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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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思想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社会伦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学术传统,以及一种生活方式。早在秦汉时代,它便越出国界,传播到东亚、东南亚,特别是朝鲜、日本、越南,对于促进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甚至成为这些国家传统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世界上许多史学家把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视为孔子文化圈,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历史上朝鲜是中国以外儒家思想传入时间最早、传播领域最广、接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国家。自秦汉时期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半岛后,逐渐成为朝鲜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在大和时代进入日本,在今天,儒家思想已经融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情感及生活方式之中,成为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韩国也被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韩国不仅拥有儒教学会、儒教文化研究所等机构,而且在20多所大学里还设有专门研究儒家思想的学科。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挖掘儒家思想的精髓,把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儒家思想在秦汉时期也已传入越南,并影响着越南的各项事业发展。
2、儒家思想对西方国家的影响
在中国的各种思想流派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早在1687年就正式传入西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兹是较早接触儒家思想的一位西方学者。早在1676年,他就已经读过儒家书籍。莱布尼兹认为,在政治、伦理方面,中国远胜于欧洲。在法国,18世纪上半叶法国大革命的前导启蒙运动走向高潮时期,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就已在启蒙思想家们面前呈现出一个理性的世界。启蒙学者的重要代表伏尔泰说:“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法国,对孔子学说也很推崇。重农学派领袖魁奈认为,只有农业才是一切国家财富的源泉,只有农民是唯一的生产阶级,这是孔子和中国历代帝王早都知道的。
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载,儒家思想在公元2世纪即传到欧洲,虽然欧洲人当时并没有看到真正的儒家著述,但西汉人张骞出使西域时所表现出的不畏艰险、永不放弃、效忠国家的精神,给欧洲人带去了震撼和敬佩,他们从张骞身上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教化力和穿透力。后来,另一个欧洲人马可波罗游历到中国,他被这个富庶文明的国度深深吸引,开始在中国一边经商,一边游历名山大川,并写了《马可波罗游记》,介绍这个被儒家思想浸润的富裕的国家,让整个欧洲为之疯狂。
孔子思想对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影响同样甚大。法国哲学家从孔子思想中悟到:征服者可以毁坏有形的物质,但毁坏不了道德。法国作家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他读了《赵氏孤儿》,将它改为“五幕孔子伦理观”,并说,假如世人都像孔子那样仁义,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同样,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写道,“自由是属于所有人的,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近代史上,德国人卫礼贤跟随军队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学成回国后,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在教授学生时,他流传法国的名言是这样说的:“所谓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皆不如孔教。西方哲学家兴推倒前人学说而代之,中国则以孔教通贯数千年。”在他看来,儒家思想比西方哲学思想好处更多,所以能统治中国几千年。
772年的英国出版了世界历史名人录,孔子列榜首。从此,英国人在各地建起了许多孔子研究机构,对孔子思想深入研究。英国传教士庄士敦还做起了清朝皇帝的洋文“太傅”,他在教授清帝时悟出了儒家思想的价值,他说:“四书五经之于中国,犹如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国的教育,须臾不可离。”后来,在《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关“孔子”的词条多达400余则。
美国人对儒家学说的认识大约是从19世纪开始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先读儒学著述,后办教会学校。在两种思想结合过程中,儒家思想不胫而走,传到了美国。1844年,美国学者爱默生说:“孔子是中华文化教育的中心,是哲学上的华盛顿。”这句话点燃了美国人对孔子的热望,从此,美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各种形式的研究机构,开始致力于孔子思想与东方哲学的挖掘。1974年,美国成立孔子文教基金会,其成员皆为各国政要,开始推动世界尊孔运动。后来,他们还在各国成立孔子学院、孔子博物馆等,对孔子思想进行世界范围“布道”。在美国的华人华侨也继承古人的优良传统,吃苦耐劳、聪明能干、勇于创造,科技人才辈出,出现了许多名人巨匠。华人华侨的卓越表现,又反过来印证了孔子儒家思想的教育价值,使儒家思想愈发魅力四射,大放异彩。
当今,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在世界各地兴起。去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揭幕。9月中旬,纽约孔子学院正式揭牌。中国教育部初步计划在全球开办100所孔子学院。
