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什么时候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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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史记载,应该是秦朝就有陆陆续续的佛教法师进入中国。
不过公认的正规的时间,根据《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等多种典籍的记载,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汉明帝刘庄在永平七年(公元64年)于夜晚梦见一位神人,全身金色,项有日光,在殿前飞绕而行。第二天会集群臣,问:“这是什么神?”当时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回答道:“听说西方有号称‘佛’的得道者,能飞行于虚空,神通广大,陛下所梦见的想必就是佛。”第二年,汉明帝派遣蔡愔(yīn)博士及弟子秦景等十人远征西域求法。使团到达大月氏国后,抄得佛经42章(这就是著名的《四十二章经》),并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在当地遇见高僧迦摄摩腾、竺法兰,邀请二师来汉地传播佛教。二师接受邀请,用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随蔡愔一行来到洛阳。汉明帝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专门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白马寺是我国汉地最早的佛寺,取回的佛经则收藏于皇室图书档案馆“兰台石室”中。这就是“白马驮经”的故事。
应该说正式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公元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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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现在很难考定。最初传入时,不过在少数人中奉行,未必为上层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公元前二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我们可推断,由于在此一百二十年前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的结果,当时由印度传布到中亚细亚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过行旅往来而向东方渐进。也有传说:在与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226在位同时的秦始皇公元前246-210在位时代,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来到我国咸阳。阿育王时举行第三次结集约在公元前250年,会后派大德赴各国传教,前来中国很有可能。另外,也有认为宋玉《高唐赋》和《史记·始皇本纪》中的“羡门”即沙门的,但因无译述学说传世,无从确考。
我手里有一本"佛教入门"也提到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问题,摘录如下:佛教何时从印度传来,从古以来传说不一.有的说秦始皇时(公元前246-210,接近阿育王在位时)就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18人赍佛经来中国(<历代三宝记>卷一等).随后又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一说景卢)从大月氏国的使者伊存口受浮屠(佛)经之说(<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西戎传>).而最通行的传说,则是东汉永平7年(公元64年)明帝夜梦金人,即遣郎中蔡愔等往天竺寻访佛法,至永平10年(公元67年)邀请中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并赍所得的佛像和<四十二章经>等,用白马驮来洛阳,并招待于鸿胪寺内.随后就在洛阳西雍门外修建白马寺,并请他们在寺译出所赍来的<四十二章经>等.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正式有佛教,有寺院,有佛像和经典译出的开始.
但在这以前即永平8年(公元65年),汉明帝之弟楚王英已曾"为浮屠斋戒祭祀",相传汉明帝曾允许阳城候刘峻等出家,又允许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为中国有僧尼的开始(<僧尼传>卷上).显然其时已有印度和西域沙门来中国弘传佛法了.其后,桓帝于宫中立浮屠祠'''''''而民间奉佛也逐渐兴盛.从那时以来,由西域来华的僧人有安息国的安世高,安玄,大月氏国支娄迦谶,支曜,康居国康巨,康孟祥等;而直接由印度来华弘佛教的僧人,则有竺佛朔,竺大力等.证明这时印度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已相当广泛.
另在中国新疆地区,当时所谓36国的西域一带,佛教早已由印度传入.据传,公元前一世纪中,有毗卢折那(据<大唐西域传>卷12,<洛阳伽蓝记>卷5作毗卢旃,<魏书.西域传>作卢旃)阿罗汉由迦湿弥罗来到于阗弘化,于阗王为建赞摩大寺,是为于阗地区有佛教的开始.接着,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方也陆续传入了印度的佛教,并建伽蓝.至公元一二世纪间,这个地区的佛法已相当兴盛.---------.
从上述可看到:佛教是先传入西域(新疆一带),后传入中原内地的.具体传入内地的时间较集中的说法是(1)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2)东汉明帝永平10年(公元67年).两种说法都没错.但应从中国正式有佛教,有寺院,有佛像和译出佛经开始,才标志着佛教真正意义上的传入.因此我同意后一种说法.可话又说回来,西汉哀帝到东汉明帝也只相差70年不到,年份差别不大,怎麽说都行,讲解时,怎麽顺口怎麽说吧.
