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哪些思想流派,都产生了什么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思想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奠定了中国数千年来思想文化的基石。马迁曾用“百家之言”、“百家之术”等概念来形容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盛况,我们现在称之为“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当中包含政治、经济、哲学等多诸多领域及不同流派,其中也包括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外交思想以及不同的流派。
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分类
春秋战国这段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墨、名、法、道、阴阳等流派互相争辩,各擅胜场。他们“上论天,下论地,中论万物、人事,纵论古今”,其写下的著作大部分具有当今百科全书的性质。自然地,其中很多流派都详细论述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外交思想。但是外交思想并不能按照百家当中流派类别来划分,完全遵照百家当中的流派这种方法分类显然不太合适。
春秋战国的六大外交思想流派
其一管仲与霸权学派
管子霸权论的核心是维护周礼规定的秩序。管子认为,中原诸侯都应该在周礼的框架下,继续保持与周王室的传统关系,尊重周王室。虽然周朝王室已经衰落。综合实力已经不如一些大的诸侯国,但还应承认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等级秩序。
诸侯国应该继续承担对周王室的义务,尤其是根据分封制确定的义务,保护周王室安全,阻止外夷对周王室和中原诸侯的攻击。这就是所谓的“尊王攘夷”。然而,盟会机制不会自动生成,也不是总能顺利实施,盟会需要霸国的主导和推动。霸权的基础在于国家富强,但是管子并不认为国家富强就必然能够获得霸权。
影响霸权的的因素还有客观地环境和主观政策,而政策主要包括内政和外交。管子在重视恩威并施的霸权外交思想的同时,特别强调“仁”、“义”、“礼”和“忠信廉耻”等原则在获取、维持和实施霸权中的重要地位。“仁”是霸权行为的基本原则。只有奉行“仁”的原则才能获得诸侯国的承认和霸权的合法性。如果霸权国没有奉行“仁”的原则。失去人心。霸权就会衰落。
其二孔子、孟子与仁义学派
以孔孟说为开端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影响极大。孔孟学说的中心内容是:与人为善、以德治国、行“仁义”于天下;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应该遵循“仁、义、礼、和、信”等道德原则。孔子和孟子以儒家哲学为基础,从人性出发,逐步推演到社会和国家层面,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系列评论和主张,构建了理想主义的仁义学派。
和平思想是孔子外交思想的核心,孔子认为,和平时传统美德,适用于一切大大小小的事务,大至国家外交,小至个人修养,“和”是核心。孔子还论述了和平与认同之间的关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但是孔子的和平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以妥协求和平,他强调“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基本思想,包括“仁”的指导原则、中庸的外交哲学、和平的外交思想理念等。孟子还指出国际关系中仁义高于利益,国君不能一味的追求利益,追求仁义才能使国君保护自身的最大利益。
国家按照利益行事终将会灭亡,而按照“仁义”行事则可以统一天下。孟子明确反对霸道,他认为,霸权是毁坏礼仪秩序的罪魁祸首,“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最人也”。尽管霸道和王道都是统一天下的手段,但王道以仁义为最高原则,而霸道以实力为后盾。孟子对“义利”和“王霸”的区分,开启了中国数千年的“王霸和义利”之争。
其三老子、庄子与自然学派
老子学说以“道”为核心,在外交思想上追求一种无为自然的秩序,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外交哲学。老子即反对追逐权力和名利的现实主义外交,也反对以“仁义”为核心的理想主义外交。因为他认为,二者都是对自然存在的“道”的人为修改。
老子反对强权政治,反对一切战争。认为兵器就是凶器,应尽量避免使用,主张“道”、“不以兵强天下”。他认为儒家的仁义并不是真正的“道”,相反,正是因为他们崇尚的贤能才,使世人为了名而争斗不休。他认为,按照“道”的原则行事,天下自然归心向往。
老子认为两国之间友好相处,避免战争符合道的原则,也是道的体现。大国应该主动放下傲气,平等对待小国,从而获得小国的信任。大国希望控制小国,小国也希望通过侍奉大国而得以延续,大国小国各取所需,大国的行为是关键。大国若能做到谦虚底下,平等对待小国,就合乎“道”的原则。
庄子虽然没有直接关于外交的论述,但他在继承了老子“道”的基础上,批评了儒家以仁义道德为人性假设的外交思想。庄子认为,仁义不是人的本性,儒家推崇的仁义极大地扰乱了世人的本性,使世人为追求个人和国家名利而发生争斗。
其四文种、范蠡与超越限制外交学派
