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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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诗，从句式上看，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都有，完整的五言体已经很多，但主要是杂言。如汉乐府著名的《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王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知之。
（《鼓吹曲·汉饶歌》）
其他如《孤儿行》、《乌生》等诗都是杂言体。乐府古辞的这种杂言体，一般以五句、七句为主，间杂以长短不同的各种句式。
这两种句式在节奏和表现力上都具有很大的优点，便逐渐地被文坛上的文人所发现，而成为后世五言、七言古体诗赖以产生的土壤。
汉乐府诗中七言体的诗并不多，但整齐的五言体的诗却不少，如《陌上桑》、《焦仲卿妻》等著名的长篇，全都是五言体的，另外，一些小诗也都是五言体，如：
江南可采蓬，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相和歌古辞·江南》）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鱼，相教慎出入。
（《杂曲·枯鱼过河泣》）
这些长、短篇的五言体诗，大约多产生在东汉时期。
两汉乐府古辞从篇章上看，有不到十字或仅十多字的短篇，也有千字以上的长篇。题村也极广泛，抒情、叙事以及富有哲理性的作品都有，但以反映社会现时生活的叙述性题材居多，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特色。
汉乐府诗是用来入乐的歌辞，这就形成了重声不重辞的现象。乐工在取辞配乐的时候，往往为了方便，有时就把一些不同篇章的歌辞，随意拼凑在一起，或加以分割、截取，以至互相插入。如《陇西行》一诗：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凤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其独。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旄觎。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度礼逆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迹不远，足
不过门枢。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这是一首描写赞美“健妇”（有丈夫气概）的诗。但此诗的开头“凤凰鸣啾啾”以上四句，与下文在文义上互不关联。它是从另一首诗《步出夏门行》中割取来的。《步出夏门行》诗是：
邪经过空庐，好人常独居。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过谒王父母，乃在大山隅。离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揽羁为我御，吾将上天游。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跌。
《陇西行》的开头，正是《夏门行》的尾声，这是拼凑的一例。
此种情况在其他乐府古诗词中也有，当然这造成了后世时诗文理解上的困难。
乐府的曲调在音乐上往往分为若干段落，每一段落称为“解”，“解”是指音乐曲调上的一个反复。“解”，一般用小字注明在歌辞段落的下边。
有的乐府曲调除了正曲本身之外，还有所谓“艳”、“趋”、“乱”等部分。“艳”在正曲的前边；“趋”或“乱”在正曲的后边。但有些乐府古辞虽注明，前有艳曲，后有趋或乱，但艳曲井无辞，趋或乱也未加记录，有些则明确注明。在《艳歌何尝行》中：
飞来双白鸽，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一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返顾，六里一徘徊。（二解）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三解）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躇踌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四解）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趋）。
在这首诗的末尾，曾明确注明四解以下为趋，有些乐府古辞在正文下面则明确注明有“乱辞”，如《病妇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几饥且寒，有过慎莫菼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牍，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史啼位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人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乐府古辞中其他也有“乱辞”的例子。“乱”、“趋”位于全曲之后，故又称“送声”。在乐调上可能属于鼓乐合奏或合唱。但这一般只有“大曲”才有。
乐府诗原既属于配调的歌诗，因此，在最初记录歌辞时，往往把声即乐调中的衬声也用某些文字写下来，这种声、辞合写的现象，加之流传的讹误，时后来理解乐府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古乐府命题多用歌。行、曲、引、吟、谣等来命名，后人常常把它理解为：“按乐府命题，名称不一。盖自琴曲以外，其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为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曰歌行；述事本末，先后有序，以抽其臆者为引；高下长短，委曲尽情，以道其微者为曲：吁嗟慨歌，悲优深思，以呻其郁者为曰吟；因其立辞之意曰辞；本其命篇之意曰篇；发歌曰唱；条理曰调；愤而不怒曰怨；感而发言曰叹；又有以诗名者，以弄名者，以章名者，以度名者，以乐名者，以思名者，以愁名者。”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乐府民歌作为民间的创作，是非主流的存在。它与文人文学虽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多不一致之处。这种非主流的民间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所以，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现存的汉乐府民歌数量不算多。但是，在到汉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上，它显示出特异的光彩。下面，我们对其主要的特色与成就，逐一介绍。
