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怎样死的 ?杀害闻一多的凶手,躲在成都开香烟店,因看报坐姿正派暴露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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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各地还潜伏着国民党派遣特务等反革命分子100多万人,这些反革命分子,企图趁着人民政权成立不久,进行破坏活动。
为了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四川地区是国民党长期重点经营的地区,又是最后解放的地区,因此,镇反运动时,四川也成为重点清查匪特的区域,公安局的侦查人员每天都在街上排查可疑人员。
一天,成都的一名叫高俊峰的侦查人员向往常一样在街上排查时,到香烟店买了一盒烟,付款后,高俊峰拿出火来点了一支。
吞吐两口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放松了一点,这时他习惯性地向店里瞥了一眼,看到老板正在看报纸。
只是这一眼,就让高俊峰感觉到不对劲,那个时代的人整体知识文化水平较低,大多数商贩都没什么文化,很少有人能看懂报纸。
再看这个老板看报纸时,坐在椅子上,双腿并拢,正襟危坐,后背胸膛挺得笔直,双手将报纸举过胸口,这坐姿也太过于正派了。
高俊峰作为侦查员,最善于观察人,当时大多数商贩都是痞里痞气的,习惯性地翘着二郎腿坐着,很明显,这个老板的坐姿是当过兵的人才养成的习惯。
高俊峰未敢轻举妄动,而是拿着烟离开了商店,转身到了香烟铺对面的裁缝店里,暗暗观察香烟店老板的一举一动,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新发现。
这家香烟店不大,售卖的也都是中低档香烟,主要客户都是周边的底层大众。
平时客人也不算多,生意自然不忙碌。
不一会儿,一个中年妇女走了出来,虽然已经中年,穿着也很普通,但是抬手回眸间都流露出不属于市井女子的优雅,这气质像极了豪门大户的太太。
她温柔地将切好的茶水放在丈夫面前的桌子上,正在看报的香烟店老板眼皮都没抬一下,一手拿着报纸继续看,一手端起了茶杯。
一盏浓茶过后,中年妇女很自然的给他续杯,老板则十分自然的享受着女子的伺候,女子还给他递烟点火。
俩人的互动相当自然流畅,显然是常年的家庭地位和习惯使然,高俊峰暗想“这个小老板的架子是真不小啊”,这么大的派头恐怕是不简单!
高俊峰然后开始询问附近的居民,关于这个香烟店老板的历史,经过巧妙的打听后,得知这个老板叫王家宾,不是这里的“坐地炮”,而是一年前带着老婆孩子,来到这里开店的。
因为这个老板平时也不跟大家交往,对于他的具体情况,别人都不清楚,在高俊峰看来,这个老板就是有问题。
后来几天,高俊峰一边查阅相关的通缉敌特的通告,一边继续监测香烟店老板王家宾的一举一动。
他发现,这个王家宾平时不访亲不探友,对谁都很客气,却从不跟人交往过密,表面上看对世事漠不关心,可是有一根神经始终是警醒着的,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会暗中观察,如此种种,让高俊峰更加笃定自己的猜测。
很快,高俊峰就发现这个王家宾与公安局通缉的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之一王子民很相似,然而上报到成都公安局。
经过公安局的几番明察暗访,基本确定了王家宾就是王子民的事实,于是决定在1951年1月2日,对其进行抓捕。
1951年1月2日下午,王家宾在吃完午饭后,像往常一样,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神游。
平时这个点都是没有客人的,此时他见有人进来,也懒得起身,就问了一句:“买啥子烟呢?”
空气安静了几秒,见来人没有答话,王家宾抬起了头,看见来人是三个中年男人,从来没见过的生面孔,此刻正四周打量着香烟店,王家宾又问了一句:“我家烟汪实(多)着呢,你们要啥子?”
问完这句话,王家宾感觉到一丝异样,这三人进门不看柜台不挑烟,四周寻摸,这会更是将目光齐刷刷投到了自己身上,这样被注视着,王家宾竟然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
人就不能做亏心事,要不然一辈子都是杯弓蛇影,不得安宁,王家宾当即感觉到不好,这几个人好像是来抓他的,因此,提高了警惕。
其中一人走到王家宾面前,问道:“你叫王家宾吗?”
