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怎么就变成了圆滑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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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一词不知何时早已经是我们的日常用语。以上几个例子中,虽然仔细说来,“情商”的意思有些不一样,但几乎可以说,在普通人心中,情商低相当于不会为人处事,不懂得圆滑和变通,而情商高则是指相反的人,这种人熟练厚黑学、懂得潜规则。
虽然耳朵听到“情商”一词早已能磨出茧来,《情商》一书被引入中国也早在1997年,但我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丹尼尔·戈尔曼,不过是最近的事。在整理在世的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位心理学家 时,才知道原来出自名家之手,实在是有点孤陋寡闻。
但弥补也不晚,新年这几天,恶补了《情商》。谁知阅读越上瘾,原来,这本书与自己的预期(认知偏见)、与普通人嘴里所说的“情商”(圆滑世故)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戈尔曼的书写得有理有据、有例有情,简直是我期望自己能够写出来的一本著作。
这事还得从我阅读演化生物学(演化心理学)说起。自从沉迷了这个学科之后,像其他从事演化论的学者一样,逢事总会问,这东西是为何演化而来的?到底能否增加生存的适应性?除了原来的目的,又新增了哪些用途?
情绪就是一例。人类具备情绪,到底是为何演化而来?例如恐惧,肯定有作用吧?让我们面对常见的危险时,能够及时(但不一定准确)地反应。
我觉得只有了解了情绪的演化基础,才能够更好的理解和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反过来认为“既然一切都是受到基因控制,我的反应就是自然而然”。只有知道了原因,也就是远因,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
那么,情绪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是什么?大脑哪个区域控制情绪反应?从比较生物学和演化的角度来看,最先发育和演化出来的是脑干、然后才是杏仁体,再到新皮层等。而情绪正是由杏仁体所控制,新皮层也能控制情绪,但反应比杏仁体慢。
再说认知科学,人类认知的两套反应系统,一种是非理性的,反应迅速,一种是理性的,反应迟钝。这是阅读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基斯诺维奇的《超越智商》等认知科学领域的著作之后,我所知道的。
然而,我在了解上述三大领域之前,是积极心理学的信徒(见 《再次强调这不是鸡汤,而是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的开创者塞利格曼认为,如果通过改变人的解释风格,就能把悲观的人变成乐观的人。
因此,只有更好地认识和控制情绪,才能够从不好的情绪中走出来。但阅读过认知科学、脑科学和演化科学的著作之后,让我对于塞利格曼的积极心理学有些疑虑,就是不知道如何把它与其他心理学研究结合起来,积极心理学在别的领域研究者那里,该当如何评价。
即便是有乔纳森·海特的《象与骑象人》,但我觉得还是不够深入和全面。
如果科学地认识到了情绪,我们就能从胚胎发育到幼儿成长,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情绪发展和调节手段。从而,在教育心理学领域,就能开创出一片不错的“广袤大陆”来。
以上只是盘旋在我脑中的一种构思,我认为可以就情绪问题建立一套不错的研究方向,但仍没有想清楚答案。
此时,我阅读了《情商》一书,边读之余,不禁感叹,原来戈尔曼在大约25年前(原版出版于1995年),就已经将上述领域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整合,并写就了这本畅销全球的图书。
一切都太迟了。
只是因为,在戈尔曼所深受启发的心理学、神经科学和演化生物学的研究发现,大部分都是1960年代至1990年代的研究成果,而这些书籍和论文,恰恰不过是最近十年间才陆续引进并火热起来的学科。
因此,就像是一种倒挂的知识引进。“情商”一词率先普及,而支持情商的科学论据和图书,后来才缓慢地引介到中国。所以反观这本出版于1995年的书籍的时候,我才觉得里面的内容是如此地熟悉。
还有另一个现象就是《人类简史》的流行,初读时的确备受震撼。那是因为读《人类简史》的时候,我还没有了解过演化领域、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等,当现在回头看的时候,赫拉利的书不过还是重述了1960-2000年之间这些领域里的研究发现而已。
所以,我们才觉得赫拉利在书中消解自我意识、人类进入农业的陷阱,以及文化的建构主义惊为天人,见解颇为大胆。
有人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戈尔曼的《情商》也是如此,豆瓣评分被拉地很低,《人类简史》不久之后也将会被拉低,有人只是因为流行,就喜欢反对。
我之前特别想写一篇文章,去反驳这样的人,不要很感性地去评判《人类简史》,虽然大部分时候不过是重新组织了这些领域的研究发现,但作者毕竟还是创新性地结合起来。
因此,只有当你阅读了演化、认知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著作之后,再回来评判赫拉利也不迟,再反对戈尔曼也就有了深度。
最后,我想说的是,戈尔曼成功地让人关注起了情商,但这个词被滥用之后,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口中,日益变得像是圆滑世故的同义词,这是我比较讨厌的部分。
在10周年纪念版序中,戈尔曼也曾经感慨:
“情商”一词不知何时早已经是我们的日常用语。以上几个例子中,虽然仔细说来,“情商”的意思有些不一样,但几乎可以说,在普通人心中,情商低相当于不会为人处事,不懂得圆滑和变通,而情商高则是指相反的人,这种人熟练厚黑学、懂得潜规则。
虽然耳朵听到“情商”一词早已能磨出茧来,《情商》一书被引入中国也早在1997年,但我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丹尼尔·戈尔曼,不过是最近的事。在整理在世的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位心理学家 时,才知道原来出自名家之手,实在是有点孤陋寡闻。
但弥补也不晚,新年这几天,恶补了《情商》。谁知阅读越上瘾,原来,这本书与自己的预期(认知偏见)、与普通人嘴里所说的“情商”(圆滑世故)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戈尔曼的书写得有理有据、有例有情,简直是我期望自己能够写出来的一本著作。
这事还得从我阅读演化生物学(演化心理学)说起。自从沉迷了这个学科之后,像其他从事演化论的学者一样,逢事总会问,这东西是为何演化而来的?到底能否增加生存的适应性?除了原来的目的,又新增了哪些用途?