第一，汉乐府民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在汉代文人文学中，政论散文、辞赋，都不涉及社会下层的生活；《史记》也只记述了社会中下层中某些特殊人物的特殊经历，如医师、卜者、游侠等。至于汉代以前，只有同为民歌的《诗经》中的《国风》部分，与汉乐府民歌较为相近。但是，《国风》虽然也有比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它反映社会下层生活的特征并不显著，更没有具体深入地反映出这种生活的艰难与痛苦之处。《国风》中大量的关于婚姻、爱情的诗篇，我们只能说它写出了包括社会中下层在内的人类生活中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方面，而无法确定所写的一定是下层的或“劳动人民”的生活。反映士兵征战之苦与怀乡之情的诗篇，也只是写出了下层人民生活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方面。只有《豳风·七月》，反映了奴隶们一年四季的劳作生活，但它又只是概括性的陈述，而不是具体深入的描写，而且也仅有这一篇。因此，汉乐府民歌中的许多诗篇，读来就有耳目一新之感，如《妇病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诗中写一个妇人久病不起，临终前再三嘱咐丈夫要好好养育孩子，不要打骂他们，可是她死了以后，孩子们无衣无食。父亲到市上去乞讨，碰到熟人，同情地给了他几个钱。回到家，见小孩子不懂母亲已经死了，还一个劲地哭着要母亲抱。这是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生活，又是充满苦难与辛酸的生活。这样的诗，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诗中那位母亲临终之际对自己的孩子死不瞑目的牵挂，真可以催人泪下。同样写孤儿的，还有另一篇《孤儿行》。诗中的孤儿，原是一个富人家的子弟。但父母死后，却成为兄嫂的奴隶。他被迫远行经商，饱经风霜，归来后“头多虮虱，面目多尘”，也不能稍事休息：“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使我早行汲，暮得水来归”。平日“冬无复襦，夏无单衣”，从“三月蚕桑”，到“六月收瓜”，什么都得干。使得这位孤儿发出了“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的悲痛呼喊！这实际上也是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景象。
《东门行》写了一个城市贫民为贫困所迫走向绝路的场面：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
“今非，咄！行！①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①此处语义费解，汉乐府中常有类似情况。通常标作“今非，咄！行！”似乎可通， 但作为歌辞，恐怕很难唱。无衣无食，又无任何希望的岁月，使得这位男主人公再也不能忍受，宁可铤而走险。女主人公则苦苦解劝，希望丈夫忍受煎熬，不要做违法而危险的事情。这个场面，也是非常感人的。
《艳歌行》写了远离家乡谋生的流浪者生活中一件细琐的小事，情感不像上述几篇那样强烈，但同样浸透了人生的辛酸：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绽。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 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在异乡为别人家干活的兄弟，有幸遇上一位贤惠的女主人，愿意为他们缝补衣衫，她丈夫回来看到了，心怀猜疑地斜视着他们。这使流浪者深感“远行不如归”。然则归又如何呢？倘非为生活所迫，也就不会出门了。
其他如《十五从军征》写一个十五从军、八十始归的老人，千辛万苦回到家乡，却再无亲人，只看到累累荒冢；《战城南》写战死的士卒，横尸战场，听任乌鸦啄食。凡此种种，都写出了孤苦无助的人在人间的悲惨遭遇。这种生活事实从来就存在，而且后来也长期存在下去。在汉乐府民歌中，它第一次被具体而深入地反映出来，显示了中国文学一个极大的进步，同时，也为后代诗歌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内容极其广泛的题材。由于很多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反映民生疾苦渐渐成为中国诗歌的一种显著特色。 生活气息浓厚这一特点，主要表现于上述反映下层人物生活的作品，但也不是仅有这一类作品才具备。譬如《陇西行》，赞美一位能于的主妇善于待客和操持家务，也很有生活气息。
第二，汉乐府民歌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有压倒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到了汉乐府民歌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却能够宣告叙事诗的正式成立。现存的汉乐府民歌，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的作品，这个比例不算低。《汉书·艺文志》说汉乐府民歌有“缘事而发”的特色，主要当是从这一点来说的。前面所说汉乐府民歌的第一个特色，即生活气息浓厚和深入具体地反映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痛苦，也是因为采取了叙事诗的形式。这些叙事性的民歌，大多采用第三人称，表达人物事件显得自由灵活。在结构方面，也有显著特点。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大都是短篇，这一类作品，常常是选取生活中一个典型的片断来表现，使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既避免过多的交代与铺陈，又能表现广阔的社会背景。如前面说到的《东门行》，只是写了丈夫拔剑欲行、妻子苦苦相劝的场面，但诗歌背后的内容却是很丰富的。《艳歌行》同样只写了女主人为游子缝衣、男主人倚门斜视的片断，却使人联想到流浪生活的无数艰辛。
《十五从军征》在这方面更为突出：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一面是六十五年的从军生涯，苦苦思乡；一面是家中多少天灾人祸，亲人一一凋零。一切不说，只说老人白头归来，面对荒凉的庭园房舍和一座座坟墓，人生的苦难，社会的黑暗，乃至更多人的同样遭遇，尽在其中了。这首仅十六句的诗不仅涵量大，而且写得从容舒缓，绝无局促之感。
中等篇幅的如《陌上桑》，长篇的《孔雀东南飞》，则是另一种写法。这里有更多的描叙，情节的展开和矛盾冲突的起伏，具体的我们放在后面一节再谈。
中国古代的叙事诗，可以说完全是在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代的叙事诗，在分类上一般都归属于乐府体。许多名篇，直接以“歌”、“行”为名，如唐代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这是表示对乐府民歌传统的继承，因为“歌”、“行”原来是乐府诗专用的名称。在写作手法上，无论短篇和长篇，也都受到汉乐府民歌的影响。
第三，汉乐府民歌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在先秦文学部分我们分析了《诗经》的情感表达，指出它的总体的特征，是有所抑制而趋于平和含蕴。古人以“温柔敦厚” 四字来概括，并没有怎么说错。屈原的作品中，情感是相当激烈的；但作为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的抒情，又有其特殊性。汉乐府民歌可以说既接受了楚文化传统的熏陶，同时又在更广泛的生活方面和更强烈的程度上表现这一特点，无论表现战争、表现爱情，乃至表现乡愁，都尽量地释放情感。叙事诗是如此，抒情诗更是如此。如《战城南》这样来描述战争的惨烈：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声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激战过后的战场上，尸体横陈，乌鸦在上空盘旋，准备啄人肉，又想象死者要求乌鸦在吃他的肉体之前，先为他嚎叫几声。如此描绘战争之惨烈，在《诗经》中完全看不到踪影；楚辞中的《国殇》，也有所不及。
《上邪》是热恋中的情人对于爱情的誓言：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首诗写得很简单，却有令人惊心动魄的力量。诗中主人公连用了五种绝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表示爱对方一直要爱到世界的末日。《诗经》中即使最强烈的表达，如《唐风·葛生》所说的“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比较之下，也显得平静而理智了。
对于背叛爱情的人，《有所思》又是毫无留恋，毫无《诗经》中常见的忧伤哀怨，而是果断地愤怒地表示决裂：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瑇瑁等，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想思与君绝！
诗中主人公听说对方“有他心”，立即把准备送给对方的宝贵的爱情信物折断摧毁并烧成灰，这还不够，还要“当风扬其灰”，以表示“相思与君绝”！
