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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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主要可以分为三类：民间侠、儒侠和道侠。
民间侠的典型代表是萧峰，他具有历史上一般侠客的讲义气、重然诺、扶危济困等优良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古往今来的侠客中最为潇洒不羁、纵横无束而又豪爽纯真的性格；看似粗莽大汉，实是宅心仁厚，极富怜悯情怀。他的结局尤为特殊，为息两国之争，救生民于涂炭，他不惜以自杀震慑辽国，警醒大宋，这就给人们留下了无法逃避的思考：胸前刻着青郁郁狼头的“野蛮人”与满口仁义道德的“文明人”相比，哪一类人更文明？传统的华夷之辩、畛域之分到底是对是错？实际上，这是借萧峰之死把普通百姓心灵深处的光华逼显出来。萧峰这一朴素的民间大侠的形象确实显示出某种永恒性：在任何历史时期，萧峰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献身精神都具有不灭的价值和意义。
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经历极其符合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论断，他的性格符合孔子的“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仁矣”的论述，他的作为和结局更使他成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事实上，作为儒侠的郭靖已经“名士化”，更趋近于民族英雄和道德楷模，然而，这决不是我们习见习闻的政治宣传，金庸小说始终在文化层面描述郭靖的“英雄”和“道德”这两个方面的，因此，他的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大侠品格有着鼓舞人心的作用，其正大弘毅的人格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应该有着永恒的意义。
道侠的典型代表是张三丰，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善为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他即现实而又超现实，在实践老庄思想的生命历程中，他达到了执著现实而又审美超越的人生的天地境界，他的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会赢得人们的恒久景慕。在一定意义上讲，张三丰的人格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精神家园般的图景，它是我们这个民族永远无法达到而又永远追求的人格模式。
当然，金庸小说中还有其他很多类型的侠客，比如自由型侠客令狐冲，复仇型侠客袁承志等等，这里暂不涉及。
应当说，侠义精神是一种具有积极合理因素的民族文化精神，起码是一种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拨力量，正是因为有侠义精神的普遍存在，民间社会的正义力量才得到保证，上层社会也才能从中提升出“为民请命”和“拚命硬干”的精神，塑造出“民族的脊梁”。
金庸小说正表现了这种“提升”。金庸小说对传统的赴人困厄、私相复仇、依附清官等带有严重局限的侠义精神进行了超越，从侠义精神的最本质的内核入手，抓住其中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因素，按照现代观念的要求对其进行了新的创造。应当说，萧峰、郭靖、张三丰这样的形象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因融入了现代意识，让现代人感觉到了深刻的文化的真实。这就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成功范例。
从传统文化的本质上看，征服社会的目的是为了完善道德，完善道德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征服社会，构建更为理想的社会存在，因此，武”与“侠”是从传统文化的本质深处生发出来的两个概念，体现了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恒久渴望。在当今社会中，“武”与“侠”的外在形式已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却必然也必须生生不息，因为民族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是不能离开自己的文化之魂而独立于天地之间的。
武魂悠悠，侠意切切，伊人已逝，千古难再。然而，民族的精魂是不会消散的，当我们展读金庸小说时，那如痴如醉的感受，不正昭示着我们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吗？
那么，什么是家园？家园就是美，即使有痛苦，也还是美的。
但家园虽美，不可永居，也许，只有在我们不仅愿意背负美，也有勇气背负痛苦走向未来，开辟新的家园的时候，我们才能变得健康而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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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具体说，它经历过四个阶段：“侠之立、侠之变、侠之疑、侠之反”。金庸是立中有变，集小变为大变；变中有疑，集小疑为大疑；疑中有反，集小反为大反。