王家宾答道:“嗯,我是王家宾,你们是什么人啊?”
语罢,便听那人厉声说道:“我们是成都公安局的,奉命逮捕你,这是逮捕证。”说着便从口袋中拿出了一张逮捕证。
王家宾闻言,顿时就慌了神,支支吾吾地说道:“为什么抓我啊?我没干什么坏事啊,你们肯定是弄错了,警察同志……”
“错没错,跟我们去趟公安局就知道了。”三名公安上前给王家宾戴上手铐,准备押走。
王家宾的老婆在里屋听见动静赶忙出来看看,本以为是和邻居吵架,一看手铐都带上了,瞬间懵了,条件反射的带着哭腔,扑倒王家宾身上,喊道:“当家的,这是咋个事情,你们抓我当家的干啥子嘛?”
本还想反抗的王家宾看到老婆这样,瞬间蔫了神,对老婆说道:“没得事,肯定是他们搞错了,我跟他们讲清楚就没得事了,你顾好娃儿,顾好店,我去去就回来喽!”
说完便在老婆哭天喊地的声浪中,乖乖地随着公安同志离开了。
街坊们看着王家宾被铐上手铐,押上了车,很快就议论开来,这个一年前带着老婆孩子搬到这里开香烟店的外乡人,平时沉默寡言,不显山不露水的,到底是什么人啊,犯了啥事,让人逮起来了?
当天晚上,公安审讯人员就对王家宾进行了审讯,可是王家宾死不承认自己当过国民党的官,坚持说自己没做过坏事。
见到这个情况,审讯人员也不拐弯抹角,直接问道:“1946年,云南昆明有两位大学教授被暗杀的事,你知道吗?”
王子民回答说:“听说过”
见到王子民不肯说实话,审讯人员又说到:“仅仅是听说过吗?那不是你一手策划的吗?王子民!”
尤其是说道“王子民”三个字的时候,审讯人员故意加重了语气。
当听到王子民这个久违的名字,王家宾知道公安人员已经识破了自己的伪装,再狡辩也无济于事了,如泄了气的气球般,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原来,这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香烟店老板王家宾,真名叫王子民,曾是国民党的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长,是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刽子手之一。
根据王家宾的交待,公安部门很快梳理清楚了国民党反动派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过程。
在抗战胜利后,全国上下都在反对内战,呼吁和平,1946年6月,民主同盟以及社会各界向往和平人士,在云南昆明发起了万人签名运动,为呼吁和平奔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国民党反动派感到了很大压力,为打破困局,便开始残忍地迫害民主同盟以及民主运动的负责人,为此还特意拟定了一份暗杀名单,李公朴、闻一多、吴晗、朱家壁、楚图南等三十余位爱国进步教授的大名都跃然于暗杀名单之上。
为了破坏和平、暗杀进步人士的计划能够顺利进行,时任云南警备处司令的霍揆章,还在1946年7月初特地与参谋长刘淑琬、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民、昆明国民党第二军预备二师谍报队上尉组长蔡云祈等特务展开了详细的讨论研究,确定暗杀方案。
他们首先把魔爪伸向了李公朴先生。
1946年7月10日晚,负责暗杀李公朴的特务获知,当晚李公朴将路过北门街,便在此埋伏,准备暗杀。
可是当晚李公朴临时改变了行程,这些暗杀的特务白忙了一场。
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得到准确情报,李公朴夫妇傍晚要外出,特务们便又伺机而动。
当晚九点左右,李公朴夫妻下了公交车,步行回家,一直在跟踪他们的特务汤时亮、吴传云等人,趁着天空飘雨、夜色黑暗四处无人,向李公朴开了枪。
见李先生应声倒地,歹徒们随即快速逃跑,消失在夜色里。
附近有学生听见枪声赶来,急忙将中枪的李公朴先生送往医院,可惜李先生失血过多,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
李公朴先生罹难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撇清干系,漫天遍地的散布“李公朴是自杀”“李公朴乃是死于情杀”等谣言。
害人性命在前,损人名声在后,国民党反动派加注在李先生身上的行为,已经不是简单地用“无耻”就能概括的了。
闻一多先生面对战友的离去伤心欲绝,对敌人的无耻下作是恨之入骨。
在李先生噩耗传来之后,他将悲痛的情绪都转化成了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动力,他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李公朴先生的追悼活动,为宣扬和平、抵制国民党反动派而奔走呼号。
闻一多先生的行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鸣,这极大的刺激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尤其是搞暗杀特务们的神经,他们疯狂地想要除掉闻一多先生。
7月15日,闻一多先生无视特务们的暴力威胁,力排众议参加了在云南大学举办的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并上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他在质问着:“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不过是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
他哽咽道:“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杀,而偷偷摸摸地来暗杀!”
