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列传第六十五·高谦之传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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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高崇的儿子高谦之,字道让。少小时侍奉后母李氏,孝名远扬,李氏抚养他所耗费的心血也过于自己亲生孩子,以致旁人难以辨别他们兄弟所出的同异差别。时人把他们一样看重。等到长大,摒绝人事,专攻经史,天文历法、算学图纬之类书籍,广泛涉猎,每天诵读几千字,喜好文章,留心《老》、《易》。继承父亲爵位,脱下布衣,接受朝廷任职,朝廷加授他为宣威将军,转任奉车都尉、廷尉丞。
正光年间(520~525),尚书左丞元孚慰劳蠕蠕,反被拘留。等到蠕蠕大肆掠抢而还,安排元孚回国。此事交廷尉处置,廷尉卿及监以下官员都称元孚无罪,只有高谦之认为元孚有辱使命,应处以流放之罪。尚书同卿与之争执不下,皇帝下诏同意高谦之所奏。
孝昌初年(525),代河阴县令。这以前,有人在袋子里装上瓦砾,称是钱物,诈骗别人马匹,得手后逃走。皇帝下诏追捕,并要求把结果上报。高谦之于是用枷锁绑着一名假囚徒置于马市,声称这人就是以前在马市上诈取马匹的贼,今天就要行刑了。暗地里派心腹窥探集市看客中议论的人。有两人看到这种情景高兴地说:“我们不用担惊受怕了。”这两人立即被抓了起来,进行审问,他们都承认了骗取马匹的罪行,他们的同伙也被挖了出来。这次连带查出他们前后盗窃的案子,搜出很多赃物,很久以前失去自家物件的人,都各自来领取被盗物品。这一切,高谦之写成奏本,上表皇帝去了。不久,皇帝下诏升任他为宁远将军,正式任河阴县令。在河阴两年,增益减损,政体昭然,所办的事情,多成为治事典范。他的弟弟高道穆任御史,在公事上也颇有干才,世人以他们父子兄弟为官都著名而在当时传为美谈。
旧制,两个县的县令可以在朝面陈得失,而当时奸佞侥幸的人憎恨他掌握了某些情况,于是一起上书请求罢免他的官职。高谦之于是上疏说:“臣以平庸之才,忝居神邑县令之位,臣心中确实想执法严明,秉公办事,以答谢朝廷浩荡之恩,竭尽人臣忠直之节。然而豪贵之家,支属广布,六亲七戚,够上判罪者,比比皆是,他们对我都起憎恨之色,对皇上皆起怨怒之心。而县令职位轻弱,哪能尽数纠正。先帝过去发布明诏,让县令们可以在圣上那里面陈掌握的情况。臣先父高崇任洛阳令时,经常能够进入朝廷面陈是非,所以能使朝中显贵敛手旁立,不敢违逆政体所禁。最近以来,这项制度渐渐废止,致使县令威轻,下情不能上达。今日二圣远遵尧舜,效法高祖。愚臣希望效其鲁钝蹇慢之才,早立功名。臣请求更新旧典彰明往制。以期奸诈豪纵之徒知禁难犯,收敛贼心。”诏书称:“这个奏启与朕意深相符合,立即交付执行。”
高谦之又上疏说:
“臣听说夏朝德运衰败,少康成为克复之主;周道将要废弃,宣王立下中兴之功。由此可知,国家没有恒常的安宁,世事也无永久的弊端,只是在于英明的君主以行之有效的办法改变现状,化弊有道有术而已。