我手里有一本"佛教入门"也提到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问题,摘录如下:佛教何时从印度传来,从古以来传说不一.有的说秦始皇时(公元前246-210,接近阿育王在位时)就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18人赍佛经来中国(<历代三宝记>卷一等).随后又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一说景卢)从大月氏国的使者伊存口受浮屠(佛)经之说(<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西戎传>).而最通行的传说,则是东汉永平7年(公元64年)明帝夜梦金人,即遣郎中蔡愔等往天竺寻访佛法,至永平10年(公元67年)邀请中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并赍所得的佛像和<四十二章经>等,用白马驮来洛阳,并招待于鸿胪寺内.随后就在洛阳西雍门外修建白马寺,并请他们在寺译出所赍来的<四十二章经>等.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正式有佛教,有寺院,有佛像和经典译出的开始.
但在这以前即永平8年(公元65年),汉明帝之弟楚王英已曾"为浮屠斋戒祭祀",相传汉明帝曾允许阳城候刘峻等出家,又允许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为中国有僧尼的开始(<僧尼传>卷上).显然其时已有印度和西域沙门来中国弘传佛法了.其后,桓帝于宫中立浮屠祠'''''''而民间奉佛也逐渐兴盛.从那时以来,由西域来华的僧人有安息国的安世高,安玄,大月氏国支娄迦谶,支曜,康居国康巨,康孟祥等;而直接由印度来华弘佛教的僧人,则有竺佛朔,竺大力等.证明这时印度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已相当广泛.
另在中国新疆地区,当时所谓36国的西域一带,佛教早已由印度传入.据传,公元前一世纪中,有毗卢折那(据<大唐西域传>卷12,<洛阳伽蓝记>卷5作毗卢旃,<魏书.西域传>作卢旃)阿罗汉由迦湿弥罗来到于阗弘化,于阗王为建赞摩大寺,是为于阗地区有佛教的开始.接着,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方也陆续传入了印度的佛教,并建伽蓝.至公元一二世纪间,这个地区的佛法已相当兴盛.---------.
从上述可看到:佛教是先传入西域(新疆一带),后传入中原内地的.具体传入内地的时间较集中的说法是(1)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2)东汉明帝永平10年(公元67年).两种说法都没错.但应从中国正式有佛教,有寺院,有佛像和译出佛经开始,才标志着佛教真正意义上的传入.因此我同意后一种说法.可话又说回来,西汉哀帝到东汉明帝也只相差70年不到,年份差别不大,怎麽说都行,讲解时,怎麽顺口怎麽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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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入传】
佛陀之教法,经僧众及阿育王、迦腻色迦王等护法者之大力宣扬,渐及全印度,并扩展至其他区域;向南传至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称为南传佛教,以巴利语结集佛典,侧重自我彻悟;向北经中亚诸国传至我国、韩国、日本等地,称为北传佛教,依准由梵语转译之汉语佛典为主,强调自度度人。惟佛教传入我国之确实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传统上则相信系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 )传入,如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等皆载有当时佛教入传之事。
