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宋朝第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对朝政有何影响

Answer 1

宋朝第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就是刘太后。

宋自开国以来，本无女主临朝的先例。真宗朝后期，刘娥逐渐掌控了朝政大权，宋真宗不安，以宰相寇准为首的一党更不容刘娥独揽朝政，刘娥则结丁谓、曹利用等外朝朋党，最终将反对她专权的寇党势力彻底击败。

终结天书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亲自发起了被《宋史》称作“一国君臣如病狂”的“天书运动”。长达十余年的“天书运动”，使得宋王朝朝政混乱，财力枯竭。

乾兴元年（1022年），刘娥临朝摄政，下令将“天书”随同宋真宗一起下葬永定陵，停止天下宫观营造，彻底终结了这场扰动大宋王朝多年的“天书运动”。

结束党争

真宗朝末年，宋廷党争激烈。刘娥自身也卷入了党争之中，对朝臣之间利用姻亲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大搞党争，深有感悟。临朝称制后，一日流着眼泪对大臣说：国家多难，如果不是诸位重臣同心辅佐，怎能有今日之景象。

现在皇亲国戚都获得了推恩，唯诸位重臣的亲眷没有受到朝廷的恩泽。卿等可以把亲族的名字呈递上来，当破例意义尽数推恩。众臣将亲族亲信的姓名一一呈递上来，刘娥让人绘成图，贴在寝殿的墙上，每有奏请升迁封赏，都要比对此图，以防朝中个别朋党权势过重。

发行交子

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刘娥下旨在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首届交子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宋廷正式发行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又称“官交子”。

扩展资料：

总体评价

刘娥从卖艺的孤女，到开创大宋皇朝女主临朝先河的皇后，在中国历代后妃中，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同时，刘娥也是颇有作为的一代女主。她终结“天书”运动、结束党争、发行交子、兴修水利、创设谏院、兴办州学，为仁宗亲政后的“仁宗盛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娥擅权，至死不肯还政于宋仁宗，又时常着帝王服饰，宋廷重臣均忧虑其“行武后故事”，即效法唐代的武则天称帝。在群臣的阻力面前，刘娥压制欲望，最终并未走出这一步。故刘娥死后，包括宋仁宗、司马光、范仲淹等宋廷君臣对刘娥的评价是相当正面的。

刘娥取人子为己子，李宸妃默不敢言，朝中上下也慑于刘娥威势，无敢言者，使得李宸妃与赵祯母子至死不能相认，于人伦有亏。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刘太后

