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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现代化看鲁迅的翻译 ? 刘少勤 改造传统汉语,促使汉语现代化,让中国人拥有新型的语言,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重要目标。鲁迅的翻译方式和翻译风格与这一目标有直接的联系。 在汉语与外国语的比照中,鲁迅看到汉语语义的含混和语法的不精密:“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1〕因为语义含混,有的人以国学大师自居,解释文典时照样出洋相。章士钊把“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说成是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他的本意是想证明文言胜过白话:三个字的白话“读书人”,用文言只需一个字“士”,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文言的“士”,有时指“读书人”,有时指“武士”,语义并不明了。他所举的典故中,“士”不是“读书人”,而是“武士”。鲁迅嘲讽说,那个桃子不但误杀了三个读书人,还使一个读书人(章士钊)出了丑。一个词的语义可以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来锁定,比如“武士”,一个“武”,一个“士”,两个词素组合,语义就确定了。词素之间相互构筑了语义的堤坝,阻止语义的泄漏和漂移。传统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只有一个词素,构不成语义的防护堤坝,语义的漂移势所必然。鲁迅没有谈汉语语法具体有哪些缺失。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了一点:“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2〕从“语法的不精密”,鲁迅联想到中国人“思路的不精密”。他想通过直译,把外国语的表现法力求不加改变地引到汉语中来,推动汉语的现代化。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硬 译” 翻译是两种语言在同一时空里相遇后的碰撞、搏斗和较量。如何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译家有两种做法。有的译家以本国语为中心,让外语适应本国语,用本国语改写外语。有的译家以外语为中心,强迫本国语迁就外语,使本国语在翻译过程中接纳外语的表达方式,吸收外语中新的质素和各种长处来改变自身形态,简单地说,就是用外语改写本国语。 历来保守的译家都是以本国语为中心,死死守护本国语,不想让本国语在翻译中有所增,有所损。他们译得小心翼翼,生怕本国语被外语磕破、碰伤、扭曲。古罗马译家西塞罗提醒人们,翻译时必须让外语遵循本国语的惯例和用法。他的理论在西方译史上回响了几千年。英国桂冠诗人兼翻译家德莱登译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死守英语本位,“让说拉丁语的维吉尔说英语”〔3〕。 “本国语中心观”是语言的自我囚禁,自我设限,是立在翻译中的一道坚固的围墙。译家们在围墙内对本国语摩挲、赞叹、沾沾自喜,对围墙之外各种外语的优点一无所见,一无所知。再优秀的语言,也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也总会有表现力不够的地方。一种语言,在一定的区域里生成,它的表现力也必然受到该区域的限制。它可以表达一定区域里面的生活经验、情感和思想,但要表达域外的事物,语言的局限性、语言的边界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德国的许多哲学思想,用汉语表达不出来;中国文化中的很多观念,用德语也表达不了。阿拉伯人称呼“骆驼”的词有一千多个,爱斯基摩人称呼“雪”的词有几十个,游牧民族对“马”有无数的叫法。给同一事物不同的名称,就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作出不同的理解,事物的细节、具体性和丰富性在这当中被带到了语言的表面。坚持“本国语中心观”的译家认识不到这一点。原本可以通过翻译,吸收外语的长处,给本国语增添新的质素,修改本国语的边界,扩大本国语的“界域”,提高本国语的表现力,然而,这样的通道却被无情地堵死了。爪哇人在历史上曾积极地输入印度的思想文化,但他们却固执地坚持以本族语为中心,没有在输入思想文化的同时,输入印度语的表达方式,来带动爪哇语的改造,以致今天的爪哇语表现力依然十分薄弱,十分落后。洪堡特感慨万千:“爪哇显然是从印度获得大量较高级的文明、文化要素的,但爪哇本地的语言并没有借此而改变它那不大完善,不甚适合思维需要的形式,相反,它弃绝了极其优秀的梵语的形式,强使梵语要素适应于它自己的形式。”〔4〕 德国批评家兼翻译家本雅明认识到“本国语中心观”的危害,提出翻译当以外语为中心,尽量让本国语迁就外语:“说翻译读起来仿佛就像是用本国语写的一样,并不是对它的最高褒扬,尤其是在原作产生的时代,我宁可说,用逐字逐句对译来确保译文的忠实更为重要,因为这体现了不同语言互相补充的渴望。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它不遮盖原作,不挡住原文的光亮,而是让纯语言因其自身的媒介而得到增强,更加完全地照耀原作。”〔5〕 逐字逐句直译外语,可以将外语异质的要素和表现方式引入本国语,对于本国语的改造和完善,意义重大。翻译家的一项任务,就是通过外语来拓宽、拓深本国语。本雅明这样批评德国的一些译家:“我们的翻译,甚至那些最好的翻译,都是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的。他们想将印度语、希腊语、英语译成德语,而不是将德语译成印度语、希腊语、英语。我们的翻译家对自己语言的惯用法,远远比对外语作品的精神怀有更大的敬畏。翻译家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保持了这样一种状态:只是偶然,而非听任其自己的语言受到外语的强烈影响。”