《古歌》和《悲歌》抒发乡愁，又是那样浓厚沉重，无法排遣。前者如下：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综上所述，可以说：汉乐府民歌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次情感表现的解放。《汉书·艺文志》说汉乐府民歌是“感于哀乐”之作，便是指这一特色而言吧。对于诗歌的发展，这一点同样是很重要的。后代情感强烈的诗人，常从这里受到启发。李白的《战城南》，就是对汉乐府民歌的模仿。
第四，汉乐府民歌中，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哀。汉代两首流行的丧歌《薤露》和《蒿里》，就是这样的作品：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前一首感叹生命就像草上的露水很快晒干一样短暂，却又不像露水又会重新降落； 后一首感叹在死神的催促下，无论贤者、愚者，都不能稍有停留，都成了草中枯骨。应当指出，汉代人并不是只在送葬时唱这种歌；平时——甚至在欢聚的场合，也唱它们。
《后汉书·周举传》载，外戚梁商在洛水边大会宾客，极尽欢乐，“及酒阑倡罢，续以《薤露》之歌，座中闻者，皆为掩涕”。这似乎常常在提醒自己：乐极生悲，欢尽哀来。从中可以感受到汉人普遍的感伤气质。
生命的短促，是人类永远无法克服的事实。出于对美好人生的珍爱，因此而感到悲伤，也是自然的感情。而同样从这种伤感出发，人们又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长歌行》强调了努力奋发：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诗人以朝露易晞、花叶秋落、流水东去不归来比喻生命的短暂和一去不复返，由此咏出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千古绝唱。而面对同样事实，在《怨歌行》中，得出的结论是“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西门行》更进一步说：“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从今天的眼光看《长歌行）所提倡的，或许更为积极可取。但《怨歌行》、《西门行》所提倡的及时享乐，也包含着紧紧抓住随时可能逝去的生命的意识。 乐府民歌中还有一些游仙诗，也是以一种幻想的方式，来反抗生命短促的事实。汉乐府民歌的这一种特色，与同时代的文人诗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民歌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而直露。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感叹人生短促，并由此出发寻求各种解脱的途径，更成为文学尤其是诗歌的中心主题，游仙诗也进一步发展。所以，在文学史上，这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第五，汉乐府民歌表现了生动活泼的想象力。如《枯鱼过河泣》中的枯鱼（鱼干）竟然会哭泣懊悔，并会写信给其他鱼类，告诫它们出入当心；《战城南》中的死者，竟会对乌鸦说话，要求乌鸦为他嚎丧；《上邪》所设想的一连串不可能之事，都有“异想天开”之妙。它的比喻也常常出人意表。如《古歌》以“腹中车轮转”喻忧愁循环不息；《薤露》以草上之露喻人生之短促；《豫章行》以山中白杨被砍伐运走、与根相离，喻人被迫离乡，等等。这种生动活泼的想象力，是先秦诗歌和汉代文人诗中较少出现的。陈本礼《汉诗统笺》评《铙歌十八曲》说：“其造语之精，用意之奇，有出于《三百》、楚骚之外者。奇则异想天开，巧则神工鬼斧。”其实，这也是整个汉乐府民歌的普遍特色。这一特色也给后人以一定的启发。
第六，汉乐府民歌使用了新的诗型：杂言体和五言体。其整个趋势，则是整齐的五言体越来越占优势。
杂言体诗在《诗经》中已有，如《式微》、《伐檀》等篇。但《诗经》中这种诗为数甚少，在大量的四言体诗中，显得很不起眼，而且就是杂言体的诗，句式的变化也较小。楚辞中的多数作品，句式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但总是有些规则，大体上以五、六、七言句为主。汉乐府民歌则不然，它的杂言体诗完全是自由灵活的，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字的都有。应该说，民歌的作者，只是按照内容的需要写诗，并不是有意要写成这样，也就是说，并不是有意要创造一种新的诗型。但它的杂言形式，确实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和艺术表现上的灵活生动之便。所以到了鲍照等诗人，就开始有意识地使用乐府的杂言体，以追求一定的效果；到了李白手中、更把杂言体的妙处发挥到极致。于是，杂言也就成为中国古诗的一种常见类型。
西汉的乐府民歌中，《铙歌十八曲》全都是杂言，《江南》则是整齐的五言。另外，像《十五从军征》等也有人认为是西汉作品。但不管怎样说，到了东汉以后，乐府民歌中整齐的五言诗越来越多，艺术上也越来越提高，是没有疑问的。这个过程，大概是同汉代文人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在东汉中后期，文人的五言诗也日趋兴盛。而且，一般所说的“民歌”，尤其是上述语言技巧相当高的“民歌”，也难以排斥经过文人修饰甚或出于文人之手的可能。在汉代乐府民歌中和文人创作中孕育成熟的五言诗体，此后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最主要的形式 .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其实在以往的那个时代。古人的智慧和生活的原则规律，造就了一代绚烂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与时代同步，汉朝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很短暂的一部分。但在汉朝的历史大背景下，汉朝的文化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它创造了空前的文化成就和艺术氛围。同时也浓笔重墨地描绘了一个时代的轮廓，也是一个时代发展轨迹和经历风风雨雨的一面镜子，汉乐府就是其文化的一部分，但他的艺术成就远高于前人并得以进一步发展，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推动了叙事诗的形成。
汉乐府民歌与《诗经》的周民歌一脉相承，反映现实，感情真挚浓郁，风格平实朴直。关于汉乐府民歌在艺术性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叙事成分相对增多，许多民歌都有情节，有的还描写了人物的形象。
在叙述和抒情中描写情节，如《东门行》写贫民男子与妻子的争论过程；《孤儿行》写孤车翻覆，孤儿的哀告等。这些情节对诗歌思想情感的表达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有的情节具有偶然性和理想化的倾向，如《上山采蘼芜》写弃妇与姑夫山脚相遇。就是比较偶然的事件，但是从全诗来看，如果没有这一偶然相遇，就没有弃妇在被弃之后仍须向姑父跪诉的情节发生，也就不能揭示妇女地位的低下。而《陌上桑》写罗敷和太守的对话就是理想化的情节。情节设置的偶然性和理想化，表明汉乐府民歌在叙事抒情的同时，也不乏灵动的虚构和想象。
有的民歌还着意于人物的描写，如《陌上桑》，《孤儿行》。
第二．它描绘的具体实际生活比前人更详尽，更具说服力，但在有的诗歌里面存在明显的幼稚痕迹。
如《铙歌》的《战城南》那虽非完整的叙事诗。但其写及战争具体情况的部分，尽管文字不多，却能给人强烈的印象。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声激激，蒲苇冥冥，袅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激战过后的战场上，尸体横陈，乌鸦在上空盘旋，准备啄人肉，如此描绘战争之惨烈，在《诗经》中完全看不到踪影；楚辞中的国殇在于表现战死者的英勇，因而也不会去涉及这些场面。战城南的这种描写，在根底里是对于个体生命的珍视。
在《孤儿行》中.幼稚的痕迹:不集中,多少有点罗列现实而不分主次的缺陷.《孤儿行》尤为突出.但到《东门行》中幼稚的痕迹就基本消失了.
