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我的从医经历

Answer 1

一九九二年七月，卫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国有企业当医生。那时的我胆小害羞，跟陌生人说话就会脸红心跳，话也说不利索。报到那天，是姐姐陪我一起去的。工会主、席和老所长在卫生所的值班室里接待我们，他们从头到尾都在跟姐姐交谈，好像去报到的人是她。因为他们实在无法相信一个全程低头不说话的小姑娘能独立坐在诊断桌前给形形色色的人看病。或许是在姐姐身上看到我有改变的希望，工会主、席和老所长给了我三个月试用观察期，如果三个月后我还是这样，就真的无法胜任这份工作，我将面临着被重新分配而没有单位接受的危险。这些话是姐姐后来告诉我的。

卫生所服务的对象是两三千名离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分综合诊断室、注射室、药房、化验室和收费室五个部门。综合诊断室里除老所长外还有三名年轻的医生，在三个月的试用期里，我被老所长指派给他们轮流带。因为都是年轻人，相处几天就熟了，我坐在他们身边，他们在给病人看病时，需要说明的重点不用我问他们也会主动讲给我听。碰到比较严重的、或诊断不明确的病例时，他们会带到老所长那里会诊一下，在确定卫生所的现有条件处理不了后，让病人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需要住院的就住院，不需要住院的拿回医院的检验报告来卫生所用药。

因为有老所长和医院兜底，我所要从事的这份工作比我想象的要轻松容易得多。这让我那因为害怕而产生的心理负担减轻了不少。在三个月的试用期里，该来卫生所看病的人基本上都来过，我熟悉了他们，他们也熟悉了我。在熟悉的环境里，我是一个爱笑有亲和力的姑娘。三个月后，我有了自己的办公桌。这意谓着我的试用期已满，我被留下来了；也意味着新的考验又来了。

我被排入值班医生的行列，与其他三位医生轮换值班。值班医生除了要独立完成内外妇儿常见病的诊断，缝合注射也得独立完成。在三个月的试用期里，我在注射室里呆了一段时间。但前来打针的都害怕当一名新来医生的试验品，一进注射室就点名让护士长和另一位护士为他们服务。所以我在那里只练习了皮试配置和分类配药，从来没有给人打过针。虽然我在医院实习期间得到过实操的机会。但因为操作不熟练，第一天值班，我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耳朵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室外的脚步声，希望不要有脚步声走近，哪怕不是来打针。我幸运地渡过了几天后，还是无可避免地接待了第一位前来打肌肉针的年轻人。我忐忑不安地为他配好药，小心翼翼地在他屁股四分之一的外上方消完毒，因为紧张，我无法正确地使用腕力快速让针进入他的肌肉，只能使用蛮力推进。在我准备接受他的责备时，他呲牙咧嘴地说不痛。他善意的鼓励让我在后来的值班中能够不断地鼓起勇气独立完成我的第一次静脉注射，第一次伤口缝合，第一次拔指甲，等等许多个意想不到的第一次。这为我日后独自接手新所长开在郊区的诊所奠定了基础。

那是一九九八年，南方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内地已经好几年了，内地的国有企业在无法完成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后已经陆续倒闭，卫生所因为有独立经营的能力，早从倒闭的工厂中独立出来，老所长已退休，新所长接手承包卫生所后又在郊区开设了分所，因为卷入感情风波的漩涡，没有精力继续让分所经营下去，想转手给我。我那时正面临着先生失业后带来的生活困窘，就接手了。

当我一个人真的独当一面去做这件事情时，因为职业与生死相关的特殊性，也因为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每天从接待第一个病人开始，我的心就开始悬在半空，直到晚上送走最后一个病人，拉下诊所的卷帘门，那颗心才能落回原处得以休息。

在那里行医不久，我为一个妇人看好了纠缠她多年的妇科病，为一个男人看好了他求医很久没有看好的头皮带状疱疹。这让我在那一块赢得了一些好名声，来找我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但很多人为了自己方便要求我上门服务，我在给他们打好点滴后，会坐等半个小时，回到诊所后依然会心里不安，总怕出什么意外。

我每天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抱着百分之一百的谨慎，防止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但意外还是在我一时侥幸的放松中发生了。

那天早晨，天刚蒙蒙亮，诊所帘卷门被人敲得哗啦啦地响。我起床拉起卷帘门，一位个子高高的男人还没得我的应允就冲进诊所，躺倒在诊断床上，跟我说他已经高烧一天一夜了。我问了他的症状和药物过敏史后，给他打了一支退烧针，然后给他做了青霉素皮试。十五分钟后，皮试的皮丘消了，红晕扩散在我不太确定的范围，鉴于他没有青霉素过敏史，我在犹豫一下后还是给他用上了青霉素和病毒唑静脉滴注。就在我要送托盘去配药台时，他叫住了我，说他心里发慌。我看见他脸色苍白，马上给他停止了静脉给药，立刻给他注射了一支肾上腺素，又用生理盐水配地塞米松给他静脉滴入。他缓过来了！真是谢天谢地！

这次转危为安的经历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我比以前更加小心谨慎。而意外总是发生在你想象不到的时候。

一位老农在前一天因为咽喉肿痛来诊所买了氨苄西林胶囊，第二天去田里打完农药回来吃完药后出现全身发冷、心里发颤、嘴唇发乌的症状。我按照过敏反应给予了处理，却不见好转，马上把他送往医院，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我在此后还遇到了一位从医院带药回来让我帮着注射、几天后去医院做完检查，死于输液反应的老妇；一位带着无法治愈的性病从深圳回来的年轻人；一位瘫痪在床上多年，数着日子过每一天的中年人；一位身患绝症依然乐观活着的妇女……

我在那里深切地体会到了医者肩上所扛的责任，这份责任让我每天都感到行走在生死边缘的紧张和恐惧。一年后，出于种种考虑，我做出撤离的决定。

如今，我放弃医生这个职业已经多年了。但那些年的从医经历，依然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珍贵的一段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