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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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
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专权,世家大族李膺等联结太学生抨击朝政。公元166年,宦官将李膺等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灵帝时,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泄。宦官于169年将李膺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囚禁、流放、处死数百人。后灵帝在宦官挟持下下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外戚、宦官交替擅权,使东汉政治更加黑暗腐朽,东汉王朝危机四伏。
面对深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统治集团内一部分官僚、士人,开始对东汉政权的前途感到担忧。另外,宦官和外戚及其爪牙控制了选官大权,选举不实,权门请托,贿赂公行,当时人称: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选官制度的混乱,严重地堵塞了太学生和各地郡国生徒入仕的出路,引起强烈不满。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担忧,促使这些官僚、士人起而反对外戚、宦官擅权,要求革新政治,并对时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的人物进行赞扬,逐渐形成了所谓 清议 ,即社会舆论。
官僚、士人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大体上可以分为顺帝以前和桓灵时期两个阶段。 顺帝以前,反对外戚和宦官的斗争还只是局限在少数人中间,没有形成一股势力。早在章帝统治时期,太尉郑弘就上书指出外戚窦宪 权势太盛 及其宗族、宾客 在官贪残 ;和帝时,尚书仆射乐恢也以 诸舅不宜干正王室 为由,要求皇帝、太后限制窦氏外戚的势力发展。安帝时,杜根针对邓太后临朝、邓骘辅政,上书主张 安帝年长,宜亲政事。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司空周章甚至还密谋发动宫廷政变,废邓太后,诛邓骘,终因事泄被迫自杀。 桓帝继位以后,梁氏外戚专权, 跋扈将军 梁冀胡作非为,政治更加黑暗,因而有更多的官僚、士人投身到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中来。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形成一股势力,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是分不开的:第一,外戚在同宦官争夺权势的过程中,一般都很注意笼络士人,表彰儒学。如邓骘曾荐举 明经博览,无所不穷 、号称 关西孔子 的杨震为太仆;顺帝时,梁商辅政,特地推荐名士李固为从事中郎,尽管他对李固的建议 不能用 ,在表面上还是相当尊重。这些 天下名士清议 的内容,往往能够左右士大夫在仕途上的进退。他们一般都不满于外戚、宦官专权,因而,在当时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这种清议在士大夫中间还是起到一定激浊扬清的积极作用。第二,东汉王朝建立后,为加强思想统治,提倡儒学,对太学十分重视。安帝、顺帝统治时期还不断扩大太学规模,顺帝时太学生达三万余人。
各地郡国学校也纷纷建立起来,史称 四海之内,学校如林。这些太学生们同官僚士大夫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太学也便成为清议和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中心。
在反对梁冀专权的斗争中,出现了很多敢于直言、不畏强暴的官僚士人。
如质帝死后,在围绕立帝问题上,太尉李固和杜乔面对梁冀 意气凶凶,而言辞激切 的蛮横态度,坚持主张立 年长有德 、 明德著闻 的清河王刘蒜为帝,桓帝继位后,李固、杜乔被梁冀罗织罪名,下狱处死。梁氏外戚被诛灭后,宦官集团独霸朝政。白马令李云公开露布上书,揭露宦官统治 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 的现象,被逮捕下狱。弘农郡五官椽杜众对李云的忠谏行动十分赞赏,上书表示愿意与李云同日死。李固、杜乔和李云、杜众的斗争,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同情,时人称此四人为 前后李、杜 ,名满天下。
继 前后李、杜 之后,司隶校尉李膺成为反对宦官集团斗争中的领袖人物。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令,因贪残无道畏罪躲到张让的家中。李膺亲率吏卒到张让家中将其捕获法办。此后,宦官稍有收敛,李膺声誉更高,人们以受到他的接待为荣,称为 登龙门.尽管李膺等官僚士大夫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握有实权的宦官集团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终于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开始反扑了。
当时,河内郡(河南武陟西)人张成以占卜吉凶结交宦官。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故意令其子杀人。任河南尹的李膺将其捕获后不久,政府果然大赦。李膺非常愤怒,不顾诏令,将其处死。宦官集团以此为借口,唆使张成的门徒上书,控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串连郡国学生,互相联系,结成死党,诽谤朝廷,扰乱社会风俗。早已被宦官集团控制的桓帝大怒,下诏逮捕 党人 ,因此案受牵连者多达二百余人。李膺在狱中供辞故意牵连宦官子弟,宦官害怕受到牵连,加之太尉陈蕃极力劝谏,外戚窦武也上书请求,桓帝才宣布赦免党人不再治罪,但仍将其全部罢官归家,并终身禁锢,永远不许再作官。这就是第一次 党锢之祸.桓帝死后,灵帝继位,太后父窦武以大将军身份辅政。窦武不满于宦官专权,解除党锢,起用被禁锢的党人,并与陈蕃密谋诛除宦官势力。但因事泄,窦武、陈蕃等反为宦官所害。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曹节趁机上奏搜捕党人, 党锢之祸 再起,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俱被处死,其他因陷害、牵连者六七百人,分别被流放、禁锢和处死。熹平元年(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门书写反对宦官的文字,称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宦官集团再一次大捕党人及太学生至千余人,凡与宦官有隙者,亦被牵连在内。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申冤,触犯宦官忌讳,复操纵灵帝下诏,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甚至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 党锢之祸.第二次党锢之祸持续了十几年,直到黄巾大起义,东汉政府才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宣布解除 党锢 ,赦免党人,起用他们镇压起义军。