“自从正光年间以来,边城屡遭侵扰,将帅出师,相继于路,军费戎资,输送不绝。至于弓格赏募,都有出身;杀敌斩首,又蒙恩赐。所以四方之士,愿意应征的人数很多,各自为己,公私两利。如果军中统帅选准其人,犒赏功勋不失其实,那么什么样的贼不能平,什么征战不能大捷而还!诸守帅也许不是那类人才,多派亲近进入军中,另请他人拉弓引驽,虚受征官。自己身不赴阵,只派奴客之类入军中领战,对寇临敌,手不弯弓,兵不血刃。像这样则会导致王爵之赏虚加其人,征夫也无参军的积极性,那贼虏怎能被剿灭,拿什么来劝诫人们的忠诚贞节?况且近臣、侍臣、亲戚、朝士,纷纷托求官衙,擅作威福。如果清廉贞节执法不二的人,也会一同遭到诬陷,无端受到惩罚。朝臣顾望,谁肯诉说实际情况?这样下去,就会导致圣上被蒙蔽,坏人被纵容,亏损皇风,破坏政体。使谄谀小人意气洋洋,忠谠之言,不复鼓耳。
“况且连年以来,国家多有征战,民不堪命,动不动流离失所,保全妻子儿女,竞争地逃王家兵役,不再顾及其桑蚕粮田,害怕国家刑律。这正是由于还家必有困顿之理,归来没有自安之路所致。假如朝廷听任百姓归其本业,微征徭役,那么归家还田者人数必定很多,他们定会垦田辟土,数年之后,朝廷一定会大获税民。而今官府不做以理召还流民的工作,只管严令强迫,这样下去,臣担心数年之后,逃离家园者更多,安居乐业者无人了。
“所以有国有家者,不操心百姓不归顺自己,只担心政策得不到落实执行,不侥幸敌人不侵犯我,只依赖自己不可侮犯的信心。这个道理乃是千年共遵,百王一致的普遍真理。而且琴瑟之声不协调,知音的人便改弦更张;拉车的马匹脚步不一,善于驾驶的便要调整缰索。谚语说:‘迷途知返,得道不远。’这话虽不起眼,但道理极深。陛下日理万机,事情难以全面掌握,元、凯无言,不肯直陈。臣谦之虽平庸无才,但世代蒙受圣上荣禄,窃自向往前贤尽忠不惜身的义举,不怕身遭刀斧之刑,只要有一句有益于皇上,义不辞死。只求圣上略垂览察,微加推寻采纳,使朝章重新振举,军威更而复振,四海之内响起维新之歌,天下之人见到大禹之绩,那么臣上奏之后,便可含笑九泉而无丝毫遗憾了。”
灵太后得到高谦之的疏章,责问左右近臣,追问怎么回事。这些得宠显要的人由此记恨高谦之,于是有人向太后建议:“高谦之有学识艺才,适宜在国学任职,以训导王公贵戚的后代。”下诏任命,除授国子博士。
高谦之到了国子学,与袁翻、常景、郦道元、温子升等人,重温旧情。高谦之喜欢赡养孤老、抚恤贫弱,答应的从不失言。对待家中仆僮奴隶,当着他们子女的面从不鞭打其父母,奴仆中若有人生有三个儿子,他便免除其中一子做奴仆的义务,他家中从来没有受过刑的奴婢。他常说,奴仆也是人的血肉之躯,怎能忍心残害。高谦之因父舅氏沮渠蒙逊曾经据占凉州,国史缺漏,他于是编《凉书》十卷,流行于世。凉国佛道兴盛,谦之作论贬抑,称佛教是九流之中的一家。惹得当世名士,竞相以佛理前来诘难,谦之也以佛教义理对答,名士们终不能使谦之心悦诚服。高谦之又因当时实行的历法,许多地方不完备,于是便改元修订,成为一家之法,虽然他订的历法没有被采用,评论的人却叹服其多才多艺。
在这个时候,朝廷议论铸造钱币的事情,任命高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他上书请求铸造三铢钱说:
“大凡钱货之立,本意是互通有无,便利交易。所以钱的重量,世代不同。姜太公为周朝置九府圆法,到景王时更而铸造大号钱币。秦朝统一海内,钱重半两。汉兴,因秦朝钱重,改造榆荚钱。到了汉文帝五年(前175),又变为四铢钱。孝武帝时,全部销毁,改造三铢钱,到了元狩年间,又变为五铢钱。又造赤仄钱,以一当五个五铢钱。王莽摄政,钱有六等,大钱重十二铢,次九铢,次七铢,次五铢,次三铢,次一铢。魏文帝罢除五铢钱。到了明帝又恢复了。孙权立国江左,铸造大钱,一当五百。孙权在位的赤乌年间,又造大钱,以一当千。由此可见,钱币规制大小轻重,无不随时变化。
