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描写老师的文章，急！！！

Answer 1

我心目中的老师
老师像一根蜡烛，燃烧着自己，却照亮着别人……　　在我身边，在学校里，到处都是好老师，他们认真负责，伟大无私，像辛勤的园丁，用自己的心血，精心地浇灌着花朵；老师是我们的引路人，让我们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她中等的个子，一头乌黑的亮发，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一张圆圆的脸，显出知识分子常有的那种体态，便是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她却有一股神奇般的力量，常常鼓舞着我们，支持着我们，温暖着我们，于我们相处近三年了。　　李老师对每个同学的要求都十分严格，而且态度很严肃，这是班里的每个同学都很清楚的；她对每个同学犯的错误总是及时批评，耐心教育。因此几乎每个同学都有些害怕李老师，我也不例外。　　记得有一次，那几日我迷上画卡通人物漫画，竟然在李老师上语文课的时候画起来了。我的一举一动被李老师看的一清二楚，李老师非常着急和生气，好像对我很失望。她严肃地对我说：“你应该发现你最近有些反常，成绩有些下降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听到了李老师的批评，我真不理解，觉得她太不给情面了。后来，我的成绩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最终弄明白了李老师的苦心，她对学生的关心和负责感得了我的敬佩。这使我发现了李老师的又一个特点，对工作尽心尽责，关心学生，关心班里的每一件小事。比如同学的东西丢了，同学之间发生争执，或者遇到困难解决不了，李老师都会帮助我们认真地处理好。　　后来在一些联欢会等活动上，李老师参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她带领同学跳起舞来，双手舞动，动作敏捷，与大家有说有笑，活泼浪漫，高兴到极点，仿佛是我们的好朋友。这又让我发现，原来严厉的李老师也有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一面。李老师在学习上对我们要求很严，我们通常会不愿意，但只要我们理解李老师的用意。在课堂上，她给我们讲乌龟与白兔赛跑的故事，还用灵巧、艺高的双手形容动物赛跑出神的样子，幽默地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课堂气氛也变得活跃了。　　李老师，您将是我成长的过程，永远不会忘怀的一个重要篇章，李老师付出的汗水和辛劳，让我们得到，她也无怨无悔，她是无私的。我为曾是李老师的学生而骄傲，李老师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谁是最可爱的人

有人说,
教师的生命像一个长长的句子,
辛勤是定语,耐心是状语,热情是补语.
也有人说,
老师的生命像一个根号,叠叠作业为她的青春开无数次平方.
我说,老师,
您是春天的第一朵花儿,那样鲜嫩,那样可爱;
您是夏天的第一阵甘露,滋润大地,生机黯然;
您是秋天的第一缕秋风,带着果实,吹拂大地;
您是冬天的第一场大雪,素裹人间,充满希望.
您划着浆,载着我们,到达知识的彼岸……
您手指天边的朝阳,叫我们看,
我们踮着脚,望着望着,
啊!看到了,看到了!
从此明白了,谁是最可爱的人:
终身粉笔染白发,一心报国育桃李的您——老师.

《藤野先生》 鲁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