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简述一下晋史啊??我最近看两晋演义…半个月才看了15%左右…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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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的王位更替
司马炎篡魏
至少在曹髦死后,曹魏的政权已经完全由司马昭控制,但他也没有选择由自己来完成代魏自立的任务,而是将他留给了自己的继承人。
司马师没有儿子,司马昭的正妻王氏生了两个儿子,分别是司马炎和司马攸,司马昭就将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攸的才干胜过司马炎,司马懿“每器之” (《晋书?齐王攸传》),司马昭也很喜欢他,曾经表达过想要立他为嗣的话。不过司马炎的相貌十分独特,“发委地,手过膝”(《晋书?武帝纪》),又受到大臣何曾、裴秀等人的支持,所以在公元264年的时候,司马昭还是立了司马炎为世子(太子)。
公元265年,司马昭去世,司马炎继位为晋王,同年十二月受曹奂的禅让称帝,是为武帝,晋(西晋)朝就正式建立了。
司马炎称帝时,蜀汉政权已经被消灭,与晋朝对抗的,就只有偏安于长江之南的吴国了。此时吴国在孙皓的统治下,“将疑于朝,士困于野……各有离散之心……克可必矣”(《晋书?羊祜传》),羊祜等人先后多次请求兴兵伐吴,并密令益州刺史王浚大造舟船以为顺流东下的准备,司马炎本人也颇有此意,但当时朝议的主要意见是要先解决秦、凉二州数度反叛的胡人,又认为立国数十年的吴国根深蒂固,不可能一战即克。
直到公元279年,司马炎才大发军队进攻吴国,此时“吴之将亡,贤愚所知”(《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晋军的灭吴进程自然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吴主孙皓于次年投降,中国各地就暂时统一到晋朝之下了。
司马炎认为曹魏政权之所以不能长久保持,被轻易的篡夺,是由于它所实行的过渡削弱宗室的政策,所以在称帝之后,就大封宗室,所分封的诸侯国不但地广人众,而且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同时,为了防备这些诸侯王的势力过于强大,规定各诸侯王“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文献通考?封建考十二?晋诸侯王列侯》),剥夺了他们任免封国内官吏的权力。
曹魏的时候,因为天下纷乱,征战不熄,各地的州郡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司马炎在统一全国以后,认为天下已定,州郡的武装力量没有必要继续保持下去,就裁撤了所有州郡的军并,只保留了极少数的武吏。这样的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能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的合理施行,对于巩固晋朝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形成一个较长时期的大一统王朝,是很有帮助的,但司马炎一刀切的态度却失之粗暴,不但没能取得想要的结果,反而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司马炎称帝后,对才干出众,人望极高的司马攸虽然大加封赏,更是任以要职,实际上却是颇为防范的。在他晚年的时候,更是意识到这样一个兄弟的存在,对太子的继承人地位有着巨大的威胁,尤其是这个太子十分愚钝,近于白痴的时候。
皇后杨氏为司马炎所生的儿子中,长子司马轨在两岁的时候就夭折了,所以在泰始三年(公元267年)的时候,杨皇后的次子,九岁的司马衷就被立为了太子。泰始八年(公元前272年),司马炎的宠臣贾允(贾允在司马炎被立为太子的事上出了不少力),把自己十六岁的女儿贾南风嫁给司马衷为妻。
东晋的王位更替
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的建立者是司马睿。司马睿是司马懿曾孙,琅邪王司马伷的孙子,他的父亲司马觐早死,就由他袭封琅邪王,在八王之乱期间,司马睿选择了支持封地毗邻的司马越。
建武元年(公元317年)二月二十八,平东将军宋哲到达建康(即建邺),以司马邺诏书的名义令司马睿总摄国家所有事宜。三月初九,司马睿即晋王位,次年三月初七,司马邺的死讯传至建康。三天后,司马睿登上皇帝之位,是为元帝,东晋就正式建立了。
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的进程,并不像上面概述的这般顺利,而是困难重重的。
东吴的政权虽为西晋所消灭,世家大族的势力却没有被削弱多少,他们对司马睿的态度是颇为冷淡的。没有他们的支持,司马睿想要在这里建立政权,没有相当的威望和实力是难以办到的。
然而,身为西晋皇室疏属的,“威名未著”(《晋书?王敦传》),“名论犹轻”(《晋书?王导传》)的司马睿,实在是缺乏足够的号召力;而他南渡客居的身份,更是让他没多大实力可言,可谓是两手都不硬。
如此一来,司马睿要想在建康立足,进而开朝立业,就必须要取得强大外力的支持。他所获得的这种支持,来自于南渡的世家大族。在东晋建立的前后这一段时间内,主要是以王导为领袖的琅邪王氏。
琅邪王氏既然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起了主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那这个政权的主要权力,就难免要纳入其手了。在司马睿南渡以后,王导始终控制着中央朝廷,他的从兄王敦又坐镇荆楚,手握重军,统辖着长江中上游的州郡,东晋政权的内外大权都为琅邪王氏所把持。司马睿的皇帝这一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只是名义而已。在东晋建立之初的时候,皇权就处在了相当的弱势地位上。
琅邪王氏是不甘心放弃自己对东晋的控制的,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从武昌起兵,以清君侧的名义东下,很快就攻克了东晋首都建康,杀了司马睿的将,散了司马睿的土。
王敦此次轻而易举的取得成功,与他强大的军事实力当然不无关系,但更关键的原因还是世家大族的支持。南渡的其他世家大族,在东晋政治的控制上,自然是琅邪王氏的对手,可这毕竟是内部矛盾;司马睿就不同了,他虽然表面针对的只是琅邪王氏,实际上却指向了几乎所有的世家大族。在司马睿这个外来的共同敌人面前,他们自然要支持王敦了。这与为争夺家产而互相斗殴的兄弟,在外人想要来侵占家产时,却能抱成一团一致对外是同样的道理。
同年闰十一月,忧愤成疾的元帝司马睿去世,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
