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些斯大林的情况!为什么很多人说他是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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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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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犯了不少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建设了富强的苏联,军事、经济总量都是世界第二!他是抵抗法西斯的功臣!说他是“暴君”的,是帝国主义的污蔑!请你注意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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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过分开分析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经过形成、定型和凝固化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特征。它的特征可简要归纳如下。
1.它渊源于十月革命后苏俄曾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而与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俄国国情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背道而驰。它的思想基础是左倾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
2.它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或历史定位问题上,不顾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搞“超阶段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是决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和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斯大林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片面地把改变生产关系,把实现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这就决定了他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必然是不顾社会生产力,主观主义地追求改变生产关系的超越客观阶段的战略。
3.它在经济思想上否定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市场机制,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它的经济体制是以产品经济观为基础的、以党所代表的国家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它在经济结构上,在工农业之间以工业为主导,在轻重工业之间以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为优先,在速度和效益关系上强调速度第一,在生产和消费关系上则是生产第一,消费服从生产。它在经济战略上,是粗放型和“数量赶超型”的经济,也就是靠不断增加投入来增产,以求在社会产品的数量上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手段。从经济类型上看,这种模式的经济势必是超重型、低效益、高消耗和准军事型的经济。
4.它在政治思想上无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的重大区别,夸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作用,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它在政治体制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强调专政,缺乏民主。在斯大林体制下,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变成了党的专政,而党的专政又变成了领袖的个人专政,苏维埃成了在形式上通过党政机关作出的决议和法令的工具,成为形式民主的象征。这种政治体制要求苏维埃、工会和各种群众组织都充当党的意志——实际上就是领袖个人意志的“传送带”,每个个人都充当执行这种意志的“驯服工具”和“螺丝钉”。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出现了大量破坏法制、滥用专政的违法现象,留下严重的社会创伤。“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种政治体制在人事干部制度上实行高层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和各级干部的委任制,造成干部只知对上负责,按上级指示办事,缺乏求实开拓精神和脱离群众、脱离客观实际的作风。
5.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否定学术思想自由和艺术的多样性,以垄断、粗暴和高压的方式干预文化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压制学术自由,实际上就是搞文化专制主义,窒息学术思想,造成思想的长期教条化和僵化。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发生了抛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路,回归到“战时共产主义”思路上来,而形成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当时苏联尚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党内左倾急躁冒进思想占上风的情况下,在一定意义上说,在历史上发生这样的曲折也属难免。斯大林如能具有像列宁那样的清醒的头脑,能够看到这一模式的种种弊端(事实上在30年代和40年代早已不断暴露出来),及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这种历史错误本来是可以克服和改正的。不幸的是斯大林只看到成绩,看不到问题,在实现工业化使苏联国力增长后,尤其在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后,更在胜利面前变得骄傲起来,而使他执政下形成的苏联模式更加僵化。邓小平在1980年说:“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1985年他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这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状况切中要害的深刻总结。
斯大林执政年代给苏联社会留下的严重恶果和沉重遗产
