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哪些思想流派，都产生了什么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思想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奠定了中国数千年来思想文化的基石。马迁曾用“百家之言”、“百家之术”等概念来形容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盛况，我们现在称之为“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当中包含政治、经济、哲学等多诸多领域及不同流派，其中也包括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外交思想以及不同的流派。
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分类
春秋战国这段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墨、名、法、道、阴阳等流派互相争辩，各擅胜场。他们“上论天，下论地，中论万物、人事，纵论古今”，其写下的著作大部分具有当今百科全书的性质。自然地，其中很多流派都详细论述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外交思想。但是外交思想并不能按照百家当中流派类别来划分，完全遵照百家当中的流派这种方法分类显然不太合适。
春秋战国的六大外交思想流派
其一管仲与霸权学派
管子霸权论的核心是维护周礼规定的秩序。管子认为，中原诸侯都应该在周礼的框架下，继续保持与周王室的传统关系，尊重周王室。虽然周朝王室已经衰落。综合实力已经不如一些大的诸侯国，但还应承认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等级秩序。
诸侯国应该继续承担对周王室的义务，尤其是根据分封制确定的义务，保护周王室安全，阻止外夷对周王室和中原诸侯的攻击。这就是所谓的“尊王攘夷”。然而，盟会机制不会自动生成，也不是总能顺利实施，盟会需要霸国的主导和推动。霸权的基础在于国家富强，但是管子并不认为国家富强就必然能够获得霸权。
影响霸权的的因素还有客观地环境和主观政策，而政策主要包括内政和外交。管子在重视恩威并施的霸权外交思想的同时，特别强调“仁”、“义”、“礼”和“忠信廉耻”等原则在获取、维持和实施霸权中的重要地位。“仁”是霸权行为的基本原则。只有奉行“仁”的原则才能获得诸侯国的承认和霸权的合法性。如果霸权国没有奉行“仁”的原则。失去人心。霸权就会衰落。
其二孔子、孟子与仁义学派
以孔孟说为开端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影响极大。孔孟学说的中心内容是：与人为善、以德治国、行“仁义”于天下；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应该遵循“仁、义、礼、和、信”等道德原则。孔子和孟子以儒家哲学为基础，从人性出发，逐步推演到社会和国家层面，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系列评论和主张，构建了理想主义的仁义学派。
和平思想是孔子外交思想的核心，孔子认为，和平时传统美德，适用于一切大大小小的事务，大至国家外交，小至个人修养，“和”是核心。孔子还论述了和平与认同之间的关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但是孔子的和平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以妥协求和平，他强调“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基本思想，包括“仁”的指导原则、中庸的外交哲学、和平的外交思想理念等。孟子还指出国际关系中仁义高于利益，国君不能一味的追求利益，追求仁义才能使国君保护自身的最大利益。
国家按照利益行事终将会灭亡，而按照“仁义”行事则可以统一天下。孟子明确反对霸道，他认为，霸权是毁坏礼仪秩序的罪魁祸首，“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最人也”。尽管霸道和王道都是统一天下的手段，但王道以仁义为最高原则，而霸道以实力为后盾。孟子对“义利”和“王霸”的区分，开启了中国数千年的“王霸和义利”之争。
其三老子、庄子与自然学派
老子学说以“道”为核心，在外交思想上追求一种无为自然的秩序，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外交哲学。老子即反对追逐权力和名利的现实主义外交，也反对以“仁义”为核心的理想主义外交。因为他认为，二者都是对自然存在的“道”的人为修改。
老子反对强权政治，反对一切战争。认为兵器就是凶器，应尽量避免使用，主张“道”、“不以兵强天下”。他认为儒家的仁义并不是真正的“道”，相反，正是因为他们崇尚的贤能才，使世人为了名而争斗不休。他认为，按照“道”的原则行事，天下自然归心向往。
老子认为两国之间友好相处，避免战争符合道的原则，也是道的体现。大国应该主动放下傲气，平等对待小国，从而获得小国的信任。大国希望控制小国，小国也希望通过侍奉大国而得以延续，大国小国各取所需，大国的行为是关键。大国若能做到谦虚底下，平等对待小国，就合乎“道”的原则。
庄子虽然没有直接关于外交的论述，但他在继承了老子“道”的基础上，批评了儒家以仁义道德为人性假设的外交思想。庄子认为，仁义不是人的本性，儒家推崇的仁义极大地扰乱了世人的本性，使世人为追求个人和国家名利而发生争斗。
其四文种、范蠡与超越限制外交学派