总之,儒家思想展示了不同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文化的另一种文化,它为中国封建文明的高度发展做出了贡献,它也启发了西方许多思想家的头脑。以至历史发展到现代,西方学者仍把孔子列为世界哲人之首。1988年,世界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4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21世纪应当成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在新的世纪中,也将焕发新的活力,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儒家思想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社会伦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学术传统,以及一种生活方式。早在秦汉时代,它便越出国界,传播到东亚、东南亚,特别是朝鲜、日本、越南,对于促进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甚至成为这些国家传统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世界上许多史学家把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视为孔子文化圈,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历史上朝鲜是中国以外儒家思想传入时间最早、传播领域最广、接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国家。自秦汉时期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半岛后,逐渐成为朝鲜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在大和时代进入日本,在今天,儒家思想已经融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情感及生活方式之中,成为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韩国也被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韩国不仅拥有儒教学会、儒教文化研究所等机构,而且在20多所大学里还设有专门研究儒家思想的学科。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挖掘儒家思想的精髓,把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儒家思想在秦汉时期也已传入越南,并影响着越南的各项事业发展。
2、儒家思想对西方国家的影响
在中国的各种思想流派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早在1687年就正式传入西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兹是较早接触儒家思想的一位西方学者。早在1676年,他就已经读过儒家书籍。莱布尼兹认为,在政治、伦理方面,中国远胜于欧洲。在法国,18世纪上半叶法国大革命的前导启蒙运动走向高潮时期,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就已在启蒙思想家们面前呈现出一个理性的世界。启蒙学者的重要代表伏尔泰说:“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法国,对孔子学说也很推崇。重农学派领袖魁奈认为,只有农业才是一切国家财富的源泉,只有农民是唯一的生产阶级,这是孔子和中国历代帝王早都知道的。
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载,儒家思想在公元2世纪即传到欧洲,虽然欧洲人当时并没有看到真正的儒家著述,但西汉人张骞出使西域时所表现出的不畏艰险、永不放弃、效忠国家的精神,给欧洲人带去了震撼和敬佩,他们从张骞身上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教化力和穿透力。后来,另一个欧洲人马可波罗游历到中国,他被这个富庶文明的国度深深吸引,开始在中国一边经商,一边游历名山大川,并写了《马可波罗游记》,介绍这个被儒家思想浸润的富裕的国家,让整个欧洲为之疯狂。
孔子思想对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影响同样甚大。法国哲学家从孔子思想中悟到:征服者可以毁坏有形的物质,但毁坏不了道德。法国作家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他读了《赵氏孤儿》,将它改为“五幕孔子伦理观”,并说,假如世人都像孔子那样仁义,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同样,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写道,“自由是属于所有人的,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近代史上,德国人卫礼贤跟随军队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学成回国后,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在教授学生时,他流传法国的名言是这样说的:“所谓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皆不如孔教。西方哲学家兴推倒前人学说而代之,中国则以孔教通贯数千年。”在他看来,儒家思想比西方哲学思想好处更多,所以能统治中国几千年。
772年的英国出版了世界历史名人录,孔子列榜首。从此,英国人在各地建起了许多孔子研究机构,对孔子思想深入研究。英国传教士庄士敦还做起了清朝皇帝的洋文“太傅”,他在教授清帝时悟出了儒家思想的价值,他说:“四书五经之于中国,犹如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国的教育,须臾不可离。”后来,在《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关“孔子”的词条多达400余则。
美国人对儒家学说的认识大约是从19世纪开始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先读儒学著述,后办教会学校。在两种思想结合过程中,儒家思想不胫而走,传到了美国。1844年,美国学者爱默生说:“孔子是中华文化教育的中心,是哲学上的华盛顿。”这句话点燃了美国人对孔子的热望,从此,美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各种形式的研究机构,开始致力于孔子思想与东方哲学的挖掘。1974年,美国成立孔子文教基金会,其成员皆为各国政要,开始推动世界尊孔运动。后来,他们还在各国成立孔子学院、孔子博物馆等,对孔子思想进行世界范围“布道”。在美国的华人华侨也继承古人的优良传统,吃苦耐劳、聪明能干、勇于创造,科技人才辈出,出现了许多名人巨匠。华人华侨的卓越表现,又反过来印证了孔子儒家思想的教育价值,使儒家思想愈发魅力四射,大放异彩。
当今,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在世界各地兴起。去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揭幕。9月中旬,纽约孔子学院正式揭牌。中国教育部初步计划在全球开办100所孔子学院。
