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为什么能够达到中国文化的巅峰状态？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
社会动荡，旧思想受到冲击
文化交流频繁
那些什么说生产力发展的、铜铁器出现的、奴隶制崩溃的都是骗鬼的，难道明清生产力就不发展了？就没春秋战国发展的好了？为什么思想还是停留在二千多年前的诸子百家学说上？你可知当时世界已经工业大爆发了，为什么这个千年帝国还在嚼二千年以前的文字思想？
究其根本原因，也就以下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几点：
一、因为没有敏感瓷，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只要观点符合逻辑就会被人称颂。
所以诸子百家，争奇斗艳,说错了也不怕国君拉他出去打靶。
二、没有忠君爱国的愚忠愚爱框框条条，大家思想可以五花八门，只要合乎规律就会被人点赞。
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明显不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就是扯淡之谈，可这么先进的思想就产生在2000多年以前了，奇葩吧？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出自孟子的《尽心章句下》。“民贵君轻”成为后世广泛流传的名言，一直为人引用。国君和社稷都可以改立更换，只有老百姓是不可更换的。所以，百姓最为重要。
“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用现在话的意思就是：民（人拳）高于君（正拳），(猪拳)社稷（郭嘉）就是个屁。你只管噗呲噗呲的像屁一样的呲之出去就行了。
这是不是很符合西房反动势力的言论啊？
所以秦后历代都不敢推崇孟子，只有鲁莽无知的蒙元敢公然推孟子，最后不到百年就被收割了。等到了明朱元璋直接就又把孟子甩出儒家圣地孔庙了。
三、没有依附，人身不受限制，说的话国君不爱听，就拍屁股走人不用办护罩，即使大家都没有律师，各国国君也不敢随便抓人，要不吓得大家都不敢去了，它就真的无人可用成孤家寡人了。
当时能人多骗子也多，你像最著名的苏秦张仪，是大能人也是大骗子啊，骗了这个国君骗那个国君，苏秦最后把六国的相印都骗自己兜里了，也没有哪个国君敢跨国去抓他回来飘唱的。看看春秋战国里面，国君被骗的事例遍地都是数不胜数，除非跑去的那个地方弱小为了自保抓着他送回去，要不还真没有被跨国的，反而都成为笑谈和经典被传颂。
综合以上几个因素，所以这个五千年之国有三个思想大爆发时期，可巧合的是，这三个时期都是大战乱时期。
参考资料：
五千年之国三个思想文化巅峰，两个离我们1000年，一个离我们仅有80年
中华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繁荣期：春秋战国。书生们（诸子）就凭一张嘴两条腿，走遍天下宣扬自己的理想信念，最为难得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得到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另外，这些人到处游说、争鸣、骂人，也没有被哪个诸侯王拿来一刀切了的，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混得好的，如孙子、吴子、管子、商鞅，能够在一大国施展拳脚；至于苏秦佩六国相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至于成果，真是五彩纷呈，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丰富、最自由的时代。诸子之中，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比如《尸子》等许多人的著述言论没有流传下来，可惜之至。
中华文化昌盛的第二个时期，是魏晋时期。其自由程度，远远不如春秋战国，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嵇康等不少人掉了脑袋；绵延三百年不衰的谢安家族也难免，比如大名鼎鼎的谢灵运。但魏晋的贡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人性”“自由”解放的思想，之前都是国家社会至上。魏晋时期人好清谈玄理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而在理论上，则又流于虚无、诡辩。竹林七贤隐士风范、陶渊明世外的田园智慧，都是很多后人无法向背的。
中华历史上第三个文化繁荣时期，可能出乎大家意外，是民国时期。
