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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吏多其义,因共就问之,亦罕见者,或拜门外以去。义卫志,智卫身,托衣圃之弃迹,下可见故主,无辱先人,若余若水者足矣。——《余若水先生传》... 长吏多其义,因共就问之,亦罕见者,或拜门外以去。

义卫志,智卫身,托衣圃之弃迹,下可见故主,无辱先人,若余若水者足矣。
——《余若水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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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18 · TA获得超过12万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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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官赞叹他的道义,于是就拱手亲自来拜访他,但是却很少能见到他,大多数时候(他)看到(县官)在门外拜望便离开了。

用道义来护卫我的意志,用智慧来卫护我的身心,托起衣服隐遁山林不留踪迹,下世可以见到故去的前朝君主,没有辱没先人的教诲,象余若水先生那样足矣!

别一个张岱

当大风大浪袭来时,对于士人(知识阶层)来说,有人守护节气,有人低头现实,有人积极权贵,有人无奈而从,任何时代莫不如是。但晚明许多文人确实是自觉背负起丧国之痛的羞耻感,他们不仕出,不与异族时局合作,或埋于读书著述(张岱即是),或沉于丹青书法(如傅山、陈洪绶),以笔墨承传建设一个源远流长的百折不挠的文化香火。



或许是《陶庵梦忆》流布深广,张岱多给人以品茶游园,“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独去“雾凇沆砀”、天地山水一白的湖心亭赏雪的性情文人形象,当然,明亡后避居山间所做的这些文章,即便天高云淡也是衬着多少沧桑烟云间的底子,只是宗子的身影总是似乎与月共影,与雪映照,与茶曲同品的。却在“梦忆”之外更多的文字中,感受到另一个内心坚烈的张岱。或许用烈来形容多有不确,宗子曾自述:“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琅嬛文集·自题小像》)自嘲的潇洒跃然纸面,其实,烈与潇洒在宗子身上是统一的,坚烈做底蕴,潇洒才不会轻飘。

张岱说“生平不喜作谀墓文,间有作者,必期酷肖其人,故多不惬人意,屡思改过,愧未能也”(《琅嬛文集·周宛委墓志铭》),文集中墓志铭仅四篇。来看看是哪些人让张岱作了墓志铭呢?除去《自为墓志铭》,其一周宛委,一个著述丰沛,敢于嬉笑怒骂的文人,虽“以奇文见斥,遂罢弃举业”,博览群书,浪荡不羁,“其所持论,皆出人意表”,张岱称之“如此异人,如此异才,求之天下,真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也”,佩服他,“犹越王之式怒蛙,惟取其气”。

其二姚长子,姚非显达之人,甚至也非读书人,乃“山阴王氏佣也”。嘉靖年间,他在农作时与来犯的倭寇“持稻叉”相斗而被擒,倭寇命其带路,姚长子机智引之入四面皆山两面断桥的山地,并私语乡人,让乡人前来围歼倭寇。最终倭寇“百三十人尽歼焉”,但姚长子被倭寇“寸脔”,“乡人义姚长子,裹其所磔肉齑”,将之安葬。张岱为他的墓地“立石清界”,作铭:“醯一人,醯百三十人,功不足以齿;醯一人,活几千万人,功那得不思。仓卒之际,救死不暇,乃欲全桑梓之乡;旌义之后,公道大著,乃不欲存盈尺之土。悲夫!”

其三张山民,张岱三弟。一个读书人,“资性空灵,识见老到,兼之用心沉着”,精通古董书画。待人朴厚,不以学识货与官家,宁愿“屏迹深山”。张岱铭曰:“才而若拙,慧而若痴,在市厘而饶邱壑,以贫士而富鼎彝。是惟梅山高士,可与把臂而同嬉。”以上三位,无论士人或农夫,皆堂堂之气之人,敢于真话,敢于承担,敢于不见于权贵,敢于直面入侵者,身在市厘而胸有邱壑,生气正气灵气丰沛,这是张岱最为看重的,虽然他自嘲当忠臣怕痛,不若其友祁彪佳那样绝食殉国,但明亡后他避居山间,读书著述,情愿生活困顿,拒不仕出,从钟鸣鼎食而“布衣蔬食,常至断炊”,正可见其价值取向。