Answer 2

宋代后妃垂帘听政对政局演变的历史作用
在宋朝(960—1279年)近三百二十年的统治中，围绕皇权的更替和交接，宋代后妃的垂帘听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妥善处理皇位继承问题，实现皇位的顺利交接，维护了宋朝政局的稳定。
虽然后妃在原则上是不得干预政治，但是皇帝在治理天下时，却不能完全排斥后妃对皇帝政治决策的影响。况且在非常时期，后妃经常身不由己地被推向权利漩涡的顶峰。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皇位继承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封建社会确定的皇位继承制是：父死子继或者是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天不遂人愿，封建王朝常常会有特殊情况出现，如皇帝无子嗣，无嫡子或者嗣君年幼继位等等。为了加强皇权，当特殊情况发生时，就必须依靠与皇帝血缘最亲近的后妃来辅政。后妃因此得以参与政治决策。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暴崩于福宁殿。“左右欲开宫门召辅臣，皇后曰：'此际宫门岂可夜开！’且密谕辅臣黎明入禁中。”为了以防万一，她“三更令进粥，四更再召医，又使人守之”。等到第二天辅臣来拜见时，曹后才“哭告以上崩，实令召皇子嗣位”。“英宗即位，尊后为皇太后”。曹后的安排对于皇位的顺利交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防止了其他突发状况的发生，对英宗即位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英宗即位后不久，“感疾”，于是请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御内东门小殿听政”。曹后的垂帘听政，对于当时的政局无疑起到了稳定的作用。曹后听政期间，“大臣日奏事有疑未决者，则曰：'公辈更议之’，未尝出己意”。她只是综合大臣们的意见，与大臣共同决议。她只是承担了一个代理人的职责，并没有大权独揽和独断专行。曹后“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帛书”，她还“颇涉经史，多援以决事。中外章奏日数十，一一能纪纲要。”而且她对于左右臣仆，也能“毫分不以假借”，于是“宫省肃然。”曹后简朴的生活作风和平静的处世心态，以及睿智、严谨的风格，不仅使她深得人心，获得了大臣们的称赞，更让她在政治权利斗争的漩涡中泰然处之。曹后的垂帘听政充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九位垂帘听政的后妃中，宋哲宗孟皇后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她曾经两次被废，却在宋朝面临重大危机时挺身而出，两度垂帘。在两宋之际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掳走宋皇室宗亲三千余人，史称“靖康之耻”。“时六宫有位号者皆北迁，后以废独存”，而宗室只有康王赵构幸免于难，他正以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在京城外统兵抗金。金人扶植张邦昌建立了伪楚政权。张邦昌迫于金人压力，登上皇位。在金人撤走之后，张邦昌失去了靠山，不知何去何从。此时，北宋旧臣向他施加压力。宰相吕好问说：“相公知中国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帅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内，此殆天意。盍亟还政，可转祸为福。”于是，张邦昌听从大臣们的意见，尊孟皇后为“宋太后，迎居延福宫，受百官朝。”大臣胡舜陟，马仲又对张邦昌说：“政事当取后旨”。张邦昌便再次尊孟皇后为元祐皇后，“迎入禁中，垂帘听政”。孟皇后听政后，派遣尚书左丞冯澥为奉迎使，尚书右丞李回为副使，“持书奉迎”康王。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庚寅朔，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继位，建立了南宋政权。孟皇后作为金兵灭宋后，皇室仅存的后妃，成为了宋朝的精神领袖，她的垂帘听政，不仅稳定了当时的政局和人心，支撑着赵宋王朝的残局，更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对宋王朝的重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孟皇后在赵构称帝后立即撤帘，功成身退。但不到两年时间，她又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再度垂帘听政。宋高宗赵构即位后，并没有领导广大军民抗击金兵侵略，而是一直南逃，这激起了广大军民的愤怒。于是在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请孟后垂帘听政，改立皇子。开始孟后不肯，说：“自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贯起边事，致国家祸乱。今皇帝无失德，止为黄潜善、汪伯彦所误，皆已逐已。”但苗傅等坚持改立皇子，孟后又说：“今强敌在外，我以妇人抱三岁小儿听政，将何以令天下？”无论他们如何恳求，孟后都不答应。但宋高宗觉得事情已非常紧急，于是“诏禅位元子”，孟后无奈，只得再次垂帘听政。大臣朱胜非等为麻痹苗傅等叛党，请孟后在召见大臣讨论大事时，仍然请傅等上殿，以使他们放松警惕。于是孟后每次召见苗傅等人，都“曲加慰抚，傅等皆喜。”孟后还秘密召见从苗傅军中脱身的韩世忠的妻子梁氏，“勉令世忠速来，以清岩陛。”梁氏很快到达世忠军中，转达太后旨意。韩世忠等人于是带兵到达京师，使兵变平息。