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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爱国
作者:张修林
“爱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不过,从历史来看,其内涵是开放的,不断变化的。其实,这个变化过程,就取决于对什么是国、国的最本质的构成要素的不断深化认识上。从封建官僚、士人的所谓“爱皇国”,到陈独秀的爱国观,到蒋介石时代的“爱党国”,到当今世界上的各种爱国思想,爱国的层次不断推进。有没有普遍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爱国精神呢?或者说,爱国最本质的精神是什么呢?只有比较准确地知道了什么是国,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国之亘古不变的本质要素,才能得出爱国的要义。要理解国家的最本质的要素,应该从人类最古老的社会组织――国家的雏形出发,从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去追寻。
??2005年,在《国家与个人权利》一文中,我曾写道:“国家就是一个区域,由一些界限构成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同省、市、乡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别。”其实,这样论述国家,是基于对文明社会阶段中的国家特点的认识的,即国家有一个比较固定的、限制性的地域区域。
??如果认真追溯,爱国情怀,并非文明社会阶段的国家公民所独有。从国家的雏形――人类最初形成的社会组织――那时就已经开始了。人们还未习惯地把他们所构成的团体称为国家,但其实,它完全可以算是国之雏形。而那时,大抵只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和组织,地域区域则是不太固定、不太受限制的。
??我为什么把极其原始、完全蒙昧时代的社会组织――人类最初形成的社会组织称之为国之雏形呢?因为它同样具有国家最基本的性质,具有非常初级的政府职能的性质。我们知道,国家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很多时候,国家是难以被直接感知的。在不同等级的文明社会中,国家的实质性质和意义,就在于它通过专制的、威权的强制手段或者以一定的社会民主宪政方法,组建“议会”、“政府”这类的机构,利用社会公共权力和资源来实行公共安全的防御职能和促进国家内部公民之间的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的职能――当然,这是对于所有国家而言的,实质上,对于公共安全的防御职能方面,尤其是防御外部侵略方面,几乎所有国家都比较重视,而对于促进国家内部公民之间的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而言,只有极少的国家能做得不错,那就是原始国家和现代的一些民主国家。公共安全的防御,包括内部的部分和外部的部分。外部部分,众所周知,就是防止外部的战争侵略,保障国家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不受外部侵犯。内部部分,就是保障内部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被其他任何公民以及团体侵害、预防和减轻公民被自然灾害的侵害。
??其实,人类最初形成的社会组织,远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原始部落古老得多。它的具体形态究竟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无从得知,只能依靠想象。不过,确凿无疑的是,在当时,它是为数不太多的一些组织。这些组织人数很少,社会结构非常单一,与外界其它的社会组织相隔非常遥远且互相毫无任何关系。这些不多的社会组织之间,毫无任何意识、信息的认知的关系,更不可能有任何的交往、联系。在这些组织的人们的认识中,就只有自身所归属的这个组织、只有身边的人才是存在的。对这样的组织而言,从根本上最具重要性的,是群体、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而并非严格的地域区域。因为,这样的一个组织生存在一个相对无限广袤的、并没有其它人类组织生存的地域中。在其能力范围内,它可以随意在广袤的地域空间上扩充、位移,而完全不存在与另外的社会组织发生生活地域交叉和冲突的可能。在那样的时代,没有地域空间占有观念,至少还没有清晰的观念。
