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美国大众化报纸诞生的两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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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ji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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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报刊(popular news paper)又名廉价报刊(cheap news paper),指工业革命后各国先后出现的面向社会中下层的通俗小报,因读者对象较政党报刊更大众化及售价低廉而得名。
其内容以大众普遍关心的内容为主,一般分为多个不同版块分别刊登新闻、体育、娱乐、财经、房产、美食、汽车、教育、数码等信息;专业性不强,内容一般浅显易懂,迎合大众的心理需求和审美趣味;价格一般不高,主要利润来源于广告。
其价格一般定位于5 角至两元,依照版面多少和印刷精美程度而不同。价格策略是不求在零售或订阅价格上收回成本,以低廉的价格尽可能大的扩大发行量,然后再把大批的受众出售给广告商。有一些品种的大众化报刊实现了免费发放,这也是以尽量扩大发行,以换取广告为盈利手段。
一、历史背景
报刊作为启迪民智,或大众教育的工具,在新闻史上,并非自古就有的。直到19世纪以前,报刊作为交流工具,一直是上流社会的精神特权,一般的下层民众是无缘问津的。因为这种报刊除了价格高昂,下层民众在经济上难以承受外,其典雅深奥的内容、繁琐艰深的文字,也使得民众望而却步。虽然在此之前,报刊在人类历史的进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仍然是一种可有可无、无关痛痒的存在。这种情形,自然不能归咎于报界自身,而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决定的。19世纪初期,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政治民主化的进展,早期的大众化报刊开始出现,在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涌现出了第一批面向普通大众的“便士报”、“一分钱报”。
大众化报刊的历史条件
(一),政治民主化的完成
近代大众报业以新闻自由为基础,而新闻自由又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所以民主的政治秩序实乃近代大众报业发展的先决条件。诸如发行特许制之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之废除,言论编辑政策之独立,均依赖民主政治的完成。而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法国、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均获得成功,“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学说深入人心,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秩序已经基本确立。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大多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国家法制的保障。压制言论,取缔报纸,不仅与法律相矛盾:而且为公众道德所不容。这种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直接转化成了大众化报刊滋生的沃土。
(二),城市规模的扩张
19世纪初期,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在数量、规模上都实现了很大的扩张。一方面,适应着工业发展对于劳动力的需要,大量的破产农民拥进城市,面对陌生的生存环境,他们迫切希望了解城市,并且要找一份满意的工作;而报刊正好可以成为他们认识社会,学习知识,顺应工作需要的工具。另方面,人口的集中及各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都市已由过去的商品交易中心,变成了信息交流中心。与自给自足的封建农庄生活对外部世界的冷漠态度绝然不同,近代都市居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关心城市内外的各种信息。因此,城市规模的扩张。不仅增强了社会对信息交流的需要,而且为报业的发展准备了更多的潜在读者。
(三),工商经济的发展
工业革命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而广告又成了工商业进一步扩张的重要手段。在19世纪前半期,广告产业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实现了空前的飞跃,成为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而在此时,报刊又是最基本的广告媒介,离开大众报刊,广告的繁荣是不可思议的;换言之,报刊广告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另方面,作为大众报业的一个基本特征,又是价廉,廉到普通的工人农民都能买得起。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广告收入,也是难以想象的。近代大众报业的经营支柱有二,一为发行收入,二为广告收入。后者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提高其在报业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且只有它,才是降低报刊成本,降低报价的根本保证,才是报业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走上政治上独立道路的根本保证。