孟后喜曰：“吾责塞矣。”于是下诏请宋高宗回宫复位。孟后的两次垂帘听政，虽然时间都较短，但是却使得政权由北宋向南宋平稳过渡。这两次听政都是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政局演变变化莫测的情况下实行。孟后作为宋王朝的精神领袖，当仁不让地主持大局，保护赵宋王朝，为宋朝政局平稳演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宋高宗吴皇后是宋代后妃垂帘听政的特例。吴后“颇知书”，“益博习书史，又善翰墨”。她仅仅垂帘听政一天，却使得宋光宗和宁宗两朝内禅平稳完成，不得不使人叹服。说到光宗与宁宗的两朝内禅，就不得不提到宋孝宗和光宗的矛盾。宋孝宗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禅位于太子赵昚，也就是光宗。光宗即位后本该孝顺孝宗，努力治理国家才对，但是他却听信皇后李氏的谗言，与孝宗关系日益恶化。李后曾请立自己的儿子嘉王为太子，但遭到孝宗的拒绝。李后便怀恨在心，在光宗面前挑拨是非，“谓寿皇有废立意。”光宗“遂不朝太上”。后来光宗生病，并且病“益增具”，“政事多决于后”，“后益骄奢，封三代为王，家庙逾制，卫兵多于太庙。后归谒家庙，推恩亲属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门客，亦奏补官。”而光宗却无力制止李后这些放肆的行为，这引起大臣们极大的不满。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孝宗病死于重华宫，光宗不能“亲执丧”。此时，宋光宗的所作所为已大失人心，宰相赵汝愚“谋内禅，立宁宗”。吴后在大臣们的请求下，先“代行祭奠礼”，不久便“寻用枢密赵汝愚请，于梓宫前垂帘，宣光宗手诏，立皇子嘉王为皇帝。”“翌日，撤帘”。这实际上就是废掉光宗而改立宁宗。吴后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促成了皇位的顺利交接，使得光宗后期严重的局面得以缓和。
（二）辅佐皇帝，治国安邦。
为了稳定政局，安抚人心，宋代后妃在垂帘听政期间必须任贤用能，勤于政事，爱惜百姓。曹后垂帘听政初期，即“散遣修京城役夫，减皇城觇卒，止禁庭工技，废导洛司，出近侍尤亡状者。戒中外毋苛敛，宽民间保户马。”而哲宗孟皇后“性节俭谦谨，有司月供千缗而止。幸南昌，斥卖私绢三千匹充费”。在宋代垂帘听政的后妃中,当属宋真宗刘皇后的政绩最为显著。
乾兴元年（1022年），年仅13岁的宋仁宗即位，真宗刘皇后奉遗诏“军国重事，权取处分”而垂帘听政。刘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正是由于她的聪慧、警敏，使她在真宗朝时，就经常帮助真宗处理朝政。“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傅引故实以对”，“天禧四年（1020年），帝久疾居宫中，事多决于后”。正是有了这样的磨练，使得刘后垂帘听政后，能更好地辅佐年少的仁宗，治国安邦。史称：“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刘后听政之初，首先着手破除真宗后期的两大弊政:埋葬天书和裁减冗费。宋真宗后期尊神崇道，做出迎接天书，泰山封禅等既渲染封建迷信，又劳民伤财的事情。真宗死后，刘后决定把真宗引以为傲，社会却深受其害的天书随同真宗一起埋葬,“己卯，命以天书从葬”。此后，真宗后期弥漫于朝野上下的迷信狂热受到遏制。天圣元年（1023年）正月癸未，刘后“命御史中丞刘筠、提举诸司库务薛贻廓与三司同议裁减冗费”。她还带头节俭，“常服絁繻练裙”，“内外赐予有节”，而且“罢诸营造之不急者”。在明道二年（1033年）九月丙申,刘后“出金银器易左藏缗钱二十万，以助修内。”此外，刘后的政绩主要表现在：
在政治上，主要是惩诫贪官、提倡廉洁和煞裙带风。
惩诫贪官：在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颁布了《诫告贪污诏》，“用申戒告，以儆群伦。”在天圣五年（1027年）十二月丁亥，下诏：“百官宗室受赂，冒为亲属奏官者，毋赦。”天圣七年（1029年）三月乙丑，“诏吏受赇，自今毋用荫。”明道二年（1033年）春二月丙午，“诏仕广南者毋过两任，以防贪黩”。刘后通过多次颁布法令来告诫和约束官员们的行为，给他们敲响警钟，一旦贪污，决不姑息。
提倡廉洁：一次，大臣刘绰想用“粮千余斛，乞付三司”，刘后问他：“卿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乎？此四人岂因献羡余而进哉！”（所谓羡余是指一些官僚将额外盘剥来的赋税献给朝廷，以求升官。）
煞裙带风：一次，她对大臣们说：“卿等可尽具子孙内外族亲姓名来，当例外一一尽数推恩。”大臣们很快把自己的亲戚姓名上报。刘后得到这些名单以后，“遂各画成图，粘之寝殿壁间，每有进拟，必先观图上，非两府亲戚姓名中所有者方除之。”她的目的就是想要打破当时官场中盛行的裙带风。她还在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颁布的《约束文武臣僚子弟诏》中申明：大臣子弟“必当奉循法理，祗畏官箴”，如果他们胆敢以身试法，必当严惩，决不徇私。天圣三年（1025年）五月己酉，又下诏：“禁臣僚奏荐无服子弟。”她就是要以此告诫官员必须奉公执法，不能以权谋私和徇私枉法。
此外,刘后在天圣七年（1029年）闰二月癸丑，“置理检使”来讨论军国大事，财政得失等。并在这年的三月癸未，“诏百官转对，极言时政阙失如旧仪，在外者实封以闻。”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她还在明道元年（1032年）七月辛卯，“以门下省为谏院”，“置谏院自此始”。
在经济上，主要是减轻农民负担、重视兴修水利和调整盐法。
减轻农民负担：刘后垂帘听政期间曾多次下诏减轻农民负担。如天圣元年（1023年）七月戊寅，“诏天下职田，无令公人及主户租佃，召客人者听，所收租仍不得加耗，若水旱，其蠲租如例。”在天圣三年（1025年）五月癸巳，刘后巡视南御庄时，遇见了一位贫穷的织妇，于是“赐以茶帛”，并感叹说：“其勤如此，而不免于贫，可无恤哉？”八月辛未，“诏陕西旱灾州军免今年租税。”十一月辛卯，“襄州言汉水害民田，诏蠲其租。”
