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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对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
李清照
孤雁儿(并序·世人作梅词,下笔便俗。予试作一篇,乃知前言不妄耳)
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沈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里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满庭霜
小阁藏春,闲窗锁昼,画堂无限深幽。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手种江梅更好,又何必、临水登楼。无人到,寂寥浑似,何逊在扬州。
从来,知韵胜,难堪雨藉,不耐风柔。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莫恨香消雪减,须信道、扫迹情留。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
宋代最有特色的文艺形式是词,它兼有文学与音乐两方面的特点,或者说词本是一种依照一定曲调配乐演唱的诗。每首词都有一个调名,叫做”词牌”,依调填词叫“倚声”。词在宋代的别称有“曲”、“杂曲”、“曲子词”、“乐府”、“琴趣”、“乐章”等,均与音乐有关。另一个后世比较通行的别名“长短句”,从表面上看着眼点是文字表现上与传统五七齐言的诗不同,其实词句子的长短参差,还是因为曲调节拍的需要。词依音乐体段和节奏的不同,有“令”、“引”、“近”、“慢”等等分别。令,也叫“小令”。慢词,古人从字数着眼,也称为“长调”。词的分段叫“分片”,除单调外,一首词多由上、下两片组成,慢词有多至三四片者。
词在唐五代即由文人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引进教坊和诗坛,但所作仍以小令为主,齐言、杂言并存。慢词的大量出现,则是北宋中期的创造。从此宋词曲调大盛,兼备众体,蔚为中国诗歌史上与唐诗并峙的另一个高峰。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词原是了隋唐以来配合燕乐而创作的歌辞,后来逐渐成为一种长短的诗体。它最初民间流传,晚唐时期,文人开始创作,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词的艺术水平。到宋代,词达到了其艺术顶峰,和唐诗并列对举,各极其美各臻其盛。
词是中国古代最美的文学,最动人的文学,最擅长抒情的文字,最让人沉醉心迷的文字。它和美,浑融蕴藉。它深微隐幽,意味渊永,美到极处,又豪放到极处。
词坛正宗的婉约派,香软艳丽,柔到极处,最善娱宾遣兴,写男女幽怨,曲折隐微。诗文之不可道者,皆以词出之,“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追寻已远。”豪放一派,则词如诗文,举凡伤情离别,吊古怀今,社会生活,政治风云,无不人词。雄放慷慨,动人心魄。
它最擅抒情,写艳情而不纤佻,写富贵而不卑俗,如行云流水、老松柔树,临风伴月,情调闲雅,怀抱旷怀,美轮美奂,使人心驰神往,无限沉迷。
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柳永、宋祁、张先、苏轼、黄庭坚、秦观、贺铸、张来、晁补之、周邦彦、张元千、张孝祥、朱敦儒、史浩、岳飞、李清照、辛弃疾、陈亮、陆游、姜夔、吴文英、文天祥、元好问……这一系列闪光的名字,为我们缔造了中国最美的词文学殿堂。
只有一个唯美的时代,才会出现这样绝美的艺术。
它们是千古流芳的璀灿经典,是风雨人生路上的最好伴侣。
词:中国诗歌的一种,又别称长短句、诗余、琴趣等[详见附录中的<词学名词释义>(施蛰存著)]。约始唐朝,盛行于宋代。
原指合乐歌唱的歌词,故亦称为曲或曲子词。后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称“倚声”。再后,则依前人作品的字数、句数、声律、韵律而填写。自此,方与音乐分离,成为一种句长长短不齐的格律诗。
词有许多不同的词调,每种词调各有特定的名称,叫做词牌,如《西江月》、《如梦令》等。不同的词调,其段数、句数、韵律,每句的字数、句式、声律,均有各自不同的规格。填词时要求严格遵守。按句数、字数的多少,词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小令:一般指字数较少的词。前人以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虽无根据,亦多沿用。
中调:一般指介于小令和长调之间的词。前人以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后多沿用。
长调:一般指字数较多的词。前人以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后多沿用。
「诗词」二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语词,在现代人的文学常识中,它表示两种文学形式:一种是「诗」,它是从商周时代以来早已有了的韵文形式。一种是「词」,它是起源于唐五代而全盛于宋代的韵文形式,但是在宋以前人的观念中,诗词二字很少连用。偶然有连用的,也只能讲作「诗的文词」。因为在当时,词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名称。