〔6〕同时,他肯定了德国另一些译家的伟大功绩。路德直译《圣经》,使德语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拓宽了德语的界域,为现代德语的生长打下了基础。荷尔德林直译希腊诗剧,给德语带来了优美的音调、节奏和韵味,使德语更具美的风致和曲折丰富的表现力。 鲁迅的翻译追求,在这一点上与本雅明完全一致。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他说:“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中国人不但要从外语输入新字眼,还要输入新语法。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他说要通过翻译,让汉语“装进异样的句法”,“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抱着这样的目的,鲁迅煞费苦心,提倡逐字逐句的直译,实行逐字逐句的直译: 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一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对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 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还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是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 传统汉语句子短促,句式简单。一种语言,要表达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就须有繁复曲折的句式。“即便已经拥有大量区分明晰、表述精确的语法形式,为了使词语的结合完善起来,语言也还需要具有一种内在的、生动的追求,即谋求建立起更长,意思更曲折,更富有激情的句子构造”〔7〕。鲁迅翻译时没有把原文的长句拆散,“化为几句”,甚至“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他想把西文的长句结构移植到汉语中来,提高汉语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烦难的文字,固然不见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却总不免比较的烦难”。 鲁迅译文的质量如何,可以争议,但他想通过逐字逐句直译外文,引入外文的句式,带动汉语的改造,则是很有远见的。一种语言要从自身衰败的命运中挣脱出来,惟一的办法就是屈尊迎候其他语言的锤击、敲打、挤压、伸拉和拓展,让打结的地方变得舒展,让淤塞的地方变得通畅,让狭窄的地方变得宽阔,一句话,让语言变得更灵活,更自由,更有韧性,更有活力。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说:“在组织言语的方式上,在语言赋予句子的伸缩余地上,以及在这类界限所许可的表达的丰富多样性上,民族智力的差异更为明显地反映了出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思维发展和思想联系的真实图景,语言若不具备组成言语所必需的丰富的手段和充分的自由,就难以使言语与思想真正结合起来。”〔8〕直译为一种语言吸收其他语言的新鲜血液,为一种语言接受其他语言的打造提供了最好的试验场。正是得益于直译,后来的现代汉语也拥有了自由、灵活的句式,能伸能缩,能收能放,句子长而不乱,如同蜿蜒的河流,河道清晰可辨,主流支流条理明畅。 鲁迅用汉语直译西语,比德国译家路德、荷尔德林用德语直译另一种西语要困难得多。翻译可以测量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距离。“通过翻译,远远比通过两部文字作品间表面的、难以界定的类似性,更能深入、透彻、清晰地揭示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9〕。有些语言之间距离近,亲和性强,对抗性弱;有些语言之间距离远,亲和性弱,对抗性强。鲁迅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路德、荷尔德林在同一语系的两种语言之间实行直译,成功地译出了优美的德语。鲁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汉语与西语距离最远,亲和性最弱,对抗性最强,要在汉语与西语之间实行逐字逐句的直译,阻力重重: 从译本看来,卢那察尔斯基的论说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两种语言在“直译”中紧张对峙,尖锐冲突。但鲁迅仍不想让外语迁就汉语,来换取冲突的和解,而是坚持让汉语尽最大的可能去适应外语复杂的句式,复杂的文法。明知很困难,明知阻力很大,还是要把“直译”贯彻到底,这便是“硬译”。鲁迅在“硬译”中显示出大胆的试验精神,不去试验,就无法知道一种语言适应另一种语言的“最大可能性”,就无法了解一种语言变形的“最高极限”。话说到这里,鲁迅“硬译”的深层内涵和意义也就敞开了。“硬译”是探索汉语适应外语的最大可能性,是求取汉语处理复杂事物、应对复杂文法能力的最大值,是试验汉语变形的最高极限,是直译的一种艰难的展开方式。“硬译”真切地展示了汉语与西语相隔遥遥的距离,同时也展示了鲁迅试图跨越这种距离的努力和艰辛。梁实秋在《论鲁迅的“硬译”》中举了鲁迅译的一个例句: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半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的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大的教训。