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哪些？

Answer 1

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人际关系因素和人格因素。

1、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是影响情感维度，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重要因素。当大学生被人误解或错怪、受人歧视冷遇、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当众丢面子及被家庭施加压力时，大学生的积极情感减少、消极情感增加。尤其在积极情感中，人际关系对积极情感的影响比其它因素都要重要。

2、人格因素

人格是成人独特的性格反应倾向，既表现生物的特质，又有后天习得的成分。情绪内外向对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产生影响，大学生性格外向，喜好交际，向往富于变化或有挑战的生活，他们更易体验幸福的感觉，产生积极情感。

与之相反，内向的大学生不喜欢刺激，向往平静、有秩序的生活，富于内省，他们对幸福的体验较少，产生的积极情感也比较少。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

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代大学生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无论是物质的满足还是父母的关爱，他们都应该是很幸福的。然而，大学生的幸福感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高。

国内许多研究者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进行了调查与研究，例如，谢敏芳、李黎以绍兴地区大学生为被试，其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略高于中等水平。

郑雪、严标宾以广州地区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较高，但也只是略高于中等水平；从整体上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并不是很强烈、很明显。

Answer 2

主观因素：人格，自尊，归因倾向，自我价值观
客观因素：社会关系，经济状况，生活事件

Answer 3

1、遗传因素
气质和人格对SWB都有很强的相关性。气质常定义为：人早期生活中出现的行为或情绪感应的生物倾向性，是生理尤其是神经结构和机能决定的心理活动的动力属性。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基因成分，如：出生婴儿表现出典型情绪反应并在程度上长期保持，与之相对，人格常定义为成人独特的性格发应倾向，既有生物也有习得的成分[4]。
气质差异使不同人倾向于体验不同水平的SWB，最有力的证据是遗传率的行为－基因研究。明尼苏达大学Tellegen等人（1988）著名的双生子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生子，其SWB水平的接近程度，比在同一个家庭中抚养长大的异卵双生子要高得多；还发现：40％积极情感变化、55％消极情感变化及48％生活满意感变化是由基因引起得；而共同的家庭生活环境只能解释22％积极情感变化、2％消极情感变化及13％生活满意感变化[5]。Braungan等人运用收养和双生子研究方法，发现1岁左右婴儿积极情感具有遗传特性[4]。
客观情景对SWB的影响有限，而基因对SWB的影响显著，使得一些研究者相信幸福是一种特质：人具有快乐的素质。此观点遭到Veenhoven（1994）的批评，他认为，尽管证据表明SWB水平的确随某种情景变化而波动，但幸福本身并非某种特质，SWB随时而改变，幸运和噩运都对SWB有影响，影响SWB平衡水平的是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因而SWB既有类似特质的又有类似情景的特性[6]。
基因对SWB的影响不是间接的，即：基因因素影响人的行为，增加经历某种生活事件的可能性，在某种情景下，使某类独特行为更可能发生，从而影响SWB。
2、人格因素
人格因素如果说不是SWB最好的预测指标，至少也是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7]。近年来各国许多理论和实验的工作都集中于研究SWB与外倾和神经质之间的相关关系。Lucas和Fujita (2000)研究发现外倾与愉快的相关为0.38。而且,当运用复合的、种类不同的测量方法来研究外倾和愉快之间的关系时,相关经常达到0.80。Fujita (1991)在用结构方程建模评估神经质和消极情感之间相关的强度时,也得到了类似的高相关[8]。由于这些研究结果的一致性,许多研究者认为外倾和神经质提供了人格和SWB之间的主要的联系。
然而,正如De Nve和Cooper(1998)所指出的,单独地集中于外倾和神经质可能会过于简单地陈述人格和SWB之间复杂的联系模式。一些宽泛的维度和范围相对较窄的特质均显示了与SWB有一致的相关。例如, De Nve和Cooper指出大五的宜人性和尽责性与SWB的相关大约为0.20，一些范围相对较窄的特质,如抑制性防御、信任、控制源、控制欲和能吃苦等都显示出与SWB有中等的相关。很显然,这些特质和其它特质(自尊和倾向性的乐观)与SWB有关系(Lucasetal.,1996)。但不清楚的是,如果控制了与特质(如外倾和神经质)共有的变异,从这些范围相对较窄的特质能否较准确地预测SWB[9]。
人格的另外的非特质的特征也有可能与SWB有关系。Emmons(1986)指出个体目标的各种特征(如重要目标的存在、向此目标的接近和不同目标之间的冲突),对情感的和认知的幸福感都有重要的含义。其他研究者,如Cantor,Higgins,Sheldon等认为个体向目标接近的方式影响SWB。而且,研究者(如Donahue等,1993; Sheldon等,1997)认为个体对自己的人格有一致的感觉,根据这一人格采取的行动与SWB有正相关[8]。