??这样的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社会组织,当然是一群人为了基本的生存,或者进一步,为了提高生存质量的需要,从个体之间的相互协作、相互合作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它面临的威胁,当然没有战争,只有自然――其它动物的侵袭、自然环境的恶劣、自然灾害的巨大破坏力和获取食物的艰难性。
??这个组织里的人们,在最原始的生活状态下,获取食物和应对各种自然威胁,显然单一的个人一般难以完成。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还必须在最大限度上完成全体成员尽力的联合行动,才可能逃过致命的灾难。在公共安全方面,所有成员之间的利益同样是普遍非常一致的,这就是使这样一个联合体实力得以保存甚至发展壮大,以逐步增大抵抗自然威胁的能力。德国哲学家、史学家和政论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在《两大时代:原始文化和高等文化》中说:“在一切原始生活中,‘道’,大我,是如此直接地发生作用(注)”。在最原始的社会中,所有成员之间利益分配的公正性与公平性,是最好的状态,这个社会无须道德观念,无须法律强制,有的只是遍及每一个成员的近乎天然的自觉。这个社会的“政府”,是一个纯粹自发的、纯粹自愿选择的全体成员的联合组织,每一个成员,都可以说是“政府”的平等的组成人员。每一个成员,对其他成员的依赖,对他们的联合组织的依赖,都是异常亲密的和融和的。每一个成员的命运与这个联合组织的未来,被几乎天然地捆绑在一起,它们几乎完全一致。每一个成员对联合组织的态度――“爱国情感”,都是具体可感的、相互共存的、几乎没有差别的。
??不仅,爱国不是为文明社会公民所专有,而且,最原始社会的成员的“爱国”感情,是人类史中程度最高的。我们知道,在越专制、越落后的国家里,国民就越关心政治(害怕政治是对政治的更高程度关心的表现)。它们密切相关。同样,爱国的程度问题,与国民的安全保障、生存质量息息相关。似乎,这是一种反比关系。国民的安全保障越高,生存质量越好,对国家的依赖性就越弱,爱国意识就越淡化。现代社会,在民主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的国家里,就一般不会刻意去强调爱国;在这些国家里,很难产生强烈的、持久的爱国浪潮。
??除了没有战争,完全的平等性,没有强制的意志力,以及全体成员极高的一致主动性外,在国家的基本形态方面,在政府的基本构建和基本职能方面,最原始的社会和它所形成的组织,同后来的各种形态、各种制度和体制的国家、政府并没有实质的差异。
??不仅原始“国家”,所有后来形成的国家,在地域区域上,几乎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是,对于原始国家而言,其地域区域没有那么重要,没有明显的地域区域占有的观念,地域变动范围比较随意,变动频度很快,而历史上文明阶段的国家,在较长的时间内其地域区域往往具有固定性,从长远看,则有时扩大,有时减缩,比如,中国各朝各代,其版图就都有着一定的变化。没有明显的地域区域占有观念,我称之为“模糊性”。
??随着社会的逐步扩展、融合、分解,在这样的演变中,国家的地域空间占有观念由模糊到清晰,逐渐强化,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地域范围不断变化,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府的组织方式也不断地改变,但有一点是始终无法改变的,那就是国家的地域范围内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居住。南极和北极那么广阔的土地,却无法拥有国家。没有国民,国家、政府自然“皮不存,焉有毛?”