第三:汉乐府民歌抒情真挚浓郁,有直抒胸臆的作品.如《有所思》,《东门行》,《孤儿行》等,同时也善于以比兴,叙描的手法抒情.如“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十五从军征》在叙述和描写中抒情的方面最为出色.写老兵向乡人问询家中的情况,写他到家后的所见所为.全诗都是叙述个描写,而处处充满了孤苦与悲凄.《妇病行》.”抱时无衣,蠕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我欲不伤悲不能己.”.在琐碎的叙述中,埋藏着难以道说的凄苦.《懂娇娆》中叙事和抒情结合起来.显示了乐府诗独有的特色.写一个少女与花的问答.表现人生短暂的悲哀,叙事是乐府诗的特长.至于作品的那种较细腻的描写和铺陈性的手法.也是在《陌上桑》,《羽林榔》等作品中都可看到的.
第四:形式和语言方面的特点.
汉乐府民歌在句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变为以杂言和五言为主,杂言长短不拘,表现灵活;五言虽比《诗经》多了一个字,但音节单双配合,节奏,韵律富于变化,又增加了表现的容量,从总体的发展趋势看,汉乐府民歌由杂言渐趋五言,对五言诗的最后定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汉乐府民歌也不再有重章,与《诗经》相比,在诗歌的结构上有所发展.
汉乐府民歌的语言质朴浅白,往往使用口语.如:
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悲伤不能己.(《妇病行》)
作为诗的语言,看起来似笨拙,似顺口溜,浅手直白,但富于表现力.
一个时期的文学范本总跟时代的环境相依存,我想在那个时代汉乐府的艺术性是那个时代背景的缩影.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王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知之。
（《鼓吹曲·汉饶歌》）
其他如《孤儿行》、《乌生》等诗都是杂言体。乐府古辞的这种杂言体，一般以五句、七句为主，间杂以长短不同的各种句式。
这两种句式在节奏和表现力上都具有很大的优点，便逐渐地被文坛上的文人所发现，而成为后世五言、七言古体诗赖以产生的土壤。
汉乐府诗中七言体的诗并不多，但整齐的五言体的诗却不少，如《陌上桑》、《焦仲卿妻》等著名的长篇，全都是五言体的，另外，一些小诗也都是五言体，如：
江南可采蓬，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相和歌古辞·江南》）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鱼，相教慎出入。
（《杂曲·枯鱼过河泣》）
这些长、短篇的五言体诗，大约多产生在东汉时期。
两汉乐府古辞从篇章上看，有不到十字或仅十多字的短篇，也有千字以上的长篇。题村也极广泛，抒情、叙事以及富有哲理性的作品都有，但以反映社会现时生活的叙述性题材居多，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特色。
汉乐府诗是用来入乐的歌辞，这就形成了重声不重辞的现象。乐工在取辞配乐的时候，往往为了方便，有时就把一些不同篇章的歌辞，随意拼凑在一起，或加以分割、截取，以至互相插入。如《陇西行》一诗：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凤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其独。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旄觎。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度礼逆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迹不远，足
不过门枢。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这是一首描写赞美“健妇”（有丈夫气概）的诗。但此诗的开头“凤凰鸣啾啾”以上四句，与下文在文义上互不关联。它是从另一首诗《步出夏门行》中割取来的。《步出夏门行》诗是：
邪经过空庐，好人常独居。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过谒王父母，乃在大山隅。离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揽羁为我御，吾将上天游。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跌。
《陇西行》的开头，正是《夏门行》的尾声，这是拼凑的一例。
此种情况在其他乐府古诗词中也有，当然这造成了后世时诗文理解上的困难。
乐府的曲调在音乐上往往分为若干段落，每一段落称为“解”，“解”是指音乐曲调上的一个反复。“解”，一般用小字注明在歌辞段落的下边。
有的乐府曲调除了正曲本身之外，还有所谓“艳”、“趋”、“乱”等部分。“艳”在正曲的前边；“趋”或“乱”在正曲的后边。但有些乐府古辞虽注明，前有艳曲，后有趋或乱，但艳曲井无辞，趋或乱也未加记录，有些则明确注明。在《艳歌何尝行》中：
飞来双白鸽，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一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返顾，六里一徘徊。（二解）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三解）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躇踌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四解）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趋）。
在这首诗的末尾，曾明确注明四解以下为趋，有些乐府古辞在正文下面则明确注明有“乱辞”，如《病妇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几饥且寒，有过慎莫菼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牍，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史啼位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人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乐府古辞中其他也有“乱辞”的例子。“乱”、“趋”位于全曲之后，故又称“送声”。在乐调上可能属于鼓乐合奏或合唱。但这一般只有“大曲”才有。