在早期几部书中，他按照正宗的中国侠义观念——儒家之侠这个观念来书写，这到郭靖是最高峰；但是到了杨过就开始变，而到张无忌则变异越大。在不断变化中，对武侠世界的传统价值慢慢产生怀疑，而怀疑的典型代表是《连城诀》，那真有点拨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而《侠客行》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被自己欲念支配着，正宗“侠”的理念在这世界很难找到，《天龙八部》也是对武侠价值有着高度的怀疑。这是金庸不同于别的作家之处，而更与众不同之处就是走向“侠之反”，对武侠价值、对武侠传统写作方式有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颠覆或反讽。
从现实观点看金庸武侠小说，似乎“侠”的基本价值和文化与今天的组织现象、组织文化会有所抵触、矛盾。管理，它的基层是组织，在今天的社会里，人和人、组织和组织之间基本逻辑就是交易，相互间有妥协和让步、利益分配和行政规范。可是金庸小说的侠，都有非常奔放独立的生命，他可以牺牲很多东西，就为了追求单一目标。不需要和人家妥协，不用和人成群结队，没什么利益交换，也不受组织规范，所以不容易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观照他们。虽然武侠小说里也有组织，但试看长期存在于组织的人，或组织里有效的领导者，似多平庸之辈。全真教的道士们、少林寺的和尚们，武功高有什么用？很俗气！彼此之间的想法、沟通很复杂，不是个痛快的人生。
大侠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行政管理都不行。像郭靖、令狐冲、张无忌，虽然个人魅力很强，但他们带领那么多人，都是黄蓉、任盈盈、赵敏在管，就像有个老婆管理学院。最近很多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的女性不重要，我倒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反映了一个现实，就是男人在外面打拼，女人在后面遥控，真正有能力有影响力的是女人。
甚至还有个现象就是，同一个人在组织内外表现特异。如向问天，流落江湖被人追打时多么英雄豪杰，后来任我行平反后，让他做了行政主管就侠义不起来了。金毛狮王谢逊在江湖闯荡时多好，但以前在明教里也不很快乐；这跟《水浒传》一样，所有人入伙前都是英雄好汉、立体的人物，跑到梁山泊以后就变成平面的，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因为在现实社会之下，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生命都投入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组织结构，羁绊在里面，使我们的人性、侠性受到太大的扼杀！
民间侠的典型代表是萧峰，他具有历史上一般侠客的讲义气、重然诺、扶危济困等优良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古往今来的侠客中最为潇洒不羁、纵横无束而又豪爽纯真的性格；看似粗莽大汉，实是宅心仁厚，极富怜悯情怀。他的结局尤为特殊，为息两国之争，救生民于涂炭，他不惜以自杀震慑辽国，警醒大宋，这就给人们留下了无法逃避的思考：胸前刻着青郁郁狼头的“野蛮人”与满口仁义道德的“文明人”相比，哪一类人更文明？传统的华夷之辩、畛域之分到底是对是错？实际上，这是借萧峰之死把普通百姓心灵深处的光华逼显出来。萧峰这一朴素的民间大侠的形象确实显示出某种永恒性：在任何历史时期，萧峰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献身精神都具有不灭的价值和意义。
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经历极其符合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论断，他的性格符合孔子的“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仁矣”的论述，他的作为和结局更使他成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事实上，作为儒侠的郭靖已经“名士化”，更趋近于民族英雄和道德楷模，然而，这决不是我们习见习闻的政治宣传，金庸小说始终在文化层面描述郭靖的“英雄”和“道德”这两个方面的，因此，他的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大侠品格有着鼓舞人心的作用，其正大弘毅的人格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应该有着永恒的意义。
道侠的典型代表是张三丰，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善为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他即现实而又超现实，在实践老庄思想的生命历程中，他达到了执著现实而又审美超越的人生的天地境界，他的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会赢得人们的恒久景慕。在一定意义上讲，张三丰的人格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精神家园般的图景，它是我们这个民族永远无法达到而又永远追求的人格模式。
当然，金庸小说中还有其他很多类型的侠客，比如自由型侠客令狐冲，复仇型侠客袁承志等等，这里暂不涉及。