??由此可见,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国家是一个历时的、动态的抽象概念。它由一个模糊的、固定的或相对固定的地域空间,以及这样一个地域空间里的所有居住生活者(国民或公民)所构成。它外化为一个或大或小的独立性和目的性都很强的社会特殊组织。它通过“议会”、“政府”这类的具体组织,来体现存在,来表现强制力或意志力。无论它怎样演变(发展、倒退),它的独立性和目的性,都始终建立于它的地理空间里的国民或公民之上。正是这个地理空间里的国民或公民,赋予它意义和存在价值。人类历史过程中,始终贯穿于国家的清晰的、固定不变的要素,并非地域区域这样的空间,而是国民或公民。如果没有国民或公民,国家不会存在。
??自然,最本质的、普遍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爱国,就是爱国之国民或公民。国民或公民的安全保障性和生存质量不高的国家,肯定不是好的国家。从领土上看,国家有大有小,但国家的好坏,与其大小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每一个国民或公民,达成爱国之其他国民或公民的努力,根据自身的社会地位和能力,达成提高国民或公民的安全保障性、提高国民或公民的生存质量和生活水平、维护公共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性的行为、企图和期望,就是最根本的爱国。绕开国民或公民去谈爱国,再貌似高明、再冠冕堂皇、再如何运用奇妙的逻辑论证的爱国理论,都不得要领,都站不稳脚,只能算是盲目的所谓爱国,虚假的所谓爱国,甚至是反动的所谓爱国――打着爱国的幌子祸国。
注:《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
作者:张修林
“爱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不过,从历史来看,其内涵是开放的,不断变化的。其实,这个变化过程,就取决于对什么是国、国的最本质的构成要素的不断深化认识上。从封建官僚、士人的所谓“爱皇国”,到陈独秀的爱国观,到蒋介石时代的“爱党国”,到当今世界上的各种爱国思想,爱国的层次不断推进。有没有普遍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爱国精神呢?或者说,爱国最本质的精神是什么呢?只有比较准确地知道了什么是国,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国之亘古不变的本质要素,才能得出爱国的要义。要理解国家的最本质的要素,应该从人类最古老的社会组织――国家的雏形出发,从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去追寻。
??2005年,在《国家与个人权利》一文中,我曾写道:“国家就是一个区域,由一些界限构成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同省、市、乡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别。”其实,这样论述国家,是基于对文明社会阶段中的国家特点的认识的,即国家有一个比较固定的、限制性的地域区域。
??如果认真追溯,爱国情怀,并非文明社会阶段的国家公民所独有。从国家的雏形――人类最初形成的社会组织――那时就已经开始了。人们还未习惯地把他们所构成的团体称为国家,但其实,它完全可以算是国之雏形。而那时,大抵只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和组织,地域区域则是不太固定、不太受限制的。
??我为什么把极其原始、完全蒙昧时代的社会组织――人类最初形成的社会组织称之为国之雏形呢?因为它同样具有国家最基本的性质,具有非常初级的政府职能的性质。我们知道,国家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很多时候,国家是难以被直接感知的。在不同等级的文明社会中,国家的实质性质和意义,就在于它通过专制的、威权的强制手段或者以一定的社会民主宪政方法,组建“议会”、“政府”这类的机构,利用社会公共权力和资源来实行公共安全的防御职能和促进国家内部公民之间的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的职能――当然,这是对于所有国家而言的,实质上,对于公共安全的防御职能方面,尤其是防御外部侵略方面,几乎所有国家都比较重视,而对于促进国家内部公民之间的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而言,只有极少的国家能做得不错,那就是原始国家和现代的一些民主国家。公共安全的防御,包括内部的部分和外部的部分。外部部分,众所周知,就是防止外部的战争侵略,保障国家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不受外部侵犯。内部部分,就是保障内部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被其他任何公民以及团体侵害、预防和减轻公民被自然灾害的侵害。
