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可分为几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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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也就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是中国历史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从古代“自发的自然状态”走向现代“自觉的文学时代”所不可或缺的转型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像严复、黄遵宪、梁启超、周树人、周作人、陈独秀、胡适等,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当时中国文化启蒙的利器,在进化论的视野里发现了代表民族未来与人类希望的“幼小者”——儿童,接受了“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鲁迅语)的“幼者本位”思想,反叛的矛头直指千古不变的中国传统的旧道德——“父为子纲”的“长者本位”思想,从儿童观上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萌生做了特别重要的思想准备。这一“幼者本位”的进化论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精神相整合,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
1897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其中所揭示的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给国人敲响了不自强就要亡国灭种的警钟;但同时也给人们以希望,寄希望于未来的一代,在当时思想界发生了巨大影响,所谓“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风为之一变”。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连载《卢梭学案》,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主张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民约论》详细介绍过来,告诉国人: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即是父子间也无权予以剥夺,所谓“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父者所能强夺也”。1903年,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尔》也被翻译过来,在这部闻名世界的经典作品里,第一次出现了值得用大字来书写的话:“要尊重儿童!”并且宣称:“儿童不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成人”,“儿童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与成人很不相同”。上述新论的传播,昭示了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新动向,即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儿童的发现”的开始。
1897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其中所揭示的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给国人敲响了不自强就要亡国灭种的警钟;但同时也给人们以希望,寄希望于未来的一代,在当时思想界发生了巨大影响,所谓“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风为之一变”。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连载《卢梭学案》,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主张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民约论》详细介绍过来,告诉国人: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即是父子间也无权予以剥夺,所谓“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父者所能强夺也”。1903年,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尔》也被翻译过来,在这部闻名世界的经典作品里,第一次出现了值得用大字来书写的话:“要尊重儿童!”并且宣称:“儿童不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成人”,“儿童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与成人很不相同”。上述新论的传播,昭示了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新动向,即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儿童的发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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