司马绍是司马睿的长子,自小就很聪慧,很受司马睿的喜爱,王敦对“远近属心”(《晋书?明帝纪》)的他也颇为忌惮,在占领建康后,曾“欲诬以不孝而废焉”(同上),受到温峤等大臣的坚决反对才作罢。
司马绍在得知了这一消息后,就提前作了准备,使王敦的此次举事很快就失败了,王敦本人也在这次战争期间病死。
王导在这次平乱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却莫就此认为他是良心发现,突然转变为东晋王朝的忠臣了:他在王敦两次叛乱中的表现之所以迥异,只是因为他比王敦更有识见,知道王敦这样做很可能是失败,即使暂时成功,那也是把琅邪王氏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迟早是要跌下来,摔成粉碎的。只有维持之前那样的局面,才符合琅邪王氏的长远利益。
换汤不换药
在王敦败死后,王导的地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得到了提高,琅邪王氏仍然是对东晋朝政影响最大的世家大族。但经此一战,即位不久的司马绍的声望有了很大提高,另外一些世家大族也提高了地位,琅邪王氏已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朝政大权完全控制于己手了。
琅邪王氏被削弱后,司马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皇权,让自己弱势的地位有所改善,但却未能就此而建立由自己来主持朝政大权的局面:从琅邪王氏手中分出来的权力,大部分流向了其他南渡的世家大族手中,其中所得最多的是以庾亮为首的庾氏。
庾亮的妹妹是司马绍的夫人,司马绍在做皇太子的时候又与他交好,司马绍在登基之后,为了对抗王导、王敦等人,关系亲密又颇有才干的他自然就是上好的人选。这样一来,以庾亮为代表庾氏家族的权势地位,在司马绍登基后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
不过庾亮再怎么亲密,也亲密不过司马绍的宗室子弟,更亲不过自己,而庾亮的作为,也的确证明了他是把自己的家族利益,放在东晋朝廷的得失之上的。所以一心想要振兴积弱的皇权的司马绍,对他是既重用又有所防备:他不但加封宗室子弟加强皇室的力量,更是以门第不高,“每思崇上抑下”,尽忠于东晋皇室的卞壸等人,来遏制庾亮、王导所代表的世家大族的势力。
太宁三年(公元325年),明帝司马绍去世,时年五岁的太子司马衍继位,是为成帝。
以司马绍的才干魄力,本来是有可能逐步振兴皇权,改变皇室与世家大族共天下的局面的,但年轻的他却早早去世,年幼的司马衍继位后,东晋的朝政大权,就难以避免的继续为世家大族所把持了。积弱的东晋皇室,就此失去了振兴的绝佳机会,不得不与这些世家大族共天下直至灭亡了。
司马绍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他在病重的时候,曾想托付后事于虞胤(司马睿皇后之弟)和司马宗(司马懿之子司马亮的孙子),但在庾亮等人的反对下,不得不改由司马羕(司马亮之孙)、王导、卞壸、郗鉴、庾亮、陆晔、温峤并受遗诏,共同辅佐司马衍。司马衍即位后,太后庾氏临朝听政,朝政大政便主要由庾亮决定了。
这一改变,对东晋皇室来讲,只不过是与自己共天下的那个“王”换成了这个“庾”而已。
东晋朝廷所直接掌握的兵力既小且弱,以至于在王敦第二次叛乱的时候需要借流民帅刘遐、苏峻手中的兵力才能够平乱。但这支强大而又不甘心为朝廷所控制的军队,在王敦之乱被平定后,就成了东晋朝廷和世家大族头疼的难题了。
庾亮是有心于此的,但他的手段却不怎么高明,不但没使问题得到解决,反而激发了矛盾,使苏峻在咸和二年(公元327年)起兵,拉拢祖约(祖逖之弟)共同叛乱,并在第二年的二月攻占了都城建康。
但苏峻在政治上的才能还不如王敦,没能利用已在自己控制之下的朝廷,来巩固通过军事行动所取得的成果,很快就在温峤、陶侃等人的讨伐下败下阵来,他本人也在战斗中被杀死。
东晋皇室已经失去了改变与世家大族共天下这一局面的能力,以苏峻为代表的,威胁着东晋皇室和世家大族的强大势力,又暂时被压制下去,世家大族之间权利分配的冲突,就不可避免的,起而成为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主要矛盾了,而东晋王(皇)位的更替,也就由前面的,皇室与世家大族的斗争结果确立,变为由世家大族的角力胜负来决定了。
苏峻之乱被平定后,引发这一事件的庾亮不得不引咎离开都城建康,但他外出坐镇的既是东晋的重镇,又近邻建康,所以仍然可以凭借这手中的实力遥控朝廷,不让琅邪王氏(王导)或其他世家大族起而代之。
在王敦死后代替他坐镇荆楚的陶侃,是一流的世家大族之外的人物。而另一坐镇重地,手握军权的郗鉴(同样出身于一流世家大族之外),又善于协调各方势力的平衡,不让一家坐大,这就不能不让那些世家大族有所顾忌。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庾亮、王导等人还能既斗争又合作,把相互之间的角力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咸和九年(公元前334年),陶侃去世,庾亮得以统领荆、江、豫等州,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但他为了有效的控制这些地面,不能不把驻扎地由邻近建康的芜湖迁移到武昌,这样一来,王导对中央(建康)的控制就得到了加强。在这种各有增益的情况下,琅邪王氏与庾氏的角力,仍然未能分出胜负。
在咸康五年七月到六年正月(公元339—340年)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鼎足而立,对东晋的局势有着巨大影响的王导、郗鉴、庾亮相继去世。琅邪王氏与庾氏的继承人都缺乏前人的才干和声望,不得不转而对自己已经取得的权势和地位进行巩固,这两大世家大族之间的角力,也就跟着进入了低谷。
在这样的情况下,成帝司马衍于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去世,琅邪王司马岳(司马绍之子,司马衍之弟)继位,是为成帝。
司马衍“少而聪敏,有成人之量……及长,颇留心万机”看来他并不是一位昏庸之主,不会甘心于做一个傀儡皇帝,但他“少为舅氏所制,不亲庶政。”又缺乏“雄武之度”(以上并见《晋书?成帝纪》),在这样的局面下自然是无所作为,在庾冰(庾亮之弟)让他舍子改立同母弟司马岳的时候,只能听而许之了。
司马岳即位后,武陵王司马晞(司马睿之子)、会稽王司马昱(司马睿之子)、庾冰、何充、诸葛恢共同辅佐。但庾翼(庾亮之弟)坐镇于外,庾冰辅政于中,东晋的内外大权,便主要由角力占先的庾氏所掌握。
建元元年(公元343年),庾翼声称北伐,把坐镇襄阳这一重镇十多年的恒宣调走,将其地纳入自己统辖的范围之内,进一步加强了庾氏对内外朝政的控制。
建元二年(公元344年),康帝司马岳去世,临终前拒绝了庾冰、庾翼兄弟以司马昱为继嗣的建议,立皇子司马聃为太子。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司马岳去世,时年二岁的太子司马聃于第二天继位,是为穆帝。
