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院的作用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56条规定了“枢密顾问根据枢密院官制规定，答复天皇之咨询，审议重要之国务”。 向枢密院进行咨询的事项如下：
※皇室典范、皇室令中属于枢密院权限的事项
※宪法条款的草案及质疑
※宪法附属法令的相关草案及质疑
※枢密院官制及事务规程的改正
※紧急敕令、紧急财政处分
※国际条约的缔结
※戒严的宣告
※教育的相关重要敕令
※行政各部的官制等与官规有关的敕令
※荣典、恩赦等相关敕令
※其他被咨询的事项 枢密院的权限划分为皇室机关的权限和国家机关的权限两类。
首先，皇室机关的权限主要分为议决事项和咨询事项。
议决事项包括在天皇丧失履行职权的能力的情况下设置摄政的决定（旧皇室典范第19条）；在天皇丧失亲理大政的情况下，决定摄政或摄政继任者的顺序的变更（旧皇室典范第25条）。在枢密院召开皇族会议时，临时作为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
回应咨询的事项包括：皇位继承顺序的变更、太傅的选用和退任、世伝御料的编入解除和世伝御料所属土地上物权的设定。皇室典范的修正增补、皇族的臣籍降下、年号的制定、皇族失踪的宣告等等。
上述事项均要等待咨询提出后再拿出意见，不能自主地展开进行。
其次，国务机关的咨询同样不能自主展开进行，对于议决是否采纳取决于辅弼大臣。交付枢密院审议的事项（枢密院官制6条）主要有：宪法的条款或宪法附属法律、敕令相关草案的质疑、戒严的宣告、紧急敕令和关于处罚规则的敕令、列国交涉的条约和承诺、枢密院官制及事务规程的修改，以及其他临时咨询的事项。需要指出的是，除行政裁判法以外的权限争议的裁判也属于枢密院的权限范围。
枢密院禁止参与施政（枢密院官制第8条），也不得与大臣以外的人进行公务上的交涉（枢密院事务规程第3条）。 一般当枢密院与政府的政策发生对立时，多数通过对话协商，由某一方作出让步。但1927年为救济台湾银行，第1届若槻内阁作出的紧急敕令案被枢密院以19对11否决，从而导致了内阁总辞职。这是唯一一次由枢密院压倒政府内阁的实例。尽管如此，但实际上并没有明文规定被枢密院否决的情况下，内阁必须总辞职。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偶然事件只是由于首相的软弱造成的。
例如历史上还有一次类似的事件。1930年，滨口雄幸内阁要求批准伦敦海军条约。当时，希望批准条约的政府（民政党执政）为一方，枢密院、军部、鸠山一郎等为主的在野党政友会为对立的另一方。当时有人主张，内阁断然实行军缩是干涉天皇统帅权的行为，枢密院内部也积极开展反对滨口内阁的行动。但是，滨口首相得到了元老西园寺公望和舆论的支持，坚决抵制枢密院，甚至拒绝了枢密院核心人物伊东巳代治的调查要求。当时以东京日日新闻为首的各大报纸也都猛烈抨击枢密院。最后枢密院一方只能让步，批准了这一条约。
双方的对立导致更多的冲突，明治、大正时代，枢密院以山县有朋为后盾策划了一系列反政党的行动，即使是在山县有朋死后的1928年（昭和3年）的批准非战公约等问题上依然如此。
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对枢密院进行改革，将枢密顾问官的定员从38人减至24名，弱化了枢密院的力量。到了东条英机内阁时期，枢密院基本丧失了权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