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化表

交通方面 文化生活 社会习俗 思想观念

列举变化表现 意义作用

回答者追加 20分！！！！
简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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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Answer 2

一、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讨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涉及社会转型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社会转
型，是指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向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工业社会的
演化，伴随着这一转变的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新旧结构的更替过程；有的
学者认为，从社会学的研究角度来看，社会转型是整体的转型，包括社会政治结构、经
济结构和文化的变迁；有的学者认为，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社会转型就是社会形
态的更迭；有的学者认为，从广义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转型就是文化转型，文化转
型具有高于政治、经济结构转型的超前性和独立性。尽管学者们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
但都承认社会转型具有整体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学者们大都突破了西方学者的“冲击—回应”模式，认
为，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是复杂而深刻的，仅仅用这个模式来概括，失之偏颇。同时，
对于在学术界一直占主流地位的“两个过程”论，学者们也提出了疑义。这是因为，近
代中国的转型，并非仅仅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冲击的结果，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内部
因素自然演化的结果。同理，用“两个过程”来概括整个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也是不
全面的，因为转型是一个社会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整体与局部、急剧与缓慢
的种种变化，所以，“两个过程”只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侧面，一个重要部分，
并不是它的全部。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有三种意义上的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形成
了一种复合型的转型，即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沦为受制于西方列强的
半殖民地，由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渐开
始了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有的学者以“外发次生型”来概括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特
征，认为这种转型不可能是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出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固有
文明对其既抗拒又吸纳所形成的复杂图景。有的学者指出，社会转型理论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从更广阔的范围来把握中国近代历史的思维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中国社会变化表
现为多层面的运动过程，各种内外、新旧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又使各个层面的发展不是
同一趋势，而是呈现出多层面的立体交错运动的态势。具体来说，即中央政府权威削弱
，传统政治体系的衰败化趋势；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国家地位的边缘化趋势；传统
政治体系向近代政治体系演化的民主化趋势；社会经济演变的市场化趋势；国家与社会
结合的一元结构分解并呈现二元化的发展趋势。关于中国近代转型的动力与阻力、中国
近代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以及重要历史人物在这一转型时期的作用，学者们都分别做了
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二、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
在讨论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文化转型是一个重点。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文化转
型，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如果说历史的多数时期都发生
着文化的局部性量变，那么，文化转型期则指文化发生全局性质变的阶段。其主要文化
特征是：在制度文化层面，彼此隔绝的静态乡村式社会，转化为开放的、被各种资讯手
段紧密联系起来的动态城市式社会，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变为异质的多样性社会，礼俗社
会变为法理社会，人际关系由身份变为契约，“宗法—专制”政体为“民主—法制”政
体所取代。作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转型的精神先导和思想反映的观念文化，也在这一
过程发生着深刻的变异，诸如神本转向人本、信仰转向理性、宗教转向科学、教育从少
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变为为大众所享有。有的学者认为，文化转型时期有两大特征：一是
在一定的时期内，文化的发展陷入危机，发生裂变，由纵向的传统承传走向横向的文化
开拓，主流文化遭到质疑、背叛，异己文化得到认同，文化走向解构、沟通、重构；二
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文化的发展由一元独霸或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存。有的学者认为，
文化转型的模式主要有两种，即“内发自生型”和“外发次生型”。所谓“内发自生型
”，即从其文化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如15世纪西欧文化的转型；所谓“外发次生型
”，即整体发展滞后于西欧，文化转型是在西欧近代文明强有力的影响下发生的，如欧
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外发次生型”的文化转型中，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
欧洲殖民者入侵之际，土著人仍处于十分落后的发展阶段，如北美洲和澳洲，在欧洲文
明进入前夕，当地尚处于新石器时代，欧洲近代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及其人
口，较为便利地全盘迁徙而来，一跃而成当地的主流文化，因此，北美洲（美国和加拿
大）与澳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文化转型基本上是西欧模式的整体移植，也可以说
是“全盘欧化”。一种是当地早已形成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如
印度、中国、伊斯兰教世界、越南、朝鲜、日本等，当欧洲人及其文明进入之际，这些
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地拥有与外来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因此，这些国家
和地区的文化转型，并不是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出本土文明对欧洲文明的强劲
影响既抗拒又吸纳的错综图景。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人们一般是以19世纪中叶爆发的鸦片战争，也即西方资本主
义打破中华帝国闭锁的国门为其开端的。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从中国历史的纵深加以考
察，便会发现，自明代中叶（16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及文化已隐然呈现走出中世纪的
某些征兆。就文化转型而言，近代中国有几个重要阶段值得注意：一为明清之际（17世
纪），早期启蒙思潮兴起，继之隐遁，如地火潜行；二为清道光、咸丰年间（19世纪30
～60年代），内忧外患的刺激，使得经世实学和今文经学勃发，构成传统文化走向近代
新学的桥梁；三为清同治及光绪前中期（19世纪60～90年代），随着“洋务新政”的拓
展，西学输入渐成规模，新教育雏形初现，早期改良思潮由孕育而兴盛；四为清末至五
四时期，发端于甲午战败激起的国人觉醒，又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
动，近世新学形成、发展并渐成主潮，新知识分子取代士大夫走上历史舞台；五为20世
纪70年代末至今，改革开放大潮使现代化进程赢得加速度，并与世界接轨，观念文化逐
步寻觅到现代性进步和民族性发扬相统一的路径。
转型时期社会与文化思潮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和重点。一方面，文化保守
主义、“体用”文化观、现代化与中国化的研究仍在继续；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的不断
