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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排风是杨府的烧火丫头
穆桂英是杨六郎的儿媳妇，杨宗保的老婆
她们都参加过大破天门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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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将
戏曲《杨家将》
戏曲里的在《杨家将》大多取材于民间口头文学，它之所以能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厚爱欢迎垂青，到如今有着几百年的旺盛的生命力，当然离不开无数梨园前辈大师们的精雕细刻千锤百炼的倾注一生的狠功夫，才使得戏曲的种子深深根植于观众百姓的内心里，舞台上的演员们所表演的杨家将人物身上特有的勤劳、勇敢、智慧、善良，大义凛然，保家卫国的品质性格它不仅仅属于戏中人物，它属于人民群众。这些优秀的戏曲艺术真应该值得现在的艺术家们的抢救和挖掘，不应该让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民族宝贝”消失在我们的手里，千万不要等数年以后，当我们的子孙面对剧本里的经典唱词，却不知为何物？那时我们会成为戏曲得罪人，到那时我们将无颜面对中国古老的民族艺术。
相关戏剧
电影《杨门女将》的拍摄更是让电影观众过足了戏瘾。电影是根据民间传说《十二寡妇征西》和扬剧《百岁挂帅》改编而成的。电影写的是：天波府喜气盈门，百岁老人佘太君正在为镇守边关的孙子杨宗保举办五十寿宴，从边关回来的焦廷贵、孟怀源带来了杨宗保阵亡的噩耗，立时寿堂变灵堂，杨门一时陷入悲痛之中，这时，朝廷畏惧强敌，意欲求和，佘太君力抑悲愤，率领孀居的儿媳、孙媳和重孙子杨文广等，驳斥了以王辉为首的主和派的谬见，在丞相寇准的支持下凛然挂帅，全家出征。年轻的杨文广也立请出征替父报仇，其母穆桂英也愿意儿子上阵，但祖母柴郡主却担心杨门只此独子，不准前行。佘太君令她们母子比武，以定去留。校场比武中，杨文广在七祖母的授意和母亲的暗让下，用梅花枪取胜，终随军去至边关。阵前一仗，来犯的西夏王大败，退回老营，凭借天险顽守，并设计欲将文广诳进绝谷，以威胁杨家。其计为太君和桂英识破，她们根据杨宗保生前绝谷探道的遗言和马夫张彪的陈述，证实葫芦谷内确有栈道可以飞跃天险，奇袭敌营。于是穆桂英请求将计就计闯进谷去，太君允准，并将杨宗保的坐骑白龙马赠给杨文广，以壮其行。穆桂英母子、杨七娘率精锐小分队闯进绝谷后，历尽艰险几经波折，终于在识途老马的引导和采药老人的帮助下，攀上的栈道。此时，西夏王已将谷口围攻住，扬言纵火，威胁佘太君。百岁老人不为所动。忽见敌营内火光冲天，知道桂英奇袭成功，遂率兵猛扑敌营，里外夹攻，全部歼灭西夏兵将。这部彩色戏曲艺术片在六十年代初曾经获得百花奖。并成为中国京剧院的保留节目。
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演的穆桂英挂帅成了中华民族戏曲史上一曲华彩乐章。排演此戏时，梅先生已是六十有五的高龄，但是舞台风采决不减当年。该戏作为梅先生生前创作的收山之作，一经演出便引起轰动，同时成为一出梅派的代表剧目。其中最有艺术价值的就应该数“捧印”一场。在这场戏里，最出彩的就是穆桂英挂帅前后两种不同的复杂心理，“非是我临国难袖手不问，见帅印又勾起多少前情。杨家将舍身忘家把社稷定，凯歌还人受恩宠我添新坟……，所以她才”誓不为宋天子领兵上阵。但是经过佘老太君的“救兵救火古来训，退敌不求加恩宠”的教育，特别是百岁老人的一句：你不挂帅我挂帅，你不领兵我领兵的振耳如馈的誓言后，最终激发出这位当年大破天门阵女英雄的豪情壮志，于是唱出了京剧的传世之作的是[西皮散板]转[快板]再转[散板]成套唱腔。其中梅先生表演“捧印”时的身段美不胜收，大师是把一些大武生的身段化在了穆桂英身上，他撷取了武生杨小楼在《青石山》中关平“托印”的身段，吸收了《铁笼山》姜维的观星动作，又将《一箭仇》中史文恭的回庄使用的身段编成舞蹈，配以[九锤半]锣鼓。使这十六句唱一气呵成，缓时如小桥流水，急时如珠走玉盘。将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舞台上。
清代地方戏曲对传统杨家将故事的革新