他厉声厉色地质问着:“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你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污蔑人……无耻啊!无耻啊!”
这次正义凛然,大快人心的演讲,痛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下作无耻,又一次激起了中华儿女对和平的渴望,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也备受后人追捧,这次演讲稿也被命名为《最后一次演讲》传颂至今。
《最后一次演讲》顾名思义,这是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演讲,因为参加完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狗急跳墙的特务们又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闻一多先生。
而负责执行这次任务的主要特务就是王子民,他探听到闻一多先生在参加完追悼会后,下午还要出席云南大学民主周刊社举办的记者招待会,狗急跳墙的王子民顾不得上头“要拖到暗地里偷偷摸摸杀”的指令,决定当天就要不计一切代价,刺杀闻一多先生。
王子民将特务分成了三组,一组由一直负责监视跟踪的蔡云祈领队混入会场监听,传递情报;二组由秦永和带队,负责外围盯梢放风;还有一个行动组,以李明山、汤时亮为首,埋伏在闻一多先生宿舍附近,伺机进行暗杀。
在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在会场里监视的蔡云祈溜出会场,向行动组通风报信。
晚上5时许,闻一多先生与报社的同志告别,在长子闻立鹤的陪伴下离开会场,会场与闻一多的宿舍只有百步的距离,父子二人边聊天边散步回宿舍。
马上到宿舍门口的时候,潜伏多时的蔡云祈首先跳了出来,向闻先生开枪,紧接着李明山等人也一股脑地冲了出来,向闻一多先生扫射,密密麻麻的子弹席卷而来,闻先生当场身亡。
闻立鹤见状立马扑在了父亲身上,也身中数枪,倒在了血泊里,最后侥幸才捡回了一条命。
据王子民自己供述,国民党反动派搞暗杀的一项原则都是把暗杀对象带到没人的地方杀害,或者在暗地里开黑枪,像刺杀闻一多这般明目张胆还是很罕见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还是王子民在暗杀前曾许诺,重金悬赏暗杀成功者,所以参与暗杀的特务们为了争功也顾不得组织办事宗旨了,争先恐后动手,其中蔡云祈、汤时亮、李文山“出力”最多。
事后,王子民也只好按照许诺奖励刽子手们,分别奖励汤时亮、吴传云50万,奖励李文山30万。
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民主战士相继被暗杀,引得社会上一片哗然,全国各地热爱和平的民众都走上了街头,呐喊示威,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杀人者。
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还没有撕下民主伪装的蒋介石无法再装聋作哑,派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去彻查此案。
霍揆章见老蒋有怪罪之意,便又想了一招“李代桃僵”,与王子民等人商议后,决定再杀几个人,把水搅浑,趁机嫁祸给共产党。
王子民选中了两个倒霉蛋,稽查处上尉督导员谢诚、文书袁渊,交代稽查处三科的科长徐绍阶把这两位拉到城外没人的地方处决了,伪装成“共产党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之后的又一血案”。
闻一多
紧接着,警备司令部总参谋长刘淑琬亲自主持了谢诚、袁渊的追悼会,霍揆章登报发声明,贼喊抓贼的声讨共产党。
都说做戏做全套,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坐实“共党杀人”的栽赃,这场大戏做的是相当全乎。
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霍揆章等人的鬼把戏很快就被拆穿了,不死心的霍揆章一度想要将脏水泼向主宰云南的军阀龙云家族,抓了龙云的幕僚杨立德,严刑逼供。
