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描写林黛玉的性格的诗句

Answer 1

1、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清）曹雪芹《桃花行》

译文：帘外桃花盏开东风柔柔地吹拂，帘内的少女无心梳妆情绪慵懒。

2、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清）曹雪芹《桃花行》

译文：帘外的桃花和帘内的人儿，人与桃花相隔并不遥远。

3、篱畔秋酣一觉清，和云伴月不分明。——（清）曹雪芹《菊梦》

译文：东篱的菊花下，酣梦一觉方醒，只觉得天上的云与月混在一起，还看不分明。

4、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时滴沥。——（清）曹雪芹《秋窗风雨夕》

译文：庭院在秋日雨雾笼罩下更加萧条，窗前稀疏的竹叶上时有水珠滴落。

5、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清）曹雪芹《葬花吟》

译文：闺房中的少女，面对着残春的景色多么惋惜。满怀忧郁惆怅，没有地方寄托愁绪。

Answer 2

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Answer 3

　　由林黛玉的性格与诗词说起 2008-08-13 01:14:47| 分类： 悼红轩 | 标签： |字号大
　　中
　　小 订阅
　　在《红楼梦》一书中，宝钗、黛玉无疑是最为主要的角色，在太虚幻境“薄命司”大橱里所贮藏的“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中，她二人属于“金陵十二钗正册”，且并列首位。而在宝、黛之间，宝钗似又带有某些陪衬性质，成为“木石前盟”的积极颠覆者。若将《红楼梦》看作单纯的爱情悲剧的话——依照“好了歌”，应是空诸一切——“木石前盟”是要过于“金玉良缘”的：薛宝钗空房独守，而林黛玉却因此丧了命。

　　林黛玉既是如此重要，她受到的关注当然是空前的。但至今为止，在《红楼梦》之外的演绎中，林黛玉总是给人以尖酸刻薄的印象，或者突出她精神上的不够健全。更明确一点说，就是过于强调了她“蛾眉善妒”的一面。而从实际的情形看，这种“突出”是不恰当的。

　　在林黛玉的人格设计中，虽有“还泪”之说，但这个“还泪”最终仍然要落实到现实生活里，否则，就会有“泪出无名”的嫌疑了。从书中的描述看，林黛玉的忧郁性格是有着深厚的现实依据的。贾雨村因贪贿落职后，于林府教馆，沦为西宾，他所教的学生就是林黛玉。黛玉天资聪慧，不幸早年丧母，这是她忧郁性格所以形成的最为主要的原因。其次，因黛玉之父林如海“命中无子”，“今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夫妻无子，故爱如珍宝；且又见她聪明清秀，便也欲使她读书识得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俗话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兼以黛玉的“聪明清秀”，遂又养成多愁善感的性格。此外，母亲去世之后，林黛玉被接进贾府，后因林如海捐馆，遂在贾府定居，使得林黛玉常有寄人篱下之感，因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生恐被人耻笑了她去”。原本多愁善感的性格加上寄人篱下的现状，林黛玉敏感而又自尊，从而给人孤高自负、落落寡合的印象。之后，因宝钗的介入，林黛玉于情感上又生危机，在对宝玉的求全责备中，自怨自艾，常生悲感，“还泪”也就顺理成章。

　　结合以上所论，林黛玉的人格倾向还是比较分明的，即忧郁、敏感、清高、孤傲。当然，一个人的性格与人格又并非是几个字就可以简单概括的，但就林黛玉来说，这几个方面应该是最主要的。为了突出黛玉这几个方面的性格特征，书中有很多细节性的刻画与描写，诸如黛玉的弱不禁风、好使小性，以及住所潇湘馆的清幽，等等。除此之外，最能反映林黛玉性格的就是她自己所作的几首应景诗词了。“葬花词”与《唐多令》表达了林黛玉忧郁、敏感的一面，而“海棠”与“菊花”诗则显示了她的清高与孤傲。

　　“葬花词”是一首歌行体，据说源自唐代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其词曰：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

　　“葬花词”里，黛玉因“愁绪”而伤感于“花谢花飞”，又因“花谢花飞”而倍增“愁绪”，最后，由花而及人，遂有“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人随花落之恸。刘希夷的寄托亦大致如此，只不过因性别不同而使着眼点有异，“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才是他的目的所在。至于诗中所谓“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也不过是规劝“红颜”推己及人之意。从立意上说，“葬花词”与《代悲白头吟》并不相同。