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汉语母体被撕裂的重创和剧痛,可以听到新生婴儿的号哭,可以看到新生婴儿沾着不洁净的血污,以及松弛的皮肤,轮廓还不够清晰的眉眼。“翻译注定要成为其自身语言成长的一部分,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注入语言的更新成分。翻译远远不是要成为两种无生命语言的无生命的综合体,而是与所有文学形式有关的东西,密切注视着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和其自身语言降生的剧痛”〔10〕。鲁迅在苦苦地试验着汉语的张力和汉语变形的最高极限。上面所引的句子的确是过了“极限”了,但也只有大胆试验之后才知道。梁实秋说:“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11〕就译文论译文,梁实秋的批评自然有他的道理。不过,从汉语改造和现代汉语建设的需要来看,鲁迅的“硬译”和他的追求未可厚非。胆子太小,生怕碰到“极限”,生怕越界,就无法打开一种语言变化的全部通道,无法抵达一种语言变化的“最大可能性”。宁可胆子放大,最后让语言潜在的“规律”来调节,来修正。“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日语的很多语汇和句法,也是在翻译中硬造出来的,最初也叫人看不习惯,后来慢慢地融入日语的语言肌理中,不会再给人以“异质”感。“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让他剩落在过去里”。先尽量输入新的语汇,新的文法,合适的就传下去,确实与汉语大不相合的表达方式,就让它自行淘汰。鲁迅并不固执,他了解语言有自身运行的潜在规律,不是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一个民族不可能超越已经深深扎根于语言之中的内在规约。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最发达的教化也起不了作用。一种原初的语言,甚至可以控制以后的岁月从外部添加进来的东西,并按照自身的规律予以改造”〔12〕。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也说了这方面的意思:“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创造,无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话文’里面,违反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够存在。”〔13〕也有一些字眼和句法造出来了,在一定的时间里接受语言潜在规律的检阅和考验,不完全合适的,经过修正后就保留下来了。在佛经的翻译中,这种例子就有不少: (1)梵语Kalpa,原来音译为“劫波”,后来去掉了音节“波”,成为“劫”。“劫”是汉语中的常用词,后来的人几乎想不到这是梵语的音译。 (2)梵语mārā,原来音译为“魔罗”,后来去掉了音节“罗”,成为“魔”,也是汉语中的常用词。鲁迅早年的文章《摩罗诗力说》,用了另一音译“摩罗”。 (3)梵语Dhyāna,原来音译为“禅那”,后来去掉音节“那”,成为“禅”,也是汉语中的常用词。 这说明,先用逐字逐句的直译,给汉语留下一些语言的“粗胚”,经后人的加工,服了中国的语言“水土”,就可以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梁实秋打上门来,主要不是因为翻译,而是另有用意。两人根本的分歧是在文艺观和社会观。梁实秋只认文艺中的“人性”,不认“阶级性”,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弃如鄙土。有人告诉鲁迅,梁先生任青岛大学图书馆主任时,把馆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清除出去,包括鲁迅翻译的几本论著。梁实秋挑鲁迅的“硬译”,总共举了三个例句,都来自两本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即《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从例句的选择就能看出他的意图。鲁迅很敏感,一下就把对方看破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反驳时,鲁迅写的文章,标题很奇特,局外人看不出其中的奥妙:《“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怎么会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绑在一块呢?这篇写得很大气的长文,谈“文学的阶级性”的文字比重远远超过谈“硬译”。梁实秋读了鲁迅的反驳文,心里的秘密被说破了,惶惶然,又不想认账,写了《答鲁迅先生》自我辩解:好一个“鲁迅”,“我”梁实秋并没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只是批评一下“你”的“硬译”,“你”怎么三下两下就跳到“文学的阶级性”上,来攻打“我”呢?〔14〕梁实秋原本是想从斜里刺上一刀,鲁迅不吃这一套,偏要跳到“正面”去狙击。梁实秋还是嫩了一点,这回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因为鲁、梁的冲突主要不在翻译观,在“翻译”这个论题下探究两人的争论,意义不是很大。所以,我不想在这里过多评说,只对相关的背景作一点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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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兵马俑不但给中国历史增添了光彩,还为世界艺术史补充了辉煌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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