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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少数人发表文章,对我国古典四大名著提出疑义,认为它们不是精华而是糟粕。
在一些较有影响的网站上,90%以上的读者抨击质疑以上看法,有的学者也站出来反驳。
这里,本报特邀请著名作家王蒙和李国文,文献学家、南开大学前图书馆馆长来新夏,明清小说史专家、南开大学教授陈洪来谈谈这个问题。
特邀嘉宾:
明清小说史专家、南开大学教授 陈洪
文献学家、南开大学前图书馆馆长 来新夏
著名作家 李国文
著名作家 王蒙
不能持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态度
记者:有一种观点说,随着今天社会文化的高度进步,应该用现代的眼光和意识来重新评价经典古籍。从这个基点出发,您认为应该怎样评价四大名著?
王蒙 是伟大精华果实,但也含有糟粕。而且不仅中国的四大名著,外国的一些名著也一样。
李国文:记得英国人有一种说法,他们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这种引以为傲的心情,是一种民族的自尊,也是一种对于本民族这份丰厚文化遗产的自豪。我对于老祖宗留下来用白话文写成的四大名著,还包括不在其列的《金瓶梅》、《儒林外史》、《三言》、《二拍》等不朽作品,从来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能与今天联系起来的主脉。“五四”以后,文言文终结而出现的白话文,追本溯源,是延续着这条主脉发扬光大的。
来新夏:我认为对经典名著的看法,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对这一问题不能持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态度。
历史上对四大名著的论争
记者:听说历史上就有贬低四大名著的,请介绍一下当时争论的情况。
王蒙 不仅有贬低的,而且有禁止的,四大名著都曾是禁书。就在《红楼梦》上,薛宝钗也给林黛玉讲过不可读《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的杂书的道理。
陈洪:细考究其过程,四本书得享大名,一半是“捧”出来的,一半是骂出来的,《水浒》、《红楼》尤甚。
明中叶田汝成是“骂派”的早期代表,其《西湖游览志余》讲:“(罗贯中)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这种观点在其后的百余年间流传很广,在《续文献通考》、《东西两晋演义序》等不少著述中一遍遍地重复着。清乾隆十八年、十九年连续下旨查禁《水浒传》,称:“《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三国演义》也曾遭出自名家的严厉批判。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人们对小说空前重视起来,甚至把救亡图强的希望寄托到小说身上。于是有了对旧小说空前高的评价,如称“《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倡民主、民权”云云。但同时也有了完全相反的论调,把民孱国弱的责任归结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身上,而其调门最高的是梁启超的小说“有毒”论。
“通俗文学”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记者:在封建社会,小说作为俗文学的一种,是不能登上诗词歌赋大雅之堂的。然而今天的小说,已经成为称雄文坛的第一体裁,“通俗文学”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好?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王蒙 恰恰因为它们不仅是某种思想某种意识形态的载体,而且是对于生活、对于人、对于情感的生动描绘。当然也有只要载体的三流文人,只知道是载体的二流批评家。其实我也早写过《三国演义与前现代》的批评文字,但我并不因为《三国演义》的英雄观与当代的观点大相径庭而抹杀这部小说。不准谈糟粕,有点傻。发现了一点糟粕就否定,有点浑折腾。
陈洪:小说在文学四体中后来居上,原因很多,不只是雅俗孰胜孰败的问题。比起雅俗因素,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西学东渐,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和文艺批评的标准;另一个原因是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使人们感受生活的方式和对于文学活动的心理需求发生了变化,古典诗文之类的创作方式和审美趣味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便自然被挤到了边缘的位置。
古代的小说不能简单地称之为“通俗文学”,如《红楼梦》其实是雅俗文学结合部的作品,其内涵更多的是雅文学的结晶。今天的小说就更不能笼统称为通俗文学了。至于四部(其实更多)古典小说被经典化,与俗文学、雅文学的消长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扬弃中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记者:当前为什么会有人质疑四大名著?
王蒙 首先是为了炒作吧,也迎合那种走火入魔的民族虚无主义。但这丝毫无损于四大名著。读者对各种议论也应该逐渐善于应对。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现象,我们的读者肯定会变得更成熟,更善于选择。
李国文:我想,作为读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质疑,未为不可。但无端的否定一切,这就是唐人杜甫那首诗所指:“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所批判的对象了。老实说,古典名著都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在深厚的文学积累上,精心创作出来的不朽之作,数百年来的显赫存在,直到今天仍长盛不衰的事实,也不是随便几个人菲薄几句,就能轻易否定掉的。其实,有这份刨祖坟的勇气和力气,还不如下工夫写出超过老祖宗的作品,才是正经。
来新夏:我认为当前出现质疑四大名著的原因,主要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和所谓“全球化”思潮在作怪,也就是否定历史文化存在的必要。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上世纪30年代曾有人提出过“西洋文化就是世界文化”,要求“全盘西化”。这是要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的错误想法。近年来似乎有那么一些人以“全球化”的牌子,在否认和排斥民族意识,我不赞成这种做法。
陈洪:我们反对用一些过分的话语来炒作严肃的话题,并不意味着反对重新阐释经典古籍,相反,站在新的高度剖析文化遗产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建设新文化之必须。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扬弃中传承、发展的。承载文化精神的文本,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被不断诠释、不断批判。而这种诠释与批判,往往激活了经典文本的深层蕴含,使其具有了新的认识和审美价值。重要的是应该做好引导工作。(
在一些较有影响的网站上,90%以上的读者抨击质疑以上看法,有的学者也站出来反驳。
这里,本报特邀请著名作家王蒙和李国文,文献学家、南开大学前图书馆馆长来新夏,明清小说史专家、南开大学教授陈洪来谈谈这个问题。
特邀嘉宾:
明清小说史专家、南开大学教授 陈洪
文献学家、南开大学前图书馆馆长 来新夏
著名作家 李国文
著名作家 王蒙
不能持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态度
记者:有一种观点说,随着今天社会文化的高度进步,应该用现代的眼光和意识来重新评价经典古籍。从这个基点出发,您认为应该怎样评价四大名著?