唐纵眼见着霍揆章在昆明接二连三地搞花招,却对自己破案毫无帮助,弄不好得连累自己,就把霍揆章搞得这些小动作都汇报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连发了几封电报让霍揆章去见他,霍揆章硬是拖到了把杨立德屈打成招之后才动身,在去往南京的一路还不断散播谣言,称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犯人杨立德已招供,将矛头直指龙云三子龙绳曾。
结果云南省临时参议会的副议长李一平站出来作证,龙绳曾在1945年夏天就回了老家昭通,根本没可能迫害李、闻二人。
被泼了脏水的龙云勃然大怒,公开发表声明,要与霍揆章对簿公堂,搞得蒋介石很头大。
7月25日,霍揆章才到庐山面见蒋介石,就在他洋洋得意把自己的“杰作”汇报给蒋介石,等待委员长褒奖时,老蒋是气得大骂“娘希匹”,把霍揆章骂得狗血淋头。
霍揆章
自作聪明、手段低劣,简直是贻笑大方,将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推到了相当尴尬的境地。
蒋介石看着这个愚蠢但好歹忠诚的手下,也是挺无奈,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处理好昆明刺杀案,将国民党当局摘出去,于是便派顾祝同去昆明了结此案。
顾祝同与陆军总部副参谋冷欣、宪兵司令张镇一行到达昆明后,第一时间将参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行动队成员全部关押。
顾祝同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使了一招“弃车保帅”,他以钱权为诱饵,选俩个特务出来认罪,美其名曰让行动队成员“挺胸做烈士”,顾祝同还信誓旦旦的保证会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
虽然大长官顾祝同的保证,在国民党特务心里算是够分量的,但是让自己出去背锅揽罪,特务们心里还是犯嘀咕,毕竟国民党高层是什么品行,他们这些跑腿的也是了解的。
负责动员的王子民可是牟足了劲煽情,对着行动队成员声泪俱下的动员着“放心,我不会让你们有事的,处决的时候会把你们换下来,只要去法庭走走过场就行了”“谁愿意出面应付公审,谁就是忠于国家、忠于领袖”“党国是不会亏待勇士的……”
可能是王子民气氛烘托得好,让特务们热血沸腾了,当然更可能是奖金很诱人,出到了每人40两黄金的高价,特务之中才有愿意出面认罪的了,最后王子民选定了汤时亮、李明山二人。
法庭之上,汤时亮、李明山二人,按照长官交代的事先准备好的说词,承认了杀害闻一多先生的事实,但杀人理由却是因为闻一多先生在追悼会和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发表演讲,侮辱了他们的军队、玷污了他们的领袖,他们一时义愤填膺才会动手杀人。
一番说辞,就将国民党当局和云南警备司令部摘得干干净净,说成了只是他们个人冲动之下的过失杀人而已。
而对李公朴先生遇害一事,更采取了冷处理,法庭之上对此只字未提,最后判处汤时亮、李明山二人枪决,霍揆章革职,便草草了结了震惊中外的闻一多惨案!
参与此案的特务,王子民、崔振三、蔡云祈、秦永和、包玉田、刘锡林、张文尧、尚福海、何毅、王开基、赵树林、崔宝山、张德明、欧阳元化等都被转移到不为人知的地方秘密看管,待遇很优渥,且不久后都释放了出来,霍揆章也被重新启用。
真正受刑的只有汤时亮、李明山二人,原计划是枪决时将他们换下来,可是当地认识见过他们的人很多,老蒋担心节外生枝,顾祝同只能假戏真做。
行刑前让人把他们俩灌醉了,再拉到刑场执行枪决,两人是在死前一刻,酒醒了,梦也醒了,小命也丢了,黄金也无福消受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从未放弃过对这些罪行昭昭的刽子手的追查,尽管敌人很狡猾,隐姓埋名、蛰伏于市,都逃不过我们执法人员的火眼睛睛。
潜逃到成都伪装成香烟店老板的王子民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因为看报坐姿的问题而暴露,在他交代了自己当年参与暗杀闻一多先生的事实后,1951年1月10日,王子民在成都被处以枪决。
在王子民落网后,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根据王子民提供的线索,公安机关加速了对李公朴、闻一多案的破获,很快,公安机关就抓捕了参与暗杀的特务崔宝山、蓝鹏等人。
