缺维新改良、君主立宪的土壤，这种缺乏不是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所能灌溉滋养的。 这里因着维新派就顺便提到立宪派，他们代表的是上层资产阶级，并且是刚由或正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那部分上层资产阶级，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一身二任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特别害怕“秩序一破，不可回复”，从眼前利益来说，他们一般是不太欢迎以武装暴动形式发动的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的。这个问题在下文中还会有详细论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同于典型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是资本家，而只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经济取向的革命者，其政党也不过是有些松散的同志联盟。革命凭借几分幸运的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在武昌取得成功，接着清政府统治便在全国范围内土崩瓦解，顺利程度甚至远超出了革命者的期望。这种现象既可以说明人们对于腐朽统治的反抗情绪压抑良久，一触即发，也可以看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使是表面的貌似平静，只要不至于危及生存他们也不愿加以破坏，从而损害眼前利益；而一旦有成功的希望，也能热情的支持以期获取更大的利益，毕竟只有资产阶级政权才能最大保障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利益。
革命的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风暴过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仍旧是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辛亥革命只是砍倒了一棵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合抱的大树，它们的枝叶在革命后仍纠缠散落在中国大地上，它们的根仍深埋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各路封建军阀就是代表），虽然少了参天大树的遮蔽，但是新生命依然难以尽情成长。 “实业救国”“政党内阁”是民初的两大政治思潮，但是两者却都难以完全付诸现实，更别说产生什么良好的效果；对外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驱除鞑虏不过是排满而已。原先人们以为革命一旦胜利那么各项如关乎民族、民权甚至民生问题的工作都能顺利进行可大家发现事实上周围仍是一片黑暗，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出路。
但是一个全国性政权的瓦解毕竟还是能给不同的政治力量以更为自由的试验实践的空间，让他们证明自己的道路能否带领中国走向成功。
首先要介绍的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它们产生于半殖半封的社会，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形态，由于没有私人资本发展作为基础，近代中国的国家资本始终在限制、利用、打击、吞并私人资本，通过将社会生产力控制在手中以达到维护他们封建半封建统治地位的目的。，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其形成有主要来自依靠发行公债和银行垫款的政府财政拨款，而这些负担最终都会通过税收和通货膨胀转嫁到人民身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展到了畸形膨胀的地步，他的结果是使普通的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其次是位于中上层的民族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地主、官僚、旧式商人和一些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人始终希望通过统治阶级自身的改革使政权资产阶级化，支持民族资本的发展。他们在土地制度上主张不触动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维护他们所由出生和依赖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对外态度上，虽反对帝国主义却并不坚决，因为天然的“软骨性”和先天不足，在资本积累和开拓市场方面都必须依赖外国资本曲折地突破封建制度、军阀统治和自然经济的制约。这样的态度既难以在政治赢得广泛的支持，在经济上也会使国内市场狭小，两极分化严重，影响力量的壮大。
接下来看看以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农民阶级为基础的，实际上是由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它们的主张常被概括为“三民主义”，即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发展又节制私人资本，平均地权。可以看出这种模式是以上几种中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由于还存在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切实际的空想因素（如平均地权时要“涨价归公”“照价购买”，节制资本时要利用“发达国家资本”，要“不失国家主权”的借用外资，这些主张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不现实的或者至少说是缺乏可操作性的），使它难有推广实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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