遗臭万年而不得
司马聃即位后,太后褚氏(司马岳的皇后)临朝称制,庾冰、庾翼兄弟又分别于此年和次年去世,刚登上权利巅峰不久的庾氏家族,便开始向下滑落了。
由于此时没有一个其他的世家大族能脱颖而出,迅速的将庾氏家族取而代之,司马昱便成为他们彼此妥协的产物,得到了居中辅政的地位。另一方面,迅速在长江中上游扩展实力的桓温,其家族又缺乏足够的人才,来协助他同时参与对中央朝政的经营乃至控制。所以,在穆宗永和年间的前期,东晋的朝野内外便暂时呈现出一片安定的景象。
桓温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同时也很有些野心,曾自言“纵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他既然有恢复中原的志向,又不能借助自己家族的势力来扩张自己的权势,就想要通过恢复和扩张国土的功绩,来为自己的野心张本。
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灭掉了蜀汉割据势力李势。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桓温在得知了赵国(石赵)大乱的消息后,就开始着手准备北伐适宜,并上书请求北伐。早已在为桓温的强大心忧不已的朝廷,自然不肯给他这样的机会,将北伐的建议搁置了下来。
桓温在屡次请求都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于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底以北伐的名义顺流而下,驻扎在武昌,以逼迫朝廷对自己的建议作出反应。朝廷不得不再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时候,派殷浩率领军对北伐,结果却遭到了惨败。在这样形势下,朝廷对桓温北伐的请求再无托辞可言,只能让他负责北伐的事宜。
永和十年、十二年(公元354年、356年),桓温两次北伐,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声望更加入日中天,但在朝廷的各种“巧妙”手法下,他却既没能插手中央朝政,又没能将地位重要的豫州和徐州纳入统辖范围,与朝廷之间,仍处于没有太大优势的焦灼对峙态势之中。
在这样的形势下,穆帝司马聃于升平五年(公元361年)去世。司马聃没有子嗣,皇太后褚氏下令以琅邪王司马丕(成帝司马衍长子)为继嗣。司马丕继位为帝,是为哀帝。
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哀帝司马丕去世。司马丕也没有子嗣,皇太后褚氏下令以琅邪王司马奕(成帝司马衍之子)为继嗣。司马奕继位为帝,是为海西公。
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在经过多年的经营,将荆、扬两镇都纳入统治之下后,再度兴兵北伐。此次北伐使桓温得以实现多年的梦想,将中央朝廷纳入控制之下,但他的这次北伐,却在自身的失误和世家大族势力的牵制之下,以大败而收场,使他的声望受到了极大损害,可谓是收之桑榆,失之东隅。
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十一月,年纪已高,有些等不及了的桓温,废司马奕为东海王,改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而司马奕在被废黜之后,“知天命不可再”,“杜塞聪明,无思无虑,终日酣畅,耽于内宠,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晋书?海西公纪》),又活了十五年,于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去世。
此时东晋的内外大权完全把持于桓温一人之手,司马昱“虽处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惧废黜。”(《晋书?简文帝纪》)。但桓温虽然大权在握,却缺乏既有声望才能、又甘愿为其所用的心腹。那些有影响的世家大族,在桓温压倒性的优势面前,自然不敢进行什么明显的反抗,然而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会施展出自己的能量,让桓温在关键时刻功败垂成。这在简文帝遗诏之事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咸安二年(公元372年)七月二十三日,司马昱病重,一日一夜发急诏四道召桓温入朝辅政,被桓温推辞。五天后(二十八日),司马昱立十岁的长子司马曜为太子,随后下达遗诏,让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说“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王坦之当着司马昱的面将这道遗诏撕毁,并晓谕司马昱,司马昱于是让他将其改为“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
虽然如此,在司马昱去世后,朝臣们却仍然“‘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当须大司马处分’。”在这种情况下,王彪之站出来责以大义,于是“朝议乃定”,太子司马曜得以被立为皇帝,是为孝武帝。
司马曜即位后,太后褚氏下令让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诏书已经下达,王彪之又将其封还。(此三段所引皆出《资治通鉴?第一百零三卷》)
王坦之是世家大族太原王氏的领袖,王彪之是(王导之侄)琅邪王氏的代表。从司马昱病重到司马曜即位之间的短短几天时间里,所发生的关于遗诏所发生的故事,可以看出,在东晋皇室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彻底向桓温屈服的情况下,世家大族们仍然竭尽所能的,将桓温“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晋书?桓温传》)的期望击碎。
桓温在得到这样的结果后,虽然“甚愤怨”,一度有诛杀王坦之、谢安(世家大族陈郡谢氏的领袖),强行代晋自立的念头,最终却不得不接受现实。
此后不久桓温就病重了,对皇帝之位痴心不改的他,数度暗示朝廷为其加九锡(禅位之前的一种荣典),结果又被谢安、王坦之、王彪之等人故意拖延,到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七月十四日,终于将这一代枭雄拖死了。
桓温死后,继承其权势的是他的弟弟桓冲,“为群情听归”(《晋书?桓冲传》)的谢安则是他的主要对手。在谢安通过让太后褚氏“临朝决政,献替专在乎己。” (《晋书?王彪之传》)这样的办法,把朝政大权把持于手之后,没有桓温那样的野心和抱负,有着顾全大局的器量的桓冲,就于宁康三年(公元375年)将扬州让于谢安,并离开都城建康前往徐州的镇地京口。