再看他所著不多的六篇传中,《家传》、《附传》、《五异人传》写的都是张岱家族的叔祖、叔叔、兄弟们。尤以《五异人传》传达张岱胸次性情。“余家瑞阳之癖于钱,髯张之癖于酒,紫渊之癖于气,燕客之癖于土木,伯凝之癖于书史,其一往情深,小则成疵,大则成癖”,他们正合张岱所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之性情说。其余三篇传主也都各有声色气质,《余若水先生传》之余若水乃节义之士,清兵渡江后,其兄自沉而死,余若水“誓不再渡,绝迹城市”,虽是崇祯进士,但与家人“躬耕自食”,物质生活匮乏,连一张眠床也是支离破碎,“上漏下穿”,床前的桯(小桌之意)没有脚,“四角悉支败瓦”,但从不攀附权贵,有人“殷勤造请,称疾以辞”。他对来者说“我非避世鸣高者……长为农夫以没世足矣。今诸公赫然见过,将共张之,是使我避名以求名,非所愿也。”这些话说得诚恳真切,余若水非以隐求显之辈,唯求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人生态度,他死时,“身无长物”,还是“友人醵钱以殓”。



那么《鲁云谷传》所写鲁云谷又是何人呢?张岱好友,在绍兴开爿药店,擅治痈疽疮痘一类疾病,方剂独出机杼,每每妙手回春,却并不藉此敛财求名,倒是更喜欢莳弄花草木石,他“深于茶理”,“相知者日集试茶,纷至沓来”,鲁云谷乐在其中。他极喜洁净,“恨烟恨酒,恨人撷花”,尤其恨人随地吐痰,“故非解人韵士,不得与之久交”。他擅乐器,“凡羌笛、胡琴、凤笙、斑管,无不精妙,而尤喜以洞箫与人度曲”。常与友人在家品茗焚香,“剧谈谑笑”。驾鹤仙逝前晚还在与友人剪烛谈心,翌日则被发现“遗蜕在床矣”,真正洒脱之至。张岱说:“云谷居心高旷,凡炎凉势利,举不足以入其胸次。故生平不晓文墨,而有诗意;不解丹青,而有画意;不出市厘,而有山林意。”可谓妙人高人韵人,虽不以学问存世,但颇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精髓。

《王谑庵先生传》传主王思任乃晚名著名文人。做过知县、佥事。清兵破南京后,鲁王监国,驻守绍兴,王任礼部右侍郎兼詹事。其仕途坎坷,三仕三黜,喜好山水林居。时有讽刺时政之作,其《游唤》一文,“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摹,尽情刻画,文誉鹊起”。另有诗作誉世,抒发他对现实的愤懑和失望。甲申之变前,王思任以能文善谑著称,国难之后,当南明小朝廷覆亡之际,奸臣马士英欲逃往绍兴避难,王思任作书以拒之(张岱在传中全文引用了这篇义正辞厉之文),他自己则弃家入山,不剃头,不进城,身感不适,绝食卧躺。卧病期间“时常掷身起,弩目握拳,涕洟鲠咽”,临死前“连呼高皇帝者三”。王思任由一个纯粹的文人而成为人所景仰的志士。张岱给他写传之意不言自明。

《一卷冰雪文序》中,张岱云:“世间山川、云物、水火、草木、色声、香味,莫不有冰雪之气;……盖诗文只此数字,出高人之手,遂现空灵。”“冰雪之气”不仅仅是张岱的审美取向和美学观念,它的向度是更宽泛的,涵盖了张岱的人生态度和价值操守,所以才会有慎为人写传作墓志铭的他为一个抗倭的农民大书一笔,才尤其欣赏“不出市厘而有山林意”者,感佩国难后避居不仕、读书论世乃至潦倒困顿的王思任,对余若水这样的节义之士备加尊崇,也才有张岱催促好友陈洪绶完成《水浒叶子》,并专题《水浒牌四十八人赞》……

虽然明朝大厦在清兵入关时已是风雨飘摇,士人也无法肩起朝代鼎革的历史使命,有些人以身殉国——所殉当为其价值节气(张岱友人中殉国者即有刘宗周、祁彪佳),当然有些人也转向与时局合作。当大风大浪袭来时,对于士人(知识阶层)来说,有人守护节气,有人低头现实,有人积极权贵,有人无奈而从,任何时代莫不如是。但晚明许多文人确实是自觉背负起丧国之痛的羞耻感,他们不仕出,不与异族时局合作,或埋于读书著述(张岱即是),或沉于丹青书法(如傅山、陈洪绶),以笔墨承传建设一个源远流长的百折不挠的文化香火。这样的人生态度于知识者而言,无论其时还是后世,都需要精神、心灵和肉身的勇气的。

这一个张岱与品茶品戏优游于文人娴雅生活之中的张岱,其实并不矛盾,他只是持守一个士人的原则/精神罢了,是一个承传汉文化传统的文人对价值/审美理想的一以贯之,历史的兴替节点只不过是对之的一种外在考量,而张岱则坚持了他的“冰雪”理想。坚烈与潇洒浑然一体。

事实上,践行如此的浑然一体是别具勇气的,并不潇洒。
临风待远行2
高粉答主

2020-05-02 · 醉心答题,欢迎关注
知道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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