乐府诗原既属于配调的歌诗，因此，在最初记录歌辞时，往往把声即乐调中的衬声也用某些文字写下来，这种声、辞合写的现象，加之流传的讹误，时后来理解乐府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古乐府命题多用歌。行、曲、引、吟、谣等来命名，后人常常把它理解为：“按乐府命题，名称不一。盖自琴曲以外，其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为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曰歌行；述事本末，先后有序，以抽其臆者为引；高下长短，委曲尽情，以道其微者为曲：吁嗟慨歌，悲优深思，以呻其郁者为曰吟；因其立辞之意曰辞；本其命篇之意曰篇；发歌曰唱；条理曰调；愤而不怒曰怨；感而发言曰叹；又有以诗名者，以弄名者，以章名者，以度名者，以乐名者，以思名者，以愁名者。”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乐府民歌作为民间的创作，是非主流的存在。它与文人文学虽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多不一致之处。这种非主流的民间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所以，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现存的汉乐府民歌数量不算多。但是，在到汉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上，它显示出特异的光彩。下面，我们对其主要的特色与成就，逐一介绍。
第一，汉乐府民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在汉代文人文学中，政论散文、辞赋，都不涉及社会下层的生活；《史记》也只记述了社会中下层中某些特殊人物的特殊经历，如医师、卜者、游侠等。至于汉代以前，只有同为民歌的《诗经》中的《国风》部分，与汉乐府民歌较为相近。但是，《国风》虽然也有比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它反映社会下层生活的特征并不显著，更没有具体深入地反映出这种生活的艰难与痛苦之处。《国风》中大量的关于婚姻、爱情的诗篇，我们只能说它写出了包括社会中下层在内的人类生活中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方面，而无法确定所写的一定是下层的或“劳动人民”的生活。反映士兵征战之苦与怀乡之情的诗篇，也只是写出了下层人民生活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方面。只有《豳风·七月》，反映了奴隶们一年四季的劳作生活，但它又只是概括性的陈述，而不是具体深入的描写，而且也仅有这一篇。因此，汉乐府民歌中的许多诗篇，读来就有耳目一新之感，如《妇病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诗中写一个妇人久病不起，临终前再三嘱咐丈夫要好好养育孩子，不要打骂他们，可是她死了以后，孩子们无衣无食。父亲到市上去乞讨，碰到熟人，同情地给了他几个钱。回到家，见小孩子不懂母亲已经死了，还一个劲地哭着要母亲抱。这是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生活，又是充满苦难与辛酸的生活。这样的诗，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诗中那位母亲临终之际对自己的孩子死不瞑目的牵挂，真可以催人泪下。同样写孤儿的，还有另一篇《孤儿行》。诗中的孤儿，原是一个富人家的子弟。但父母死后，却成为兄嫂的奴隶。他被迫远行经商，饱经风霜，归来后“头多虮虱，面目多尘”，也不能稍事休息：“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使我早行汲，暮得水来归”。平日“冬无复襦，夏无单衣”，从“三月蚕桑”，到“六月收瓜”，什么都得干。使得这位孤儿发出了“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的悲痛呼喊！这实际上也是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景象。
《东门行》写了一个城市贫民为贫困所迫走向绝路的场面：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
“今非，咄！行！①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①此处语义费解，汉乐府中常有类似情况。通常标作“今非，咄！行！”似乎可通， 但作为歌辞，恐怕很难唱。无衣无食，又无任何希望的岁月，使得这位男主人公再也不能忍受，宁可铤而走险。女主人公则苦苦解劝，希望丈夫忍受煎熬，不要做违法而危险的事情。这个场面，也是非常感人的。
《艳歌行》写了远离家乡谋生的流浪者生活中一件细琐的小事，情感不像上述几篇那样强烈，但同样浸透了人生的辛酸：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绽。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 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在异乡为别人家干活的兄弟，有幸遇上一位贤惠的女主人，愿意为他们缝补衣衫，她丈夫回来看到了，心怀猜疑地斜视着他们。这使流浪者深感“远行不如归”。然则归又如何呢？倘非为生活所迫，也就不会出门了。
其他如《十五从军征》写一个十五从军、八十始归的老人，千辛万苦回到家乡，却再无亲人，只看到累累荒冢；《战城南》写战死的士卒，横尸战场，听任乌鸦啄食。凡此种种，都写出了孤苦无助的人在人间的悲惨遭遇。这种生活事实从来就存在，而且后来也长期存在下去。在汉乐府民歌中，它第一次被具体而深入地反映出来，显示了中国文学一个极大的进步，同时，也为后代诗歌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内容极其广泛的题材。由于很多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反映民生疾苦渐渐成为中国诗歌的一种显著特色。 生活气息浓厚这一特点，主要表现于上述反映下层人物生活的作品，但也不是仅有这一类作品才具备。譬如《陇西行》，赞美一位能于的主妇善于待客和操持家务，也很有生活气息。