自尊与SWB相关，这一结论在西方社会可重复证实，但不具有普遍性。自尊－SWB跨文化调查发现：集体主义文化中，二者相关系数很低。Kwan等人（1997）发现：在美国，自尊感和生活满意感有很强的相关性；在香港，人机和谐也是生活满意的预测指标。在集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的社会文化中，高自尊感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幸福感[10]。
乐观与SWB。气质性乐观理论认为个人对未来的看法影响其环境，从而影响SWB。根据这一理论，乐观体现个人期望生活中出现好结果的总体倾向。若一个人期望好的结果，他（她）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若老想着失败，那么他（她）将偏离自己设置的目标，这一行为方式导致乐观比悲观者更易达到目标获得成功。
过分乐观的研究表明许多积极情感和积极的认知常同时产生，很难确定是认知产生情感还是正相反。许多人都有正性错觉（positive illusions），包括不真实的正性自我觉知、对未来过分乐观、高估对未来的控制力等。这些错觉不仅产生幸福感，也产生如关心他人、从事创造性工作的能力等正性品质；正性错觉与压力环境下正确调整相关；具有自发正性认知倾向性的人易于自我欺骗，这反过来又增加其幸福感；其消极生活事件与抑郁相关很低[6]。
3、环境因素
（1）社会环境对SWB的影响：根据人们体验幸福感的信息来源不同，可将社会文化分为个人取向文化和集体取向文化。生活满意度和情感平衡之间的相关在前者中比后者明显。在个人取向的文化中(如欧美国家)，个人较注重自身的主观体验，倾向于区分自己与他人，直接表达个人态度和内心感受的行为受到鼓励，和自我相关的情感如自尊，与SWB关系尤其紧密。而在集体取向的文化中(如中国的传统文化)，个体必须和外界社会规则保持一致，个人的主要目的不是区分自己与他人，而是与他人保持和谐一致，个人理想往往是所属群体的理想，个人的感觉、情绪、思想不被看作行为的决定因素、因而在集体取向的文化中，有关自我的情感取向对决定生活满意度显得不那么重要。
（2）工作学习对SWB的影响：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工作学习对SWB的影响不同。Katja等对芬兰中学生的调查发现，在学校获得的满足和愉快是影响中学生SWB的重要因素之一。反之，在学校中的挫折失意是引起中学生，尤其是女中学生，不幸福感觉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青年人，工作学习的负荷量和从工作学习中获得的满意情绪，都与SWB呈现出正性相关。中年人在工作学习上的负荷量依然与SWB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从工作学习中获得的满意情绪不再是影响SWB的重要因素。对于临近退休年龄或已经退休的老人来说，工作和学习不再对SWB产生重要影响。
（3）家庭环境对SWB的影响：从对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他们的满意感或不幸福的感觉与他们所体会到的家庭气氛相关。家庭的稳定、成员间的相互关怀、没有明显的家庭矛盾是青少年总体满意度的预期因素。而青少年体会到的家庭结构松散、父母关系欠佳和严重的家庭矛盾，都是他们产生不幸福感觉的预期因素。
4、健康因素
Wilson认为健康与SWB具有较强的相关,但是这种相关仅仅表现在被试自我报告健康测试时(如George和Landerman)[11]。如果通过医生进行客观的健康评估,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这种相关。自我评估健康会受到消极的情绪和真实的健康状况影响,生活满意度可以通过主观解释自身的健康进行预测,健康不但受到消极情感和真实的健康状况的影响,而且对健康的认知也受到人格的影响。自我评估健康尺度不仅反映一个人真实的身体健康状况,而且也反映了一个人的情绪适应水平,因此,健康的主观感知比真实的健康评估对SWB的影响更重大。总之,健康对SWB的影响依赖于个体对所处环境的感知,当处于一种无能为力、压抑的境况时,将会对SWB产生消极影响。当健康状况妨碍一个人目标的实现,它将对SWB产生消极影响,但通过改变目标,心理可能会适应新的标准。但是,某些健康条件非常重要,它可能妨碍一些远大目标的实现,因此,不可避免的影响了SWB水平。
5、性别因素
Haring,Stock和Okun提出男性的幸福感比女性稍高一点,但这种差异值非常小(r= .04)[12]。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大多数国家中,女性比男性的消极情绪体验更多,但关于对SWB的影响,男女的主要差异还没有被发现。在整个幸福感上,男性和女性接近平等。表面上看,这个发现与事实不符,因为对一般人来说,他们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易消沉,消极情感在女性中的体现更高。有一种解释认为:通常女性比男性的强烈情绪体验更多。W.Woodetal发现女性报告具有更高的积极情感和SWB水平[13]。Leeseccombe和Shehan也同样发现女性比男性更愿意承认自己幸福,女性积极情感看来可以与消极情感相平衡,从而在整个SWB水平上,男女近乎相等。Fujitaetal认为,如果女性在遇到不好或难以控制的事件时,这种行为可能导致他们难以抵制消极影响,但是如果他们的生活美好,那么女性比男性更能体会到强烈的幸福[14]。虽然,非常幸运和非常不幸的个人是极少的,但是女性可能是两个组群中的典型代表。女性为什么比男性具有更多的极端情绪？Nolen-Hoeksmg和Rusting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来自社会角色限制,传统女性角色承担更多的是家庭照料此类的角色,这使得女性的情感比男性更敏感,因此,女性可能更愿意体验和表达情感。
6、文化因素