「词」字是一个古字的简体,它原来就是「辤」字。这个字,古籀文写作「□」,省作「辤」,现在写作「辞」,汉人隶书简化为「词」。所以,「诗词」本来就是「诗辞」。到了宋代,词成为一种新兴文学形式的名称,于是「诗词」不等于「诗辞」了。
诗是一种抒情言志的韵文形式,《诗经》中的三百零五篇,都是诗。诗被谱入乐曲,可以配合音乐,用来歌唱,它就成为曲辤,或说歌辤。《诗经》中的诗,其实也都可以歌唱,在当时,诗就是辤。不过从文学的观点定名,称之为诗,从音乐性的观点定名,就称之为曲辤或歌辤,简称为辤。「楚辤」就是从音乐性的观点来定名的,因为它是楚国人民中流行的歌辤,其实,如果从文字的观点定名,楚辤也就是楚诗。到了汉代,五言诗产生以后,诗逐渐成为不能唱的文学形式,于是诗与歌辤分了家。从此以后,凡是能作曲歌唱的诗,题目下往往带一个「辤」字,魏晋时代,有白紵辤,步虚辤,明君辤等等。这个辤字,晋宋以后,都简化为词字,一直到唐代,凡一切拓枝词、凉州词、竹枝词、横江词、三阁词,这一切「词」字,都只有歌词的意义还是一个普通名词,并不表示它们是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
在晚唐五代,新兴了一种长短句的歌词,它们的句法和音节更能便于作曲,而与诗的形式渐渐地远了。我们在《花间集》的序文中知道,当时把这一类的歌词称为曲子词。每一首曲子词都以曲调名为标题,例如「菩萨蛮」,表明这是菩萨蛮曲子的歌词。
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这个「词」字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固有名词。牛娇女冠子云:「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黄庭坚词序云:「坐客欲得小词。」又云:「周元固惠酒,因作此词。」苏东坡词序云:「梅花词和杨元素」,又有云:「作此词戏之。」类此的词字,也都是歌词的意思,不是指一种文学形式。南宋初,曾慥编了一部《乐府雅词》,今天我们说这是一部词的选集,但在当时,这个书名仅表示它是一部高雅的乐府歌词。北宋词家的集名,都不用词字。苏东坡的词集名为《东坡乐府》,秦观的词集名为《淮海居士长短句》,欧阳修的词集名为《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周邦彦的词集名为《清真集》。没有一部词集称为《××词》的。
南宋初期,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它指的是苏东坡、秦观、欧阳修的这些曲子词。无论「乐府」、「长短句」或「近体乐府」,这些名词都反映作者仍然把它们认为属于诗的一种文体。「诗余」这个名词的出现,意味着当时已把曲子词作为诗的剩余产物。换句话说,就是已把它从诗的领域中离析出来了。一部《草堂诗余》,奠定了这个过渡时期的名词。
不久,长沙的出版商编刊了六十家的诗余专集,绝大多数都改标集名为《××词》,例如《东坡乐府》改名为《东坡词》,《淮海居士长短句》改名为《淮海词》,《言真集》先改名为《清真诗余》,后又改名为《青真词》。
从此以后,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固有名称,「词」这个名词才确定下来,于是有了「诗词」这个语词。
文学史家,为意义明确起见,把歌词的「词」字写作「辞」,而把「词」字专用以代表一种文学形式。
唐诗简介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晚唐诗歌又一变。中唐的那种改革锐气消失了,诗人们走向自我。这时出现了大量写得非常好的咏史诗,杜牧、许浑是代表。杜牧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对于历史的思索其实是对于现实的感慨,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流丽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苍茫的叹息中融为一体,《江南春》都是咏史佳作。晚唐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是李商隐。唐诗的发展,到盛唐的意境创造,达到了意象玲珑、无迹可寻的纯美境界,是一个高峰。杜甫由写实而走向集大成,是又一个高峰。中唐诗人在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另辟蹊径,或追求怪奇,或追求平易,别开天地,又是一个高峰。诗发展至此,大有山穷水尽之势。李商隐出来,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惊人的才华,开拓出一个充满朦胧、幽约的美,让人咀嚼回味的诗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峰。他是一位善于表现心灵历程的诗人,感情浓烈而细腻。他的爱情诗深情绵邈,隐约迷离,刻骨铭心而又不易索解。他的不少诗(特别是无题诗)情思流动是跳跃式的,意象组合是非逻辑的,意旨朦胧而情思可感,往往可作多种解释。他的艺术技巧,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极大地扩大了诗的感情容量,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最后的贡献。