文种和范蠡在吴越争霸过程中,提出了一整套超限制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他们视国家复兴、复仇和霸权为最高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外交可以不择手段,不受任何道德礼义约束。文种和范鑫在越国战败的情况下,认为保全越国的存在是日后复兴的基本条件,为此可以不惜接受任何屈辱条件,包括让越王到吴国为奴。
文种、范蚕劝越王勾践要忍辱负重,当然,忍辱负重目的是为了东山再起,确保在有朝一日能够报仇雪恨。在做好复仇的准备之前,国家一方面要“内修其德,外布其道”,全力发展生产,并加强军队的训练。
另一方面,国家应该韬光养晦,蕴藏实力,继续侍奉吴国的霸权,极力表现得谦虚忍让。范鑫劝告越王,不要让吴国看出越国经济发展实力的迹象和复仇心理,要“匿声无见其动,以观其静”。要尽一切可能迷惑吴国,采取各种手段扰乱对方的发展。
文种、范蚕的超限制现实主义外交为了达到目的,完全抛弃一切道德束缚。采用贿赂、离间、迷惑等手段扰乱对方,大搞阴谋诡计。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信用、重礼义、重道德的主流外交思想格格不人,应该摒弃。但是,他们外交思想中一些相当深刻的反思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如忍辱负重复仇十年不晚,韬光养晦避免锋芒毕露,卧薪尝胆以图日后振兴等。
其五纵横家与外交谋略学派
战国时期,鬼谷子开创了纵横家学说。他认为在国际竞争中,战略谋划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因素,从而形成现实主义的外交谋略学派。外交谋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鬼谷子的学生张仪和苏秦,二人采取了互相对立的连横和合纵外交。
除了张仪、苏秦之外,苏代、司马错和范雎也都属于连横或合纵派。鬼谷子指出,谋略是成功的关键,通过观察事物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了解人类思维习惯,就能预测事物的发展方向,以达到控制的目的。
而且鬼谷子还特别重视从历史经验中,吸取对当前情势的应对之道。鬼谷子明确指出,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谁都不会愿意有所失,都希望尽遇上好事。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决策者必须权衡利弊,综合各方面得失做出选择,可以“纵”,也可以“横”。
张仪和苏秦分别强调连横和合纵的外交战略。张仪主要通过离间计,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破坏各国针对秦国的结盟。为了此目的,张仪先后说服燕王,拆散了燕赵同盟;出任魏国宰相,离间魏齐同盟;出使楚国,破坏齐楚同盟。
然后,秦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陆续吞并六国。苏秦在游说秦国连横失败后,转而游说燕国并获得成功,然后他先后说服了齐、韩、赵、魏、楚等结成同盟,合纵抗击秦国。战国后期,连横合纵成为诸侯争战的一条主线。
其六韩非子与权力学派
韩非子师从荀子,接受了荀子思想中的现实主义的一面,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强调权力和法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批评理想主义学派不切实际的空想,反对现实主义谋略学派抬高谋略的作用。韩非子猛烈批评儒家仁义学派,认为仁义不仅不能治国,反而误国。
他首先从理论源头指出儒家思想不可靠。他认为儒家墨家分为多个流派,由于不能证实儒墨学说真伪,因此韩非子建议君王不要接受,以免受其所乱。提倡依法治国,他认为,法治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法治与仁治不同,法治是先苦后甜,而仁治则是先甜后苦,后患无穷。
韩非子指出,利益是社会内部和国家间政治的驱动力。他相信人性是恶的,天生好利。然而,世人好利的天性并没什么不好,君王不应该加以限制,反而应利用人们好利的特点来为自身的统治和霸权服务。对于君王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夺取霸权,为此可以牺牲一些小利。
而权力是实现利益的基本手段,也是国家间争夺的核心内容。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大争之世”,权力是争夺霸权的关键。他认为外交策略不可能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取得成功,合纵连横都依赖外力,而外力往往靠不住,国家间的竞争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本国的权力。韩非子与连横者的终极政治理想一致,那就是“一统天下”,但他们区别是采用不同的手段。
总体上看,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的各个流派及其发展变化,既与思想家的社会实践有关,又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是中国传统外交文化的基石,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外交理念和政策。
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也是多方面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不断发展变化,也为后来的历代皇帝们所借鉴。其光辉灿烂的智慧文化,值得我们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