重视兴修水利：在天圣、明道年间，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如在天圣元年（1023年）正月癸未，“诏中书、枢密院同议塞滑州决河。”天圣五年（1027年）十月丙申，“滑州言塞决河毕。”经过长期施工，终于堵塞了决裂九年的滑州（今河南滑县）黄河决口。天圣四年（1026年）八月丁亥，“诏修泰州捍海堰”，修成后，“归者二千六百余户”。明道元年（1032年）十一月辛卯，下诏整修舒州（今安徽潜山）吴塘堰，“溉田千顷”。
调整盐法：天圣八年（1030年）十月丙申，刘后与大臣商讨盐法问题，她想要解除禁锢，实行通商。大臣们却担心“如是则县官必多所耗”，刘后说：“虽弃数千万亦可，耗之何害！”于是在颁布的《弛解池盐禁诏》中指出：“池盐之利，民贫所资”，应该“详立宽制，特弛烦禁，以惠黎元”。诏书颁布以后，食盐质量大大提高，老百姓欢欣鼓舞。值得称道的是，在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戊午，刘后听从大臣们的意见，“始置益州交子务”。这项对商品经济发展非常有利的措施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文化上，主要是发展科举：在天圣七年（1029年）壬子，朝廷颁布诏书曰：“制举独久置不设，意吾豪杰或以故见遗也，其复置此科”，该诏书不仅恢复了景德年间设置的六个科目，而且还增加了三个新科目，扩大了取士名额，这对国家发展非常有利。“又置武举，以待方略智勇之士。”这是宋朝第一次正式设置武举。
其他方面，主要有保护出嫁女子的权益：在天圣四年（1026年）七月，颁布的《户绝条贯》规定：“今后户绝之家，如无在室女，有出嫁女者，将资财、庄宅、物色除殡葬、营斋外，三分与一分。”天圣六年（1028年）二月，雄州（今河北雄县）发生了类似情况，“民妻张氏户绝，田产于法当给三分之一与其出嫁女”。但由于金额巨大，州官上奏请示，刘后让他们依法办理。
刘后政绩突出，史称：“当天圣明道年间，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称制，而内外肃然，纲纪具举，朝政亡大阙失。”吕夷简也称赞刘后：“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司马光更是颂扬刘后：“保护圣躬，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抚中外，于赵氏实有大功。”刘后作为宋代后妃中的杰出代表，反映了宋代后妃垂帘听政对于宋朝政局演变的突出作用。
不过，宋代后妃对政局演变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她们固守祖宗法度，忽视社会发展引起的社会变革，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如刘后听政期间，“宫掖间未尝妄改作”。她还任用旧臣，废除行之有效的先朝所变之法，如天圣五年（1027年），“辛未，罢陕西预放青苗价钱”。刘后死后，大臣尹洙批评她“因循不革，弊坏日甚”。此外，以仁宗曹皇后和英宗高皇后最为显著。她们与宋代政治事件“熙宁变法”，“元祐更化”密不可分。宋神宗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为了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势，在即位的第二年（1069年），任用王安石为相，着手进行变法。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熙宁变法”。但改革步履维艰，一方面是由于改革自身存在很多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来自反对派的阻挠。曹后就是强硬的反对派代表。神宗即位后，曹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帝致极诚孝”，而“后亦慈爱天至”，两人感情甚好。曹后认为“祖宗法度不宜轻改”， 这给变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曹后曾对神宗说：“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宜罢之。”又说王安石“怨之者甚众”，“不若暂出之于外”。 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被迫第一次辞相。熙宁八年（1075年），神宗又召王安石回朝。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再次罢相。由此可见，反对派的力量非常强大。在反对派中，英宗高皇后也是一位重要人物。她是神宗的母亲，神宗即位后尊为皇太后。她与曹后一样，坚决反对变法。神宗驾崩后，哲宗继位，高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她听政之初，即“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且令亟疏可用者”，于是“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元祐元年（1086年）八月辛卯，“诏常平依旧法，罢青苗钱。” “以嘉祐差役参募役”，“除市易之法”，“逭茶盐之禁”，“ 举边砦不毛之地以赐西戎”。元祐元年（1086年）前后，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熙宁年间颁布的主要变法措施几乎全被废除，史称“元祐更化”。此外，高后还沿用以往政策，以致“契丹主戒其臣下，复勿生事于疆场，曰：'南朝尽行仁宗之政矣。’” 宋代后妃一旦垂帘听政，她们就会很自然地成为皇权的捍卫者。因为她们具有强烈的封建贞孝观念，从夫、从子、从先祖，而且这些观念在她们的意识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因此，她们在垂帘听政期间，不惜采用手中的强权，竭力维护祖宗旧制。