“臣认为财政经济的重要,在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八政之中列在首位;聚集财物的可贵,典籍之中,论述俯拾皆是。所以古来帝王,乘着天地的丰饶,临着海内的富足,无不广集粮食于太仓,富藏钱币于府库,储备既多,民免困穷,朝廷便可以让天下四方安宁下来,就如驱使身体伸出胳膊那样容易。过去汉代的孝武皇帝,虽然地广财丰,但连年征战戎敌,于是国库空虚。这时,民间富绅,献财助国;兴利之计,纳税朝廷。市场之上,设立收税之官;邑里乡间,置有催赋之令。盐铁经营既然方兴未艾,朝廷便屡改钱币,少府于是充实起来,上林也变得十分富足。尽管国家拓疆辟土,但国内却不加赋税,这都是计利的缘故啊。而今群妖未息,四方多存壁垒,征税既已麻烦,而千金却一日尽完,官仓府库储备渐渐耗尽,财货度用也将枯竭,诚是当初杨代献策之秋,桑、儿言利之日。而且以当初西京的兴盛,钱币犹且屡次改动,大小货币并行于世,子母之钱相权不悖,更何况今日寇难未除,州郡沦败,民物凋零,军队国家缺少日用,另外铸造小钱,可以有益于国家富足,那里会损害政体,妨害百姓呢?而且政事兴旺不因为钱大,政体衰落也不因为钱小,而只重在公私得失与否,政治教化亏损与否,改铸钱币之事既已有古人所做在先,今天我们也当效法啊。过去禹遭大水,用历山之金铸钱,拯救民困。汤遭大旱,拿庄山之金铸钱,赎回百姓卖掉的子女。今天百姓穷困憔悴,过于往日,英明之主哪能够袖手旁观呢?
“臣今日所铸之钱,是用来接济流通的贫乏,五铢之钱,任其使用并行,流通无损,只会国家受益,穆公之言在这一点上应验了。微臣我虽然理钱之术不如计然,识非心算,暂且充当钱官,也对其道理有些理解。只要此举利于国家,我便不能沉默。如有疑虑,请求公卿大臣广为议论。如果大家都认为公平允当,即请求施行。”
皇帝下诏准备按他的意见办,事情未成,他便死了。
当初,高谦之弟弟高道穆,正光年间任御史,纠察相州刺史李世哲的案子,大加凌辱,世哲家人深深记恨。到这时,李世哲弟李神轨被灵太后深为宠爱,恰逢谦之家僮控告主人,神轨操纵了这名家僮,并与尚书说了此事,于是判定禁囚高谦之于廷尉。准备释放他时,李神轨启奏灵太后,请求发布诏书,在狱中赐死,死时,高谦之才四十二岁。朝中人士无不叹惜哀痛。高谦之所著文章百余篇,别有集录。永安年间,朝廷赠他征虏将军、营州刺史,谥曰康,又授一个儿子出身为官,以此昭明谦之冤屈。高谦之的妻子中山张氏,是有见识的妇女。教育子女,从师学授业。经常告诫他们说:“自从我成为你们家主妇,从未看见你父亲一天不读书。你们应该各自发奋努力,不要废弃祖宗之业。”
高谦之长子子儒,字孝礼。元颢入洛阳,他的叔叔高道穆跟随皇驾北巡,高子儒随后渡河到了皇帝行宫,庄帝见到他,仔细询问洛阳的情况,子儒详细陈述元颢败在旦夕。皇帝对道穆说:“卿初来时,为什么不与子儒一起?”道穆说:“臣家百口在洛阳,必须他维持经营。而且要他今天来此,也可通报京师后来发生的事情。”皇帝说:“子儒不但不负爱卿你的期待,也大慰朕意。”于是授予他秘书郎中,转授通直郎。后来又升任安东将军、光禄大夫、司徒中兵参军、兼任祭酒,袭任父爵。兴和初年,除授兼殿中侍御史。当时四方多有流民,子儒为梁州、北豫、西兖三州检户使,所获流民很多。后来因为公事离职。武定六年(548)死,当时四十一岁。
子儒弟弟高绪,字叔宗,聪明捷悟,勤奋好学。高谦之常对人说:“兴我门庭的,当是此儿。”等到他长大,涉猎书传,喜好文咏。任司空行参军、转任长流参军,升任镇远将军、冀州仪同府中兵参军,被府主封隆之所赏识。隆之到梁州、济州,让他跟随左右,总是让其管理数郡。武定三年(545)死,年仅三十二岁。