太元二年(公元377年),镇守荆州的桓豁(桓温之弟)去世,桓冲就领荆州刺史,进一步远离了建康。谢安所领袖的陈郡谢氏,就成为了继琅邪王氏和庾氏之后的,第三家执政东晋朝廷,与司马皇家共天下的世家大族。
同生共死
这时候苻坚的前秦已经基本统一了北方,随时都有可能大举南下。在这强大外力的压迫下,已经与东晋朝廷绑在一起了的世家大族们,就暂时放下了相互之间的角立,团结了起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苻坚的前秦大军,在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中,被谢玄(谢安之侄)率领的东晋主力部队一举击溃,从此一蹶不振,北方也再度陷入了分裂之中。
淝水之战后,外部的压力减轻了,东晋内部的矛盾就又凸显出来了。这一次,除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外,还有皇室与世家大族的冲突,其中后者处于更主要的地位。
由于谢安等人主要集中在朝廷,没能像之前的琅邪王氏和庾氏那样,在地方上形成强大而牢固的势力,他们对朝政大权的把持,也就不能像前两者那样稳固,仅仅通过朝廷内部的斗争就有可能将其动摇。
这动摇在战后不久就发生了:谢安受迫于以司马道子(孝武帝司马曜之弟)为代表的东晋宗室,以北征的名义离开朝廷,直至于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去世。而立下了极大战功的谢玄,也不得不让出对军队的掌控之权。
世家大族控制东晋朝廷,是通过该家族的杰出的人物来进行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这个家族就无法从众多的世家大族中脱颖而出,取得执政的地位;如果这样的人物去世,该家族又没有才具声望能代替的人物出来顶替,那这个家族已经取得的执政地位也会跟着失去。这一点王导和琅邪王氏的兴衰,庾亮兄弟和庾氏的事迹就是明证。
在谢安等人或死或退后,陈郡谢氏也从执政地位上退下来了,此时的世家大族中,没有哪一家有能够取代谢安的杰出人物,而东晋朝廷的声望又因淝水之战而大大提高。此消彼长,世家大族在共天下中的强势地位,就难以避免的要被削弱了。如果东晋皇室能出现几个杰出的人才,是很有机会回归皇权至上的传统,把与世家大族共天下的局面,改为用世家大族治天下的。
但是司马曜和司马道子都是腐朽不堪的人物,虽然有这样的企图,却缺乏相应的才能,再加上主(司马曜)相(司马道子)之间的摩擦。这就给了世家大族喘息利用的机会:他们固然难以继续维持在东晋政权中绝对的主导地位,却依然得以维持与皇室共天下的局面。
这样的局面形成后,东晋政权内部的主要矛盾,就变成了皇帝与强势宗室的冲突了,而他们在冲突中所借助的力量,正是依附于彼此的世家大族。
司马曜在他在位的晚年,对司马道子的侵逼已经十分不满,着手培养了不少地方方镇的势力,来对他进行牵制,只是“以太妃之故,加崇礼秩。”(《晋书?简文三子传》),暂时继续隐忍。如果不是司马曜意外去世,这种日益激烈的冲突在积累之下,很可能来一次大爆发。
次年,王恭再次举兵,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桓温之子,当时在荆州)起兵响应。结果王恭的前锋刘牢之,在司马元显(司马道子之子)的收买下倒戈,致使王恭败死,殷仲堪、桓玄仓皇退走。次年,桓玄消灭了企图攻击自己的殷仲堪与杨佺期(荆州司马),独揽上游,成为对建康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强大势力。
此时司马元显已代司马道子掌握朝廷大权,他为了建立一支可以由自己完全掌控的军队,以对抗上游的威胁,强制在东土诸郡征发壮丁,不仅造成了世家大族的强烈不满(南渡的世家大族,为了避免与江东的世家大族产生冲突,纷纷前往东土这样开发程度不高的地方开庄立园,确保自己的经济收入),更是引发了孙恩领导的农民起啊义。
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孝武帝司马曜因为一句玩笑话,被其宠幸的张贵人指示婢女用被子闷死。太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安帝。
司马德宗是个连冷热都分不清楚,吃饭穿衣都不能自理的白痴。这样的一个人来做皇帝,东晋朝廷的大权自然就要被司马道子一人独揽了,但他所控制的也仅限于这个中央朝廷。
隆安元年(公元397年),依附于孝武帝司马曜的王恭(太原王氏)从京口起兵,以诛杀依附于司马道子的王国宝(王坦之之子)为借口,荆州刺史殷仲堪(同样是为司马曜所委任)也于荆州起兵响应,司马道子无力抵抗,只得处死王国宝、王绪兄弟以换取王恭的退兵。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在农民起义基本被镇囧压下去后,司马元显以刘牢之为前锋讨伐桓玄,结果刘牢之再次倒戈,不战而降,使桓玄长驱直下进入建康。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先后被杀。第二年十二月,已经彻底将东晋朝廷掌握于手中的桓玄逼迫司马德宗禅让,代晋自立为帝,国号楚,完成了其父桓温的遗志。
不过桓玄没能在皇帝的位置上坐多长时间,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刘裕等人在京口起兵;同日,刘毅、孟昶、刘道规(刘裕之弟)等人在广陵起兵,前往京口与刘裕会师进攻建康,桓玄败走江陵,不久被杀。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司马德宗被刘裕迎回建康,恢复帝位。
在自相残杀,桓玄之篡和农民起义的数重打击下,东晋皇室和世家大族一蹶不振,不但再也没有了过去呼风唤雨的风光,连自保的能力都失之殆尽。义熙十四年(公元 418年)十二月,王韶之奉刘裕之命,用衣裳拧成的绳子将司马德宗勒死。刘裕立司马德文(司马德宗之弟)为帝,是为恭帝。
在刘裕的暗示下,司马德文于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六月十一日让出皇帝之为。同月十四日,刘裕即皇帝位,国号宋。偏安于长江之南的东晋王朝,在延续了103年后,正式灭亡了。而司马德文这个东晋的末代皇帝,也在第二年的九月被刘裕手下的士卒用被子闷死。“自是之后,禅让之君,罕得全矣。”(胡三省《资治通鉴?考异》)
西晋的王位更替
西晋 (265——316)
(1)武帝司马炎 ——┬—— (2)惠帝司马衷
265~290 │ 290~306
│
├—— 吴孝王司马晏 ————— (4)愍帝司马邺
│ 313~316
│
└—— (3)晋怀帝司马炽
307~313 前赵灭西晋 西晋亡
东晋的王位更替
东晋 (317——420)
(1)元帝司马睿—┬—(2)明帝司马绍 —┬—(3)成帝司马衍 —┬—(6)哀帝司马丕
317~323 │ 323~326 │ 326~342 │ 362~365
│ │ │
│ │ └—(7)废帝司马奕
│ │ 366~371
│ │
│ └—(4)康帝司马岳———(5)穆帝司马聃
│ 343~344 345~361
│
└(8)简文帝司马昱——(9)孝武帝司马曜 ┬(10)安帝司马德宗