第二，汉乐府民歌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有压倒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到了汉乐府民歌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却能够宣告叙事诗的正式成立。现存的汉乐府民歌，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的作品，这个比例不算低。《汉书·艺文志》说汉乐府民歌有“缘事而发”的特色，主要当是从这一点来说的。前面所说汉乐府民歌的第一个特色，即生活气息浓厚和深入具体地反映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痛苦，也是因为采取了叙事诗的形式。这些叙事性的民歌，大多采用第三人称，表达人物事件显得自由灵活。在结构方面，也有显著特点。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大都是短篇，这一类作品，常常是选取生活中一个典型的片断来表现，使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既避免过多的交代与铺陈，又能表现广阔的社会背景。如前面说到的《东门行》，只是写了丈夫拔剑欲行、妻子苦苦相劝的场面，但诗歌背后的内容却是很丰富的。《艳歌行》同样只写了女主人为游子缝衣、男主人倚门斜视的片断，却使人联想到流浪生活的无数艰辛。
《十五从军征》在这方面更为突出：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一面是六十五年的从军生涯，苦苦思乡；一面是家中多少天灾人祸，亲人一一凋零。一切不说，只说老人白头归来，面对荒凉的庭园房舍和一座座坟墓，人生的苦难，社会的黑暗，乃至更多人的同样遭遇，尽在其中了。这首仅十六句的诗不仅涵量大，而且写得从容舒缓，绝无局促之感。
中等篇幅的如《陌上桑》，长篇的《孔雀东南飞》，则是另一种写法。这里有更多的描叙，情节的展开和矛盾冲突的起伏，具体的我们放在后面一节再谈。
中国古代的叙事诗，可以说完全是在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代的叙事诗，在分类上一般都归属于乐府体。许多名篇，直接以“歌”、“行”为名，如唐代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这是表示对乐府民歌传统的继承，因为“歌”、“行”原来是乐府诗专用的名称。在写作手法上，无论短篇和长篇，也都受到汉乐府民歌的影响。
第三，汉乐府民歌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在先秦文学部分我们分析了《诗经》的情感表达，指出它的总体的特征，是有所抑制而趋于平和含蕴。古人以“温柔敦厚” 四字来概括，并没有怎么说错。屈原的作品中，情感是相当激烈的；但作为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的抒情，又有其特殊性。汉乐府民歌可以说既接受了楚文化传统的熏陶，同时又在更广泛的生活方面和更强烈的程度上表现这一特点，无论表现战争、表现爱情，乃至表现乡愁，都尽量地释放情感。叙事诗是如此，抒情诗更是如此。如《战城南》这样来描述战争的惨烈：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声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激战过后的战场上，尸体横陈，乌鸦在上空盘旋，准备啄人肉，又想象死者要求乌鸦在吃他的肉体之前，先为他嚎叫几声。如此描绘战争之惨烈，在《诗经》中完全看不到踪影；楚辞中的《国殇》，也有所不及。
《上邪》是热恋中的情人对于爱情的誓言：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首诗写得很简单，却有令人惊心动魄的力量。诗中主人公连用了五种绝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表示爱对方一直要爱到世界的末日。《诗经》中即使最强烈的表达，如《唐风·葛生》所说的“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比较之下，也显得平静而理智了。
对于背叛爱情的人，《有所思》又是毫无留恋，毫无《诗经》中常见的忧伤哀怨，而是果断地愤怒地表示决裂：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瑇瑁等，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想思与君绝！
诗中主人公听说对方“有他心”，立即把准备送给对方的宝贵的爱情信物折断摧毁并烧成灰，这还不够，还要“当风扬其灰”，以表示“相思与君绝”！
《古歌》和《悲歌》抒发乡愁，又是那样浓厚沉重，无法排遣。前者如下：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综上所述，可以说：汉乐府民歌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次情感表现的解放。《汉书·艺文志》说汉乐府民歌是“感于哀乐”之作，便是指这一特色而言吧。对于诗歌的发展，这一点同样是很重要的。后代情感强烈的诗人，常从这里受到启发。李白的《战城南》，就是对汉乐府民歌的模仿。
第四，汉乐府民歌中，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哀。汉代两首流行的丧歌《薤露》和《蒿里》，就是这样的作品：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前一首感叹生命就像草上的露水很快晒干一样短暂，却又不像露水又会重新降落； 后一首感叹在死神的催促下，无论贤者、愚者，都不能稍有停留，都成了草中枯骨。应当指出，汉代人并不是只在送葬时唱这种歌；平时——甚至在欢聚的场合，也唱它们。
《后汉书·周举传》载，外戚梁商在洛水边大会宾客，极尽欢乐，“及酒阑倡罢，续以《薤露》之歌，座中闻者，皆为掩涕”。这似乎常常在提醒自己：乐极生悲，欢尽哀来。从中可以感受到汉人普遍的感伤气质。
生命的短促，是人类永远无法克服的事实。出于对美好人生的珍爱，因此而感到悲伤，也是自然的感情。而同样从这种伤感出发，人们又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长歌行》强调了努力奋发：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诗人以朝露易晞、花叶秋落、流水东去不归来比喻生命的短暂和一去不复返，由此咏出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千古绝唱。而面对同样事实，在《怨歌行》中，得出的结论是“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西门行》更进一步说：“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从今天的眼光看《长歌行）所提倡的，或许更为积极可取。但《怨歌行》、《西门行》所提倡的及时享乐，也包含着紧紧抓住随时可能逝去的生命的意识。 乐府民歌中还有一些游仙诗，也是以一种幻想的方式，来反抗生命短促的事实。汉乐府民歌的这一种特色，与同时代的文人诗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民歌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而直露。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感叹人生短促，并由此出发寻求各种解脱的途径，更成为文学尤其是诗歌的中心主题，游仙诗也进一步发展。所以，在文学史上，这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第五，汉乐府民歌表现了生动活泼的想象力。如《枯鱼过河泣》中的枯鱼（鱼干）竟然会哭泣懊悔，并会写信给其他鱼类，告诫它们出入当心；《战城南》中的死者，竟会对乌鸦说话，要求乌鸦为他嚎丧；《上邪》所设想的一连串不可能之事，都有“异想天开”之妙。它的比喻也常常出人意表。如《古歌》以“腹中车轮转”喻忧愁循环不息；《薤露》以草上之露喻人生之短促；《豫章行》以山中白杨被砍伐运走、与根相离，喻人被迫离乡，等等。这种生动活泼的想象力，是先秦诗歌和汉代文人诗中较少出现的。陈本礼《汉诗统笺》评《铙歌十八曲》说：“其造语之精，用意之奇，有出于《三百》、楚骚之外者。奇则异想天开，巧则神工鬼斧。”其实，这也是整个汉乐府民歌的普遍特色。这一特色也给后人以一定的启发。