(四),交通电讯技术的革命性变化
通讯技术的革命,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
其一,是印刷技术的重大进展。欧洲自1450年应用活字印刷术以来,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印刷技术基本上还停在手摇平版机阶段,没省什么重大变化。至18世纪末期,蒸汽动力开始应用于生产过程。1814年,又一个德国人发明了滚筒式蒸汽动力印刷机。第二年,英国《泰晤士报》就装备了这种机器,从而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
其二,是交通电讯技术的发展。19世纪前,人类的交通主要依赖于马车和帆船。1804年,持里维西克把瓦特的发动机应用于运输,制造了第一辆火车头。1825年,历史上第一条铁路通车。铁路网的使用,使人类生活固定条件的陆路运输的最高速度提高了10倍。当年拿破仑在俄罗斯惨败后,从维尔纽斯到巴黎,走了312个小时。这段1400英里的距离用火车只需不到48小时。大洋航行,也由于蒸汽轮船的使用而缩短了距离。在此前后,有线电报也发明出来并进入了实用阶段。所商这些技术的进步,都直接地导致了新闻传播时效的提高,为广大读者更早地接受新闻创造了物质条件。
其三,是通讯社的出现及其发展。作为一种消息工厂、消息批发商,通讯社延伸了报刊媒介的新闻采集手段。此前,许多报刊因财力限制,无法搜集全面的新闻情报。通讯社则以廉价的服务,扩张了报纸的视野范围,降低了消息采集乃至报纸制作成本,从而加强了近代报业的经营基础。
大众化报刊基于的特定心理文化结构
报纸是精神产品,报纸的任何重要趋向,都是以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念为背景的。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从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到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这一长达240余年的历史时期,是西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自由主义的内涵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报纸既是时代的记录者,又是社会系统的一分子。报业的发展势必顺应社会的演变。报纸在19世纪初走向大众,既有的物质条件为其提供可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向其提出了召唤。单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由于在纯市场机制下,生产与消费的决策都是分散、个别作出的,市场信息的收集要做到及时、全面、充分,单靠个人的力量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不单是经济领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莫不如此。个人需要专业的新闻信息采集与发布机构,藉以摆脱孤独,取得与社会的联系。个人的这种强烈的新闻欲,是报纸大众化的根本推动力。当然,富有意味的是,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宣告市场万能“和谐论”的破产,而稍早一些的1922年,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在其《舆论学》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媒体提供真实世界图景的不可能。但这距世界报业史上掀起大众化浪潮之时已有近百年的了。既然假定在其中活动的人都是“成熟的、智慧的、有责任心的”,报纸的主要任务也就不再是言论、说教,而是提供新闻信息,报纸不再是“观点纸”,而是“新闻纸”。报纸本身也不是福音书、启示录,社会假定报纸是“成熟的、智慧的、有责任心的”个人。它和自然人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上没有多少区别,生活于这个社会,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满足社会在某一方面的需要,接受商品交换的平等法则,服从政府的监管与法律的约束。
二、主要特点
首先,几乎所有的大众化报纸,都没有例外地标榜自己是超党派独立报纸。这与政党报刊公开表明党性原则绝然不同。在自由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报刊自以为代表着真理与正义,作为阶级力量的代表,它们毫不讳言自己的阶级特性。为了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了阶级内某一集团的根本利益,它们甘愿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宣传工具。出于宣传的目的,政党报刊主要是讨论政治问题,攻击甚至是谩骂对方,客观报道不是它的任务。大众化报纸则不同,其读者队伍明显地超越了政党报刊读者的阶级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标榜党性,不仅无益于扩大发行,甚至会赶走已有的读者。何况,政党报纸标榜党性的另一目的——取得政党的财政援助——在此时已由于经济上的自立变得毫无意义了。所以大众化报刊普遍采取了超党派的独立立场。