在江苏接手父亲的营生,成了油坊老板的蔡云祈,也是开枪打死闻一多先生的直接凶手,也很快被抓捕归案。
这些罪恶的刽子手,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世间的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为了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四川地区是国民党长期重点经营的地区,又是最后解放的地区,因此,镇反运动时,四川也成为重点清查匪特的区域,公安局的侦查人员每天都在街上排查可疑人员。
一天,成都的一名叫高俊峰的侦查人员向往常一样在街上排查时,到香烟店买了一盒烟,付款后,高俊峰拿出火来点了一支。
吞吐两口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放松了一点,这时他习惯性地向店里瞥了一眼,看到老板正在看报纸。
只是这一眼,就让高俊峰感觉到不对劲,那个时代的人整体知识文化水平较低,大多数商贩都没什么文化,很少有人能看懂报纸。
再看这个老板看报纸时,坐在椅子上,双腿并拢,正襟危坐,后背胸膛挺得笔直,双手将报纸举过胸口,这坐姿也太过于正派了。
高俊峰作为侦查员,最善于观察人,当时大多数商贩都是痞里痞气的,习惯性地翘着二郎腿坐着,很明显,这个老板的坐姿是当过兵的人才养成的习惯。
高俊峰未敢轻举妄动,而是拿着烟离开了商店,转身到了香烟铺对面的裁缝店里,暗暗观察香烟店老板的一举一动,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新发现。
这家香烟店不大,售卖的也都是中低档香烟,主要客户都是周边的底层大众。
平时客人也不算多,生意自然不忙碌。
不一会儿,一个中年妇女走了出来,虽然已经中年,穿着也很普通,但是抬手回眸间都流露出不属于市井女子的优雅,这气质像极了豪门大户的太太。
她温柔地将切好的茶水放在丈夫面前的桌子上,正在看报的香烟店老板眼皮都没抬一下,一手拿着报纸继续看,一手端起了茶杯。
一盏浓茶过后,中年妇女很自然的给他续杯,老板则十分自然的享受着女子的伺候,女子还给他递烟点火。
俩人的互动相当自然流畅,显然是常年的家庭地位和习惯使然,高俊峰暗想“这个小老板的架子是真不小啊”,这么大的派头恐怕是不简单!
高俊峰然后开始询问附近的居民,关于这个香烟店老板的历史,经过巧妙的打听后,得知这个老板叫王家宾,不是这里的“坐地炮”,而是一年前带着老婆孩子,来到这里开店的。
因为这个老板平时也不跟大家交往,对于他的具体情况,别人都不清楚,在高俊峰看来,这个老板就是有问题。
后来几天,高俊峰一边查阅相关的通缉敌特的通告,一边继续监测香烟店老板王家宾的一举一动。
他发现,这个王家宾平时不访亲不探友,对谁都很客气,却从不跟人交往过密,表面上看对世事漠不关心,可是有一根神经始终是警醒着的,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会暗中观察,如此种种,让高俊峰更加笃定自己的猜测。
很快,高俊峰就发现这个王家宾与公安局通缉的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之一王子民很相似,然而上报到成都公安局。
经过公安局的几番明察暗访,基本确定了王家宾就是王子民的事实,于是决定在1951年1月2日,对其进行抓捕。
1951年1月2日下午,王家宾在吃完午饭后,像往常一样,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神游。
平时这个点都是没有客人的,此时他见有人进来,也懒得起身,就问了一句:“买啥子烟呢?”
空气安静了几秒,见来人没有答话,王家宾抬起了头,看见来人是三个中年男人,从来没见过的生面孔,此刻正四周打量着香烟店,王家宾又问了一句:“我家烟汪实(多)着呢,你们要啥子?”
问完这句话,王家宾感觉到一丝异样,这三人进门不看柜台不挑烟,四周寻摸,这会更是将目光齐刷刷投到了自己身上,这样被注视着,王家宾竟然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
人就不能做亏心事,要不然一辈子都是杯弓蛇影,不得安宁,王家宾当即感觉到不好,这几个人好像是来抓他的,因此,提高了警惕。
其中一人走到王家宾面前,问道:“你叫王家宾吗?”
王家宾答道:“嗯,我是王家宾,你们是什么人啊?”