??其实,人类最初形成的社会组织,远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原始部落古老得多。它的具体形态究竟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无从得知,只能依靠想象。不过,确凿无疑的是,在当时,它是为数不太多的一些组织。这些组织人数很少,社会结构非常单一,与外界其它的社会组织相隔非常遥远且互相毫无任何关系。这些不多的社会组织之间,毫无任何意识、信息的认知的关系,更不可能有任何的交往、联系。在这些组织的人们的认识中,就只有自身所归属的这个组织、只有身边的人才是存在的。对这样的组织而言,从根本上最具重要性的,是群体、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而并非严格的地域区域。因为,这样的一个组织生存在一个相对无限广袤的、并没有其它人类组织生存的地域中。在其能力范围内,它可以随意在广袤的地域空间上扩充、位移,而完全不存在与另外的社会组织发生生活地域交叉和冲突的可能。在那样的时代,没有地域空间占有观念,至少还没有清晰的观念。
??这样的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社会组织,当然是一群人为了基本的生存,或者进一步,为了提高生存质量的需要,从个体之间的相互协作、相互合作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它面临的威胁,当然没有战争,只有自然――其它动物的侵袭、自然环境的恶劣、自然灾害的巨大破坏力和获取食物的艰难性。
??这个组织里的人们,在最原始的生活状态下,获取食物和应对各种自然威胁,显然单一的个人一般难以完成。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还必须在最大限度上完成全体成员尽力的联合行动,才可能逃过致命的灾难。在公共安全方面,所有成员之间的利益同样是普遍非常一致的,这就是使这样一个联合体实力得以保存甚至发展壮大,以逐步增大抵抗自然威胁的能力。德国哲学家、史学家和政论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在《两大时代:原始文化和高等文化》中说:“在一切原始生活中,‘道’,大我,是如此直接地发生作用(注)”。在最原始的社会中,所有成员之间利益分配的公正性与公平性,是最好的状态,这个社会无须道德观念,无须法律强制,有的只是遍及每一个成员的近乎天然的自觉。这个社会的“政府”,是一个纯粹自发的、纯粹自愿选择的全体成员的联合组织,每一个成员,都可以说是“政府”的平等的组成人员。每一个成员,对其他成员的依赖,对他们的联合组织的依赖,都是异常亲密的和融和的。每一个成员的命运与这个联合组织的未来,被几乎天然地捆绑在一起,它们几乎完全一致。每一个成员对联合组织的态度――“爱国情感”,都是具体可感的、相互共存的、几乎没有差别的。
??不仅,爱国不是为文明社会公民所专有,而且,最原始社会的成员的“爱国”感情,是人类史中程度最高的。我们知道,在越专制、越落后的国家里,国民就越关心政治(害怕政治是对政治的更高程度关心的表现)。它们密切相关。同样,爱国的程度问题,与国民的安全保障、生存质量息息相关。似乎,这是一种反比关系。国民的安全保障越高,生存质量越好,对国家的依赖性就越弱,爱国意识就越淡化。现代社会,在民主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的国家里,就一般不会刻意去强调爱国;在这些国家里,很难产生强烈的、持久的爱国浪潮。
??除了没有战争,完全的平等性,没有强制的意志力,以及全体成员极高的一致主动性外,在国家的基本形态方面,在政府的基本构建和基本职能方面,最原始的社会和它所形成的组织,同后来的各种形态、各种制度和体制的国家、政府并没有实质的差异。
??不仅原始“国家”,所有后来形成的国家,在地域区域上,几乎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是,对于原始国家而言,其地域区域没有那么重要,没有明显的地域区域占有的观念,地域变动范围比较随意,变动频度很快,而历史上文明阶段的国家,在较长的时间内其地域区域往往具有固定性,从长远看,则有时扩大,有时减缩,比如,中国各朝各代,其版图就都有着一定的变化。没有明显的地域区域占有观念,我称之为“模糊性”。
??随着社会的逐步扩展、融合、分解,在这样的演变中,国家的地域空间占有观念由模糊到清晰,逐渐强化,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地域范围不断变化,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府的组织方式也不断地改变,但有一点是始终无法改变的,那就是国家的地域范围内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居住。南极和北极那么广阔的土地,却无法拥有国家。没有国民,国家、政府自然“皮不存,焉有毛?”