应当说，侠义精神是一种具有积极合理因素的民族文化精神，起码是一种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拨力量，正是因为有侠义精神的普遍存在，民间社会的正义力量才得到保证，上层社会也才能从中提升出“为民请命”和“拚命硬干”的精神，塑造出“民族的脊梁”。
金庸小说正表现了这种“提升”。金庸小说对传统的赴人困厄、私相复仇、依附清官等带有严重局限的侠义精神进行了超越，从侠义精神的最本质的内核入手，抓住其中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因素，按照现代观念的要求对其进行了新的创造。应当说，萧峰、郭靖、张三丰这样的形象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因融入了现代意识，让现代人感觉到了深刻的文化的真实。这就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成功范例。
从传统文化的本质上看，征服社会的目的是为了完善道德，完善道德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征服社会，构建更为理想的社会存在，因此，武”与“侠”是从传统文化的本质深处生发出来的两个概念，体现了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恒久渴望。在当今社会中，“武”与“侠”的外在形式已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却必然也必须生生不息，因为民族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是不能离开自己的文化之魂而独立于天地之间的。
武魂悠悠，侠意切切，伊人已逝，千古难再。然而，民族的精魂是不会消散的，当我们展读金庸小说时，那如痴如醉的感受，不正昭示着我们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吗？
那么，什么是家园？家园就是美，即使有痛苦，也还是美的。
但家园虽美，不可永居，也许，只有在我们不仅愿意背负美，也有勇气背负痛苦走向未来，开辟新的家园的时候，我们才能变得健康而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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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具体说，它经历过四个阶段：“侠之立、侠之变、侠之疑、侠之反”。金庸是立中有变，集小变为大变；变中有疑，集小疑为大疑；疑中有反，集小反为大反。
在早期几部书中，他按照正宗的中国侠义观念——儒家之侠这个观念来书写，这到郭靖是最高峰；但是到了杨过就开始变，而到张无忌则变异越大。在不断变化中，对武侠世界的传统价值慢慢产生怀疑，而怀疑的典型代表是《连城诀》，那真有点拨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而《侠客行》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被自己欲念支配着，正宗“侠”的理念在这世界很难找到，《天龙八部》也是对武侠价值有着高度的怀疑。这是金庸不同于别的作家之处，而更与众不同之处就是走向“侠之反”，对武侠价值、对武侠传统写作方式有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颠覆或反讽。
从现实观点看金庸武侠小说，似乎“侠”的基本价值和文化与今天的组织现象、组织文化会有所抵触、矛盾。管理，它的基层是组织，在今天的社会里，人和人、组织和组织之间基本逻辑就是交易，相互间有妥协和让步、利益分配和行政规范。可是金庸小说的侠，都有非常奔放独立的生命，他可以牺牲很多东西，就为了追求单一目标。不需要和人家妥协，不用和人成群结队，没什么利益交换，也不受组织规范，所以不容易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观照他们。虽然武侠小说里也有组织，但试看长期存在于组织的人，或组织里有效的领导者，似多平庸之辈。全真教的道士们、少林寺的和尚们，武功高有什么用？很俗气！彼此之间的想法、沟通很复杂，不是个痛快的人生。
大侠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行政管理都不行。像郭靖、令狐冲、张无忌，虽然个人魅力很强，但他们带领那么多人，都是黄蓉、任盈盈、赵敏在管，就像有个老婆管理学院。最近很多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的女性不重要，我倒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反映了一个现实，就是男人在外面打拼，女人在后面遥控，真正有能力有影响力的是女人。
甚至还有个现象就是，同一个人在组织内外表现特异。如向问天，流落江湖被人追打时多么英雄豪杰，后来任我行平反后，让他做了行政主管就侠义不起来了。金毛狮王谢逊在江湖闯荡时多好，但以前在明教里也不很快乐；这跟《水浒传》一样，所有人入伙前都是英雄好汉、立体的人物，跑到梁山泊以后就变成平面的，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因为在现实社会之下，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生命都投入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组织结构，羁绊在里面，使我们的人性、侠性受到太大的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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