语罢,便听那人厉声说道:“我们是成都公安局的,奉命逮捕你,这是逮捕证。”说着便从口袋中拿出了一张逮捕证。
王家宾闻言,顿时就慌了神,支支吾吾地说道:“为什么抓我啊?我没干什么坏事啊,你们肯定是弄错了,警察同志……”
“错没错,跟我们去趟公安局就知道了。”三名公安上前给王家宾戴上手铐,准备押走。
王家宾的老婆在里屋听见动静赶忙出来看看,本以为是和邻居吵架,一看手铐都带上了,瞬间懵了,条件反射的带着哭腔,扑倒王家宾身上,喊道:“当家的,这是咋个事情,你们抓我当家的干啥子嘛?”
本还想反抗的王家宾看到老婆这样,瞬间蔫了神,对老婆说道:“没得事,肯定是他们搞错了,我跟他们讲清楚就没得事了,你顾好娃儿,顾好店,我去去就回来喽!”
说完便在老婆哭天喊地的声浪中,乖乖地随着公安同志离开了。
街坊们看着王家宾被铐上手铐,押上了车,很快就议论开来,这个一年前带着老婆孩子搬到这里开香烟店的外乡人,平时沉默寡言,不显山不露水的,到底是什么人啊,犯了啥事,让人逮起来了?
当天晚上,公安审讯人员就对王家宾进行了审讯,可是王家宾死不承认自己当过国民党的官,坚持说自己没做过坏事。
见到这个情况,审讯人员也不拐弯抹角,直接问道:“1946年,云南昆明有两位大学教授被暗杀的事,你知道吗?”
王子民回答说:“听说过”
见到王子民不肯说实话,审讯人员又说到:“仅仅是听说过吗?那不是你一手策划的吗?王子民!”
尤其是说道“王子民”三个字的时候,审讯人员故意加重了语气。
当听到王子民这个久违的名字,王家宾知道公安人员已经识破了自己的伪装,再狡辩也无济于事了,如泄了气的气球般,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原来,这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香烟店老板王家宾,真名叫王子民,曾是国民党的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长,是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刽子手之一。
根据王家宾的交待,公安部门很快梳理清楚了国民党反动派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过程。
在抗战胜利后,全国上下都在反对内战,呼吁和平,1946年6月,民主同盟以及社会各界向往和平人士,在云南昆明发起了万人签名运动,为呼吁和平奔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国民党反动派感到了很大压力,为打破困局,便开始残忍地迫害民主同盟以及民主运动的负责人,为此还特意拟定了一份暗杀名单,李公朴、闻一多、吴晗、朱家壁、楚图南等三十余位爱国进步教授的大名都跃然于暗杀名单之上。
为了破坏和平、暗杀进步人士的计划能够顺利进行,时任云南警备处司令的霍揆章,还在1946年7月初特地与参谋长刘淑琬、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民、昆明国民党第二军预备二师谍报队上尉组长蔡云祈等特务展开了详细的讨论研究,确定暗杀方案。
他们首先把魔爪伸向了李公朴先生。
1946年7月10日晚,负责暗杀李公朴的特务获知,当晚李公朴将路过北门街,便在此埋伏,准备暗杀。
可是当晚李公朴临时改变了行程,这些暗杀的特务白忙了一场。
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得到准确情报,李公朴夫妇傍晚要外出,特务们便又伺机而动。
当晚九点左右,李公朴夫妻下了公交车,步行回家,一直在跟踪他们的特务汤时亮、吴传云等人,趁着天空飘雨、夜色黑暗四处无人,向李公朴开了枪。
见李先生应声倒地,歹徒们随即快速逃跑,消失在夜色里。
附近有学生听见枪声赶来,急忙将中枪的李公朴先生送往医院,可惜李先生失血过多,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
李公朴先生罹难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撇清干系,漫天遍地的散布“李公朴是自杀”“李公朴乃是死于情杀”等谣言。
害人性命在前,损人名声在后,国民党反动派加注在李先生身上的行为,已经不是简单地用“无耻”就能概括的了。
闻一多先生面对战友的离去伤心欲绝,对敌人的无耻下作是恨之入骨。
在李先生噩耗传来之后,他将悲痛的情绪都转化成了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动力,他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李公朴先生的追悼活动,为宣扬和平、抵制国民党反动派而奔走呼号。
闻一多先生的行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鸣,这极大的刺激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尤其是搞暗杀特务们的神经,他们疯狂地想要除掉闻一多先生。
7月15日,闻一多先生无视特务们的暴力威胁,力排众议参加了在云南大学举办的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并上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他在质问着:“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不过是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
他哽咽道:“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杀,而偷偷摸摸地来暗杀!”