高绪弟孝贞,武定年间,任司徒司曹参军。孝贞弟孝干,任司空东..祭酒。
高崇的儿子高谦之,字道让。少小时侍奉后母李氏,孝名远扬,李氏抚养他所耗费的心血也过于自己亲生孩子,以致旁人难以辨别他们兄弟所出的同异差别。时人把他们一样看重。等到长大,摒绝人事,专攻经史,天文历法、算学图纬之类书籍,广泛涉猎,每天诵读几千字,喜好文章,留心《老》、《易》。继承父亲爵位,脱下布衣,接受朝廷任职,朝廷加授他为宣威将军,转任奉车都尉、廷尉丞。
正光年间(520~525),尚书左丞元孚慰劳蠕蠕,反被拘留。等到蠕蠕大肆掠抢而还,安排元孚回国。此事交廷尉处置,廷尉卿及监以下官员都称元孚无罪,只有高谦之认为元孚有辱使命,应处以流放之罪。尚书同卿与之争执不下,皇帝下诏同意高谦之所奏。
孝昌初年(525),代河阴县令。这以前,有人在袋子里装上瓦砾,称是钱物,诈骗别人马匹,得手后逃走。皇帝下诏追捕,并要求把结果上报。高谦之于是用枷锁绑着一名假囚徒置于马市,声称这人就是以前在马市上诈取马匹的贼,今天就要行刑了。暗地里派心腹窥探集市看客中议论的人。有两人看到这种情景高兴地说:“我们不用担惊受怕了。”这两人立即被抓了起来,进行审问,他们都承认了骗取马匹的罪行,他们的同伙也被挖了出来。这次连带查出他们前后盗窃的案子,搜出很多赃物,很久以前失去自家物件的人,都各自来领取被盗物品。这一切,高谦之写成奏本,上表皇帝去了。不久,皇帝下诏升任他为宁远将军,正式任河阴县令。在河阴两年,增益减损,政体昭然,所办的事情,多成为治事典范。他的弟弟高道穆任御史,在公事上也颇有干才,世人以他们父子兄弟为官都著名而在当时传为美谈。
旧制,两个县的县令可以在朝面陈得失,而当时奸佞侥幸的人憎恨他掌握了某些情况,于是一起上书请求罢免他的官职。高谦之于是上疏说:“臣以平庸之才,忝居神邑县令之位,臣心中确实想执法严明,秉公办事,以答谢朝廷浩荡之恩,竭尽人臣忠直之节。然而豪贵之家,支属广布,六亲七戚,够上判罪者,比比皆是,他们对我都起憎恨之色,对皇上皆起怨怒之心。而县令职位轻弱,哪能尽数纠正。先帝过去发布明诏,让县令们可以在圣上那里面陈掌握的情况。臣先父高崇任洛阳令时,经常能够进入朝廷面陈是非,所以能使朝中显贵敛手旁立,不敢违逆政体所禁。最近以来,这项制度渐渐废止,致使县令威轻,下情不能上达。今日二圣远遵尧舜,效法高祖。愚臣希望效其鲁钝蹇慢之才,早立功名。臣请求更新旧典彰明往制。以期奸诈豪纵之徒知禁难犯,收敛贼心。”诏书称:“这个奏启与朕意深相符合,立即交付执行。”
高谦之又上疏说:
“臣听说夏朝德运衰败,少康成为克复之主;周道将要废弃,宣王立下中兴之功。由此可知,国家没有恒常的安宁,世事也无永久的弊端,只是在于英明的君主以行之有效的办法改变现状,化弊有道有术而已。
“自从正光年间以来,边城屡遭侵扰,将帅出师,相继于路,军费戎资,输送不绝。至于弓格赏募,都有出身;杀敌斩首,又蒙恩赐。所以四方之士,愿意应征的人数很多,各自为己,公私两利。如果军中统帅选准其人,犒赏功勋不失其实,那么什么样的贼不能平,什么征战不能大捷而还!诸守帅也许不是那类人才,多派亲近进入军中,另请他人拉弓引驽,虚受征官。自己身不赴阵,只派奴客之类入军中领战,对寇临敌,手不弯弓,兵不血刃。像这样则会导致王爵之赏虚加其人,征夫也无参军的积极性,那贼虏怎能被剿灭,拿什么来劝诫人们的忠诚贞节?况且近臣、侍臣、亲戚、朝士,纷纷托求官衙,擅作威福。如果清廉贞节执法不二的人,也会一同遭到诬陷,无端受到惩罚。朝臣顾望,谁肯诉说实际情况?这样下去,就会导致圣上被蒙蔽,坏人被纵容,亏损皇风,破坏政体。使谄谀小人意气洋洋,忠谠之言,不复鼓耳。