清代地方戏曲对传统杨家将故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移植、改编的传统杨家将故事，如《金沙滩》、《天门阵》、《杨文广征西》等等；一类是民间艺人新编的杨家将故事，如《四郎探母》、《牧虎关》、《杨八姐游春》，等等。传统故事主要取材于《杨家将演义》和宫廷戏。这类剧目在搬演演义和宫廷戏故事的同时，无可避免地也接受了它们的思想影响，把忠君报国当作了戏的基本主题。不过，传统的影响无论多么巨大，毕竟只是一方面。清皇朝已是我国封建社会全面走向崩溃的时代，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各部门汇合了一股反封建正统的“异端”势力，形成了一个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地方戏曲中的新编杨家将故事，正是这股“异端”势力在民间的一翼。
杨家将故事发展阶段上反传统的“异端”倾向，明显地表现为题材的变更。鲁迅说过：“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一缘民心已不能于《水浒》……”，更何况护王保驾之类了。于是，杨家将戏的内容出现了“人情化”的趋势，从一味地表现忠勇逐渐转向表现人的悲欢离合。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叙述杨家将戏演出情况时写道：
近时所行之京戏中演其一门事迹者多，《李陵碑》之外，《四郎探母》、《穆柯寨》、《辕门斩子》、《雁门关》等各出，极受台下欢迎。
从这时列举的剧目可以看出，舞台上流行的杨家将戏，表现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忠节故事，且“极受台下欢迎”。同时在当舞台上“男女戏”盛行的风气影响下，杨家将的招亲故事更是层出不穷。杨家门里每一个成员几乎都有一段浪漫故事。不仅传统的招亲戏（《余塘关》、《穆柯寨》等）大为流传，而且象杨六郎招亲这个在演义里只略提一笔的内容，也被敷衍成一出大戏（豫剧《状元媒》，又名《傅杨争亲》）。甚至一些正面描写两国交锋的武戏（《九龙峪》、《孤鸾阵》等），男女关系的描写却也占了十之八、九。不管这些戏的思想内容有多大的差别，仅仅是题材的这一变化，已经露出以观众和艺人对旧题材的淡漠，反传统的倾向始露端倪。
戏曲界的不少专家一直认为京剧《四郎探母》的“人情化”倾向是一种“独反其道而行之”的“异己，思想渗透”。这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当时舞台上杨家将故事的演出，不仅题材出现了“人情化”的趋势，就连一部分传统故事的内容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故事里那此“忠肝义胆，争光日月而震动乾坤”的英雄，被一个一个从天上拉回了人间。戏曲艺术家们在这些“怀赤心白意以报效天子”的忠臣良将血管里注入了凡夫俗子的血液，使他们充满了普通人的感情、欲望和弱点。借用“现代化”概念来说，就是英雄们被“非英雄化”了。
杨令公死节的故事，演义所着意表现的是英雄遭害、壮志难伸的愤慨。这从杨令公在李陵庙上题的可以看出来：
其所以触碑而死，也是因为“圣上遇我甚厚，实期捍边讨贼以仰答之，不意为奸臣所逼，而致王师败绩，我尚有何面目求活！”然而，在京剧《托兆碰碑》里，这种英雄末路的悲壮意境则由另一种凄楚动人的父子之情取代了。这出戏虽然保留了“令公碰碑”的传统情节，但整个情调发生了质的变化。戏从杨七郎鬼魂“托兆”开始，引出杨令公“梦子”、“别子”、“望子”的动人情节。令公碰碑的动机也由“若被辽人生擒，受他耻辱，不如趁早死之为愈”的死节变成了由于“被困两狼山，白日受饥饿，夜晚受风吹，盼兵兵不到，盼子子不归”的绝望。这出以唱为主的老生戏，几乎完全是以声乐来表现人物的。“盼姣儿不由人珠泪双流”的成套“二黄”唱腔，一开始就表明了令公的心事，为整出戏奠定了基调。而作为“戏核儿”的大段“反二黄”更是通过追叙杨家八郎的不幸结局充分表现杨公公此时此刻的痛子之情。特别是两个“我的儿啊！”的大腔，完全是人物的这种感情达到顶峰时痛苦的悲吟。如果说，传统故事是通过“王师败绩”的后果来谴责潘仁美弄权的，那么京剧便是以“一家人无有下梢”的家庭悲剧来揭露权臣的凶残。后者的“人情化”倾向十分鲜明。
戏曲艺术家们不仅背离传统，大胆地表现人情，而且还利用旧故事来讽刺不近人情的人物。杨六郎斩子的故事，演义里并没有表现杨延昭的无情。他的“囚禁”宗保也只是“恐其贪恋新婚而不用心破阵也”。11然而，京剧《辕门斩子》却把杨延昭当作一个讽刺对象，讽刺了他的无情无义。这出喜剧通过“我今日到无有父子的恩大，她那里却还有夫妻的情长”，12这样的形象对比，赞颂了人怀对于“王法”的胜利。尽管这是以献降龙木，破天门阵－“投效宋家”为代价的人情，实际上跟王法并不抵触，但多少含有一点离经叛道的味道。
