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生活习惯和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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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民情风俗,是随着杭州历史经济以及自然条件的变化发展,不断地由广大人民所创造、所丰富而逐步衍变而成的。它为杭州增添独特的江南风情。
从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丰富文物说明,杭州最早人类活动的原始村落,已具有江南特征的民情风俗。他们有的在山上构建半穴居式的房屋,有的已在地面上架设适应地势低洼的干栏式屋舍。他们利用石头打磨石犁、石锛,从事稻谷、芝麻等农耕生产；利用弓箭、石刀,从事狩猎活动；凿刻独木舟,编织渔网,进行捕鱼作业,形成了原始农业生产上的一整套习俗。他们还能用石轮纺织麻布,用石针缝制衣服,雕琢精美的玉器和烧制陶器,来改善、装饰自己的生活。
春秋战国时,杭州地属越国或吴国,后并于楚。秦汉时杭州地开始建县,当时的钱唐县是武林山麓一个小县,临江滨海,以水为邻。《汉志》载：“吴粤之君皆尚勇,故其氏好用剑,轻死易发,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数与楚接战,互相兼并,故吴越风俗,略与楚同。”
隋朝置杭州,兴建州城,开凿江南大运河,对杭州城市发展起到奠基作用。《隋志》载：“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鱼稻富饶,不忧饥馁,信鬼神,喜淫祀。”又载：“吴郡余杭,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辏。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
自唐以后,杭州进入全国著名城市的行列。杭州的城区从城南的江干扩大到城北的武林门。城市人口从原来的1．5万户猛增到10万余家。经济繁荣,还与日本、朝鲜等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杭州已成为“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随着杭州城市的发展,社会风俗也渐趋都市化,生产、居住、饮食、服饰、婚丧、岁时、庆典、礼仪等民情风俗,都有了相应变化。诗人白居易曾在他的诗中,讴歌唐代杭州“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的社会风俗,“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岁时风俗,“岁熟人心乐,朝游复夜游”的西湖夜游风俗。
杭州的民情风俗自北宋以后,变化较大。首先,杭州曾经历我国历史上两次人口南迁的影响,形成南北风俗的大融合。西晋时,北方屡遭战乱,晋室南迁,北方的士大夫甚至平民也随之纷纷渡江,云集富庶的三吴(吴兴郡、吴郡、会稽郡)地区,南方大片土地都成为东晋贵族的田庄。因此,北方风俗也影响杭州。特别是北宋末年,北方女真贵族入侵中原,赵宋政权南迁,建都杭州,大批士庶渡江南下。南渡的北人将原有的家法礼俗一并带到南方,使杭州原有的民情风俗起了很大变化。
杭州,作为南宋的都城后,经济日益繁华,社会风俗更加多样。当时,杭州已成为北方商贾集中的地方,尤其从汴京迁来的军器制造、土木营造、纺织、印刷等工业和手工业作坊,纷纷在杭州重新建立基地,商贾也纷纷开店设肆。云集的商品,丰富的民物,使杭州出现许多著名的街市,如米市、菜市、羊市、鱼市、肉市、柴市以及花市、灯市、珠宝市、猴市等等,至今在杭州仍保留着许多相关的街巷地名。《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当时杭州有四百四十行,一条横贯南北的御街,或称“天街”,从北首的斜桥向南,一直通到凤山门,路面均铺石板,两旁商肆林立,“无一家不买卖者”。南宋《梦粱录》载：“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不但白天营业,夜市也与日间无异。“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趁早市者,复起开张”。
当时杭州最多的是饮食行业,市民宴饮、品茗成风。据《都城纪胜》记载：“京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设。”这些店铺都还保持北方饮食习惯,以适应南渡北人的口味食俗,连南宋皇帝赵构也怀念乡情,要去品尝一下宋五嫂亲手烹制的北方鱼羹美味,因此,“宋嫂鱼羹”这道名菜一直流传下来。
“南人吃米,北人吃面”。杭州人本以米饭为主食,后因北方流寓人多,面食骤然增加。北宋京师上层社会妇女的衣饰,南渡后也传到杭州。连最时髦的“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等化妆品,也在杭州逐渐流行起来。《梦粱录》“民俗”条曾记载这样一件事：“自淳祜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成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
南宋杭州的岁时风俗,在南渡初年,与北方风俗还有很大差异。但到南宋末年,随着南北文化风俗的融合,最重要的是中原文化的崛起,南宋杭州的婚娶、育子、满月、百日、周岁的仪式礼节,也渗入了中原的习俗,娱乐风习也有不少是继承北方遗留下来的习俗。北宋汴京有“瓦舍”,南渡后的杭州也出现了游乐场所“瓦舍”,而且为数众多。影戏的初时只以素纸雕形,南渡后用羊皮加上彩色装饰。说唱诸宫调的,汴京有孔三传编传奇灵怪,人曲说唱,后杭城有女艺人熊保保及后辈女童仿效学唱。随着北人的南来,连奉祀的神庙,也迁建杭州。
北宋士大夫崇尚园林,也成为南宋官僚阶层的一种习尚。当时,西湖四周都建起园苑。《梦粱录》中说：“杭州苑囿,俯瞰西湖,高挹两峰,亭馆台榭,藏歌贮舞,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矣。”元朝李果《风俗通义》题辞中说：“上行下效谓之风,众心安定谓之俗。”宋室南渡,君臣耽乐湖山,过着花天酒地的奢糜生活,上行下效,也形成市民阶层“四时幽赏”、行乐西湖的风气。