情绪就是一例。人类具备情绪,到底是为何演化而来?例如恐惧,肯定有作用吧?让我们面对常见的危险时,能够及时(但不一定准确)地反应。
我觉得只有了解了情绪的演化基础,才能够更好的理解和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反过来认为“既然一切都是受到基因控制,我的反应就是自然而然”。只有知道了原因,也就是远因,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
那么,情绪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是什么?大脑哪个区域控制情绪反应?从比较生物学和演化的角度来看,最先发育和演化出来的是脑干、然后才是杏仁体,再到新皮层等。而情绪正是由杏仁体所控制,新皮层也能控制情绪,但反应比杏仁体慢。
再说认知科学,人类认知的两套反应系统,一种是非理性的,反应迅速,一种是理性的,反应迟钝。这是阅读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基斯诺维奇的《超越智商》等认知科学领域的著作之后,我所知道的。
然而,我在了解上述三大领域之前,是积极心理学的信徒(见 《再次强调这不是鸡汤,而是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的开创者塞利格曼认为,如果通过改变人的解释风格,就能把悲观的人变成乐观的人。
因此,只有更好地认识和控制情绪,才能够从不好的情绪中走出来。但阅读过认知科学、脑科学和演化科学的著作之后,让我对于塞利格曼的积极心理学有些疑虑,就是不知道如何把它与其他心理学研究结合起来,积极心理学在别的领域研究者那里,该当如何评价。
即便是有乔纳森·海特的《象与骑象人》,但我觉得还是不够深入和全面。
如果科学地认识到了情绪,我们就能从胚胎发育到幼儿成长,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情绪发展和调节手段。从而,在教育心理学领域,就能开创出一片不错的“广袤大陆”来。
以上只是盘旋在我脑中的一种构思,我认为可以就情绪问题建立一套不错的研究方向,但仍没有想清楚答案。
此时,我阅读了《情商》一书,边读之余,不禁感叹,原来戈尔曼在大约25年前(原版出版于1995年),就已经将上述领域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整合,并写就了这本畅销全球的图书。
一切都太迟了。
只是因为,在戈尔曼所深受启发的心理学、神经科学和演化生物学的研究发现,大部分都是1960年代至1990年代的研究成果,而这些书籍和论文,恰恰不过是最近十年间才陆续引进并火热起来的学科。
因此,就像是一种倒挂的知识引进。“情商”一词率先普及,而支持情商的科学论据和图书,后来才缓慢地引介到中国。所以反观这本出版于1995年的书籍的时候,我才觉得里面的内容是如此地熟悉。
还有另一个现象就是《人类简史》的流行,初读时的确备受震撼。那是因为读《人类简史》的时候,我还没有了解过演化领域、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等,当现在回头看的时候,赫拉利的书不过还是重述了1960-2000年之间这些领域里的研究发现而已。
所以,我们才觉得赫拉利在书中消解自我意识、人类进入农业的陷阱,以及文化的建构主义惊为天人,见解颇为大胆。
有人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戈尔曼的《情商》也是如此,豆瓣评分被拉地很低,《人类简史》不久之后也将会被拉低,有人只是因为流行,就喜欢反对。
我之前特别想写一篇文章,去反驳这样的人,不要很感性地去评判《人类简史》,虽然大部分时候不过是重新组织了这些领域的研究发现,但作者毕竟还是创新性地结合起来。
因此,只有当你阅读了演化、认知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著作之后,再回来评判赫拉利也不迟,再反对戈尔曼也就有了深度。
最后,我想说的是,戈尔曼成功地让人关注起了情商,但这个词被滥用之后,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口中,日益变得像是圆滑世故的同义词,这是我比较讨厌的部分。
在10周年纪念版序中,戈尔曼也曾经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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