在这样的基础上，新编杨家将故事的一些优秀代表，再现出了更加鲜明的“异端”倾向。它们以大胆的革新精神和人文主义的思想意识，对旧传统进行了勇猛的冲击。
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相似，《四郎探母》、《杨八姐游春》这些戏虽然取材于旧故事，利用了传说中的人物和一部分情节，但进行了大量的发挥和脱胎换骨的改造，彻底摆脱了杨家将故事的“忠君报国”的传统主题。以《四郎探母》为例，它就是以“血成河尸骨堆山”的两国交锋为背景，通过杨家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境遇，通过他们极端痛苦的内心世界，形象含蓄地表露了剧作者对这类战争的厌恶，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和平安定生活的渴望。这种主题的变化，不仅是艺术跳出了旧的窠臼，而且是思想意识的大飞跃。
在新编的故事里，传说中的杨家将形象也注入了新的血液。杨门女将不再因为忠君报国、效死疆场而被歌颂。《杨八姐游春》里敢于讥讽皇帝的佘太君，敢于提兵抗婚的八姐、九妹，都以她们的叛逆精神而光彩夺目。《四郎探母》中的铁镜公主也以善良、爽直、多情、机智的性格区别于演义里那个“嫁夫随夫”、三从四德的公主形象。
对于传统故事里的各种封建意识，新编故事都有不同程度的打破。一出《四郎探母》几乎对传统故事里的封建正统观念、大汉族主义情绪都作了否定。在传统故事里，征辽战争与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征侬智高是相提并论的。这与《水浒》把征辽与征方腊相提并论一样，实际上都是以宋朝为正统，把少数民族政权和农民起义看成“盗贼”。《四郎探母》却能摆脱这种观念的桎梏，敢于正视历史，敢于提示宋辽之间“两国不和常交战”，“各为其主夺江山”的封建战争的实质。尤其是它从杨四郎被俘招亲的情节生发开去，安排了萧、杨两家既是亲家，又是敌人的戏剧性情节，通过杨四郎这条纽带，使两家同时陷进了战争所造成的不幸里。这样的描写，其意义已不只是一般化地揭露战争给个别家庭带来的不幸和痛苦，而是反映了民族间的不和睦给两个民族带来的苦难。这表明了作者能够跳出狭隘的民族偏见，对历史作较为深刻的洞察。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新编故事以浓厚的人情味来与传统故事的道德教化相对立。《四郎探母》的思想内容，三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是鼓吹“招降纳叛”，也有把杨四郎与历史上的“和亲”相并论。我们认为，这些都不符合这出戏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四郎探母》所表现的中心内容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人情”。全剧一共三大段。第一段，探母的准备（坐宫、盗令），写的是杨延辉的思母之情和夫妻间的恩怨；第二段，探母的过程（过关、巡营、见娘、哭堂），着力刻划了杨家将生离死别的痛苦；第三段，探母的后果（回令），虽然夹杂了一些庸俗的科诨，但中心还是没有离开骨肉之情。围绕着赦、杀杨延辉的戏剧纠葛，展开的是人情与王法的冲突。最后是人情战胜了王法。这里的确有人情高于一切的思想。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是《四郎探母》的“反动思想性”所在。13这种论断是缺乏历史观点的。评价任何历史现象都不应该笼统地下结论。正象我们不能笼统地肯定“执法如山”一样，我们也不能笼统地否定《四郎探母》“人情至上”的描写。首先，要求《四郎探母》的作者运用阶级观点来进行人情描写是没有道理的。其次，这种的人情描写是为戏的主题服务的。把杨家母子、夫妻、手足之情描绘得越纯真、越深厚，他们生离死别的痛苦就越动人、越深刻，对封建战争的揭露也就越有力，越富于形象性。其三，针对传统故事“忠节至上”的道德教条，《四郎探母》的人情描写反其道而行之，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在传统故事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写往往只有一个干枯的概念。一切亲子之爱、夫妇之情、手足之义……都淹没在效忠王事的义务里了。过去许多评论都曾分析过杨家将故事中有关爱情婚姻描写的民主倾向。其实，传统故事中的自主婚姻与《卓文君》、《西厢记》一类戏里所表现的爱情追求有本质的区别。杨家将的婚姻与对封建国家的义务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描写杨宗保私自招亲的同时，作者一方面强调穆桂英也是“忠良之后”，表明她与杨家门当户对；另一方面还把婚姻与献降龙木、破天门阵－“投效宋家”联系起来，以此作为婚姻的基础。说穿了，这不过是一场自主的封建政治联姻罢了。杨家将的婚姻差不多都离不开这一模式。针对这样的窠臼，《四郎探母》才把人情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不能说是在封建压近下的一种“人的觉醒”。而这种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正是新编故事对旧传统的有力突破。