总之,儒家思想展示了不同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文化的另一种文化,它为中国封建文明的高度发展做出了贡献,它也启发了西方许多思想家的头脑。以至历史发展到现代,西方学者仍把孔子列为世界哲人之首。1988年,世界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4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21世纪应当成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在新的世纪中,也将焕发新的活力,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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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首先要连接儒家文化。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孔子"仁爱"思想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仁",原本指对人亲善或持有一种同情心,在孔子那里被发挥成了一种学说、一种哲学观。建立在民族宗法基础上的家国同构,是在农业文明为主的时代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天下。与这种家天下的谱系结构相平行的精神纽线是孔子的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仁学思想。这个仁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从这个核心出发,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进而是"入则孝,出则悌",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又一个纽结,最后,他提出"泛爱众",完成了仁学思想的基本建构。
在孔子看来,只有在家敬(孝)父母,出门敬(悌)兄长,才能把"仁"这种主观理想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由家庭推广到社会,才能"泛爱众"。并且,"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仁学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国家秩序及其生存基础的。最后,孔子为他的仁学思想这根精神纽线画上了一个中止符,他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了"天下归仁",他又提出一种办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把它作为"忠恕"之道来行仁。从"仁"出发到"归仁",显然是孔子认为的一种完满的精神境界。
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基本含义应该落实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上面,具体地说,应该承认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人格,具有明确的人化意识和行为。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思想自然是基于对那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仁爱思想也是如此。孔子所思考的是社会如何安定,是怎样使政治清明,因而在政治的层面上,孔子的仁爱思想便十分自然地推衍出了仁政德治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以仁来统摄诸德,强调仁在智、仁、勇等重要德行之中的中心地位,把恭敬、慈惠、诚信、宽厚、敏捷等德行作为实现仁德的标志。
孔子以后的几位思想家孟子、墨子和荀子都对仁学有重要发展。尤其是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影响后世极大。孟子把"恻隐之心"看成"仁之端"。孟子看到了人生具有的良知、良能,看到了人所共有的怜悯、同情之心,进而把仁看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因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有道德的人就是保存了先天的仁德的人,具备了仁德,才能以仁爱之心处世待人。
在将仁爱思想建立成为人性论的依据之后,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不仁者而得邦国尚有可能,"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要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不施仁政是绝对做不到的。
秦汉以后,孔、孟的仁学思想不仅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还在后世的实践和阐发下继续得到了发展。
秦由暴政而亡的教训,给了汉初统治者们带来太多的思考。当战争的烟尘散尽后,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陆贾因此撰成《新语》,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更是切中了要害,这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极度凋弊、百业俱废的严峻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不得不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他们看到了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征,于是,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伦理纲常。
汉统治者取用儒学却不是专用儒学,他们也离不开其他各家的一些主张,如法家的"尊君抑臣"思想就倍受汉武帝的欢迎。汉朝学术是一种综合学术,那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儒、法杂糅,仁义与法刑并列。这表现在汉朝的施政方针上,则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刑德并用"。西汉的"中兴之主"宣帝就表白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武帝便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虽然他们内里多欲,但为了江山的长治久安,仍然要压抑自己,行王道,主德治,施仁义。