尽管宋代后妃无一例外地固守祖宗法度，对宋朝政局演变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是总体上看，她们对于稳定宋朝政局，实现皇位顺利交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三．正确评价宋代后妃垂帘听政的历史作用
宋代后妃在政局演变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积极作用，史称：“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可尚哉！在宋代确实没有出现外戚专权，后妃乱政的现象，这与其它朝代相比，的确具有很鲜明的特色。宋人认为：“自昔母后临朝，危乱天下，载在史册，可考而知。”在两汉时期，后妃干政现象也较为普遍。先是吕后专权，为了巩固其地位，她大肆分封吕氏族人，对刘氏皇权产生巨大威胁。吕后死后，刘氏皇族为夺回权利，大肆杀戮吕氏外戚，使国家政局动荡。后又有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只知分封和任用兄弟、子侄。她过于倚重外家人，最终导致王莽篡汉，葬送了刘家天下。而在唐代，武则天改唐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为了称帝，她不惜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李弘、李贤杀死。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唐中宗皇后韦氏也想效仿她的婆婆武则天，与女儿安乐公主鸩杀了中宗，妄想谋朝篡位，但最后被李隆基兴兵诛灭，以失败而告终。由于她们个人的野心，不仅造成了政局动荡，更让老百姓饱尝战乱之苦，不得不让人深思！而在宋代以后，后妃危政乱政现象也不少见。最著名的莫过于清代慈禧太后，她掌控朝政近半个世纪，对整个晚清政局的演变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消极作用。她穷奢极欲，挪用海军军费营造颐和园，以供其享乐，陷整个国家于不义。在她死后（慈禧死于1908年）三年，就发生了辛亥革命（1911年），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
为了防止后妃乱政危政，宋代制定了严密的祖宗家法。宋代吕大防曾说：“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唐入閤图有昭容位，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制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皇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 宋仁宗也曾下诏：“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职位。”在严密的祖宗家法面前，宋代垂帘听政的后妃们尽管地位尊崇，但是她们依然克尽职守，不敢越雷池一步。她们并没有像前代后妃那样重用外戚，培植自己强大的外家势力。她们大都能“抑绝外家私恩”。宋英宗高皇后的侄子高公纪、高公绘应当升为观察使，高后竭力制止，“帝请至再，仅迁一秩，终后之世不敢改。又以官冗当汰，诏损外氏私恩四之一，以为宫掖先。”高后从父高遵裕因为西征失律而获罪，大臣蔡确想要献媚高后，为高遵裕请求恢复官职。高后说：“遵裕灵武之役，涂炭百万，先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能寐，圣情自是惊悸，驯致大故，祸由遵裕，得免刑诛，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顾私恩而违天下公议。”哲宗孟皇后也下诏训诫族人，“不得预闻朝政，通贵近，至私第谒见宰执”，“以恩泽当得官者近八十员，后未尝陈请。” 正因为垂帘听政的后妃严格约束外家人，外戚们大多也能约束、检点自己的行为。外戚曹琮曾上书说：“臣既备后族，不宜冒恩泽，乱朝廷法。族人因缘请托，愿致于理。” 而高遵惠受高后所托管理家族事务，“亦能远嫌自保”。 宋代垂帘听政的后妃不仅能抑绝外家私恩，而且也能遵守仪制。刘后垂帘时，程琳献武后临朝图，刘后掷其书于地，曰：“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有大臣奏请高后在文德殿受册宝，高后说：“母后当阳，非国家美事，况天子正衙，岂所当御？就崇政足矣。”
正是由于宋代后妃在垂帘听政期间勤勤恳恳，严守妇礼，使得她们能充分发挥垂帘听政的积极作用，促使皇位顺利交接，政权平稳过渡。这是应该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的。
宋代垂帘听政的后妃，她们在问鼎政权之后，全都遵循女性规范，仅仅是为自己的子孙代理政权，没有越过她们垂帘听政的职责之外。并且她们又能即时地还政于皇帝。作为后妃，她们首先是母亲或祖母，她们只想辅助自己的子孙管理好天下，做好代理人的角色；作为皇室的一员，为了自身及子孙的利益，她们又总是希望国家能安定昌盛，这就决定了她们必须克尽职守、兢兢业业、任贤用能。因此，她们在政治上是有所作为的。她们不仅妥善解决了皇位的继承问题，使政权得以平稳过渡，而且还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她们所发挥的作用是积极大于消极的。她们在宋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举足轻重，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