深入，人们突破了将文化保守主义、“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作为近代中国文化转
型的主要模式，提出了“综合创新”论。“综合创新”论主要有三方面内容：第一，中
国文化在历史上先后经历了先秦至两汉、隋唐至宋明、明末清初至今三次大的“综合”
，现存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已是中外文化的“综合体”，可见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不断
“综合”、不断“创新”的过程，“综合创新”论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同时又
符合欧洲文化的发展方向。第二，“综合创新”论超越了近百年以来的“体用”文化观
，不论是“中体西用”的国粹思潮还是“西体中用”的“西化”思潮，都脱离了中国的
现状和历史，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因为若要保持中国封建专制这个“体”，就
不可能发展西方科学技术之“用”；同样，若要完全模仿西方资本主义为“体”，中国
文化则成为“奴才”文化，中国文化之“用”则无从依附。因此，建设中国未来的新文
化必然是：综合创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中外互补，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第三，
“综合创新”论顺应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潮流，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因为人类文化的“综合”已突破了历史上“地域”的局限，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综
合”，而且是世界范围的“综合”；同时也突破了历史上“领域”的局限，不仅是文化
的某个领域之内，而且是经济、政治、文学、艺术、技术等全方位的“综合”。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特征，有的学者认为，激变性和复杂性是中国文化转型的
典型特征。首先，这种转型是在西方文化强行侵入、中国文化自身进程被打断的情形下
发生的，正如人体器官移植必将引起排异反应一样，西方现代文化的楔入，给中国传统
文化造成激荡之深切是空前的。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跃进，
还要处理文化的民族性的保持与变异这一对矛盾。其次，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激变性与
复杂性，还表现在任务的交叉与多重上。这是因为，中国人经历的这一转型过程，较之
西方人，存在一个“时间差”，以至西方人用数百年时间解决的问题，如工业化、民主
化、市场化等，一起积压到一个世纪，要求中国人一并解决，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转型
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三、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正处在一个世纪之交的社会大转型时期。首先，从社会的角度
，即社会有机体系统的经济形态、各个层次的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的系统配套的变革与
转换来看，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在社会的生产和生产力层次上，集中地表现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
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型，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
社会全面进步的一个关键，也是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完成“既要着重推进传统产
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现代
工业国的一条根本途径。
2.在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形态、经济体制层次上，集中地表现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实质上是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只有实现
由自然半自然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才能全面改造传统的小生产，建立和发展现代化的大生产，根本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
所出现的新旧矛盾和问题，实现从封闭型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现代社会的转型。
3.在上层建筑层次上，集中地表现在由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
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特别是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既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型
奠定了经济基础，又对这种转型提出了越来越强烈的客观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
上的转型最终决定着我国社会全面转型的成败。
4.在思想文化的层次上，集中表现在由反映自然半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精神
文化向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精神文化转型。首先是关于精神文化的生产方式及
其管理体制的转变。如何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
化的生产与管理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也就必然要求精神文化的生产与管理方
式发生转型。其次是作为观念形态的精神文化转型。这种转型有两个方面：一是反映社
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工商业文化、信息文化取代农业文化，即现代科学技术代替传
统的经验积累；二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要求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道
德与法制观念，开始取代被曲解和教条化的、过时的社会主义观念以及传统的政治伦理
文化观念。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而且要对资产
阶级所创造的现代类型的观念文化进行批判地吸收。
其次，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的现代化，或者说是由传统半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
型。这包括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伴随社会的生产方式，即
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转变而发生的全面变化。这是人的素质的重塑，包括提高人的
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两个方面。
关于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有的学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高度的复杂艰巨性和长期性。既要面对已经成为历史但又有根深蒂固影响的传统
社会的一切遗留物，又要面对国际上“一球两制”格局中以及国内作为社会主义必要补
充的资本主义因素，特别是在“一国两制”格局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观念文化的现实
挑战，这些都大大增加了社会转型的复杂艰巨性和长期性。
2.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现代社会转型同古代社会转型相比，是一个自觉的社会
转型类型。但是，在现代类型的社会转型中，社会主义的后发型社会转型，相对于原发
型社会转型，又是一个具有更加突出的高度自觉性与计划性的类型。中国社会转型的各
个层面及其每一个步骤，都是由中国共产党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各民主党派的意见
和智慧，进行集体的理性设计，并且有领导与有计划、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实施
的。
3.高度的系统整体性和配套性。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转型是通过改革和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推动的，这是社会有机系统各层面全面系统配套的变动过程。
4.全方位的大开放性和赶超跳跃性。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开放步伐的加速，
利用我国社会转型与世界性转型的关联，以开放、开明、开拓的心态，充分吸取与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推进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实
现，走跳跃式赶超之路。
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研究，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将是学术界探讨和争论
的焦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会出现更多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