兹略举佛教入传之传说如下:(一)谓海内经、山海经所载三皇五帝时之伯益已知有佛。(二)列子卷四仲尼篇,孔子尝言西方有圣人,此圣人即指佛陀,故谓佛教于先秦时代已传入;更有窜改周穆王篇,而谓西周穆王时佛教已传入。(三)汉法本内传、周书异记,均谓佛法于周代已传入。(四)历代三宝纪卷一载,周代已于各地建立阿育王佛塔,然佛塔与经典皆为秦始皇所毁;又谓秦始皇四年(243 B.C.),西域沙门释利房等十八人携佛典入华。(五)北齐魏收所撰之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汉武帝元狩二年(121 B.C. )霍去病伐匈奴,得休屠王所祀之金人,安置于甘泉宫;或谓此金人即佛像,亦即佛教东传之证据。然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汉书卷五十五霍去病传等,仅言及得金人之事,并未言及佛教,此金人或为西域之天神。(六)释老志又载,张骞出使西域归国后,谓大夏之邻有身毒国,尝闻浮屠之教;然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汉书卷六张骞传等,虽言及身毒国,却无浮屠之记载。(七)刘宋宗炳所撰之明佛论载,东方朔尝与汉武帝论对劫烧说,此为汉代接触佛教之据。(八)明佛论又载,刘向所撰之列仙传中,有七十四人为佛经中之人物;然列仙传之真伪已属可疑,更遑论其内容。
以上诸种传说虽难以与史实相符,然由其内容及所列之时间可推知,佛教传入我国时,或许未及时受到重视,以致未留下详尽之记录。又佛教为外来宗教,在其教团逐渐扩展之时,势必与道教,甚至儒家学派争衡,或为提高佛教之权威性而逐步上溯其东传之年代。
至于一般所承认之说法,则有三种:(一)后汉书卷七十二楚王英传、卷一一八西域传,及后汉纪卷十等载,东汉明帝夜梦金人,太史傅毅以为或即西方之佛,明帝遂遣使往西域求法。途中遇梵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归至洛阳,明帝建白马寺,梵僧即于此译出四十二章经。是为我国有佛僧、佛寺、佛教之始。
(二)楚王英传载,楚王英崇尚黄老与浮屠。一般公认,东汉之上层阶级多信奉儒家、黄老,及外来之佛教。楚王英封于彭城,可知由西域来华之外国沙门,其活动范围自北方长安、洛阳,已延展向南方各地。其后楚王英因故左迁丹阳泾县(位于安徽),佛教得以再向南地拓展。
(三)曹魏鱼豢所撰之魏略西戎传,引三国志魏志卷三裴松之(372~451)注,谓西汉哀帝元寿元年(2 B.C.),博士弟子景卢(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浮屠即佛陀之音译。是为佛教入传之最早、最可靠之记载。魏书释老志对此事件之评述则谓,我国虽已听闻佛教之说,却尚未信受其义。故可确知佛教在西汉末年已传入我国,惟尚未产生有力之影响。
此外,东汉时代处于佛教初传阶段,信徒多以现世的、功利的道教信仰形式来接受佛教,视佛陀为具有禳灾招福、不老长寿等灵力之神祇,视大力传道之西域沙门为巫祝、神仙修行者等。而我国固有之儒家、道教等,难免对此一外来宗教产生极大之排斥作用。
东汉末年牟子作理惑论,一方面揭示佛教之真正面目,将其自方士、神仙家中析出;一方面调和儒、释、道三家,阐论佛教思想非但不与儒、道相互抵触,且有相辅相成之效。其后随着时代之变迁,排佛论与容佛论互有消长,此后此一论诤亦成为历来知识分子间重要论题之一;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等时,更有实际迫害佛教之举动,至宋代理学崛起,始渐融合三教之争。
我国素有著书立说之教化传统,故佛教信徒亦重视佛典之翻译编纂,以为传教之基础。佛典来源有二,一由外国沙门自印度、西域携带来华;一由我国信徒、高僧亲往西域、印度求法、求经所携回。佛典又分梵本与胡本二种,梵本成书于印度,以梵文书写;胡本则系西域诸国译自梵文之经典,如龟兹语、于阗语、粟特语等之经文。又外国译经沙门中,法号之上若有‘安、康、支、帛’等字者,皆为西域人,均非以梵语为国语者,而于翻译佛典之工作具有极大之贡献。
佛陀之教法,经僧众及阿育王、迦腻色迦王等护法者之大力宣扬,渐及全印度,并扩展至其他区域;向南传至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称为南传佛教,以巴利语结集佛典,侧重自我彻悟;向北经中亚诸国传至我国、韩国、日本等地,称为北传佛教,依准由梵语转译之汉语佛典为主,强调自度度人。惟佛教传入我国之确实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传统上则相信系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 )传入,如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等皆载有当时佛教入传之事。