　　“葬花词”之外，最能体现林黛玉身世漂泊之感的是《唐多令》“咏絮词”，词曰：

　　粉堕百花州，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球。飘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拾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词分两阙，融写景与抒情为一体，借柳絮的无根之性写自己的漂泊之感。百花洲、燕子楼暗喻“红颜薄命”，为“粉堕”、“香残”之地，这也是林黛玉诗词中最为主要的基调。而“香”与“粉”又借指柳絮，有一语双关之意。随后，直接摹写柳絮的成团逐对以及飘零辗转，并将这种“成团逐对”赋予女性情感上的“缱绻”与“风流”。但又因“飘泊亦如人命薄”，遂使“缱绻”、“风流”皆成空幻。下阙直接从“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写起，草木如人，而人与草木又有何不同呢？“叹今生谁拾谁收”与“葬花词”中“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意思相同，只是此处的悲愁又进一步，零落任其零落，就是葬花的心情也不复存在了。整首词的基调都着落在“愁”与“叹”两个字上，难怪众人看了，俱点头感叹说：“太作悲了，好是固然好的。”

　　同样内容的诗作，林黛玉还有一首《秋窗风雨夕》。《红楼梦》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说：“黛玉喝了两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且阴得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知宝钗不能来，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却是《乐府杂稿》，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黛玉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词曰《秋窗风雨夕》。”如此，单从背景的描述看，诗的内容与“葬花词”、《唐多令》应无大差别，实际亦然。

　　忧郁、敏感之外，黛玉性格中比较突出的就是清高与孤傲了，这方面的诗作有咏海棠一首和三首菊花诗，曰《咏菊》、《问菊》、《菊梦》。四首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咏菊》和《问菊》，诗都是七言律，不长，引录如下：

　　咏 菊

　　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吟。

　　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

　　问 菊

　　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

　　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蛩病可相思。休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片语时。

　　谈及菊花便不能不提到陶渊明，再往上，还可以追溯至三闾大夫屈老夫子。屈夫子在逆境里生存，然而精神是不倒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最后，赋诗一首，“举身赴清池”了。在未死之先，他一直致力于“修能”，除了帽子高到“岌岌”、罗带长到“陆离”之外，他还喜欢餐英饮露，用文雅一点的话说就是：“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为了这个“落英”，王安石与欧阳修打了很久的嘴仗。不管“落英”是“落”还是不“落”，屈原的意思还是非常清楚的，即秋菊之花可比木兰之露，都是“极清极洁”之物，它显示的是屈原品格的高洁与不同流俗。花有四君子，曰梅、兰、竹、菊，各以其独特的物性而代指人所具有的品格。菊花斗寒而开，经霜不凋，怒放于石边、篱下，有一种倨傲与隐逸之气。至东晋陶渊明，蔑视权贵，崇尚气节，赋《归去来辞》，挂冠归隐，每日优游于篱边、山下，多有咏及菊花之作，后之爱菊者，遂以“处士”名之。林黛玉平日自视甚高，等闲之辈何尝能看到她的眼里。而前世为绛株仙草，又有木石姻缘，则她对菊花的理解自然较近于五柳先生。“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一个疑问伴随着又一个疑问，然而，疑问背后是理想人格的设定与追求，是不能也不必回答的。在“葬花词”里，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红楼梦》诗词之妙，就在于它没有游离于情节与人物，而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同样题材，宝钗之作与黛玉就大不相同，试举宝钗咏絮之《临江仙》为例，词曰：“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薛宝钗格调中的向上与雍容，林黛玉是无论如何也作不出的。

　　中国有一句古话，说“文如其人”，意思是作文与做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证之以大观园里的“闺房”之作，无疑是吻合的。即使扩大至荣宁二府，也没有大的分歧，宝玉作“相思泪”，而薛蟠就只能唱“哼哼韵”。不过，若对数千年来的诗文进行考察，文与人脱节的还真不少。古代的例子就不说了，单是现代，就有两个极其著名的人物，一个是周作人，另一个是汪精卫。汪精卫早年也曾是革命志士，有过暗杀载沣的壮举，赋诗言志，曰：“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可惜，国难当头的时候，走上了“曲线救国”的路。周作人是个文人，远离政治，追求生活的闲适与精致，种一种“自己的园地”，喝喝“苦茶”，写写“随笔”，确也是一种独善其身的好方法。遗憾的是，因受日本文化影响太深，在欢呼过“新村主义”之后，接受了“太君”的委任，成为“大东亚共荣”的积极宣讲者。以至抗战一结束，即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投进了南京老虎桥监狱。“附逆”之前，周作人曾作“五十自寿诗”，表示自己的超然，其一曰：“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但他终于没有能够超然。晚年镌一印章，曰“寿则多辱”，确是说尽了人生的无奈与感伤。

　　既然“文如其人”并非绝对真理，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如何来看待“文”与“人”呢？几千年来的习惯做法是“因人废文”或“因文废人”，周作人的文章被尘封了几十年，正是缘于他在做人上的一时失足；吴晗之所以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罪状即是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郭沫若作《李白与杜甫》，始终纠缠在“文”与“人”之间，在他自己，恐怕也有“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的两难抉择吧？如此，最好的办法是将“人”与“文”彻底分隔开来——钱谦益不是忠臣，但未必不是好诗人；周作人妙笔生花，又何必在意他是否汉奸呢？中国的文学史之所以局限在“知人以论世”、论世以知人的窠臼里，就是因为对诗文本身的关注实在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