371~372 373~396 │ 397~418
│
└—(11)恭帝司马德文
419~420
—— 宋灭东晋 东晋亡
司马炎篡魏
至少在曹髦死后,曹魏的政权已经完全由司马昭控制,但他也没有选择由自己来完成代魏自立的任务,而是将他留给了自己的继承人。
司马师没有儿子,司马昭的正妻王氏生了两个儿子,分别是司马炎和司马攸,司马昭就将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攸的才干胜过司马炎,司马懿“每器之” (《晋书?齐王攸传》),司马昭也很喜欢他,曾经表达过想要立他为嗣的话。不过司马炎的相貌十分独特,“发委地,手过膝”(《晋书?武帝纪》),又受到大臣何曾、裴秀等人的支持,所以在公元264年的时候,司马昭还是立了司马炎为世子(太子)。
公元265年,司马昭去世,司马炎继位为晋王,同年十二月受曹奂的禅让称帝,是为武帝,晋(西晋)朝就正式建立了。
司马炎称帝时,蜀汉政权已经被消灭,与晋朝对抗的,就只有偏安于长江之南的吴国了。此时吴国在孙皓的统治下,“将疑于朝,士困于野……各有离散之心……克可必矣”(《晋书?羊祜传》),羊祜等人先后多次请求兴兵伐吴,并密令益州刺史王浚大造舟船以为顺流东下的准备,司马炎本人也颇有此意,但当时朝议的主要意见是要先解决秦、凉二州数度反叛的胡人,又认为立国数十年的吴国根深蒂固,不可能一战即克。
直到公元279年,司马炎才大发军队进攻吴国,此时“吴之将亡,贤愚所知”(《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晋军的灭吴进程自然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吴主孙皓于次年投降,中国各地就暂时统一到晋朝之下了。
司马炎认为曹魏政权之所以不能长久保持,被轻易的篡夺,是由于它所实行的过渡削弱宗室的政策,所以在称帝之后,就大封宗室,所分封的诸侯国不但地广人众,而且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同时,为了防备这些诸侯王的势力过于强大,规定各诸侯王“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文献通考?封建考十二?晋诸侯王列侯》),剥夺了他们任免封国内官吏的权力。
曹魏的时候,因为天下纷乱,征战不熄,各地的州郡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司马炎在统一全国以后,认为天下已定,州郡的武装力量没有必要继续保持下去,就裁撤了所有州郡的军并,只保留了极少数的武吏。这样的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能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的合理施行,对于巩固晋朝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形成一个较长时期的大一统王朝,是很有帮助的,但司马炎一刀切的态度却失之粗暴,不但没能取得想要的结果,反而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司马炎称帝后,对才干出众,人望极高的司马攸虽然大加封赏,更是任以要职,实际上却是颇为防范的。在他晚年的时候,更是意识到这样一个兄弟的存在,对太子的继承人地位有着巨大的威胁,尤其是这个太子十分愚钝,近于白痴的时候。
皇后杨氏为司马炎所生的儿子中,长子司马轨在两岁的时候就夭折了,所以在泰始三年(公元267年)的时候,杨皇后的次子,九岁的司马衷就被立为了太子。泰始八年(公元前272年),司马炎的宠臣贾允(贾允在司马炎被立为太子的事上出了不少力),把自己十六岁的女儿贾南风嫁给司马衷为妻。
东晋的王位更替
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的建立者是司马睿。司马睿是司马懿曾孙,琅邪王司马伷的孙子,他的父亲司马觐早死,就由他袭封琅邪王,在八王之乱期间,司马睿选择了支持封地毗邻的司马越。
建武元年(公元317年)二月二十八,平东将军宋哲到达建康(即建邺),以司马邺诏书的名义令司马睿总摄国家所有事宜。三月初九,司马睿即晋王位,次年三月初七,司马邺的死讯传至建康。三天后,司马睿登上皇帝之位,是为元帝,东晋就正式建立了。
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的进程,并不像上面概述的这般顺利,而是困难重重的。
东吴的政权虽为西晋所消灭,世家大族的势力却没有被削弱多少,他们对司马睿的态度是颇为冷淡的。没有他们的支持,司马睿想要在这里建立政权,没有相当的威望和实力是难以办到的。
然而,身为西晋皇室疏属的,“威名未著”(《晋书?王敦传》),“名论犹轻”(《晋书?王导传》)的司马睿,实在是缺乏足够的号召力;而他南渡客居的身份,更是让他没多大实力可言,可谓是两手都不硬。
如此一来,司马睿要想在建康立足,进而开朝立业,就必须要取得强大外力的支持。他所获得的这种支持,来自于南渡的世家大族。在东晋建立的前后这一段时间内,主要是以王导为领袖的琅邪王氏。
琅邪王氏既然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起了主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那这个政权的主要权力,就难免要纳入其手了。在司马睿南渡以后,王导始终控制着中央朝廷,他的从兄王敦又坐镇荆楚,手握重军,统辖着长江中上游的州郡,东晋政权的内外大权都为琅邪王氏所把持。司马睿的皇帝这一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只是名义而已。在东晋建立之初的时候,皇权就处在了相当的弱势地位上。
琅邪王氏是不甘心放弃自己对东晋的控制的,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从武昌起兵,以清君侧的名义东下,很快就攻克了东晋首都建康,杀了司马睿的将,散了司马睿的土。
王敦此次轻而易举的取得成功,与他强大的军事实力当然不无关系,但更关键的原因还是世家大族的支持。南渡的其他世家大族,在东晋政治的控制上,自然是琅邪王氏的对手,可这毕竟是内部矛盾;司马睿就不同了,他虽然表面针对的只是琅邪王氏,实际上却指向了几乎所有的世家大族。在司马睿这个外来的共同敌人面前,他们自然要支持王敦了。这与为争夺家产而互相斗殴的兄弟,在外人想要来侵占家产时,却能抱成一团一致对外是同样的道理。
同年闰十一月,忧愤成疾的元帝司马睿去世,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
司马绍是司马睿的长子,自小就很聪慧,很受司马睿的喜爱,王敦对“远近属心”(《晋书?明帝纪》)的他也颇为忌惮,在占领建康后,曾“欲诬以不孝而废焉”(同上),受到温峤等大臣的坚决反对才作罢。
司马绍在得知了这一消息后,就提前作了准备,使王敦的此次举事很快就失败了,王敦本人也在这次战争期间病死。