??由此可见,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国家是一个历时的、动态的抽象概念。它由一个模糊的、固定的或相对固定的地域空间,以及这样一个地域空间里的所有居住生活者(国民或公民)所构成。它外化为一个或大或小的独立性和目的性都很强的社会特殊组织。它通过“议会”、“政府”这类的具体组织,来体现存在,来表现强制力或意志力。无论它怎样演变(发展、倒退),它的独立性和目的性,都始终建立于它的地理空间里的国民或公民之上。正是这个地理空间里的国民或公民,赋予它意义和存在价值。人类历史过程中,始终贯穿于国家的清晰的、固定不变的要素,并非地域区域这样的空间,而是国民或公民。如果没有国民或公民,国家不会存在。
??自然,最本质的、普遍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爱国,就是爱国之国民或公民。国民或公民的安全保障性和生存质量不高的国家,肯定不是好的国家。从领土上看,国家有大有小,但国家的好坏,与其大小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每一个国民或公民,达成爱国之其他国民或公民的努力,根据自身的社会地位和能力,达成提高国民或公民的安全保障性、提高国民或公民的生存质量和生活水平、维护公共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性的行为、企图和期望,就是最根本的爱国。绕开国民或公民去谈爱国,再貌似高明、再冠冕堂皇、再如何运用奇妙的逻辑论证的爱国理论,都不得要领,都站不稳脚,只能算是盲目的所谓爱国,虚假的所谓爱国,甚至是反动的所谓爱国――打着爱国的幌子祸国。
注:《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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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吧,祖 国》
敲响那一排铜质的编钟,浑厚而清亮的左音右韵由远及近,穿越五千年悠悠岁月和五十三年缤纷花季,在河之洲,水之湄,山之阳,海之滨,泛起层层涟漪,响起阵阵回声,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凝结一个主题:祖国母亲!
我们以《诗经》关睢的歌喉;以屈原《橘颂》的音韵;以古风与乐府、律诗与散曲;以京剧与秦腔、梆子与鼓词唱您历史恢宏岁月的辉煌,唱响您壮丽的山河亮丽的风景。
我们以岳飞的一阕《满江红》,以文天祥的一腔《正气歌》,以鲁迅的一声《呐喊》,以朱自清的一道《背影》唱响您不屈的脊梁与骨气,唱响您不屈的尊严与神圣。
我们以瞿秋白手中的那束野花;以方志敏身上的那份清贫;以杨靖宇腹中的那些草根;以刘志丹胸前的那块补丁;以焦裕禄窗前的那盏油灯;以孔繁森雪原上留下的那串脚印,唱响您的坚韧与顽强,唱响您的灵魂与精神。
亲爱的祖国,让我们以采薇采茶采桑的手,编织彩灯云锦;让我们以喊江喊海的喉咙,在金黄季节里黄金般的早晨,唱响国歌和飘扬的五星红旗,唱响千百年来朝朝暮暮澎湃的激情。
黄河猛、长江壮、泰山雄、昆仑莽,万里山河浩浩荡荡从天安门前走过,走过一队队雷锋,走过一队队徐洪刚,走过一队队李向群,走过一队队方红霄——走出中国人民最风流最风光最风情的步伐;走出中华民族最壮观最壮美的方阵!仰望蓝天,“神州飞船”,太空穿梭;俯瞰大地、三峡工程,旷世神奇。
亲爱的祖国,五千年的蕴涵和积淀,五十三年的扬弃和继承,一个东方巨人到了可以说“不!”可以发言的时候。您聚集当今世界上最多最广最大的人气和景气,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和平与发展是您热切表达的心声!您不卑不亢不躁不惊,以坦荡豁达和深邃、闲静,阔步在新世纪的黎明!在“十六大”的东风劲吹中,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正继往开来带领着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辉煌。
敲响那一排铜质的编钟,浑厚而清亮的左音右韵由远及近,穿越五千年悠悠岁月和五十三年缤纷花季,在河之洲,水之湄,山之阳,海之滨,泛起层层涟漪,响起阵阵回声,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凝结一个主题:祖国母亲!