个体对自己的幸福感做出判断时,无法避免地会带上文化的烙印,而且不同的文化对其判断的影响是不同的。一些心理学家依据个体信息的内部来源和外部来源将文化划分为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前者趋向于注意自己内部的主观体验而忽略情景中的相关因素和规范因素,而后者更强调与他人的需要和期望的一致性,以及外部规范的社会一致性。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体内部情感和真实性经常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个体高度地看重自我的成分,在他们的身上,可以发现内部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的思想和情感只有参照别人的思想和情感才能获得充分的意义，自我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文化中的个人对文化准则的知觉和生活满意度之间有更强的联系。在个体主义文化中,自我的私有成分和内部成分决定一个人的个性,个体的满意度是以情绪体验为基础的,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人的个性受其与别人的关系的影响,因此,生活满意度和情感平衡之间的相关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比集体主义文化中更明显[15]。但某些基本生理需要如饥渴,具有跨文化一致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中都是SWB的指标，基本生理需要满足以后,闲暇活动就成为影响SWB的重要因素,就可能出现个体差异和跨文化不一致。
7、工作因素
工作与SWB具有一定的相关，是因为它可能提供使人们发现快乐的最佳刺激和积极的社会联系,以及一种合理的社会认同和意义。在最近十年,女性由于他们的社会角色改变,以及获得的职业范围扩大,使得他们在生活满意度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体验较强。满意的工作特点受到广泛的研究,如个人-集体适应性常常与工作满意度相关,本身的回报和社会利益也是生活满意度的重要预测指标,工作时间的长短与SWB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它依据工作的复杂性、额外时间是否出自自愿、以及工作-家庭冲突等中间因素。在一般的SWB中,工作热情被划分为工作时的心情状态和工作满意等元素(George,Brief [16])。
失业的人具有很低的生活满意度和较高的自杀趋向,Clark提出失业是降低SWB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幸人群的比例不是单纯的只来自失业的群体[17]。
8、经济因素
很多研究发现，收入与SWB呈正相关。其原因在于较高的收入会带来更多的物质享受，更高的权利和地位，伴有更高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因而幸福感较高。经济收入高的老年人生活满意程度高于低收入者[18]。当然，也有研究表明：收入与幸福感无关。例如，1946年—1978年间，美国的人均收入增加很多，但平均的快乐水平没有增加。这表明收入的影响是相对的，它依赖于社会比较，分配偏差和相对的剥夺感是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此外，收入增加也可能意味着交通拥挤、噪音、污染等导致负性情感的应激事件的增加。也有研究发现：收入仅在非常贫穷时有影响，一旦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经济的影响就很小了。
9、婚姻因素
婚姻关系是维系心理健康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婚姻质量不良，家庭和睦必然对个体产生不良影响[19]。Dieneretal发现,根据积极情感反应,婚姻给男性带来的利益比女性多,已婚的男女在生活满意度上存有差异[20]。Horwifz,White和Howell-White发现,不同的性别对于离婚和分居反应的侧重点不同,女性更容易表达消极的情绪,而男性更喜好滥用酒精自我麻痹[21]。婚姻状况和SWB之间相关的直接原因存在一个问题,纵向研究表明:幸福和具有良好自我调节的人比其他人更愿意结婚,但是结论并不是非常强有力。一些调查研究者认为婚姻具有一些有益的影响,如能减缓生活的困境和得到情感和经济支持,从而婚姻能产生积极的幸福感。许惠兰的研究（1994）发现，家庭规模的大小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不大，而婚姻状况和家庭关系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22]。也有研究显示，婚姻状况对幸福者并无影响[23]。
10、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包括婚姻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等，它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社会支持作用。社会支持可以提供物质或信息上的帮助，增加人们的喜悦感、归属感，提高自尊感、自信心。当人们面临应激性的生活时间时，还可以组织或缓解应激反应，从而增加正性情感并抑制负性情感。良好的社会关系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感，而劣性的社会关系则会降低幸福感。一种社会关系是否有建设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如个人控制感。个体在此种关系中投入社会支持的作用也可能部分或全部规因于能力或社会支持有较高相关的人格变量。Krause等研究了提供支持给他人与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24]，结果表明，提供非正式帮助给他人可能提高控制感，而高控制者的抑郁症状较少。

Answer 4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