“况且连年以来,国家多有征战,民不堪命,动不动流离失所,保全妻子儿女,竞争地逃王家兵役,不再顾及其桑蚕粮田,害怕国家刑律。这正是由于还家必有困顿之理,归来没有自安之路所致。假如朝廷听任百姓归其本业,微征徭役,那么归家还田者人数必定很多,他们定会垦田辟土,数年之后,朝廷一定会大获税民。而今官府不做以理召还流民的工作,只管严令强迫,这样下去,臣担心数年之后,逃离家园者更多,安居乐业者无人了。
“所以有国有家者,不操心百姓不归顺自己,只担心政策得不到落实执行,不侥幸敌人不侵犯我,只依赖自己不可侮犯的信心。这个道理乃是千年共遵,百王一致的普遍真理。而且琴瑟之声不协调,知音的人便改弦更张;拉车的马匹脚步不一,善于驾驶的便要调整缰索。谚语说:‘迷途知返,得道不远。’这话虽不起眼,但道理极深。陛下日理万机,事情难以全面掌握,元、凯无言,不肯直陈。臣谦之虽平庸无才,但世代蒙受圣上荣禄,窃自向往前贤尽忠不惜身的义举,不怕身遭刀斧之刑,只要有一句有益于皇上,义不辞死。只求圣上略垂览察,微加推寻采纳,使朝章重新振举,军威更而复振,四海之内响起维新之歌,天下之人见到大禹之绩,那么臣上奏之后,便可含笑九泉而无丝毫遗憾了。”
灵太后得到高谦之的疏章,责问左右近臣,追问怎么回事。这些得宠显要的人由此记恨高谦之,于是有人向太后建议:“高谦之有学识艺才,适宜在国学任职,以训导王公贵戚的后代。”下诏任命,除授国子博士。
高谦之到了国子学,与袁翻、常景、郦道元、温子升等人,重温旧情。高谦之喜欢赡养孤老、抚恤贫弱,答应的从不失言。对待家中仆僮奴隶,当着他们子女的面从不鞭打其父母,奴仆中若有人生有三个儿子,他便免除其中一子做奴仆的义务,他家中从来没有受过刑的奴婢。他常说,奴仆也是人的血肉之躯,怎能忍心残害。高谦之因父舅氏沮渠蒙逊曾经据占凉州,国史缺漏,他于是编《凉书》十卷,流行于世。凉国佛道兴盛,谦之作论贬抑,称佛教是九流之中的一家。惹得当世名士,竞相以佛理前来诘难,谦之也以佛教义理对答,名士们终不能使谦之心悦诚服。高谦之又因当时实行的历法,许多地方不完备,于是便改元修订,成为一家之法,虽然他订的历法没有被采用,评论的人却叹服其多才多艺。
在这个时候,朝廷议论铸造钱币的事情,任命高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他上书请求铸造三铢钱说:
“大凡钱货之立,本意是互通有无,便利交易。所以钱的重量,世代不同。姜太公为周朝置九府圆法,到景王时更而铸造大号钱币。秦朝统一海内,钱重半两。汉兴,因秦朝钱重,改造榆荚钱。到了汉文帝五年(前175),又变为四铢钱。孝武帝时,全部销毁,改造三铢钱,到了元狩年间,又变为五铢钱。又造赤仄钱,以一当五个五铢钱。王莽摄政,钱有六等,大钱重十二铢,次九铢,次七铢,次五铢,次三铢,次一铢。魏文帝罢除五铢钱。到了明帝又恢复了。孙权立国江左,铸造大钱,一当五百。孙权在位的赤乌年间,又造大钱,以一当千。由此可见,钱币规制大小轻重,无不随时变化。
