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
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的哲学相比，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验论与理性论（即唯理论）的长期论争中，经验论由盛而衰，理性论有抬头的迹象。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末期，在英美哲学界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是由A.孔德开始，由B.A.W.罗素发展起来的分析经验论（见分析哲学）。实用主义以及欧洲大陆的其他一些哲学流派也倾向于经验论。这一时期，理性论仅仅在新经院哲学（见新托马斯主义）中还有点影响。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6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结构主义运动，力图恢复理性论在现代哲学中的地位。而对经验论最沉重的打击，是来自心理学方面。蓬勃发展起来的认识心理学派，给理性论提供了反驳经验论的最有力证据。按照认知学的看法，心灵完全不是一块白板,即使最简单的知觉也受认知作用的影响,决不是单纯接受来自外界的刺激。一个意象更是信息储存与检索的复杂操作，经验论者所设想的那种纯粹的经验或观察并不存在，人们在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中，认知的模式或范式起着决定的作用。
科学实在论根据新的物理实验结果对经验论所作的批评，也为理性论的复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经验论者不仅忽视了心灵或理性的作用，而且还否认或怀疑外物，即那些不可观察的“理论对象”的存在，并以可观察性作为实在性的标准。大多数科学实在论者反对经验论主张的这种观点，有些实在论者还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科学哲学中最后的裁判员不是理论，而是实验，不是我们怎样思想，而是我们如何行动。在他们看来，能够产生效果的理论对象，即使本身是不可观察的，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它们是实在的。经验论和理性论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易位，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19世纪中叶以前，近代科学明显地对经验论有利。然而现代科学并不支持经验论，由于哲学家和科学家们长期囿于经验论的传统，他们往往试图从经验论立场解释新的科学发现。随着现代科学中理性论再度被重视，导致它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复兴。这样，结构、整体、范式等，便代替逻辑原子、感觉资料、观察语句而成为最流行的哲学概念。 在逻辑、伦理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等领域，普遍出现了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取代一元主义、决定论的倾向。哲学家不再信奉那种永恒不变、普遍有效、独一无二的规范、准则、标准或范式，承认道德规范、合理性标准、科学范式等都相对于文化和时代而发生变化，甚至逻辑规则也可以根据约定而有所不同。例如，R.卡尔纳普提出的容忍原则，就允许有不同的逻辑和不同的语言构架；M.福柯揭示了文化史上各种不同的认识型；T.S.库恩指出了科学史上各种不同的范式；P.K.费耶尔阿本德强调合理性标准随时代而改变。
这些哲学家对多元主义的趋向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有的认为这是可以容忍的；有的承认这些是人类学和科学史上所揭露的事实；有的则表示热烈拥护。费耶尔阿本德指出，一个科学家不仅是理论的发明者，而且是事实、标准、合理性形式，乃至整个生活方式的发明者。
现代西方哲学在文化史、伦理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等方面，还普遍地带有相对主义的特点。一个多元主义者如果进一步主张同时或先后出现的不同标准、范式等等是不可通约或不可比较的，并且在它们之间并无正确、不正确之分，并无进步、退化或优劣之别，他就成了一个相对主义者。在欧洲大陆哲学中的后期结构主义、解释学以及在英美的分析哲学中，相对主义并不罕见。
19世纪德国哲学家F.W.尼采可以被视为现代西方哲学中相对主义的最早典型。他认为一切推理都是合理的，一切“真理”都是源于某一占支配地位的“意志”的视界。
尼采早在19世纪末期就反对19世纪中期以来流行的实证主义，他针对实证主义者“有的只是事实”的口号说：“不，恰恰没有事实，有的只是解释。”
库恩和费耶尔阿本德则在20世纪60～70年代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他们对逻辑实证主义者所信奉的既是经验意义标准也是理论评价标准的观察证据提出质疑，认为没有任何中立的观察，只有充满理论或受理论污染的观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比较流行的有道德相对主义，还有文化相对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但相对主义并未占统治地位。有些多元主义者或历史主义者既反对固定不变的标准，也反对相对主义。 西方古代、近代的许多哲学家都对语言作过哲学考察，但他们并不认为这种考察是一切哲学思考的必要条件或预设。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的主要哲学流派如现象学、结构主义和解释学都十分注重语言的研究和阐明，只是着眼点有所不同。
分析哲学家往往认为科学问题是事实问题，科学研究一刻也离不开语言,而哲学问题本身就是语言问题,或者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他们所关注的主要在于分析形式化语言或日常语言，但其中又有不同的侧重点。一种是把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看作对各种不同语言或谈论的分析和阐明，如对宗教、伦理和科学的谈论等等。
这样，哲学谈论就是对谈论的谈论，是属于第二层次的、使用元语言的谈论。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只有在人工语言或形式化语言中，才能被明确区分出来。持这种看法的哲学家认为，日常语言有许多缺陷,无论分析那一种谈论,都必须或应当构造一个形式语言系统，代替那些实际上被使用的语言，只有这样才能够阐明该谈论中出现的许多词、句的语义关系和逻辑关系。例如，在分析科学语言时，主要不是分析科学家实际使用的语言，而是分析那些经过合理重建的科学理论和观察报告等等。
另一些分析哲学家则致力于分析与日常语言中的哲学至关重要的词汇和语句，反对用人工语言代替日常语言。他们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毫无问题，毛病主要出在对日常语言的误解。正是由于不懂日常语言的用法或使用不当，造成了奇怪的、难以解决的哲学问题。因此，只要对日常语言进行细致分析，阐明有关词、句的意义和用法，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使哲学困惑得到“治疗”。
在语言问题上，主要流行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和解释学与主要流行于英美国家的分析哲学有所不同，这些学派比分析哲学更注重语言分析，它们不只是分析语言，而且把一切现象，包括社会现象、心理现象甚至自然现象，都当作一种代码或符号系统，或者当作一个文本加以分析和解释。
例如，法国结构主义者C.勒维-斯特劳就把神话和亲属关系看作具有象语言一般的结构。按照他的分析,神话并不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而是努力解决人的生存和社会组织问题的尝试。他把语言和通讯作为哲学的关键概念，认为人的本质特征是具有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解释学专门研究和解释人的行为、语言、社会制度等本质上有意向的现象，它把一个梦、一个神话故事和一条法律等等，都看作是具有语言的性质，并需加以解释的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