晚唐后期的诗人们,有的走向华丽,有的走向淡泊,而成就不大,已经无法和他们的前辈相比了。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
李清照
孤雁儿(并序·世人作梅词,下笔便俗。予试作一篇,乃知前言不妄耳)
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沈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里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满庭霜
小阁藏春,闲窗锁昼,画堂无限深幽。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手种江梅更好,又何必、临水登楼。无人到,寂寥浑似,何逊在扬州。
从来,知韵胜,难堪雨藉,不耐风柔。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莫恨香消雪减,须信道、扫迹情留。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
宋代最有特色的文艺形式是词,它兼有文学与音乐两方面的特点,或者说词本是一种依照一定曲调配乐演唱的诗。每首词都有一个调名,叫做”词牌”,依调填词叫“倚声”。词在宋代的别称有“曲”、“杂曲”、“曲子词”、“乐府”、“琴趣”、“乐章”等,均与音乐有关。另一个后世比较通行的别名“长短句”,从表面上看着眼点是文字表现上与传统五七齐言的诗不同,其实词句子的长短参差,还是因为曲调节拍的需要。词依音乐体段和节奏的不同,有“令”、“引”、“近”、“慢”等等分别。令,也叫“小令”。慢词,古人从字数着眼,也称为“长调”。词的分段叫“分片”,除单调外,一首词多由上、下两片组成,慢词有多至三四片者。
词在唐五代即由文人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引进教坊和诗坛,但所作仍以小令为主,齐言、杂言并存。慢词的大量出现,则是北宋中期的创造。从此宋词曲调大盛,兼备众体,蔚为中国诗歌史上与唐诗并峙的另一个高峰。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词原是了隋唐以来配合燕乐而创作的歌辞,后来逐渐成为一种长短的诗体。它最初民间流传,晚唐时期,文人开始创作,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词的艺术水平。到宋代,词达到了其艺术顶峰,和唐诗并列对举,各极其美各臻其盛。
词是中国古代最美的文学,最动人的文学,最擅长抒情的文字,最让人沉醉心迷的文字。它和美,浑融蕴藉。它深微隐幽,意味渊永,美到极处,又豪放到极处。
词坛正宗的婉约派,香软艳丽,柔到极处,最善娱宾遣兴,写男女幽怨,曲折隐微。诗文之不可道者,皆以词出之,“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追寻已远。”豪放一派,则词如诗文,举凡伤情离别,吊古怀今,社会生活,政治风云,无不人词。雄放慷慨,动人心魄。
它最擅抒情,写艳情而不纤佻,写富贵而不卑俗,如行云流水、老松柔树,临风伴月,情调闲雅,怀抱旷怀,美轮美奂,使人心驰神往,无限沉迷。
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柳永、宋祁、张先、苏轼、黄庭坚、秦观、贺铸、张来、晁补之、周邦彦、张元千、张孝祥、朱敦儒、史浩、岳飞、李清照、辛弃疾、陈亮、陆游、姜夔、吴文英、文天祥、元好问……这一系列闪光的名字,为我们缔造了中国最美的词文学殿堂。
只有一个唯美的时代,才会出现这样绝美的艺术。
它们是千古流芳的璀灿经典,是风雨人生路上的最好伴侣。
词:中国诗歌的一种,又别称长短句、诗余、琴趣等[详见附录中的<词学名词释义>(施蛰存著)]。约始唐朝,盛行于宋代。
原指合乐歌唱的歌词,故亦称为曲或曲子词。后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称“倚声”。再后,则依前人作品的字数、句数、声律、韵律而填写。自此,方与音乐分离,成为一种句长长短不齐的格律诗。
词有许多不同的词调,每种词调各有特定的名称,叫做词牌,如《西江月》、《如梦令》等。不同的词调,其段数、句数、韵律,每句的字数、句式、声律,均有各自不同的规格。填词时要求严格遵守。按句数、字数的多少,词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小令:一般指字数较少的词。前人以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虽无根据,亦多沿用。
中调:一般指介于小令和长调之间的词。前人以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后多沿用。
长调:一般指字数较多的词。前人以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后多沿用。
「诗词」二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语词,在现代人的文学常识中,它表示两种文学形式:一种是「诗」,它是从商周时代以来早已有了的韵文形式。一种是「词」,它是起源于唐五代而全盛于宋代的韵文形式,但是在宋以前人的观念中,诗词二字很少连用。偶然有连用的,也只能讲作「诗的文词」。因为在当时,词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名称。
「词」字是一个古字的简体,它原来就是「辤」字。这个字,古籀文写作「□」,省作「辤」,现在写作「辞」,汉人隶书简化为「词」。所以,「诗词」本来就是「诗辞」。到了宋代,词成为一种新兴文学形式的名称,于是「诗词」不等于「诗辞」了。