第六，汉乐府民歌使用了新的诗型：杂言体和五言体。其整个趋势，则是整齐的五言体越来越占优势。
杂言体诗在《诗经》中已有，如《式微》、《伐檀》等篇。但《诗经》中这种诗为数甚少，在大量的四言体诗中，显得很不起眼，而且就是杂言体的诗，句式的变化也较小。楚辞中的多数作品，句式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但总是有些规则，大体上以五、六、七言句为主。汉乐府民歌则不然，它的杂言体诗完全是自由灵活的，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字的都有。应该说，民歌的作者，只是按照内容的需要写诗，并不是有意要写成这样，也就是说，并不是有意要创造一种新的诗型。但它的杂言形式，确实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和艺术表现上的灵活生动之便。所以到了鲍照等诗人，就开始有意识地使用乐府的杂言体，以追求一定的效果；到了李白手中、更把杂言体的妙处发挥到极致。于是，杂言也就成为中国古诗的一种常见类型。
西汉的乐府民歌中，《铙歌十八曲》全都是杂言，《江南》则是整齐的五言。另外，像《十五从军征》等也有人认为是西汉作品。但不管怎样说，到了东汉以后，乐府民歌中整齐的五言诗越来越多，艺术上也越来越提高，是没有疑问的。这个过程，大概是同汉代文人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在东汉中后期，文人的五言诗也日趋兴盛。而且，一般所说的“民歌”，尤其是上述语言技巧相当高的“民歌”，也难以排斥经过文人修饰甚或出于文人之手的可能。在汉代乐府民歌中和文人创作中孕育成熟的五言诗体，此后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最主要的形式 .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其实在以往的那个时代。古人的智慧和生活的原则规律，造就了一代绚烂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与时代同步，汉朝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很短暂的一部分。但在汉朝的历史大背景下，汉朝的文化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它创造了空前的文化成就和艺术氛围。同时也浓笔重墨地描绘了一个时代的轮廓，也是一个时代发展轨迹和经历风风雨雨的一面镜子，汉乐府就是其文化的一部分，但他的艺术成就远高于前人并得以进一步发展，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推动了叙事诗的形成。
汉乐府民歌与《诗经》的周民歌一脉相承，反映现实，感情真挚浓郁，风格平实朴直。关于汉乐府民歌在艺术性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叙事成分相对增多，许多民歌都有情节，有的还描写了人物的形象。
在叙述和抒情中描写情节，如《东门行》写贫民男子与妻子的争论过程；《孤儿行》写孤车翻覆，孤儿的哀告等。这些情节对诗歌思想情感的表达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有的情节具有偶然性和理想化的倾向，如《上山采蘼芜》写弃妇与姑夫山脚相遇。就是比较偶然的事件，但是从全诗来看，如果没有这一偶然相遇，就没有弃妇在被弃之后仍须向姑父跪诉的情节发生，也就不能揭示妇女地位的低下。而《陌上桑》写罗敷和太守的对话就是理想化的情节。情节设置的偶然性和理想化，表明汉乐府民歌在叙事抒情的同时，也不乏灵动的虚构和想象。
有的民歌还着意于人物的描写，如《陌上桑》，《孤儿行》。
第二．它描绘的具体实际生活比前人更详尽，更具说服力，但在有的诗歌里面存在明显的幼稚痕迹。
如《铙歌》的《战城南》那虽非完整的叙事诗。但其写及战争具体情况的部分，尽管文字不多，却能给人强烈的印象。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声激激，蒲苇冥冥，袅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激战过后的战场上，尸体横陈，乌鸦在上空盘旋，准备啄人肉，如此描绘战争之惨烈，在《诗经》中完全看不到踪影；楚辞中的国殇在于表现战死者的英勇，因而也不会去涉及这些场面。战城南的这种描写，在根底里是对于个体生命的珍视。
在《孤儿行》中.幼稚的痕迹:不集中,多少有点罗列现实而不分主次的缺陷.《孤儿行》尤为突出.但到《东门行》中幼稚的痕迹就基本消失了.
第三:汉乐府民歌抒情真挚浓郁,有直抒胸臆的作品.如《有所思》,《东门行》,《孤儿行》等,同时也善于以比兴,叙描的手法抒情.如“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十五从军征》在叙述和描写中抒情的方面最为出色.写老兵向乡人问询家中的情况,写他到家后的所见所为.全诗都是叙述个描写,而处处充满了孤苦与悲凄.《妇病行》.”抱时无衣,蠕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我欲不伤悲不能己.”.在琐碎的叙述中,埋藏着难以道说的凄苦.《懂娇娆》中叙事和抒情结合起来.显示了乐府诗独有的特色.写一个少女与花的问答.表现人生短暂的悲哀,叙事是乐府诗的特长.至于作品的那种较细腻的描写和铺陈性的手法.也是在《陌上桑》,《羽林榔》等作品中都可看到的.
第四:形式和语言方面的特点.
汉乐府民歌在句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变为以杂言和五言为主,杂言长短不拘,表现灵活;五言虽比《诗经》多了一个字,但音节单双配合,节奏,韵律富于变化,又增加了表现的容量,从总体的发展趋势看,汉乐府民歌由杂言渐趋五言,对五言诗的最后定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汉乐府民歌也不再有重章,与《诗经》相比,在诗歌的结构上有所发展.