儒家的仁义主张总是在与政治上的强力抗争着。秦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本思想的提倡以及政治批评的活跃,总是生动地体现着仁学的精神。汉代,从贾谊的政论、董仲舒的抑兼并、废奴婢、除专杀之威、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到夏侯胜、贡禹、鲍宣对暴政的揭露与抨击,无不贯穿着仁学精神。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玄学产生,佛教、道教流行。玄学盛行之际,"名教"被批判,周公、孔子遭轻薄。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因"后生者不见有仁义礼让之风"而伤神,但他却认为"承平尚德治,乱世赏功能",故下《举贤勿拘品行令》,宣称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玄学家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伦常合乎人性自然而加以肯定,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这不是对儒家"名教"的调和,便是用道家的理论为儒家思想作论证。魏晋隋唐长期的儒、佛、道"三教"争斗时期,儒家的仁学甚至沦落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仁学终于走出了危机。孔孟道统取得了独尊地位,以仁为核心与实质的伦理本体建立起来。理学家集从前仁学之大成并有重大发展,他们以仁为理、为太极,将仁的实质归结为"天地生物之心",使仁的思想更加丰富,恢复了仁学的目的论精神,仁学也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在此背景下,王安石乐做"亲民之官",立志改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革新;张载立志"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多的人在反对权奸或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头表现出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更心系"万民之忧乐",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为理学时代的仁学做了极好的总结。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批判继承发展仁学的代表,体现了仁学在近代的新变化、新面貌。前者以仁作为冲决罗网的动力,他提出"民本君末"、"君权民授",提倡仁说,谓"仁以通为第一义";后者以仁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基础,看起来它吸收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与孔孟仁学有"实质"区别,但其深层核心处却依然体现了孔孟仁学的价值标准。
孔子仁学思想内含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考察这样的历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首先,后世学者认为孔子思想中包含仁礼矛盾的看法是不全面的。我们研究孔子的思想,认为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孔子所关注较多的是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如何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但事与愿违,孔子到处碰壁,他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便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仁",议论仁与礼的关系,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孔子所处的年代正值春秋末年,当时的奴隶制社会风雨飘摇,"礼崩乐坏"。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孔子《颜渊》),想女娲补天,又不合时宜。孔子不是没看到这一点,当他的行"仁"主张处处碰壁,便不断发出怨叹"时也,命也"。他既是从仁,又是从命,始终不能摆脱这一世界观上的矛盾。尽管孔子常叹自己时乖命蹇,他的植根于宗法关系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仁学思想却在哲学上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仁",原本指对人亲善或持有一种同情心,在孔子那里被发挥成了一种学说、一种哲学观。建立在民族宗法基础上的家国同构,是在农业文明为主的时代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天下。与这种家天下的谱系结构相平行的精神纽线是孔子的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仁学思想。这个仁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从这个核心出发,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进而是"入则孝,出则悌",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又一个纽结,最后,他提出"泛爱众",完成了仁学思想的基本建构。
在孔子看来,只有在家敬(孝)父母,出门敬(悌)兄长,才能把"仁"这种主观理想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由家庭推广到社会,才能"泛爱众"。并且,"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仁学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国家秩序及其生存基础的。最后,孔子为他的仁学思想这根精神纽线画上了一个中止符,他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了"天下归仁",他又提出一种办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把它作为"忠恕"之道来行仁。从"仁"出发到"归仁",显然是孔子认为的一种完满的精神境界。
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基本含义应该落实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上面,具体地说,应该承认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人格,具有明确的人化意识和行为。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思想自然是基于对那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仁爱思想也是如此。孔子所思考的是社会如何安定,是怎样使政治清明,因而在政治的层面上,孔子的仁爱思想便十分自然地推衍出了仁政德治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以仁来统摄诸德,强调仁在智、仁、勇等重要德行之中的中心地位,把恭敬、慈惠、诚信、宽厚、敏捷等德行作为实现仁德的标志。
孔子以后的几位思想家孟子、墨子和荀子都对仁学有重要发展。尤其是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影响后世极大。孟子把"恻隐之心"看成"仁之端"。孟子看到了人生具有的良知、良能,看到了人所共有的怜悯、同情之心,进而把仁看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因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有道德的人就是保存了先天的仁德的人,具备了仁德,才能以仁爱之心处世待人。
在将仁爱思想建立成为人性论的依据之后,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不仁者而得邦国尚有可能,"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要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不施仁政是绝对做不到的。