斯大林的执政年代是胜利和悲剧、苏联人民的英雄业绩和蒙受的巨大苦难交织在一起的时期。一方面,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当时在苏联人民中享有十分崇高的威望,他们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在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目标的鼓舞下,在3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和战后恢复时期表现出巨大劳动热情和英雄气概,以及苏联当时存在发展经济的粗放条件,所以在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增强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由于他们领导苏联各阶层人民在卫国战争中为保卫祖国所表现出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而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是不能否定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成就和胜利是在被斯大林扭曲了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方针下,也就是在他建立起来的变形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因此苏联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他们的受益和付出的代价是很不相称的。大量事实说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给苏联社会留下的恶果是十分严重的,这主要反映在:
1.由于这种模式的经济体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生产资源得不到合理的配置,畸形的经济结构难以改变,生产效益日趋低下,浪费消耗日益严重,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断下降,所以苏联经济在头几个五年计划中得到高速增长后,增长率逐渐下降,经济越来越丧失活力,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战后除了军事技术的发展外,其他方面同西方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农业方面,斯大林的全盘农业集体化给苏联农业生产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使广大农民丧失了生产自主权,失去了生产积极性,使苏联长期面临粮食和农产品短缺的严峻局面。在消费服从生产的方针下,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食品和日用工业品长期短缺,住房严重不足。
2.党的干部和机关特殊化和官僚化日趋严重,越来越脱离群众。以党代政和严重破坏法制的做法使苏维埃徒具形式。几年一次的苏维埃选举和每年一次的最高苏维埃会议都成了走过场的民主外表形式,人民没有切实感到自己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因而同政权越来越疏远。
3.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个人迷信的盛行,导致社会意识的贫困和教条主义及形而上学盛行,使社会知识潜力遭到巨大破坏,学术思想上的创造性受到严重压制和摧残,社会政治思想水平日趋下降。
4.在长期突出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下,在人们经常处于被克格勃窃听(当时政治局委员都担心被窃听)和被人打小报告而遭清洗和镇压的威胁下,社会政治气氛和人与人的关系很不正常。尤其是战后人民期待着政治气氛宽松起来,而斯大林却又掀起了“反世界主义”、“列宁格勒案件”和“医生谋杀案”等一系列思想讨伐和政治迫害运动,使人们觉得又回到了1937—1938年的大清洗年代,整个社会又一次笼罩着紧张气氛。群众中一方面口头上对当局歌功颂德,另一方面又心存怀疑和不满,由于人人自危,人们保持沉默或不讲真话的两面心态越来越普遍。
5.最为严重的是斯大林在长达30年的执政时期,为维护他的社会主义模式,培植了一个比较牢固的“左”的、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基础,和从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中得益的一大批党政干部构成的社会基础,这为苏联以后的改革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总之,斯大林给苏联留下的是一个问题成堆的、受到巨大创伤的、病态的社会。1950年10月,我随新中国建国后访问苏联的第一个青年代表团在苏联访问了三个月。当时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很幼稚,对访问苏联有着朝圣的感觉,但在接触苏联实际后就感到很多情况同自己的想象有不少差距,感到苏联社会气氛是沉闷和紧张的(当时我并不知道苏联正在进行“反世界主义”、“列宁格勒案件”等政治运动),干部和群众中有相当大的等级差距,形式化的东西很多,人们中并不存在高涨的政治热情,同志之间的关系并不真诚密切。当时代表团的一条纪律就是不能谈论苏联的消极面。限于我当时的水平,我也无法解释这些现象的原因。现在看来,这些都是这个病态社会的反映。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经过形成、定型和凝固化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特征。它的特征可简要归纳如下。
1.它渊源于十月革命后苏俄曾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而与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俄国国情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背道而驰。它的思想基础是左倾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
2.它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或历史定位问题上,不顾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搞“超阶段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是决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和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斯大林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片面地把改变生产关系,把实现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这就决定了他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必然是不顾社会生产力,主观主义地追求改变生产关系的超越客观阶段的战略。
3.它在经济思想上否定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市场机制,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它的经济体制是以产品经济观为基础的、以党所代表的国家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它在经济结构上,在工农业之间以工业为主导,在轻重工业之间以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为优先,在速度和效益关系上强调速度第一,在生产和消费关系上则是生产第一,消费服从生产。它在经济战略上,是粗放型和“数量赶超型”的经济,也就是靠不断增加投入来增产,以求在社会产品的数量上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手段。从经济类型上看,这种模式的经济势必是超重型、低效益、高消耗和准军事型的经济。
4.它在政治思想上无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的重大区别,夸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作用,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它在政治体制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强调专政,缺乏民主。在斯大林体制下,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变成了党的专政,而党的专政又变成了领袖的个人专政,苏维埃成了在形式上通过党政机关作出的决议和法令的工具,成为形式民主的象征。这种政治体制要求苏维埃、工会和各种群众组织都充当党的意志——实际上就是领袖个人意志的“传送带”,每个个人都充当执行这种意志的“驯服工具”和“螺丝钉”。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出现了大量破坏法制、滥用专政的违法现象,留下严重的社会创伤。“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种政治体制在人事干部制度上实行高层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和各级干部的委任制,造成干部只知对上负责,按上级指示办事,缺乏求实开拓精神和脱离群众、脱离客观实际的作风。