他厉声厉色地质问着:“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你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污蔑人……无耻啊!无耻啊!”
这次正义凛然,大快人心的演讲,痛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下作无耻,又一次激起了中华儿女对和平的渴望,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也备受后人追捧,这次演讲稿也被命名为《最后一次演讲》传颂至今。
《最后一次演讲》顾名思义,这是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演讲,因为参加完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狗急跳墙的特务们又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闻一多先生。
而负责执行这次任务的主要特务就是王子民,他探听到闻一多先生在参加完追悼会后,下午还要出席云南大学民主周刊社举办的记者招待会,狗急跳墙的王子民顾不得上头“要拖到暗地里偷偷摸摸杀”的指令,决定当天就要不计一切代价,刺杀闻一多先生。
王子民将特务分成了三组,一组由一直负责监视跟踪的蔡云祈领队混入会场监听,传递情报;二组由秦永和带队,负责外围盯梢放风;还有一个行动组,以李明山、汤时亮为首,埋伏在闻一多先生宿舍附近,伺机进行暗杀。
在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在会场里监视的蔡云祈溜出会场,向行动组通风报信。
晚上5时许,闻一多先生与报社的同志告别,在长子闻立鹤的陪伴下离开会场,会场与闻一多的宿舍只有百步的距离,父子二人边聊天边散步回宿舍。
马上到宿舍门口的时候,潜伏多时的蔡云祈首先跳了出来,向闻先生开枪,紧接着李明山等人也一股脑地冲了出来,向闻一多先生扫射,密密麻麻的子弹席卷而来,闻先生当场身亡。
闻立鹤见状立马扑在了父亲身上,也身中数枪,倒在了血泊里,最后侥幸才捡回了一条命。
据王子民自己供述,国民党反动派搞暗杀的一项原则都是把暗杀对象带到没人的地方杀害,或者在暗地里开黑枪,像刺杀闻一多这般明目张胆还是很罕见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还是王子民在暗杀前曾许诺,重金悬赏暗杀成功者,所以参与暗杀的特务们为了争功也顾不得组织办事宗旨了,争先恐后动手,其中蔡云祈、汤时亮、李文山“出力”最多。
事后,王子民也只好按照许诺奖励刽子手们,分别奖励汤时亮、吴传云50万,奖励李文山30万。
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民主战士相继被暗杀,引得社会上一片哗然,全国各地热爱和平的民众都走上了街头,呐喊示威,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杀人者。
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还没有撕下民主伪装的蒋介石无法再装聋作哑,派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去彻查此案。
霍揆章见老蒋有怪罪之意,便又想了一招“李代桃僵”,与王子民等人商议后,决定再杀几个人,把水搅浑,趁机嫁祸给共产党。
王子民选中了两个倒霉蛋,稽查处上尉督导员谢诚、文书袁渊,交代稽查处三科的科长徐绍阶把这两位拉到城外没人的地方处决了,伪装成“共产党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之后的又一血案”。
闻一多
紧接着,警备司令部总参谋长刘淑琬亲自主持了谢诚、袁渊的追悼会,霍揆章登报发声明,贼喊抓贼的声讨共产党。
都说做戏做全套,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坐实“共党杀人”的栽赃,这场大戏做的是相当全乎。
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霍揆章等人的鬼把戏很快就被拆穿了,不死心的霍揆章一度想要将脏水泼向主宰云南的军阀龙云家族,抓了龙云的幕僚杨立德,严刑逼供。
唐纵眼见着霍揆章在昆明接二连三地搞花招,却对自己破案毫无帮助,弄不好得连累自己,就把霍揆章搞得这些小动作都汇报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连发了几封电报让霍揆章去见他,霍揆章硬是拖到了把杨立德屈打成招之后才动身,在去往南京的一路还不断散播谣言,称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犯人杨立德已招供,将矛头直指龙云三子龙绳曾。