王导在这次平乱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却莫就此认为他是良心发现,突然转变为东晋王朝的忠臣了:他在王敦两次叛乱中的表现之所以迥异,只是因为他比王敦更有识见,知道王敦这样做很可能是失败,即使暂时成功,那也是把琅邪王氏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迟早是要跌下来,摔成粉碎的。只有维持之前那样的局面,才符合琅邪王氏的长远利益。
换汤不换药
在王敦败死后,王导的地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得到了提高,琅邪王氏仍然是对东晋朝政影响最大的世家大族。但经此一战,即位不久的司马绍的声望有了很大提高,另外一些世家大族也提高了地位,琅邪王氏已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朝政大权完全控制于己手了。
琅邪王氏被削弱后,司马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皇权,让自己弱势的地位有所改善,但却未能就此而建立由自己来主持朝政大权的局面:从琅邪王氏手中分出来的权力,大部分流向了其他南渡的世家大族手中,其中所得最多的是以庾亮为首的庾氏。
庾亮的妹妹是司马绍的夫人,司马绍在做皇太子的时候又与他交好,司马绍在登基之后,为了对抗王导、王敦等人,关系亲密又颇有才干的他自然就是上好的人选。这样一来,以庾亮为代表庾氏家族的权势地位,在司马绍登基后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
不过庾亮再怎么亲密,也亲密不过司马绍的宗室子弟,更亲不过自己,而庾亮的作为,也的确证明了他是把自己的家族利益,放在东晋朝廷的得失之上的。所以一心想要振兴积弱的皇权的司马绍,对他是既重用又有所防备:他不但加封宗室子弟加强皇室的力量,更是以门第不高,“每思崇上抑下”,尽忠于东晋皇室的卞壸等人,来遏制庾亮、王导所代表的世家大族的势力。
太宁三年(公元325年),明帝司马绍去世,时年五岁的太子司马衍继位,是为成帝。
以司马绍的才干魄力,本来是有可能逐步振兴皇权,改变皇室与世家大族共天下的局面的,但年轻的他却早早去世,年幼的司马衍继位后,东晋的朝政大权,就难以避免的继续为世家大族所把持了。积弱的东晋皇室,就此失去了振兴的绝佳机会,不得不与这些世家大族共天下直至灭亡了。
司马绍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他在病重的时候,曾想托付后事于虞胤(司马睿皇后之弟)和司马宗(司马懿之子司马亮的孙子),但在庾亮等人的反对下,不得不改由司马羕(司马亮之孙)、王导、卞壸、郗鉴、庾亮、陆晔、温峤并受遗诏,共同辅佐司马衍。司马衍即位后,太后庾氏临朝听政,朝政大政便主要由庾亮决定了。
这一改变,对东晋皇室来讲,只不过是与自己共天下的那个“王”换成了这个“庾”而已。
东晋朝廷所直接掌握的兵力既小且弱,以至于在王敦第二次叛乱的时候需要借流民帅刘遐、苏峻手中的兵力才能够平乱。但这支强大而又不甘心为朝廷所控制的军队,在王敦之乱被平定后,就成了东晋朝廷和世家大族头疼的难题了。
庾亮是有心于此的,但他的手段却不怎么高明,不但没使问题得到解决,反而激发了矛盾,使苏峻在咸和二年(公元327年)起兵,拉拢祖约(祖逖之弟)共同叛乱,并在第二年的二月攻占了都城建康。
但苏峻在政治上的才能还不如王敦,没能利用已在自己控制之下的朝廷,来巩固通过军事行动所取得的成果,很快就在温峤、陶侃等人的讨伐下败下阵来,他本人也在战斗中被杀死。
东晋皇室已经失去了改变与世家大族共天下这一局面的能力,以苏峻为代表的,威胁着东晋皇室和世家大族的强大势力,又暂时被压制下去,世家大族之间权利分配的冲突,就不可避免的,起而成为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主要矛盾了,而东晋王(皇)位的更替,也就由前面的,皇室与世家大族的斗争结果确立,变为由世家大族的角力胜负来决定了。
苏峻之乱被平定后,引发这一事件的庾亮不得不引咎离开都城建康,但他外出坐镇的既是东晋的重镇,又近邻建康,所以仍然可以凭借这手中的实力遥控朝廷,不让琅邪王氏(王导)或其他世家大族起而代之。
在王敦死后代替他坐镇荆楚的陶侃,是一流的世家大族之外的人物。而另一坐镇重地,手握军权的郗鉴(同样出身于一流世家大族之外),又善于协调各方势力的平衡,不让一家坐大,这就不能不让那些世家大族有所顾忌。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庾亮、王导等人还能既斗争又合作,把相互之间的角力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咸和九年(公元前334年),陶侃去世,庾亮得以统领荆、江、豫等州,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但他为了有效的控制这些地面,不能不把驻扎地由邻近建康的芜湖迁移到武昌,这样一来,王导对中央(建康)的控制就得到了加强。在这种各有增益的情况下,琅邪王氏与庾氏的角力,仍然未能分出胜负。
在咸康五年七月到六年正月(公元339—340年)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鼎足而立,对东晋的局势有着巨大影响的王导、郗鉴、庾亮相继去世。琅邪王氏与庾氏的继承人都缺乏前人的才干和声望,不得不转而对自己已经取得的权势和地位进行巩固,这两大世家大族之间的角力,也就跟着进入了低谷。
在这样的情况下,成帝司马衍于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去世,琅邪王司马岳(司马绍之子,司马衍之弟)继位,是为成帝。
司马衍“少而聪敏,有成人之量……及长,颇留心万机”看来他并不是一位昏庸之主,不会甘心于做一个傀儡皇帝,但他“少为舅氏所制,不亲庶政。”又缺乏“雄武之度”(以上并见《晋书?成帝纪》),在这样的局面下自然是无所作为,在庾冰(庾亮之弟)让他舍子改立同母弟司马岳的时候,只能听而许之了。
司马岳即位后,武陵王司马晞(司马睿之子)、会稽王司马昱(司马睿之子)、庾冰、何充、诸葛恢共同辅佐。但庾翼(庾亮之弟)坐镇于外,庾冰辅政于中,东晋的内外大权,便主要由角力占先的庾氏所掌握。
建元元年(公元343年),庾翼声称北伐,把坐镇襄阳这一重镇十多年的恒宣调走,将其地纳入自己统辖的范围之内,进一步加强了庾氏对内外朝政的控制。
建元二年(公元344年),康帝司马岳去世,临终前拒绝了庾冰、庾翼兄弟以司马昱为继嗣的建议,立皇子司马聃为太子。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司马岳去世,时年二岁的太子司马聃于第二天继位,是为穆帝。
遗臭万年而不得
司马聃即位后,太后褚氏(司马岳的皇后)临朝称制,庾冰、庾翼兄弟又分别于此年和次年去世,刚登上权利巅峰不久的庾氏家族,便开始向下滑落了。
由于此时没有一个其他的世家大族能脱颖而出,迅速的将庾氏家族取而代之,司马昱便成为他们彼此妥协的产物,得到了居中辅政的地位。另一方面,迅速在长江中上游扩展实力的桓温,其家族又缺乏足够的人才,来协助他同时参与对中央朝政的经营乃至控制。所以,在穆宗永和年间的前期,东晋的朝野内外便暂时呈现出一片安定的景象。