兹略举佛教入传之传说如下:(一)谓海内经、山海经所载三皇五帝时之伯益已知有佛。(二)列子卷四仲尼篇,孔子尝言西方有圣人,此圣人即指佛陀,故谓佛教于先秦时代已传入;更有窜改周穆王篇,而谓西周穆王时佛教已传入。(三)汉法本内传、周书异记,均谓佛法于周代已传入。(四)历代三宝纪卷一载,周代已于各地建立阿育王佛塔,然佛塔与经典皆为秦始皇所毁;又谓秦始皇四年(243 B.C.),西域沙门释利房等十八人携佛典入华。(五)北齐魏收所撰之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汉武帝元狩二年(121 B.C. )霍去病伐匈奴,得休屠王所祀之金人,安置于甘泉宫;或谓此金人即佛像,亦即佛教东传之证据。然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汉书卷五十五霍去病传等,仅言及得金人之事,并未言及佛教,此金人或为西域之天神。(六)释老志又载,张骞出使西域归国后,谓大夏之邻有身毒国,尝闻浮屠之教;然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汉书卷六张骞传等,虽言及身毒国,却无浮屠之记载。(七)刘宋宗炳所撰之明佛论载,东方朔尝与汉武帝论对劫烧说,此为汉代接触佛教之据。(八)明佛论又载,刘向所撰之列仙传中,有七十四人为佛经中之人物;然列仙传之真伪已属可疑,更遑论其内容。
以上诸种传说虽难以与史实相符,然由其内容及所列之时间可推知,佛教传入我国时,或许未及时受到重视,以致未留下详尽之记录。又佛教为外来宗教,在其教团逐渐扩展之时,势必与道教,甚至儒家学派争衡,或为提高佛教之权威性而逐步上溯其东传之年代。
至于一般所承认之说法,则有三种:(一)后汉书卷七十二楚王英传、卷一一八西域传,及后汉纪卷十等载,东汉明帝夜梦金人,太史傅毅以为或即西方之佛,明帝遂遣使往西域求法。途中遇梵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归至洛阳,明帝建白马寺,梵僧即于此译出四十二章经。是为我国有佛僧、佛寺、佛教之始。
(二)楚王英传载,楚王英崇尚黄老与浮屠。一般公认,东汉之上层阶级多信奉儒家、黄老,及外来之佛教。楚王英封于彭城,可知由西域来华之外国沙门,其活动范围自北方长安、洛阳,已延展向南方各地。其后楚王英因故左迁丹阳泾县(位于安徽),佛教得以再向南地拓展。
(三)曹魏鱼豢所撰之魏略西戎传,引三国志魏志卷三裴松之(372~451)注,谓西汉哀帝元寿元年(2 B.C.),博士弟子景卢(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浮屠即佛陀之音译。是为佛教入传之最早、最可靠之记载。魏书释老志对此事件之评述则谓,我国虽已听闻佛教之说,却尚未信受其义。故可确知佛教在西汉末年已传入我国,惟尚未产生有力之影响。
此外,东汉时代处于佛教初传阶段,信徒多以现世的、功利的道教信仰形式来接受佛教,视佛陀为具有禳灾招福、不老长寿等灵力之神祇,视大力传道之西域沙门为巫祝、神仙修行者等。而我国固有之儒家、道教等,难免对此一外来宗教产生极大之排斥作用。
东汉末年牟子作理惑论,一方面揭示佛教之真正面目,将其自方士、神仙家中析出;一方面调和儒、释、道三家,阐论佛教思想非但不与儒、道相互抵触,且有相辅相成之效。其后随着时代之变迁,排佛论与容佛论互有消长,此后此一论诤亦成为历来知识分子间重要论题之一;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等时,更有实际迫害佛教之举动,至宋代理学崛起,始渐融合三教之争。
我国素有著书立说之教化传统,故佛教信徒亦重视佛典之翻译编纂,以为传教之基础。佛典来源有二,一由外国沙门自印度、西域携带来华;一由我国信徒、高僧亲往西域、印度求法、求经所携回。佛典又分梵本与胡本二种,梵本成书于印度,以梵文书写;胡本则系西域诸国译自梵文之经典,如龟兹语、于阗语、粟特语等之经文。又外国译经沙门中,法号之上若有‘安、康、支、帛’等字者,皆为西域人,均非以梵语为国语者,而于翻译佛典之工作具有极大之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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