我们以《诗经》关睢的歌喉;以屈原《橘颂》的音韵;以古风与乐府、律诗与散曲;以京剧与秦腔、梆子与鼓词唱您历史恢宏岁月的辉煌,唱响您壮丽的山河亮丽的风景。
我们以岳飞的一阕《满江红》,以文天祥的一腔《正气歌》,以鲁迅的一声《呐喊》,以朱自清的一道《背影》唱响您不屈的脊梁与骨气,唱响您不屈的尊严与神圣。
我们以瞿秋白手中的那束野花;以方志敏身上的那份清贫;以杨靖宇腹中的那些草根;以刘志丹胸前的那块补丁;以焦裕禄窗前的那盏油灯;以孔繁森雪原上留下的那串脚印,唱响您的坚韧与顽强,唱响您的灵魂与精神。
亲爱的祖国,让我们以采薇采茶采桑的手,编织彩灯云锦;让我们以喊江喊海的喉咙,在金黄季节里黄金般的早晨,唱响国歌和飘扬的五星红旗,唱响千百年来朝朝暮暮澎湃的激情。
黄河猛、长江壮、泰山雄、昆仑莽,万里山河浩浩荡荡从天安门前走过,走过一队队雷锋,走过一队队徐洪刚,走过一队队李向群,走过一队队方红霄——走出中国人民最风流最风光最风情的步伐;走出中华民族最壮观最壮美的方阵!仰望蓝天,“神州飞船”,太空穿梭;俯瞰大地、三峡工程,旷世神奇。
亲爱的祖国,五千年的蕴涵和积淀,五十三年的扬弃和继承,一个东方巨人到了可以说“不!”可以发言的时候。您聚集当今世界上最多最广最大的人气和景气,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和平与发展是您热切表达的心声!您不卑不亢不躁不惊,以坦荡豁达和深邃、闲静,阔步在新世纪的黎明!在“十六大”的东风劲吹中,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正继往开来带领着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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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从北京到张家口这条铁路,最早是在他的主持下修筑成功的。这是第一条完全由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施工的铁路干线。
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长200公里,是联结华北和西北的交通要道。当时,清朝政府刚提出修筑的计划,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就出来阻挠,他们都要争夺这条铁路的修筑权,想进一步控制我国的北部。帝国主义者谁也不肯让谁,事情争持了好久得不到解决。他们最后提出一个条件∶清朝政府如果用本国的工程师来修筑铁路,他们就不再过问。他们以为这样一要挟,铁路就没法子动工,最后还得求助于他们。帝国主义者完全想错了,中国那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工程师,詹天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1905年,清政府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修筑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消息一传出来,全国都轰动了,大家说这一回咱们可争了一口气。帝国主义者却认为这是个笑话。有一家外国报纸轻蔑地说∶“能在南口以北修筑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世呢。”原来从南口往北过居庸关到八达岭,一路都是高山深涧,悬崖峭壁。他们认为这样艰巨的工程,各国著名的工程师也不敢轻易尝试,至于中国人,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的。
詹天佑不怕困难,也不怕嘲笑,毅然接受了任务,马上开始勘测线路。哪里要开山,哪里要架桥,哪里要把陡坡铲平,哪里要把弯度改小,都要经过勘测,进行周密计算。詹天佑经常勉励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工作首先要精密,不能有一点儿马虎。‘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该出自工程人员之口”他亲自带着学生和工人,扛着标杆,背着经纬仪,在峭壁上定点,测绘。塞外常常狂风怒号,黄沙满天,一不小心还有坠入深谷的危险。不管条件怎样恶劣,詹天佑始终坚持在野外工作。白天,他攀山越岭,勘测线路,晚上,他就在油灯下绘图,计算。为了寻找一条合适的线路,他常常请教当地的农民。遇到困难,他总是想∶这是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一定要把它修好;否则,不但惹外国人讥笑,还会使中国的工程师失掉信心。
铁路要经过很多高山,不得不开凿隧道,其中数居庸关和八达岭两个隧道的工程最艰巨。居庸关山势高,岩层厚,詹天佑决定采用从两端同时向中间凿进的办法。山顶的泉水往下渗,隧道里满是泥浆。工地上没有抽水机,詹天佑就带头挑着水桶去排水。他常常跟工人们同吃同住,不离开工地。八达岭隧道长1100多米,有居庸关隧道的三倍长。他跟老工人一起商量,决定采用中部凿井法。先从山顶往下打一口竖井,再分别向两头开凿,两头也同时施工,把工期缩短了一半。