5.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否定学术思想自由和艺术的多样性,以垄断、粗暴和高压的方式干预文化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压制学术自由,实际上就是搞文化专制主义,窒息学术思想,造成思想的长期教条化和僵化。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发生了抛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路,回归到“战时共产主义”思路上来,而形成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当时苏联尚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党内左倾急躁冒进思想占上风的情况下,在一定意义上说,在历史上发生这样的曲折也属难免。斯大林如能具有像列宁那样的清醒的头脑,能够看到这一模式的种种弊端(事实上在30年代和40年代早已不断暴露出来),及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这种历史错误本来是可以克服和改正的。不幸的是斯大林只看到成绩,看不到问题,在实现工业化使苏联国力增长后,尤其在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后,更在胜利面前变得骄傲起来,而使他执政下形成的苏联模式更加僵化。邓小平在1980年说:“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1985年他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这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状况切中要害的深刻总结。
斯大林执政年代给苏联社会留下的严重恶果和沉重遗产
斯大林的执政年代是胜利和悲剧、苏联人民的英雄业绩和蒙受的巨大苦难交织在一起的时期。一方面,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当时在苏联人民中享有十分崇高的威望,他们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在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目标的鼓舞下,在3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和战后恢复时期表现出巨大劳动热情和英雄气概,以及苏联当时存在发展经济的粗放条件,所以在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增强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由于他们领导苏联各阶层人民在卫国战争中为保卫祖国所表现出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而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是不能否定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成就和胜利是在被斯大林扭曲了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方针下,也就是在他建立起来的变形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因此苏联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他们的受益和付出的代价是很不相称的。大量事实说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给苏联社会留下的恶果是十分严重的,这主要反映在:
1.由于这种模式的经济体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生产资源得不到合理的配置,畸形的经济结构难以改变,生产效益日趋低下,浪费消耗日益严重,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断下降,所以苏联经济在头几个五年计划中得到高速增长后,增长率逐渐下降,经济越来越丧失活力,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战后除了军事技术的发展外,其他方面同西方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农业方面,斯大林的全盘农业集体化给苏联农业生产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使广大农民丧失了生产自主权,失去了生产积极性,使苏联长期面临粮食和农产品短缺的严峻局面。在消费服从生产的方针下,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食品和日用工业品长期短缺,住房严重不足。
2.党的干部和机关特殊化和官僚化日趋严重,越来越脱离群众。以党代政和严重破坏法制的做法使苏维埃徒具形式。几年一次的苏维埃选举和每年一次的最高苏维埃会议都成了走过场的民主外表形式,人民没有切实感到自己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因而同政权越来越疏远。
3.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个人迷信的盛行,导致社会意识的贫困和教条主义及形而上学盛行,使社会知识潜力遭到巨大破坏,学术思想上的创造性受到严重压制和摧残,社会政治思想水平日趋下降。
4.在长期突出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下,在人们经常处于被克格勃窃听(当时政治局委员都担心被窃听)和被人打小报告而遭清洗和镇压的威胁下,社会政治气氛和人与人的关系很不正常。尤其是战后人民期待着政治气氛宽松起来,而斯大林却又掀起了“反世界主义”、“列宁格勒案件”和“医生谋杀案”等一系列思想讨伐和政治迫害运动,使人们觉得又回到了1937—1938年的大清洗年代,整个社会又一次笼罩着紧张气氛。群众中一方面口头上对当局歌功颂德,另一方面又心存怀疑和不满,由于人人自危,人们保持沉默或不讲真话的两面心态越来越普遍。
5.最为严重的是斯大林在长达30年的执政时期,为维护他的社会主义模式,培植了一个比较牢固的“左”的、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基础,和从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中得益的一大批党政干部构成的社会基础,这为苏联以后的改革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总之,斯大林给苏联留下的是一个问题成堆的、受到巨大创伤的、病态的社会。1950年10月,我随新中国建国后访问苏联的第一个青年代表团在苏联访问了三个月。当时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很幼稚,对访问苏联有着朝圣的感觉,但在接触苏联实际后就感到很多情况同自己的想象有不少差距,感到苏联社会气氛是沉闷和紧张的(当时我并不知道苏联正在进行“反世界主义”、“列宁格勒案件”等政治运动),干部和群众中有相当大的等级差距,形式化的东西很多,人们中并不存在高涨的政治热情,同志之间的关系并不真诚密切。当时代表团的一条纪律就是不能谈论苏联的消极面。限于我当时的水平,我也无法解释这些现象的原因。现在看来,这些都是这个病态社会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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