第一次党锢之祸
起因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
发展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向桓帝进谏。桓帝不悦。刘茂不敢多说。陈蕃独自上书,以汉初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追劾湖阳公主的例子,为受罚的官员们辩解,并要求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们,虽不敢加害名臣陈蕃,但对其他人则大加报复。
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结果却被纷纷免官,成瑨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得免。 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张成为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
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辞。
当时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桓帝没有理他。
陈蕃再度上书,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劝谏,言辞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陈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职,改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并罢免了司空刘茂,改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
结束
同年十二月,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于次年(即167年)上书求情。同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为党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
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二次党锢之祸
九月辛亥政变
不久,又出现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将军有灾难。窦武等人准备动手除去宦官曹节王甫一党。
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窦武轮到休假日,出宫回家。宦官偷出他的奏折,得知了士人的计划,因而连夜歃血共盟,发动政变。宦官们与皇帝的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灵帝,格杀亲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抢夺印、玺、符、节,胁迫尚书假传诏令,劫持窦太后,追捕窦武、陈蕃等。
年过八旬的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到尚书门因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
窦武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名将、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此前率军出征,此刻刚回到京师,尚未了解局势,宦官等人假传诏令骗过了他。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他的宗亲宾客姻属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等也被诬陷而被迫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生。
议郎巴肃参与了窦武的计划,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将他禁锢而已。巴肃认为“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县官官衙就案,县官要解印与他一起逃亡,他不同意,被害。
陈蕃的友人朱震弃官痛哭,收葬了陈蕃的尸体,并将他的儿子陈逸藏到甘陵,被人告发。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说出陈逸的行踪,陈逸得以幸免。
窦武的府掾胡腾收葬了他的尸体,为他发丧,也被禁锢终生。窦武的孙子窦辅,才二岁,被胡腾收留并冒认为自己的儿子。胡腾与令史张敞一起将他藏匿在零陵,窦辅也得以幸免。 张、谢上书
张奂因“平叛”的功劳被宦官们提拔为大司农,封侯。张奂因深恨自己被曹节等欺骗,害死国家忠良,铸成大错,坚决拒绝不肯受印。并在不久后趁天象变化而上书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迎回窦太后,并推荐李膺等出任三公。灵帝认为他说得有理,但宦官们纷纷进谗言,改变了灵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张奂的责任,张奂自赴廷尉,被拘留数日,罚俸三月。最终也被罢官回家,禁锢终生。
郎官谢弼上书也为窦武、陈蕃等人鸣冤,要求迎回窦太后,却被宦官贬职杀害。
宦官等见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罢休,于是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
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
此前曾得罪宦官的张俭四处流亡,在路途上,看见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门投止”),没有不愿意冒灭门之祸而不收留他的,张俭在众人的帮助下,得以逃到塞外。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郡县也因此残破。
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党锢再起
八年之后的熹平五年(176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扩大,波及更多的无辜者。
结局
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
中平六年(189年)三月灵帝死,九月董卓掌权,废少帝立献帝,派使者吊祭陈蕃、窦武等人。事隔整整22年,东汉朝廷才算正式为陈窦等人平反。
影响
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
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专权,世家大族李膺等联结太学生抨击朝政。公元166年,宦官将李膺等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灵帝时,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泄。宦官于169年将李膺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囚禁、流放、处死数百人。后灵帝在宦官挟持下下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外戚、宦官交替擅权,使东汉政治更加黑暗腐朽,东汉王朝危机四伏。