文种和范蠡在吴越争霸过程中，提出了一整套超限制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他们视国家复兴、复仇和霸权为最高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外交可以不择手段，不受任何道德礼义约束。文种和范鑫在越国战败的情况下，认为保全越国的存在是日后复兴的基本条件，为此可以不惜接受任何屈辱条件，包括让越王到吴国为奴。
文种、范蚕劝越王勾践要忍辱负重，当然，忍辱负重目的是为了东山再起，确保在有朝一日能够报仇雪恨。在做好复仇的准备之前，国家一方面要“内修其德，外布其道”，全力发展生产，并加强军队的训练。
另一方面，国家应该韬光养晦，蕴藏实力，继续侍奉吴国的霸权，极力表现得谦虚忍让。范鑫劝告越王，不要让吴国看出越国经济发展实力的迹象和复仇心理，要“匿声无见其动，以观其静”。要尽一切可能迷惑吴国，采取各种手段扰乱对方的发展。
文种、范蚕的超限制现实主义外交为了达到目的，完全抛弃一切道德束缚。采用贿赂、离间、迷惑等手段扰乱对方，大搞阴谋诡计。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信用、重礼义、重道德的主流外交思想格格不人，应该摒弃。但是，他们外交思想中一些相当深刻的反思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如忍辱负重复仇十年不晚，韬光养晦避免锋芒毕露，卧薪尝胆以图日后振兴等。
其五纵横家与外交谋略学派
战国时期，鬼谷子开创了纵横家学说。他认为在国际竞争中，战略谋划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因素，从而形成现实主义的外交谋略学派。外交谋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鬼谷子的学生张仪和苏秦，二人采取了互相对立的连横和合纵外交。
除了张仪、苏秦之外，苏代、司马错和范雎也都属于连横或合纵派。鬼谷子指出，谋略是成功的关键，通过观察事物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了解人类思维习惯，就能预测事物的发展方向，以达到控制的目的。
而且鬼谷子还特别重视从历史经验中，吸取对当前情势的应对之道。鬼谷子明确指出，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谁都不会愿意有所失，都希望尽遇上好事。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决策者必须权衡利弊，综合各方面得失做出选择，可以“纵”，也可以“横”。
张仪和苏秦分别强调连横和合纵的外交战略。张仪主要通过离间计，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破坏各国针对秦国的结盟。为了此目的，张仪先后说服燕王，拆散了燕赵同盟;出任魏国宰相，离间魏齐同盟;出使楚国，破坏齐楚同盟。
然后，秦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陆续吞并六国。苏秦在游说秦国连横失败后，转而游说燕国并获得成功，然后他先后说服了齐、韩、赵、魏、楚等结成同盟，合纵抗击秦国。战国后期，连横合纵成为诸侯争战的一条主线。
其六韩非子与权力学派
韩非子师从荀子，接受了荀子思想中的现实主义的一面，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强调权力和法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批评理想主义学派不切实际的空想，反对现实主义谋略学派抬高谋略的作用。韩非子猛烈批评儒家仁义学派，认为仁义不仅不能治国，反而误国。
他首先从理论源头指出儒家思想不可靠。他认为儒家墨家分为多个流派，由于不能证实儒墨学说真伪，因此韩非子建议君王不要接受，以免受其所乱。提倡依法治国，他认为，法治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法治与仁治不同，法治是先苦后甜，而仁治则是先甜后苦，后患无穷。
韩非子指出，利益是社会内部和国家间政治的驱动力。他相信人性是恶的，天生好利。然而，世人好利的天性并没什么不好，君王不应该加以限制，反而应利用人们好利的特点来为自身的统治和霸权服务。对于君王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夺取霸权，为此可以牺牲一些小利。
而权力是实现利益的基本手段，也是国家间争夺的核心内容。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大争之世”，权力是争夺霸权的关键。他认为外交策略不可能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取得成功，合纵连横都依赖外力，而外力往往靠不住，国家间的竞争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本国的权力。韩非子与连横者的终极政治理想一致，那就是“一统天下”，但他们区别是采用不同的手段。
总体上看，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的各个流派及其发展变化，既与思想家的社会实践有关，又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是中国传统外交文化的基石，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外交理念和政策。
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也是多方面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不断发展变化，也为后来的历代皇帝们所借鉴。其光辉灿烂的智慧文化，值得我们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