铁路经过青龙桥附近,坡度特别大。火车怎么才能爬上这样的陡坡呢?詹天佑顺着山势,设计了一种“人”字形线路。北上的列车到了南口就用两个火车头,一个在前边拉,一个在后边推。过青龙桥,列车向东北前进,过了“人”字形线路的岔道口就倒过来,原先推的火车头拉,原先拉的火车头推,使列车折向西北前进。这样一来,火车上山就容易得多了。
这条铁路不满四年就全线竣工了,比原来的计划提早两年。这件事给了藐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一个有力的回击。今天,我们乘火车去八达岭,过青龙桥车站,可以看到一座铜像,那就是詹天佑。许多到中国来游览的外宾,看到詹天佑留下的伟大工程,都赞叹不已。
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长200公里,是联结华北和西北的交通要道。当时,清朝政府刚提出修筑的计划,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就出来阻挠,他们都要争夺这条铁路的修筑权,想进一步控制我国的北部。帝国主义者谁也不肯让谁,事情争持了好久得不到解决。他们最后提出一个条件∶清朝政府如果用本国的工程师来修筑铁路,他们就不再过问。他们以为这样一要挟,铁路就没法子动工,最后还得求助于他们。帝国主义者完全想错了,中国那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工程师,詹天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1905年,清政府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修筑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消息一传出来,全国都轰动了,大家说这一回咱们可争了一口气。帝国主义者却认为这是个笑话。有一家外国报纸轻蔑地说∶“能在南口以北修筑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世呢。”原来从南口往北过居庸关到八达岭,一路都是高山深涧,悬崖峭壁。他们认为这样艰巨的工程,各国著名的工程师也不敢轻易尝试,至于中国人,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的。
詹天佑不怕困难,也不怕嘲笑,毅然接受了任务,马上开始勘测线路。哪里要开山,哪里要架桥,哪里要把陡坡铲平,哪里要把弯度改小,都要经过勘测,进行周密计算。詹天佑经常勉励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工作首先要精密,不能有一点儿马虎。‘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该出自工程人员之口”他亲自带着学生和工人,扛着标杆,背着经纬仪,在峭壁上定点,测绘。塞外常常狂风怒号,黄沙满天,一不小心还有坠入深谷的危险。不管条件怎样恶劣,詹天佑始终坚持在野外工作。白天,他攀山越岭,勘测线路,晚上,他就在油灯下绘图,计算。为了寻找一条合适的线路,他常常请教当地的农民。遇到困难,他总是想∶这是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一定要把它修好;否则,不但惹外国人讥笑,还会使中国的工程师失掉信心。
铁路要经过很多高山,不得不开凿隧道,其中数居庸关和八达岭两个隧道的工程最艰巨。居庸关山势高,岩层厚,詹天佑决定采用从两端同时向中间凿进的办法。山顶的泉水往下渗,隧道里满是泥浆。工地上没有抽水机,詹天佑就带头挑着水桶去排水。他常常跟工人们同吃同住,不离开工地。八达岭隧道长1100多米,有居庸关隧道的三倍长。他跟老工人一起商量,决定采用中部凿井法。先从山顶往下打一口竖井,再分别向两头开凿,两头也同时施工,把工期缩短了一半。
铁路经过青龙桥附近,坡度特别大。火车怎么才能爬上这样的陡坡呢?詹天佑顺着山势,设计了一种“人”字形线路。北上的列车到了南口就用两个火车头,一个在前边拉,一个在后边推。过青龙桥,列车向东北前进,过了“人”字形线路的岔道口就倒过来,原先推的火车头拉,原先拉的火车头推,使列车折向西北前进。这样一来,火车上山就容易得多了。
这条铁路不满四年就全线竣工了,比原来的计划提早两年。这件事给了藐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一个有力的回击。今天,我们乘火车去八达岭,过青龙桥车站,可以看到一座铜像,那就是詹天佑。许多到中国来游览的外宾,看到詹天佑留下的伟大工程,都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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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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