秦汉以后,孔、孟的仁学思想不仅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还在后世的实践和阐发下继续得到了发展。
秦由暴政而亡的教训,给了汉初统治者们带来太多的思考。当战争的烟尘散尽后,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陆贾因此撰成《新语》,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更是切中了要害,这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极度凋弊、百业俱废的严峻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不得不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他们看到了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征,于是,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伦理纲常。
汉统治者取用儒学却不是专用儒学,他们也离不开其他各家的一些主张,如法家的"尊君抑臣"思想就倍受汉武帝的欢迎。汉朝学术是一种综合学术,那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儒、法杂糅,仁义与法刑并列。这表现在汉朝的施政方针上,则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刑德并用"。西汉的"中兴之主"宣帝就表白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武帝便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虽然他们内里多欲,但为了江山的长治久安,仍然要压抑自己,行王道,主德治,施仁义。
儒家的仁义主张总是在与政治上的强力抗争着。秦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本思想的提倡以及政治批评的活跃,总是生动地体现着仁学的精神。汉代,从贾谊的政论、董仲舒的抑兼并、废奴婢、除专杀之威、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到夏侯胜、贡禹、鲍宣对暴政的揭露与抨击,无不贯穿着仁学精神。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玄学产生,佛教、道教流行。玄学盛行之际,"名教"被批判,周公、孔子遭轻薄。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因"后生者不见有仁义礼让之风"而伤神,但他却认为"承平尚德治,乱世赏功能",故下《举贤勿拘品行令》,宣称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玄学家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伦常合乎人性自然而加以肯定,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这不是对儒家"名教"的调和,便是用道家的理论为儒家思想作论证。魏晋隋唐长期的儒、佛、道"三教"争斗时期,儒家的仁学甚至沦落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仁学终于走出了危机。孔孟道统取得了独尊地位,以仁为核心与实质的伦理本体建立起来。理学家集从前仁学之大成并有重大发展,他们以仁为理、为太极,将仁的实质归结为"天地生物之心",使仁的思想更加丰富,恢复了仁学的目的论精神,仁学也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在此背景下,王安石乐做"亲民之官",立志改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革新;张载立志"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多的人在反对权奸或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头表现出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更心系"万民之忧乐",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为理学时代的仁学做了极好的总结。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批判继承发展仁学的代表,体现了仁学在近代的新变化、新面貌。前者以仁作为冲决罗网的动力,他提出"民本君末"、"君权民授",提倡仁说,谓"仁以通为第一义";后者以仁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基础,看起来它吸收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与孔孟仁学有"实质"区别,但其深层核心处却依然体现了孔孟仁学的价值标准。
孔子仁学思想内含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考察这样的历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首先,后世学者认为孔子思想中包含仁礼矛盾的看法是不全面的。我们研究孔子的思想,认为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孔子所关注较多的是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如何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但事与愿违,孔子到处碰壁,他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便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仁",议论仁与礼的关系,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孔子所处的年代正值春秋末年,当时的奴隶制社会风雨飘摇,"礼崩乐坏"。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孔子《颜渊》),想女娲补天,又不合时宜。孔子不是没看到这一点,当他的行"仁"主张处处碰壁,便不断发出怨叹"时也,命也"。他既是从仁,又是从命,始终不能摆脱这一世界观上的矛盾。尽管孔子常叹自己时乖命蹇,他的植根于宗法关系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仁学思想却在哲学上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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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影响有限,主要是对中国的影响,主张兼爱,非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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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非常深远,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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