桓温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同时也很有些野心,曾自言“纵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他既然有恢复中原的志向,又不能借助自己家族的势力来扩张自己的权势,就想要通过恢复和扩张国土的功绩,来为自己的野心张本。
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灭掉了蜀汉割据势力李势。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桓温在得知了赵国(石赵)大乱的消息后,就开始着手准备北伐适宜,并上书请求北伐。早已在为桓温的强大心忧不已的朝廷,自然不肯给他这样的机会,将北伐的建议搁置了下来。
桓温在屡次请求都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于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底以北伐的名义顺流而下,驻扎在武昌,以逼迫朝廷对自己的建议作出反应。朝廷不得不再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时候,派殷浩率领军对北伐,结果却遭到了惨败。在这样形势下,朝廷对桓温北伐的请求再无托辞可言,只能让他负责北伐的事宜。
永和十年、十二年(公元354年、356年),桓温两次北伐,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声望更加入日中天,但在朝廷的各种“巧妙”手法下,他却既没能插手中央朝政,又没能将地位重要的豫州和徐州纳入统辖范围,与朝廷之间,仍处于没有太大优势的焦灼对峙态势之中。
在这样的形势下,穆帝司马聃于升平五年(公元361年)去世。司马聃没有子嗣,皇太后褚氏下令以琅邪王司马丕(成帝司马衍长子)为继嗣。司马丕继位为帝,是为哀帝。
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哀帝司马丕去世。司马丕也没有子嗣,皇太后褚氏下令以琅邪王司马奕(成帝司马衍之子)为继嗣。司马奕继位为帝,是为海西公。
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在经过多年的经营,将荆、扬两镇都纳入统治之下后,再度兴兵北伐。此次北伐使桓温得以实现多年的梦想,将中央朝廷纳入控制之下,但他的这次北伐,却在自身的失误和世家大族势力的牵制之下,以大败而收场,使他的声望受到了极大损害,可谓是收之桑榆,失之东隅。
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十一月,年纪已高,有些等不及了的桓温,废司马奕为东海王,改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而司马奕在被废黜之后,“知天命不可再”,“杜塞聪明,无思无虑,终日酣畅,耽于内宠,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晋书?海西公纪》),又活了十五年,于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去世。
此时东晋的内外大权完全把持于桓温一人之手,司马昱“虽处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惧废黜。”(《晋书?简文帝纪》)。但桓温虽然大权在握,却缺乏既有声望才能、又甘愿为其所用的心腹。那些有影响的世家大族,在桓温压倒性的优势面前,自然不敢进行什么明显的反抗,然而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会施展出自己的能量,让桓温在关键时刻功败垂成。这在简文帝遗诏之事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咸安二年(公元372年)七月二十三日,司马昱病重,一日一夜发急诏四道召桓温入朝辅政,被桓温推辞。五天后(二十八日),司马昱立十岁的长子司马曜为太子,随后下达遗诏,让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说“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王坦之当着司马昱的面将这道遗诏撕毁,并晓谕司马昱,司马昱于是让他将其改为“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
虽然如此,在司马昱去世后,朝臣们却仍然“‘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当须大司马处分’。”在这种情况下,王彪之站出来责以大义,于是“朝议乃定”,太子司马曜得以被立为皇帝,是为孝武帝。
司马曜即位后,太后褚氏下令让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诏书已经下达,王彪之又将其封还。(此三段所引皆出《资治通鉴?第一百零三卷》)
王坦之是世家大族太原王氏的领袖,王彪之是(王导之侄)琅邪王氏的代表。从司马昱病重到司马曜即位之间的短短几天时间里,所发生的关于遗诏所发生的故事,可以看出,在东晋皇室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彻底向桓温屈服的情况下,世家大族们仍然竭尽所能的,将桓温“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晋书?桓温传》)的期望击碎。
桓温在得到这样的结果后,虽然“甚愤怨”,一度有诛杀王坦之、谢安(世家大族陈郡谢氏的领袖),强行代晋自立的念头,最终却不得不接受现实。
此后不久桓温就病重了,对皇帝之位痴心不改的他,数度暗示朝廷为其加九锡(禅位之前的一种荣典),结果又被谢安、王坦之、王彪之等人故意拖延,到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七月十四日,终于将这一代枭雄拖死了。
桓温死后,继承其权势的是他的弟弟桓冲,“为群情听归”(《晋书?桓冲传》)的谢安则是他的主要对手。在谢安通过让太后褚氏“临朝决政,献替专在乎己。” (《晋书?王彪之传》)这样的办法,把朝政大权把持于手之后,没有桓温那样的野心和抱负,有着顾全大局的器量的桓冲,就于宁康三年(公元375年)将扬州让于谢安,并离开都城建康前往徐州的镇地京口。
太元二年(公元377年),镇守荆州的桓豁(桓温之弟)去世,桓冲就领荆州刺史,进一步远离了建康。谢安所领袖的陈郡谢氏,就成为了继琅邪王氏和庾氏之后的,第三家执政东晋朝廷,与司马皇家共天下的世家大族。
同生共死