杭州都市风俗经过南北融合,已基本上在生产、生活、婚丧、岁时、娱乐等方面逐渐形成一套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风俗习尚。
元、明、清三代都继承、发展了这些风俗。同时,元、清两代因少数民族掌握中央政权,影响所及,杭州民情风俗还渗透、融合了蒙、满族的部分风俗。清时还有因对清廷统治不满,专敲穿黄马褂的清贵族的竹杠,出现了“刨黄瓜(褂)儿”等杭州俗语。
杭州的民情风俗,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具有浓重的封建色彩。但自鸦片战争以后,杭州的近代风俗受到西俗的影响,经常出现旧俗中有新的因素。新俗中又有旧的形式等新旧交错的复杂现象。辛亥革命后,杭州旧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婚姻礼教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社会、礼仪习俗,相应起了变化,但是,由于民间风俗的传承性,有的习俗仍在延续。而且,在接受外来西方文明的同时,有些坏风陋习也传人进来。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杭州市的民情风俗起了除旧布新、移风易俗的巨大变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歪风邪气、陋俗恶习有的被清除,有的被取缔,新的社会风气正在逐步形成。
新的社会体制的建立,使旧的家庭体制起了相应的变化。原来杭州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墙门结构已基本解体。随着《婚姻法》实施,男女婚姻自由,封建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制度已经废除,晚婚和计划生育,以及尊老爱幼,正成为新的社会风尚。丧葬方面,也作了改革。春节、端午、重阳、冬至等传统的古老岁时节令,大部分都保持原来的习俗,并增添一些新内容,如春节前后的“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向离退休老干部、职工慰问拜年；清明时节青少年祭扫革命烈士墓,等等。此外,还新增“三八”妇女节、“三一二”植树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一四”母亲节、“六一”儿童节、“八一”建军节、“九九”老人节、“九十”教师节、“十一”国庆节等新的节日。
但是,在出现大量新风的同时,还有许多旧俗,甚至陋俗,不时沉渣泛起。为把杭州建设成为美丽、清洁、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杭州市正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承优良传统,改革陈规陋俗,塑造杭州新形象,树立一代新风尚。
从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丰富文物说明,杭州最早人类活动的原始村落,已具有江南特征的民情风俗。他们有的在山上构建半穴居式的房屋,有的已在地面上架设适应地势低洼的干栏式屋舍。他们利用石头打磨石犁、石锛,从事稻谷、芝麻等农耕生产；利用弓箭、石刀,从事狩猎活动；凿刻独木舟,编织渔网,进行捕鱼作业,形成了原始农业生产上的一整套习俗。他们还能用石轮纺织麻布,用石针缝制衣服,雕琢精美的玉器和烧制陶器,来改善、装饰自己的生活。
春秋战国时,杭州地属越国或吴国,后并于楚。秦汉时杭州地开始建县,当时的钱唐县是武林山麓一个小县,临江滨海,以水为邻。《汉志》载：“吴粤之君皆尚勇,故其氏好用剑,轻死易发,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数与楚接战,互相兼并,故吴越风俗,略与楚同。”
隋朝置杭州,兴建州城,开凿江南大运河,对杭州城市发展起到奠基作用。《隋志》载：“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鱼稻富饶,不忧饥馁,信鬼神,喜淫祀。”又载：“吴郡余杭,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辏。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
自唐以后,杭州进入全国著名城市的行列。杭州的城区从城南的江干扩大到城北的武林门。城市人口从原来的1．5万户猛增到10万余家。经济繁荣,还与日本、朝鲜等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杭州已成为“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随着杭州城市的发展,社会风俗也渐趋都市化,生产、居住、饮食、服饰、婚丧、岁时、庆典、礼仪等民情风俗,都有了相应变化。诗人白居易曾在他的诗中,讴歌唐代杭州“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的社会风俗,“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岁时风俗,“岁熟人心乐,朝游复夜游”的西湖夜游风俗。
杭州的民情风俗自北宋以后,变化较大。首先,杭州曾经历我国历史上两次人口南迁的影响,形成南北风俗的大融合。西晋时,北方屡遭战乱,晋室南迁,北方的士大夫甚至平民也随之纷纷渡江,云集富庶的三吴(吴兴郡、吴郡、会稽郡)地区,南方大片土地都成为东晋贵族的田庄。因此,北方风俗也影响杭州。特别是北宋末年,北方女真贵族入侵中原,赵宋政权南迁,建都杭州,大批士庶渡江南下。南渡的北人将原有的家法礼俗一并带到南方,使杭州原有的民情风俗起了很大变化。