民国的文化人物，涉猎广泛，影响深远，其思想光芒四射、其精神独立自由、其行为狂放不羁、其主义标新立异、其智慧至今无人超越。这些彪炳史册、成就恢宏的文化人物诸如康有为、马一浮、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黄侃、金岳霖、余嘉锡、杨树达、柳怡征、赵元任、李方桂、郭沫若、李济、董作宾、梁思成、陈梦家、萧公权、钱端升、陈康、刘文典、唐兰、蒋廷黻、罗常培、潘光旦、凌纯声、张岱年诸位。这些大人物构成了民国时期文化精神的底色，这些人物的思想照亮了那个阴霾凄凉时代国人的心灵。民国是家破的，民国是落难的，民国是疾苦的，民国是惨烈的，但因为有这些文化的大师，民国的精神是丰富的，民国的气节是高贵的，民国的思想是卓越的，民国的教育是有成就的，民国的人心是厚重的。
民国文化的繁荣、思想的辉煌，更体现在学术成就硕果累累，学术大师璀璨耀眼。就学术成就而言，用自成系统的观念，学术成就蔚为大观，学术大师风起云涌：
王国维他主要对甲骨文证史进行了范式性的处理，并以此作为甲骨文研究的指导依据。（这就排除了将一切甲骨文的研究及识别者，纳入学术大师的弊端。） 援引西方美学观念，对中国传统式的文学鉴赏，予以了学术形态化。
汤用彤 对中国佛教史进行了符合现代西式学术范式的处理。
王力 王力的研究比较专门，不太容易将其马列化，对汉语语言学的研究，蔚为大师，尽管我并不赞成他将汉语予以西式的语法化及词性化。
冯友兰 用西方哲学的标准，重构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称之为“中国哲学”。
顾颉刚 应用西式历史研究范式，对中国历史予以了重新整理与解释，为此后的中国史重建，以及新的史学范式的重建进行了方法论澄清。
翦伯赞与范文澜 系统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
侯外庐与任继愈 系统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重新解释了由冯友兰发明的“中国哲学”，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熊十力 熊十力其实很难符合这个标准，但考虑到带动了一个被我们视为新儒学的整个学派的振起，姑且算他是学术大师吧。其实如果新儒学派的后辈中，真有人能将新儒学予以，哪怕是框架性的体系解释，也就轮不到熊十力了。
吕思勉、陈垣、陈寅恪 属于史料库式的传统史学家。坚守中国传统史学范式，认为史学就是还原或曰陈述史实；缺乏将其传统史学理解予以理论化，建构出一种系统体系的学术意识。他们符合传统学术大师的标准，不符合现代西式学术大师的要求。
民国文化的繁荣，不仅体现在学术言论上，更体现在那些社会脊梁的行为举止。民国时期的自由、解放、人性、主义、气节、正义、情爱、家国，都因为民国精英人物的诠释而使文化更具有生命、更具有张力，民国文化和人生韵事也光怪陆离精彩纷呈：
徐志摩，爱上林徽因，跟陆小曼结成眷属，最后却为了赶林徽因的一个讲座，在济南坠机身亡；汪精卫，在成为汉奸之前，是个很好的革命青年，他的诗在民国算是顶尖水平了，有“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的句子；文化名人金岳霖，只爱林徽因一人，而且为此一生未娶；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他们的私人关系一直不错，而且保持着很密切的交往；金岳霖有一段时间就住在梁思成林徽因的家中。那代人的才，那代人的情，今人实在无法想象。鲁迅，骂人，刀架在脖子上还骂，却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抒发个人郁闷后的情愫；张伯驹，是个真正的文人，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29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那时过目不忘、博闻强记的大师，如陈寅恪、钱钟书；袁克定，袁世凯的大公子，日本入侵后，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生活贫困潦倒，后投奔表弟张伯驹；黄浦军校，培养了多少将军和骁勇的战将，战场上生死厮杀，场下同学校友把酒言志，真正是各为其主，美国的西点军校，一定相形见绌。民国是一个多色彩的时代，民国是我们文化最贴近的时代，民国的人文逸事是我们国人精神最近的样板。
民国成为中华文化第三次的巅峰，是任何人所始料不及的。这场源于中西文化碰撞、政治家国巨变的文化争鸣，正是中国人铮铮铁骨的诠释。民国文化是一道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大餐，没有被传承，却被无情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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