面对深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统治集团内一部分官僚、士人,开始对东汉政权的前途感到担忧。另外,宦官和外戚及其爪牙控制了选官大权,选举不实,权门请托,贿赂公行,当时人称: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选官制度的混乱,严重地堵塞了太学生和各地郡国生徒入仕的出路,引起强烈不满。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担忧,促使这些官僚、士人起而反对外戚、宦官擅权,要求革新政治,并对时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的人物进行赞扬,逐渐形成了所谓 清议 ,即社会舆论。
官僚、士人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大体上可以分为顺帝以前和桓灵时期两个阶段。 顺帝以前,反对外戚和宦官的斗争还只是局限在少数人中间,没有形成一股势力。早在章帝统治时期,太尉郑弘就上书指出外戚窦宪 权势太盛 及其宗族、宾客 在官贪残 ;和帝时,尚书仆射乐恢也以 诸舅不宜干正王室 为由,要求皇帝、太后限制窦氏外戚的势力发展。安帝时,杜根针对邓太后临朝、邓骘辅政,上书主张 安帝年长,宜亲政事。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司空周章甚至还密谋发动宫廷政变,废邓太后,诛邓骘,终因事泄被迫自杀。 桓帝继位以后,梁氏外戚专权, 跋扈将军 梁冀胡作非为,政治更加黑暗,因而有更多的官僚、士人投身到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中来。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形成一股势力,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是分不开的:第一,外戚在同宦官争夺权势的过程中,一般都很注意笼络士人,表彰儒学。如邓骘曾荐举 明经博览,无所不穷 、号称 关西孔子 的杨震为太仆;顺帝时,梁商辅政,特地推荐名士李固为从事中郎,尽管他对李固的建议 不能用 ,在表面上还是相当尊重。这些 天下名士清议 的内容,往往能够左右士大夫在仕途上的进退。他们一般都不满于外戚、宦官专权,因而,在当时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这种清议在士大夫中间还是起到一定激浊扬清的积极作用。第二,东汉王朝建立后,为加强思想统治,提倡儒学,对太学十分重视。安帝、顺帝统治时期还不断扩大太学规模,顺帝时太学生达三万余人。
各地郡国学校也纷纷建立起来,史称 四海之内,学校如林。这些太学生们同官僚士大夫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太学也便成为清议和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中心。
在反对梁冀专权的斗争中,出现了很多敢于直言、不畏强暴的官僚士人。
如质帝死后,在围绕立帝问题上,太尉李固和杜乔面对梁冀 意气凶凶,而言辞激切 的蛮横态度,坚持主张立 年长有德 、 明德著闻 的清河王刘蒜为帝,桓帝继位后,李固、杜乔被梁冀罗织罪名,下狱处死。梁氏外戚被诛灭后,宦官集团独霸朝政。白马令李云公开露布上书,揭露宦官统治 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 的现象,被逮捕下狱。弘农郡五官椽杜众对李云的忠谏行动十分赞赏,上书表示愿意与李云同日死。李固、杜乔和李云、杜众的斗争,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同情,时人称此四人为 前后李、杜 ,名满天下。
继 前后李、杜 之后,司隶校尉李膺成为反对宦官集团斗争中的领袖人物。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令,因贪残无道畏罪躲到张让的家中。李膺亲率吏卒到张让家中将其捕获法办。此后,宦官稍有收敛,李膺声誉更高,人们以受到他的接待为荣,称为 登龙门.尽管李膺等官僚士大夫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握有实权的宦官集团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终于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开始反扑了。
当时,河内郡(河南武陟西)人张成以占卜吉凶结交宦官。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故意令其子杀人。任河南尹的李膺将其捕获后不久,政府果然大赦。李膺非常愤怒,不顾诏令,将其处死。宦官集团以此为借口,唆使张成的门徒上书,控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串连郡国学生,互相联系,结成死党,诽谤朝廷,扰乱社会风俗。早已被宦官集团控制的桓帝大怒,下诏逮捕 党人 ,因此案受牵连者多达二百余人。李膺在狱中供辞故意牵连宦官子弟,宦官害怕受到牵连,加之太尉陈蕃极力劝谏,外戚窦武也上书请求,桓帝才宣布赦免党人不再治罪,但仍将其全部罢官归家,并终身禁锢,永远不许再作官。这就是第一次 党锢之祸.桓帝死后,灵帝继位,太后父窦武以大将军身份辅政。窦武不满于宦官专权,解除党锢,起用被禁锢的党人,并与陈蕃密谋诛除宦官势力。但因事泄,窦武、陈蕃等反为宦官所害。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曹节趁机上奏搜捕党人, 党锢之祸 再起,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俱被处死,其他因陷害、牵连者六七百人,分别被流放、禁锢和处死。熹平元年(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门书写反对宦官的文字,称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宦官集团再一次大捕党人及太学生至千余人,凡与宦官有隙者,亦被牵连在内。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申冤,触犯宦官忌讳,复操纵灵帝下诏,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甚至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 党锢之祸.第二次党锢之祸持续了十几年,直到黄巾大起义,东汉政府才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宣布解除 党锢 ,赦免党人,起用他们镇压起义军。
第一次党锢之祸
起因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
发展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向桓帝进谏。桓帝不悦。刘茂不敢多说。陈蕃独自上书,以汉初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追劾湖阳公主的例子,为受罚的官员们辩解,并要求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们,虽不敢加害名臣陈蕃,但对其他人则大加报复。