杭州,作为南宋的都城后,经济日益繁华,社会风俗更加多样。当时,杭州已成为北方商贾集中的地方,尤其从汴京迁来的军器制造、土木营造、纺织、印刷等工业和手工业作坊,纷纷在杭州重新建立基地,商贾也纷纷开店设肆。云集的商品,丰富的民物,使杭州出现许多著名的街市,如米市、菜市、羊市、鱼市、肉市、柴市以及花市、灯市、珠宝市、猴市等等,至今在杭州仍保留着许多相关的街巷地名。《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当时杭州有四百四十行,一条横贯南北的御街,或称“天街”,从北首的斜桥向南,一直通到凤山门,路面均铺石板,两旁商肆林立,“无一家不买卖者”。南宋《梦粱录》载：“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不但白天营业,夜市也与日间无异。“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趁早市者,复起开张”。
当时杭州最多的是饮食行业,市民宴饮、品茗成风。据《都城纪胜》记载：“京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设。”这些店铺都还保持北方饮食习惯,以适应南渡北人的口味食俗,连南宋皇帝赵构也怀念乡情,要去品尝一下宋五嫂亲手烹制的北方鱼羹美味,因此,“宋嫂鱼羹”这道名菜一直流传下来。
“南人吃米,北人吃面”。杭州人本以米饭为主食,后因北方流寓人多,面食骤然增加。北宋京师上层社会妇女的衣饰,南渡后也传到杭州。连最时髦的“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等化妆品,也在杭州逐渐流行起来。《梦粱录》“民俗”条曾记载这样一件事：“自淳祜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成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
南宋杭州的岁时风俗,在南渡初年,与北方风俗还有很大差异。但到南宋末年,随着南北文化风俗的融合,最重要的是中原文化的崛起,南宋杭州的婚娶、育子、满月、百日、周岁的仪式礼节,也渗入了中原的习俗,娱乐风习也有不少是继承北方遗留下来的习俗。北宋汴京有“瓦舍”,南渡后的杭州也出现了游乐场所“瓦舍”,而且为数众多。影戏的初时只以素纸雕形,南渡后用羊皮加上彩色装饰。说唱诸宫调的,汴京有孔三传编传奇灵怪,人曲说唱,后杭城有女艺人熊保保及后辈女童仿效学唱。随着北人的南来,连奉祀的神庙,也迁建杭州。
北宋士大夫崇尚园林,也成为南宋官僚阶层的一种习尚。当时,西湖四周都建起园苑。《梦粱录》中说：“杭州苑囿,俯瞰西湖,高挹两峰,亭馆台榭,藏歌贮舞,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矣。”元朝李果《风俗通义》题辞中说：“上行下效谓之风,众心安定谓之俗。”宋室南渡,君臣耽乐湖山,过着花天酒地的奢糜生活,上行下效,也形成市民阶层“四时幽赏”、行乐西湖的风气。
杭州都市风俗经过南北融合,已基本上在生产、生活、婚丧、岁时、娱乐等方面逐渐形成一套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风俗习尚。
元、明、清三代都继承、发展了这些风俗。同时,元、清两代因少数民族掌握中央政权,影响所及,杭州民情风俗还渗透、融合了蒙、满族的部分风俗。清时还有因对清廷统治不满,专敲穿黄马褂的清贵族的竹杠,出现了“刨黄瓜(褂)儿”等杭州俗语。
杭州的民情风俗,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具有浓重的封建色彩。但自鸦片战争以后,杭州的近代风俗受到西俗的影响,经常出现旧俗中有新的因素。新俗中又有旧的形式等新旧交错的复杂现象。辛亥革命后,杭州旧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婚姻礼教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社会、礼仪习俗,相应起了变化,但是,由于民间风俗的传承性,有的习俗仍在延续。而且,在接受外来西方文明的同时,有些坏风陋习也传人进来。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杭州市的民情风俗起了除旧布新、移风易俗的巨大变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歪风邪气、陋俗恶习有的被清除,有的被取缔,新的社会风气正在逐步形成。
新的社会体制的建立,使旧的家庭体制起了相应的变化。原来杭州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墙门结构已基本解体。随着《婚姻法》实施,男女婚姻自由,封建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制度已经废除,晚婚和计划生育,以及尊老爱幼,正成为新的社会风尚。丧葬方面,也作了改革。春节、端午、重阳、冬至等传统的古老岁时节令,大部分都保持原来的习俗,并增添一些新内容,如春节前后的“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向离退休老干部、职工慰问拜年；清明时节青少年祭扫革命烈士墓,等等。此外,还新增“三八”妇女节、“三一二”植树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一四”母亲节、“六一”儿童节、“八一”建军节、“九九”老人节、“九十”教师节、“十一”国庆节等新的节日。
但是,在出现大量新风的同时,还有许多旧俗,甚至陋俗,不时沉渣泛起。为把杭州建设成为美丽、清洁、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杭州市正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承优良传统,改革陈规陋俗,塑造杭州新形象,树立一代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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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呀~~浙江沒什麽風俗習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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