这时候苻坚的前秦已经基本统一了北方,随时都有可能大举南下。在这强大外力的压迫下,已经与东晋朝廷绑在一起了的世家大族们,就暂时放下了相互之间的角立,团结了起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苻坚的前秦大军,在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中,被谢玄(谢安之侄)率领的东晋主力部队一举击溃,从此一蹶不振,北方也再度陷入了分裂之中。
淝水之战后,外部的压力减轻了,东晋内部的矛盾就又凸显出来了。这一次,除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外,还有皇室与世家大族的冲突,其中后者处于更主要的地位。
由于谢安等人主要集中在朝廷,没能像之前的琅邪王氏和庾氏那样,在地方上形成强大而牢固的势力,他们对朝政大权的把持,也就不能像前两者那样稳固,仅仅通过朝廷内部的斗争就有可能将其动摇。
这动摇在战后不久就发生了:谢安受迫于以司马道子(孝武帝司马曜之弟)为代表的东晋宗室,以北征的名义离开朝廷,直至于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去世。而立下了极大战功的谢玄,也不得不让出对军队的掌控之权。
世家大族控制东晋朝廷,是通过该家族的杰出的人物来进行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这个家族就无法从众多的世家大族中脱颖而出,取得执政的地位;如果这样的人物去世,该家族又没有才具声望能代替的人物出来顶替,那这个家族已经取得的执政地位也会跟着失去。这一点王导和琅邪王氏的兴衰,庾亮兄弟和庾氏的事迹就是明证。
在谢安等人或死或退后,陈郡谢氏也从执政地位上退下来了,此时的世家大族中,没有哪一家有能够取代谢安的杰出人物,而东晋朝廷的声望又因淝水之战而大大提高。此消彼长,世家大族在共天下中的强势地位,就难以避免的要被削弱了。如果东晋皇室能出现几个杰出的人才,是很有机会回归皇权至上的传统,把与世家大族共天下的局面,改为用世家大族治天下的。
但是司马曜和司马道子都是腐朽不堪的人物,虽然有这样的企图,却缺乏相应的才能,再加上主(司马曜)相(司马道子)之间的摩擦。这就给了世家大族喘息利用的机会:他们固然难以继续维持在东晋政权中绝对的主导地位,却依然得以维持与皇室共天下的局面。
这样的局面形成后,东晋政权内部的主要矛盾,就变成了皇帝与强势宗室的冲突了,而他们在冲突中所借助的力量,正是依附于彼此的世家大族。
司马曜在他在位的晚年,对司马道子的侵逼已经十分不满,着手培养了不少地方方镇的势力,来对他进行牵制,只是“以太妃之故,加崇礼秩。”(《晋书?简文三子传》),暂时继续隐忍。如果不是司马曜意外去世,这种日益激烈的冲突在积累之下,很可能来一次大爆发。
次年,王恭再次举兵,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桓温之子,当时在荆州)起兵响应。结果王恭的前锋刘牢之,在司马元显(司马道子之子)的收买下倒戈,致使王恭败死,殷仲堪、桓玄仓皇退走。次年,桓玄消灭了企图攻击自己的殷仲堪与杨佺期(荆州司马),独揽上游,成为对建康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强大势力。
此时司马元显已代司马道子掌握朝廷大权,他为了建立一支可以由自己完全掌控的军队,以对抗上游的威胁,强制在东土诸郡征发壮丁,不仅造成了世家大族的强烈不满(南渡的世家大族,为了避免与江东的世家大族产生冲突,纷纷前往东土这样开发程度不高的地方开庄立园,确保自己的经济收入),更是引发了孙恩领导的农民起啊义。
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孝武帝司马曜因为一句玩笑话,被其宠幸的张贵人指示婢女用被子闷死。太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安帝。
司马德宗是个连冷热都分不清楚,吃饭穿衣都不能自理的白痴。这样的一个人来做皇帝,东晋朝廷的大权自然就要被司马道子一人独揽了,但他所控制的也仅限于这个中央朝廷。
隆安元年(公元397年),依附于孝武帝司马曜的王恭(太原王氏)从京口起兵,以诛杀依附于司马道子的王国宝(王坦之之子)为借口,荆州刺史殷仲堪(同样是为司马曜所委任)也于荆州起兵响应,司马道子无力抵抗,只得处死王国宝、王绪兄弟以换取王恭的退兵。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在农民起义基本被镇囧压下去后,司马元显以刘牢之为前锋讨伐桓玄,结果刘牢之再次倒戈,不战而降,使桓玄长驱直下进入建康。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先后被杀。第二年十二月,已经彻底将东晋朝廷掌握于手中的桓玄逼迫司马德宗禅让,代晋自立为帝,国号楚,完成了其父桓温的遗志。
不过桓玄没能在皇帝的位置上坐多长时间,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刘裕等人在京口起兵;同日,刘毅、孟昶、刘道规(刘裕之弟)等人在广陵起兵,前往京口与刘裕会师进攻建康,桓玄败走江陵,不久被杀。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司马德宗被刘裕迎回建康,恢复帝位。
在自相残杀,桓玄之篡和农民起义的数重打击下,东晋皇室和世家大族一蹶不振,不但再也没有了过去呼风唤雨的风光,连自保的能力都失之殆尽。义熙十四年(公元 418年)十二月,王韶之奉刘裕之命,用衣裳拧成的绳子将司马德宗勒死。刘裕立司马德文(司马德宗之弟)为帝,是为恭帝。
在刘裕的暗示下,司马德文于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六月十一日让出皇帝之为。同月十四日,刘裕即皇帝位,国号宋。偏安于长江之南的东晋王朝,在延续了103年后,正式灭亡了。而司马德文这个东晋的末代皇帝,也在第二年的九月被刘裕手下的士卒用被子闷死。“自是之后,禅让之君,罕得全矣。”(胡三省《资治通鉴?考异》)
西晋的王位更替
西晋 (265——316)
(1)武帝司马炎 ——┬—— (2)惠帝司马衷
265~290 │ 290~306
│
├—— 吴孝王司马晏 ————— (4)愍帝司马邺
│ 313~316
│
└—— (3)晋怀帝司马炽
307~313 前赵灭西晋 西晋亡
东晋的王位更替
东晋 (317——420)
(1)元帝司马睿—┬—(2)明帝司马绍 —┬—(3)成帝司马衍 —┬—(6)哀帝司马丕
317~323 │ 323~326 │ 326~342 │ 362~365
│ │ │
│ │ └—(7)废帝司马奕
│ │ 366~371
│ │
│ └—(4)康帝司马岳———(5)穆帝司马聃
│ 343~344 345~361
│
└(8)简文帝司马昱——(9)孝武帝司马曜 ┬(10)安帝司马德宗
371~372 373~396 │ 397~418
│
└—(11)恭帝司马德文
419~420
—— 宋灭东晋 东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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