其次,大众化报刊都维持了经济上的独立。在此之前,几乎所有国家的报人们一直在为经营的困难而苦恼。在更多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生存,报刊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立场,以此为条件,接受政府、政党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津贴。“英国报业之父”且尼尔·迪福、大名鼎鼎的《泰晤士报》都未能例外。19世纪初期的工业革命,给报纸增加了大量的具有购读能力的读者;与此同时,出于拓展市场的需要,新兴的工商资产阶级大大地增加了广告开支。报纸的收入空前地增加,发行与广告成了支撑大众化报纸的两大支柱。由此,报纸也从赔钱的政治事业变成了赚钱的盈利企业。经济上的自立,为政治上的独立创造了条件。
其三,与政党报刊相比,大众化报纸大大地拓展了报道领域,尤其是重视地方新闻、社会新闻、人情味新闻以及煽情主义新闻。这显然是为了满足广大中下层读者的需要。他们固然关心政治,但是其关心程度远不及上层社会的读者。这也是政党报刊何以重视评论、政论,以政治报道为主的原因。
其四,由于是面向社会中下层读者,大众化报刊都显得很通俗,平易近人。在文字上,损弃深奥典雅的书面语言,而以口语为主;不用充满陈腐气息的古代语言,而以现代语言为主。这方面,日本的小报做得很出色。在版面编排上,使用多行标题,大量采用图片,使报纸摆脱了过去庄重、呆板、严肃的传统,而显得醒目、生动,富有变化的活力。在内容上,还大量地刊用非新闻性题材,如刊登诗词、连载小说、知识小品等。
其五,大众化报刊的定价远比政党报刊低廉。这正是大众化报刊得以迅速扩张的主要原因。在此之前,面向上流社会的政党报刊的订价,是远非下层民间所能承受的。英国知识税废除前,每份报纸售价5便士,相当于后来《每日电讯报》的5倍。美国大众化报纸问世前,普通报纸每份售价3美分,为此后大众化报纸的3倍。日本的大报每份售50至70钱,而小报每份仅20钱。报纸的廉价化,使得下层民众都有能力购买,从而在根本的意义上拓展了报业的生存空间。
最后, 在经营管理方面,与政党报刊的政党全权负责不同,大众化报刊实行企业化管理,商业经营,广告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三、多样品格
大众化报纸以和读者对等的身份存在,它并不自诩有更高的觉悟和见识。报人通过为社会提供新闻信息和休闲娱乐,维持生存,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报纸和读者的这种对等关系以自由主义为心理基础,靠报纸的“商品属性”来维持。商品的买卖本身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就决定了大众化报纸的新闻报道从根本上来说是“展示性”的,是反映事实,反映“当下”的状态,而不是蓄意将人的精神境界或社会的发展提升到某一个高度。这并不是说大众化报纸就不需要什么见识,只是这种见识只能以“一家之言”的面目出现,希望能得到读者的赏识或共鸣,而不能给人“强制执行”的感觉。“当下”的世界是丰富的,大众化报纸的品格自然也是多样的。美国报纸大众化的初期,有4家报纸比较受欢迎,4家报纸各有特色。《纽约太阳报》(1833)以警事新闻和社会新闻为主,主要靠煽情手法发家。《纽约先驱报》(1835)首创金融新闻栏,引起金融界的瞩目。《纽约论坛报》(1841)摒弃煽情主义的作法,为此曾获得“道德机关报”的雅号。《纽约时报》(1851)反对“滥用感情”,力求新闻报道的准确、公正。由此不难作出判断:大众化与报纸的题材偏好或品味追求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
普利策是世界报纸大众化浪潮中的风云人物,他的“阴阳脸”众人皆知。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普利策的画像反映了社会对普利策作为报人的看法,实际上也正是反映了社会对大众化报纸的态度。大众化报纸是善恶的统一体,在它的身上,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劣,读者都能看到。大众化报纸的这种特性是由它的“展示性”决定的,它的主要职能就是反映“当下”的世界,而“当下”的世界本来就是善和恶的辩证统一体。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大众化,既能产生《纽约时报》这样的权威大报,又会出现黄色新闻的泛滥。
假定社会成员——包括报纸和报人——都是“成熟的、智慧的、有责任心的”,这是报纸大众化的哲学基础。实践证明这其中有太多的理想成份。报界存在的简单片面、断章取义、哗众取宠、诲淫诲盗等种种恶行严重地威胁了公众对报刊的信任。社会需要基本的道德规范和纪律约束,报纸也要力争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报纸,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社会责任论对新闻报道提出“真实、全面和理智”的要求,同时强调报刊要成为“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要澄清和提出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这缘于社会对报纸大众化的缺憾的清醒认识。但众所周知的是,社会责任理论并没有抛弃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它的基础仍旧是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只不过是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作了某些修正,这又说明从总体上来说,社会对报纸的大众化还是给予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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