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制是如何批判的?

Answer 1

雅典的民主让柏拉图无限悲愤了。因为它把自己的老师，一个自称城邦的牛虻、虔敬守法的苏格拉底，以“败坏青年、鼓吹异邦信仰”罪判了死刑。法庭上的苏格拉底，一以贯之着“自认无知”的反讽智慧，拒绝请求开恩和缴纳赎金，足以令那些由皮革匠、同铁匠、批发商、雕刻师、三流剧作家组成的“自认有智”的陪审团恼怒了。在最后的日子里，苏格拉底淡定从容地讲述着灵魂不死。弟子中，柏拉图和色诺芬用自己的风格分别记述了老师的这些思想点滴。两部《申辩篇》，飞扬着些许思绪，刻录下永久的伤痛，雅典乌合之众制造的集体暴力。苏格拉底之死，给柏拉图一个活生生的民主施暴场面。躲在民主背后的集体暴力，种下了柏拉图心中的一颗毒牙：民主政制是“最坏”的一种政体。其坏的程度与武力夺权的僭主政制表里如一。
无疑，自梭伦改革以来，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伯利克里时代，民主为雅典的繁荣提供了制度保障。普罗塔戈拉们的智者运动，加速了政治平民化、大众化进程。爱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一剧中，波斯皇后阿托萨问：“谁是他们（雅典人）的牧人？谁是他们军中的统帅？”歌队唱：“他们不做臣民与奴隶”（《罗念生全集》第二卷，第32页）。可见，雅典人对自由和民主的骄傲跃然纸上。他们相信正是自由价值击败了专制帝国统帅大流士。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墓前的演讲更是把雅典价值鼓吹得体无完肤：“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我可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生活许多方面能够独立自主……你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38页）。然而正是这种引以为豪的绝对民主让雅典最终还是抵不住马其顿帝国的铁蹄而分崩离析。原因何在？应了柏拉图的那句话：“极端的自由导致极端的奴役”，这是柏拉图批判雅典民主制的核心理念。
雅典的民主政治建立在“轮番为治”的理念上，人人都可以直接行使参政权利。没有“代议制”的民主必然空间受限。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10个人不是一个城邦，但10万人也不算一个城邦。雅典狭小的城市国家便为这种抓阄、拈豆式的直接民主、绝对平等提供了实验场所。保证多数人统治的“轮番为治”让雅典人尝到了甜头，同时也使他们面临体制性的危机。人人都有机会参政或拒绝参政的绝对自由，使得政治如同儿戏，决策时常群情激昂、出尔反尔。柏拉图说“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要稍加约束，他们就觉得受不了，就要大发雷霆……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在心上，不管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国家篇》563E）。柏拉图讥讽道，在民主城邦里一切都充满自由精神，连驴子都随便撞人，只要你挡着道的话。而绝对平等往往使得知识、美德、才能、财富等因素边缘化，无法实现社会普遍正义。“民主制使智慧边际化”（Democracy marginalizes the wise），在柏拉图眼里便是雅典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政治智慧、道德素质、专门技能的大面积退场，意味着公共空间里低能化、主观化、情绪化的阴影突飞猛进。公元前427年雅典人镇压了米提利亚暴动，公民大会决定处死米提利亚所有男人，把妇女孩子卖为奴隶。第二天雅典人倍觉后悔，便派快船把信使追将回来；公元前408年，雅典海军战胜斯巴达舰队，因10位将军为追击敌军来不及掩埋牺牲的士兵而遭到指控，其中6人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作为陪审团唯一坚决反对的成员，却也无力回天。过了不久，雅典人又后悔万分了，补偿了这些哭鬼冤魂。放逐智慧以后的经常“后悔”，似乎成了雅典直接民主的病症。普鲁塔克记录了一个政治家阿里斯提德被自己忠实信奉的“贝壳法”放逐的故事。一天，阿里斯提德正在主持贝壳放逐仪式。一位目不识丁的平民问他，“谁是阿里斯提德”？并请他把阿里斯提德的名字代为写到贝壳上。阿里斯提德问，“你为何要放逐阿里斯提德”？平民回答，“每天都有人在我的耳边提到这个名字，夸他如何公正，实在太烦了”。阿里斯提德听罢，便默默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这位平民兄弟的贝壳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20页）。因为听烦了一个人的名字就行使反对意见的民主权利，似乎成了所有民主制度的一大难题。“民意”、“民心”里面究竟潜伏着多少灰色、PH值有多浓，的确很费考量。雅典的智慧和苏格拉底、10大将军、阿里斯提德等人一起被“民意”放逐了。
在“民意”、“民心”的背后往往躲藏着操盘手，这是深为柏拉图所痛斥的。这些人常常把自己打扮成“平民领袖”（Demagogos），躲在群众的影子里面煽风点火、摇唇鼓舌，充当平民利益的“保护人”，为平民的利益而辩。他借民众的力量打到对手、攫取国家权利之后，便从平民的“保护人”变成了十足的暴君。早期对任何人“满面笑容”，“逢人问好”，于公于私都“有求必应”。或分配土地给平民，或豁免穷人的债务，“到处给人和蔼可亲的印象”。一旦羽翼丰满起来，便摇身一变，“不可避免地变成一只狼”，成了一个僭主，露出吃人本相（《国家篇》566A）。亚里士多德同样看到由民主到暴政的内在逻辑通道。他说，在极端民主政体中，一切事务的最后裁定不是取决于法律，而是民众意志。而民众意志又往往被民众领袖的个人意志所操纵。“平民领袖们把一切事情招揽到公民大会，于是用群众的决议发布命令以代替法律的权威。一旦群众代表了权力，他们就代表了群众意志；群众既被他们所摆布，他们就获得了左右国政的地位”（《政治学》1292a5-25）。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与暴力的辨证关系的认识还是具有相当启发力的。无论直接民主，还是代议民主，都不能不面临智慧、知识、道德、能力的边际化的风险，不能不担心民意的被代表、被利用乃至被强奸的概率问题。何种政制最合理、最放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给出了各自的回答。柏拉图沿着赫拉克利特、毕达戈拉、德谟克利特及老师苏格拉底的传统，提出了少数优秀人执政的“贤人政制”。而亚里士多德按照他的“分配正义”理念，倡导他的中产阶层执政的“共和政制”。但两者都坚持，城邦的有效治理只有通过专门知识技能的训练才能完成。《国家篇》可视为一部训练国家治理者的教科书。“专家治国”---由具备政治智慧、道德素养、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治国安邦，自柏拉图以降，这种理念在西方世界成渐成主流。