“臣认为财政经济的重要,在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八政之中列在首位;聚集财物的可贵,典籍之中,论述俯拾皆是。所以古来帝王,乘着天地的丰饶,临着海内的富足,无不广集粮食于太仓,富藏钱币于府库,储备既多,民免困穷,朝廷便可以让天下四方安宁下来,就如驱使身体伸出胳膊那样容易。过去汉代的孝武皇帝,虽然地广财丰,但连年征战戎敌,于是国库空虚。这时,民间富绅,献财助国;兴利之计,纳税朝廷。市场之上,设立收税之官;邑里乡间,置有催赋之令。盐铁经营既然方兴未艾,朝廷便屡改钱币,少府于是充实起来,上林也变得十分富足。尽管国家拓疆辟土,但国内却不加赋税,这都是计利的缘故啊。而今群妖未息,四方多存壁垒,征税既已麻烦,而千金却一日尽完,官仓府库储备渐渐耗尽,财货度用也将枯竭,诚是当初杨代献策之秋,桑、儿言利之日。而且以当初西京的兴盛,钱币犹且屡次改动,大小货币并行于世,子母之钱相权不悖,更何况今日寇难未除,州郡沦败,民物凋零,军队国家缺少日用,另外铸造小钱,可以有益于国家富足,那里会损害政体,妨害百姓呢?而且政事兴旺不因为钱大,政体衰落也不因为钱小,而只重在公私得失与否,政治教化亏损与否,改铸钱币之事既已有古人所做在先,今天我们也当效法啊。过去禹遭大水,用历山之金铸钱,拯救民困。汤遭大旱,拿庄山之金铸钱,赎回百姓卖掉的子女。今天百姓穷困憔悴,过于往日,英明之主哪能够袖手旁观呢?
“臣今日所铸之钱,是用来接济流通的贫乏,五铢之钱,任其使用并行,流通无损,只会国家受益,穆公之言在这一点上应验了。微臣我虽然理钱之术不如计然,识非心算,暂且充当钱官,也对其道理有些理解。只要此举利于国家,我便不能沉默。如有疑虑,请求公卿大臣广为议论。如果大家都认为公平允当,即请求施行。”
皇帝下诏准备按他的意见办,事情未成,他便死了。
当初,高谦之弟弟高道穆,正光年间任御史,纠察相州刺史李世哲的案子,大加凌辱,世哲家人深深记恨。到这时,李世哲弟李神轨被灵太后深为宠爱,恰逢谦之家僮控告主人,神轨操纵了这名家僮,并与尚书说了此事,于是判定禁囚高谦之于廷尉。准备释放他时,李神轨启奏灵太后,请求发布诏书,在狱中赐死,死时,高谦之才四十二岁。朝中人士无不叹惜哀痛。高谦之所著文章百余篇,别有集录。永安年间,朝廷赠他征虏将军、营州刺史,谥曰康,又授一个儿子出身为官,以此昭明谦之冤屈。高谦之的妻子中山张氏,是有见识的妇女。教育子女,从师学授业。经常告诫他们说:“自从我成为你们家主妇,从未看见你父亲一天不读书。你们应该各自发奋努力,不要废弃祖宗之业。”
高谦之长子子儒,字孝礼。元颢入洛阳,他的叔叔高道穆跟随皇驾北巡,高子儒随后渡河到了皇帝行宫,庄帝见到他,仔细询问洛阳的情况,子儒详细陈述元颢败在旦夕。皇帝对道穆说:“卿初来时,为什么不与子儒一起?”道穆说:“臣家百口在洛阳,必须他维持经营。而且要他今天来此,也可通报京师后来发生的事情。”皇帝说:“子儒不但不负爱卿你的期待,也大慰朕意。”于是授予他秘书郎中,转授通直郎。后来又升任安东将军、光禄大夫、司徒中兵参军、兼任祭酒,袭任父爵。兴和初年,除授兼殿中侍御史。当时四方多有流民,子儒为梁州、北豫、西兖三州检户使,所获流民很多。后来因为公事离职。武定六年(548)死,当时四十一岁。
子儒弟弟高绪,字叔宗,聪明捷悟,勤奋好学。高谦之常对人说:“兴我门庭的,当是此儿。”等到他长大,涉猎书传,喜好文咏。任司空行参军、转任长流参军,升任镇远将军、冀州仪同府中兵参军,被府主封隆之所赏识。隆之到梁州、济州,让他跟随左右,总是让其管理数郡。武定三年(545)死,年仅三十二岁。
高绪弟孝贞,武定年间,任司徒司曹参军。孝贞弟孝干,任司空东..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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