王蒙 是伟大精华果实,但也含有糟粕。而且不仅中国的四大名著,外国的一些名著也一样。
李国文:记得英国人有一种说法,他们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这种引以为傲的心情,是一种民族的自尊,也是一种对于本民族这份丰厚文化遗产的自豪。我对于老祖宗留下来用白话文写成的四大名著,还包括不在其列的《金瓶梅》、《儒林外史》、《三言》、《二拍》等不朽作品,从来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能与今天联系起来的主脉。“五四”以后,文言文终结而出现的白话文,追本溯源,是延续着这条主脉发扬光大的。
来新夏:我认为对经典名著的看法,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对这一问题不能持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态度。
历史上对四大名著的论争
记者:听说历史上就有贬低四大名著的,请介绍一下当时争论的情况。
王蒙 不仅有贬低的,而且有禁止的,四大名著都曾是禁书。就在《红楼梦》上,薛宝钗也给林黛玉讲过不可读《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的杂书的道理。
陈洪:细考究其过程,四本书得享大名,一半是“捧”出来的,一半是骂出来的,《水浒》、《红楼》尤甚。
明中叶田汝成是“骂派”的早期代表,其《西湖游览志余》讲:“(罗贯中)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这种观点在其后的百余年间流传很广,在《续文献通考》、《东西两晋演义序》等不少著述中一遍遍地重复着。清乾隆十八年、十九年连续下旨查禁《水浒传》,称:“《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三国演义》也曾遭出自名家的严厉批判。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人们对小说空前重视起来,甚至把救亡图强的希望寄托到小说身上。于是有了对旧小说空前高的评价,如称“《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倡民主、民权”云云。但同时也有了完全相反的论调,把民孱国弱的责任归结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身上,而其调门最高的是梁启超的小说“有毒”论。
“通俗文学”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记者:在封建社会,小说作为俗文学的一种,是不能登上诗词歌赋大雅之堂的。然而今天的小说,已经成为称雄文坛的第一体裁,“通俗文学”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好?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王蒙 恰恰因为它们不仅是某种思想某种意识形态的载体,而且是对于生活、对于人、对于情感的生动描绘。当然也有只要载体的三流文人,只知道是载体的二流批评家。其实我也早写过《三国演义与前现代》的批评文字,但我并不因为《三国演义》的英雄观与当代的观点大相径庭而抹杀这部小说。不准谈糟粕,有点傻。发现了一点糟粕就否定,有点浑折腾。
陈洪:小说在文学四体中后来居上,原因很多,不只是雅俗孰胜孰败的问题。比起雅俗因素,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西学东渐,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和文艺批评的标准;另一个原因是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使人们感受生活的方式和对于文学活动的心理需求发生了变化,古典诗文之类的创作方式和审美趣味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便自然被挤到了边缘的位置。
古代的小说不能简单地称之为“通俗文学”,如《红楼梦》其实是雅俗文学结合部的作品,其内涵更多的是雅文学的结晶。今天的小说就更不能笼统称为通俗文学了。至于四部(其实更多)古典小说被经典化,与俗文学、雅文学的消长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扬弃中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记者:当前为什么会有人质疑四大名著?
王蒙 首先是为了炒作吧,也迎合那种走火入魔的民族虚无主义。但这丝毫无损于四大名著。读者对各种议论也应该逐渐善于应对。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现象,我们的读者肯定会变得更成熟,更善于选择。
李国文:我想,作为读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质疑,未为不可。但无端的否定一切,这就是唐人杜甫那首诗所指:“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所批判的对象了。老实说,古典名著都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在深厚的文学积累上,精心创作出来的不朽之作,数百年来的显赫存在,直到今天仍长盛不衰的事实,也不是随便几个人菲薄几句,就能轻易否定掉的。其实,有这份刨祖坟的勇气和力气,还不如下工夫写出超过老祖宗的作品,才是正经。
来新夏:我认为当前出现质疑四大名著的原因,主要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和所谓“全球化”思潮在作怪,也就是否定历史文化存在的必要。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上世纪30年代曾有人提出过“西洋文化就是世界文化”,要求“全盘西化”。这是要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的错误想法。近年来似乎有那么一些人以“全球化”的牌子,在否认和排斥民族意识,我不赞成这种做法。
陈洪:我们反对用一些过分的话语来炒作严肃的话题,并不意味着反对重新阐释经典古籍,相反,站在新的高度剖析文化遗产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建设新文化之必须。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扬弃中传承、发展的。承载文化精神的文本,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被不断诠释、不断批判。而这种诠释与批判,往往激活了经典文本的深层蕴含,使其具有了新的认识和审美价值。重要的是应该做好引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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