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狩猎场的狩猎变迁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境内,除非特许,狩猎这件事成为犯法。40年前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巴彦乡巴彦街村下乡的北京知青,还能回忆起当年黑熊进村的往事。弹指一挥间,巴彦街的耕地增加了6倍,白桦林几乎砍伐殆尽,别说黑熊,连野兔都少见了。人口的增长,耕地的增加,城镇与道路的建设,越来越多地占掉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阻断了它们的繁殖走廊,加上市场需求引发的滥捕乱猎,使野生动物在几十年中迅速减少,很多物种濒临灭绝。比如东北虎和华南虎,人们仿佛是忽然间发现它们从中国各地消失了,目前仅剩十来只苟且在图们江-乌苏里江中俄边界一带。保护野生动物,是中国全面禁猎的第一理由。
即使是在刚刚脱离原始社会的极偏远地区,列入国家保护级别的动物也都是严格禁猎的。只是,世代相传的狩猎习惯,不会在一个早晨就禁住了。
近年来,中国建立了越来越多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各种不同类型的生态区域和生物多样性,却因为禁止在保护区内狩猎和采集,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发生冲突,引起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对立情绪,偷猎与反偷猎变得异常复杂。中国科学院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做过很多调查,如大连老铁山的迁徙候鸟保护区、贵州荔波的茂兰喀斯特森林保护区,等等,都在传统的狩猎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产生了巨大摩擦。于是,从简单的打击盗猎,到为保护区周边社区寻找替代生计,既减少对野生生物资源的压力,又给社区创造经济发展、小康生活的途径,再到思考如何在保护文化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建立有机联系,政府、非政府组织、科学家、保护区和媒体等等,这些年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相当进展也获得了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