汉乐府民歌的语言质朴浅白,往往使用口语.如:
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悲伤不能己.(《妇病行》)
作为诗的语言,看起来似笨拙,似顺口溜,浅手直白,但富于表现力.
一个时期的文学范本总跟时代的环境相依存,我想在那个时代汉乐府的艺术性是那个时代背景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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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诗歌形式，流行于西汉时期，是两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乐府诗的主要特点如下：
民间性：汉乐府诗是汉朝民间音乐和诗歌的结合体，因此具有浓郁的民间音乐和诗歌的色彩。
音乐性：汉乐府诗是为歌唱而作的诗歌，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常常用双声、三声等不同的韵律和节奏来配合歌唱。
篇幅短小：汉乐府诗的篇幅一般比较短小，多为四句或八句，内容简洁明了。
抒情性：汉乐府诗以抒发感情为主要特点，表现了人们对爱情、生活、自然等方面的感慨和情感。
反映社会现实：汉乐府诗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事件，如《木兰诗》反映了女性的英勇事迹，《长歌行》反映了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
口语化：汉乐府诗的语言通俗易懂，常常使用白话和方言，符合当时民间音乐和诗歌的口语化特点。
总之，汉乐府诗具有浓郁的民间性、音乐性、抒情性和反映社会现实的特点，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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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诗的语言及其形式特点：首先，乐府诗采用的语言简单易懂，多为口语，亲切朴素。其次是押韵灵活、形式多样。乐府民歌有句句押韵的，也有隔句押韵的；形式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以及杂言。再是采用对话或独白的形式来刻画人物形象。最后就是浪漫主义色彩强烈。
乐府诗的影响：
汉乐府民歌继《诗经》之后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
汉乐府诗的风格多样,有清新明朗,有深情婉转,也有慷慨悲歌,但都统率于质朴自然的风格下。所谓质朴自然,表现在诗歌语言上,矢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挚,独擅古今。后世诗人多受汉乐府的影响。
汉乐府以五言和杂诗为主。杂言诗于建安之后大盛，曹操，曹丕，李白等杂言诗莫不源于乐府民歌。乐府对五言诗的影响更大,东汉时摹仿者甚多,至建安已出现“五言腾踊”的局面,取代《诗经》的四言,《楚辞》的“骚体”,而成为一种主要的诗歌形式。
乐府诗的影响：
汉乐府民歌继《诗经》之后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
汉乐府诗的风格多样,有清新明朗,有深情婉转,也有慷慨悲歌,但都统率于质朴自然的风格下。所谓质朴自然,表现在诗歌语言上,矢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挚,独擅古今。后世诗人多受汉乐府的影响。
汉乐府以五言和杂诗为主。杂言诗于建安之后大盛，曹操，曹丕，李白等杂言诗莫不源于乐府民歌。乐府对五言诗的影响更大,东汉时摹仿者甚多,至建安已出现“五言腾踊”的局面,取代《诗经》的四言,《楚辞》的“骚体”,而成为一种主要的诗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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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诗的特点是: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
汉乐府诗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斜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斜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汉乐府就是指汉时乐府官署所采制的诗歌.汉乐府掌管的诗歌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效庙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世称之为乐府民歌。
据《汉书.艺文志》载,“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见这部分作品乃是汉乐府之精华。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100卷,分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歌辞,横吹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氏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著录,是收罗汉迄五代乐府最为完备的一部诗集。
《乐府诗集》现存汉乐府民歌40余篇,多为东汉时期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用犀利的言辞表现爱恨情感,较为倾向现实主义风格。
汉乐府诗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斜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斜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汉乐府就是指汉时乐府官署所采制的诗歌.汉乐府掌管的诗歌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效庙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世称之为乐府民歌。
据《汉书.艺文志》载,“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见这部分作品乃是汉乐府之精华。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100卷,分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歌辞,横吹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氏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著录,是收罗汉迄五代乐府最为完备的一部诗集。
《乐府诗集》现存汉乐府民歌40余篇,多为东汉时期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用犀利的言辞表现爱恨情感,较为倾向现实主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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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诗是唐代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其特点有以下几点：
1. 传统主题：民间事物普遍作为题材，如爱情、亲情、恩怨、悲伤、喜乐等。
2. 默契的结构：有着引子一句、发展三句和结尾两句的结构，意境优美，语言直接，且有着朗朗上口的感觉。
3. 轻松明快的节奏：句式和韵脚规律明确，节奏短小快速，读起来音乐性强，相当容易记忆，易于传播。
4. 参差悬揽的韵脚：韵脚变化适应了口传的需要，给人以新颖而深刻的印象，同时又增强了表现力。
5. 民间化的语言表达：使用了大量的口语词汇、比喻、暗示等手法，语言直观生动，易于让广大民众欣赏和接受。
总而言之，汉乐府诗是以民间艺术为主体，直接表达了人民的普遍心理及对社会风俗的关注，也反映了唐代文学的丰富和多元性。
1. 传统主题：民间事物普遍作为题材，如爱情、亲情、恩怨、悲伤、喜乐等。
2. 默契的结构：有着引子一句、发展三句和结尾两句的结构，意境优美，语言直接，且有着朗朗上口的感觉。
3. 轻松明快的节奏：句式和韵脚规律明确，节奏短小快速，读起来音乐性强，相当容易记忆，易于传播。
4. 参差悬揽的韵脚：韵脚变化适应了口传的需要，给人以新颖而深刻的印象，同时又增强了表现力。
5. 民间化的语言表达：使用了大量的口语词汇、比喻、暗示等手法，语言直观生动，易于让广大民众欣赏和接受。
总而言之，汉乐府诗是以民间艺术为主体，直接表达了人民的普遍心理及对社会风俗的关注，也反映了唐代文学的丰富和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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