诗是一种抒情言志的韵文形式,《诗经》中的三百零五篇,都是诗。诗被谱入乐曲,可以配合音乐,用来歌唱,它就成为曲辤,或说歌辤。《诗经》中的诗,其实也都可以歌唱,在当时,诗就是辤。不过从文学的观点定名,称之为诗,从音乐性的观点定名,就称之为曲辤或歌辤,简称为辤。「楚辤」就是从音乐性的观点来定名的,因为它是楚国人民中流行的歌辤,其实,如果从文字的观点定名,楚辤也就是楚诗。到了汉代,五言诗产生以后,诗逐渐成为不能唱的文学形式,于是诗与歌辤分了家。从此以后,凡是能作曲歌唱的诗,题目下往往带一个「辤」字,魏晋时代,有白紵辤,步虚辤,明君辤等等。这个辤字,晋宋以后,都简化为词字,一直到唐代,凡一切拓枝词、凉州词、竹枝词、横江词、三阁词,这一切「词」字,都只有歌词的意义还是一个普通名词,并不表示它们是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
在晚唐五代,新兴了一种长短句的歌词,它们的句法和音节更能便于作曲,而与诗的形式渐渐地远了。我们在《花间集》的序文中知道,当时把这一类的歌词称为曲子词。每一首曲子词都以曲调名为标题,例如「菩萨蛮」,表明这是菩萨蛮曲子的歌词。
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这个「词」字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固有名词。牛娇女冠子云:「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黄庭坚词序云:「坐客欲得小词。」又云:「周元固惠酒,因作此词。」苏东坡词序云:「梅花词和杨元素」,又有云:「作此词戏之。」类此的词字,也都是歌词的意思,不是指一种文学形式。南宋初,曾慥编了一部《乐府雅词》,今天我们说这是一部词的选集,但在当时,这个书名仅表示它是一部高雅的乐府歌词。北宋词家的集名,都不用词字。苏东坡的词集名为《东坡乐府》,秦观的词集名为《淮海居士长短句》,欧阳修的词集名为《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周邦彦的词集名为《清真集》。没有一部词集称为《××词》的。
南宋初期,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它指的是苏东坡、秦观、欧阳修的这些曲子词。无论「乐府」、「长短句」或「近体乐府」,这些名词都反映作者仍然把它们认为属于诗的一种文体。「诗余」这个名词的出现,意味着当时已把曲子词作为诗的剩余产物。换句话说,就是已把它从诗的领域中离析出来了。一部《草堂诗余》,奠定了这个过渡时期的名词。
不久,长沙的出版商编刊了六十家的诗余专集,绝大多数都改标集名为《××词》,例如《东坡乐府》改名为《东坡词》,《淮海居士长短句》改名为《淮海词》,《言真集》先改名为《清真诗余》,后又改名为《青真词》。
从此以后,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固有名称,「词」这个名词才确定下来,于是有了「诗词」这个语词。
文学史家,为意义明确起见,把歌词的「词」字写作「辞」,而把「词」字专用以代表一种文学形式。
唐诗简介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晚唐诗歌又一变。中唐的那种改革锐气消失了,诗人们走向自我。这时出现了大量写得非常好的咏史诗,杜牧、许浑是代表。杜牧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对于历史的思索其实是对于现实的感慨,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流丽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苍茫的叹息中融为一体,《江南春》都是咏史佳作。晚唐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是李商隐。唐诗的发展,到盛唐的意境创造,达到了意象玲珑、无迹可寻的纯美境界,是一个高峰。杜甫由写实而走向集大成,是又一个高峰。中唐诗人在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另辟蹊径,或追求怪奇,或追求平易,别开天地,又是一个高峰。诗发展至此,大有山穷水尽之势。李商隐出来,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惊人的才华,开拓出一个充满朦胧、幽约的美,让人咀嚼回味的诗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峰。他是一位善于表现心灵历程的诗人,感情浓烈而细腻。他的爱情诗深情绵邈,隐约迷离,刻骨铭心而又不易索解。他的不少诗(特别是无题诗)情思流动是跳跃式的,意象组合是非逻辑的,意旨朦胧而情思可感,往往可作多种解释。他的艺术技巧,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极大地扩大了诗的感情容量,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最后的贡献。
晚唐后期的诗人们,有的走向华丽,有的走向淡泊,而成就不大,已经无法和他们的前辈相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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