Answer 2

雅典的直接民主因为奉行绝对的多数统治,因而蕴藏着走向专制和暴政的危险。而雅典民主政治中的相关制度设计却不曾对多数权力进行丝毫制约,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城邦生活中也无处可觅,普遍的参与并没有带来充分和有效的参与,反而降低了民主的质量和效果。这一切都构成了雅典城邦直接民主制下多数人暴政的原因,也使苏格拉底悲剧的发生无法避免。

Answer 3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政治的动物"。这里所说的 "人"就是指能参与城邦公共生活的公民。因此，人的天性就是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这意味着公民有权在有关他的生活和他的城市的决定上参与辩论，有权投票。"（页10） "所有公民都有参与治理自己的平等权利。所有公民都有权在制定法律的议会中投票和发言，列席把这些法律加以实施和解释的陪审法庭。"所谓的城邦（polis）就是"自己治理自己。被统治者就是统治者。"（页11）这就是雅典的引以为自豪的民主政治。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讲中，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的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修昔底德，1983：51-2）

　　但是，苏格拉底的看法与此完全对立。他认为城邦不能够由公民自己来治理，而是要由"知道如何统治的人来治理"。这个人大概就是后来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或者中世界基督教发展起来后所形成的"牧领权"的治理方式，人民就象群羊一样，需要由一个放牧的人来照看。这种思想显然与希腊的民主思想是相矛盾的，"对所有的希腊城邦来说，最根本的是公民的平等，不论公民身份限于少数人或多数人。苏格拉底的前提是一种根本的不平等：没有人是公民，大家都是臣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有着一道鸿沟。"（页18）因此，是不是支持希腊的民主制度，或者说人究竟是具有分辨善恶之logos（理性）的、自己治理自己的政治动物，还是没有理性能力的需要国王来照看的群羊，正是希腊民主派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分歧所在。

如果说参与公共生活所要具备的美德是知识的话，那么这些美德是不是可以传授的？对于希腊人而言，由于他具有作为政治动物的性质而具有"这种过群体生活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美德。他不需要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大师。但是他需要具备必要的一点logos，即理性，同时还要具备区别正确与错误的能力。这种'政治的美德'使人们具有正义感，对别人的权利有足够的考虑，使得polis--文明的社会群体--可以维持存在。"（页46）这样的思想被一些智者派的思想家进一步加以发挥，比如安提丰正是在人人都具有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分"自然的法则"和城邦"人为的法律"的自然法思想，阿尔西达马斯甚至对奴隶制提出了挑战："上帝赋予所有的人自由，大自然一个也没有把它们变成奴隶。"（页51-2）普罗泰格拉认为宙斯给人界带去了两种技术：一种是看重别人评价的aidos（羞耻心），一种是公正地解决纠纷的dike（尊重权利）。如果少数人掌握着两种技术的话，城邦就无法形成，因此，宙斯要求所有的人都掌握这些"政治艺术"，以便形成社会群体生活。（页55-6）我们不能说导致现代民主法治在理论上得以确立的自然法理论或者"政治理性"的理论是从古希腊的这些思想中汲取灵感和理论资源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思想尽管只言片语却代表了人类思想中最为闪光的智慧和最为深刻的洞见。直至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这些思想的震撼力和穿透力。

　　与此相反，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绝对的定义（episteme）才能得到，除此之外仅仅是一些意见（doxa）。因此，一个人不知道关于鞋的绝对的知识，他怎么能够作鞋匠呢？不知道病的绝对知识怎么去治病呢？不知道关于善的绝对知识，怎么能够实施自己治理自己的民主政治呢？苏格拉底正是利用自己的诡辩和讽刺，与政治家、各种艺人以及青年人进行谈话，揭露他们的愚蠢和无知，最终激怒了城邦所有的人。我们暂且不讨论这种将普遍的定义与日常的实践相混淆导致的霍布斯所嘲笑的作为哲学之特权的荒谬。问题在于当苏格拉底在揭露所有人的无知的时候，自称自己得到了特尔菲神庙的神谕，这个神谕告诉他，他是雅典最智慧的人，尽管他自己完全不知道这种智慧是什么，他所知道的就是他什么也不知道。这种想法不仅仅是"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样的智慧，更主要是想说明公民只能是等待照看的"群羊"，他们不具备治理城邦的政治技术，没有自己治理自己的能力，因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