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结果却被纷纷免官,成瑨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得免。 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张成为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
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辞。
当时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桓帝没有理他。
陈蕃再度上书,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劝谏,言辞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陈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职,改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并罢免了司空刘茂,改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
结束
同年十二月,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于次年(即167年)上书求情。同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为党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
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二次党锢之祸
九月辛亥政变
不久,又出现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将军有灾难。窦武等人准备动手除去宦官曹节王甫一党。
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窦武轮到休假日,出宫回家。宦官偷出他的奏折,得知了士人的计划,因而连夜歃血共盟,发动政变。宦官们与皇帝的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灵帝,格杀亲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抢夺印、玺、符、节,胁迫尚书假传诏令,劫持窦太后,追捕窦武、陈蕃等。
年过八旬的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到尚书门因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
窦武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名将、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此前率军出征,此刻刚回到京师,尚未了解局势,宦官等人假传诏令骗过了他。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他的宗亲宾客姻属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等也被诬陷而被迫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生。
议郎巴肃参与了窦武的计划,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将他禁锢而已。巴肃认为“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县官官衙就案,县官要解印与他一起逃亡,他不同意,被害。
陈蕃的友人朱震弃官痛哭,收葬了陈蕃的尸体,并将他的儿子陈逸藏到甘陵,被人告发。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说出陈逸的行踪,陈逸得以幸免。
窦武的府掾胡腾收葬了他的尸体,为他发丧,也被禁锢终生。窦武的孙子窦辅,才二岁,被胡腾收留并冒认为自己的儿子。胡腾与令史张敞一起将他藏匿在零陵,窦辅也得以幸免。 张、谢上书
张奂因“平叛”的功劳被宦官们提拔为大司农,封侯。张奂因深恨自己被曹节等欺骗,害死国家忠良,铸成大错,坚决拒绝不肯受印。并在不久后趁天象变化而上书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迎回窦太后,并推荐李膺等出任三公。灵帝认为他说得有理,但宦官们纷纷进谗言,改变了灵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张奂的责任,张奂自赴廷尉,被拘留数日,罚俸三月。最终也被罢官回家,禁锢终生。
郎官谢弼上书也为窦武、陈蕃等人鸣冤,要求迎回窦太后,却被宦官贬职杀害。
宦官等见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罢休,于是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
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
此前曾得罪宦官的张俭四处流亡,在路途上,看见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门投止”),没有不愿意冒灭门之祸而不收留他的,张俭在众人的帮助下,得以逃到塞外。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郡县也因此残破。
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党锢再起
八年之后的熹平五年(176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扩大,波及更多的无辜者。
结局
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
中平六年(189年)三月灵帝死,九月董卓掌权,废少帝立献帝,派使者吊祭陈蕃、窦武等人。事隔整整22年,东汉朝廷才算正式为陈窦等人平反。
影响
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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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指中国古代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党锢之祸以宦官诛杀士大夫一党几尽而结束,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党锢之祸指中国古代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党锢之祸以宦官诛杀士大夫一党几尽而结束,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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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钟带你了解东汉“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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