结果云南省临时参议会的副议长李一平站出来作证,龙绳曾在1945年夏天就回了老家昭通,根本没可能迫害李、闻二人。
被泼了脏水的龙云勃然大怒,公开发表声明,要与霍揆章对簿公堂,搞得蒋介石很头大。
7月25日,霍揆章才到庐山面见蒋介石,就在他洋洋得意把自己的“杰作”汇报给蒋介石,等待委员长褒奖时,老蒋是气得大骂“娘希匹”,把霍揆章骂得狗血淋头。
霍揆章
自作聪明、手段低劣,简直是贻笑大方,将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推到了相当尴尬的境地。
蒋介石看着这个愚蠢但好歹忠诚的手下,也是挺无奈,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处理好昆明刺杀案,将国民党当局摘出去,于是便派顾祝同去昆明了结此案。
顾祝同与陆军总部副参谋冷欣、宪兵司令张镇一行到达昆明后,第一时间将参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行动队成员全部关押。
顾祝同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使了一招“弃车保帅”,他以钱权为诱饵,选俩个特务出来认罪,美其名曰让行动队成员“挺胸做烈士”,顾祝同还信誓旦旦的保证会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
虽然大长官顾祝同的保证,在国民党特务心里算是够分量的,但是让自己出去背锅揽罪,特务们心里还是犯嘀咕,毕竟国民党高层是什么品行,他们这些跑腿的也是了解的。
负责动员的王子民可是牟足了劲煽情,对着行动队成员声泪俱下的动员着“放心,我不会让你们有事的,处决的时候会把你们换下来,只要去法庭走走过场就行了”“谁愿意出面应付公审,谁就是忠于国家、忠于领袖”“党国是不会亏待勇士的……”
可能是王子民气氛烘托得好,让特务们热血沸腾了,当然更可能是奖金很诱人,出到了每人40两黄金的高价,特务之中才有愿意出面认罪的了,最后王子民选定了汤时亮、李明山二人。
法庭之上,汤时亮、李明山二人,按照长官交代的事先准备好的说词,承认了杀害闻一多先生的事实,但杀人理由却是因为闻一多先生在追悼会和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发表演讲,侮辱了他们的军队、玷污了他们的领袖,他们一时义愤填膺才会动手杀人。
一番说辞,就将国民党当局和云南警备司令部摘得干干净净,说成了只是他们个人冲动之下的过失杀人而已。
而对李公朴先生遇害一事,更采取了冷处理,法庭之上对此只字未提,最后判处汤时亮、李明山二人枪决,霍揆章革职,便草草了结了震惊中外的闻一多惨案!
参与此案的特务,王子民、崔振三、蔡云祈、秦永和、包玉田、刘锡林、张文尧、尚福海、何毅、王开基、赵树林、崔宝山、张德明、欧阳元化等都被转移到不为人知的地方秘密看管,待遇很优渥,且不久后都释放了出来,霍揆章也被重新启用。
真正受刑的只有汤时亮、李明山二人,原计划是枪决时将他们换下来,可是当地认识见过他们的人很多,老蒋担心节外生枝,顾祝同只能假戏真做。
行刑前让人把他们俩灌醉了,再拉到刑场执行枪决,两人是在死前一刻,酒醒了,梦也醒了,小命也丢了,黄金也无福消受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从未放弃过对这些罪行昭昭的刽子手的追查,尽管敌人很狡猾,隐姓埋名、蛰伏于市,都逃不过我们执法人员的火眼睛睛。
潜逃到成都伪装成香烟店老板的王子民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因为看报坐姿的问题而暴露,在他交代了自己当年参与暗杀闻一多先生的事实后,1951年1月10日,王子民在成都被处以枪决。
在王子民落网后,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根据王子民提供的线索,公安机关加速了对李公朴、闻一多案的破获,很快,公安机关就抓捕了参与暗杀的特务崔宝山、蓝鹏等人。
在江苏接手父亲的营生,成了油坊老板的蔡云祈,也是开枪打死闻一多先生的直接凶手,也很快被抓捕归案。
这些罪恶的刽子手,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世间的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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