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补贴的政策
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形式出现，之后逐渐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方面。如1979～1980年，财政用于农用塑料薄膜的补贴就达16亿多元，对当时农业的增产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1980～1992年，政府主要采取放开农产品价格的政策，让农民在市场交换中受益，财政上的农业补贴相对较少。1992年以后，我国对粮、棉等农产品实行较大力度的价格和流通干预政策，目标是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问题消除后，粮食价格不断降低，已失去经济学意义上的保护含义，而棉花则于1999年完全放开了价格，更谈不上保护。入世前后，农业补贴问题备受各方关注，如今对农民采取直接补贴等一系列措施正在安徽等几个省试行。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投入严重不足，资金投入偏重大江大河治理，直接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偏小，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软肋”。我国国内支持水平在数量、结构、对象和方式等方面，与许多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对农业给予支持保护是世界各国为提高农业国际相对竞争力的通行做法，特别是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为本国农业提供了大量的补贴。如2002年5月，美国政府颁布了《2002年农业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计划在此后10年内要增加农业补贴1900亿美元。世贸组织规则所允许使用的12类“绿箱”措施中，我国只使用了6类，国内政府各部门对农业的投入总量不及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预算的1/5，国内支持总量（不含大江大河治理、生态环境等）仅占农业总产值的3.6%，远远低于世贸组织多数成员5%～20%的水平。而且，我国农业投资不稳，结构不尽合理。“一五”～“九五”期间，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最高达17%，最低仅为3.4%；农业基建投资占国家基建总投资的比重最高达18.8%，最低为5.8%。同时，农业投资的结构逐渐向水利和林业倾斜。当前，在中央财政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中，水利最多，林业和生态建设次之，农业在农、林、水三大行业中所占份额最小。“九五”期间，中央财政用于农、林、水的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水利为1049亿元，占63.77%；用于林业为180亿元，占10.94%；用于生态建设为260亿元，占15.81%；用于农业为86.5亿元，仅占5.26%。这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相适应。由此造成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农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且难度不断加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步履艰难，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前所未有的三大考验，即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考验、进口农产品冲击的考验和国际经济发展严峻形势的考验。农业发展机遇存在，但需要条件和时间，而冲击即将到来甚至已经凸现。 2005年我国财政支农资金为2975亿，而粮食直补、奖励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合计不超过230亿，仅占全部支农资金的7．7%，而用于粮食和棉花流通环节的补贴仍占很大的比重，类似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缺乏透明度，补贴效率低下，农民受益较少。因此，建议完善补贴结构，不断增加直补资金量。
二、改进补贴方式，提高补贴效率。即进一步扩大农民直接补贴规模和范围，使直补的“特惠制”向“普惠制”推进。在直补方式上，既可考虑不与产量挂钩的直接收入补贴，也可以考虑与产量挂钩的直接补贴方式，还可以考虑选择某些对增效增收作用明显的生产环节进行补贴，如机耕机收补贴，推广旱作农业节水灌溉技术补贴等。 建议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尽快研究制定《农业补贴条例》，将一些行之有效的农业补贴政策制度化、法制化，通过法律法规对农业补贴预算予以硬性约束，保证农业补贴政策的稳定和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