我国十六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茁壮。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缺乏欧洲历史上那样“狂飙突起”的巨大声势。因而，杨家将故事的发展阶段上，反对封建传统的力量也不强大。《四郎探母》这样的人文主义作品只是少数。这是《四郎探母》长期不为人理解的原因之一。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四郎探母》等新编杨家将故事的革新精神与清代整个文化界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是血肉相连的。这些戏对杨家将故事题材的开拓，与清代“杨州八怪”画派对“四王”派正统山水画的叛逆一样，其基本精神都是反对旧传统的大胆革新。而《四郎探母》等戏以人情来对抗道德说教与当时思想界猛烈抨击纲常伦理的矛头也是一致的。不管它们的批判有多么大的局限性，只要它们是针对封建压迫而作的反抗，就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杨家将故事
在山西省代县城里，有一座颇有气概的钟鼓楼。在它的正面和背面分别悬挂着“威震三关”、“声闻四达”两块巨大的题匾。传说这是人们为纪念杨家将不朽功勋，而流传到今天的一处珍贵遗迹。
提起杨家将，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杨业。历史上，这位名震千里的一代名将，弱冠之年便入事太原的北汉政权，受到北汉皇帝的信任，任侍卫新军都虞侯。当时，宋太祖赵匡胤已经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大宋王朝，全国统一大局已定。杨业向北汉皇帝刘继元提出了“奉国归宋”的建议，遭到反对。但他深感刘氏厚遇之恩，并未变心投宋，而是舍命保卫北汉政权。后来，北汉战败，杨业却仍在城南与宋军苦战。宋太宗早就听说杨业是一员勇将，便派北汉亡国皇帝刘继元的亲信前去劝降。见到刘继元派来的劝降使者，杨业悲愤地大哭了一场，投降了宋朝。宋太宗因他“老于边事，洞晓边情”，任命他为左领军卫大将军，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与河东三交口都部署潘美共同担负起了山西防御契丹的重任。实际上，潘美只是挂了个虚衔，重担全部压在代州前线杨业的身上。
杨业从小就擅长骑射，爱好打猎，武艺也高，每次打猎，收获总比别人多一倍。他对同伴说：“我将来带兵打仗，也如同猎鹰追逐野兔一般。”
杨业不负宋太宗的重托，在契丹军出入的各个要道口，连续修建了阳武寨、崞寨、西陉塞、茹越寨、胡谷寨、大石寨（均在今代县、繁峙境内）6 个兵寨。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 980年）三月，契丹十万军马来攻雁门，杨业率部用堵截和奇袭办法，大败契丹军，杀死他们的节度使、驸马、侍中肖咄李，活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从此，敌兵一见“杨”字大旗，便吓得心惊胆战而不战自退，称杨业为“杨无敌”。朝廷由此提升他为云州观察使，仍知代州。杨业驻守雁门关八年之久，契丹军始终不敢侵入一步。
杨业的显赫战功，使得一些心胸狭窄的同僚妒火中烧。一些人给宋太宗写匿名信，诋毁杨业。宋太宗没有轻信，而是把这些谤书封好交给杨业，表示了对他的信任。
雍熙三年（公元 986年）正月，宋太宗为了彻底解决契丹对边境的骚扰，执意全面进攻契丹，下诏分兵三路进行北伐：东路由大将曹彬、崔彦进率主力从雄州出发北攻幽州；中路由田重进统率，由定州攻飞狐；西路由潘美、杨业统率，出雁门关，攻朔（今山西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等四州，最终目标是三路大军会师幽州，与契丹进行决战。三路大军同时前进，东路军刚出击就遇到契丹主力的迎击，大败于歧沟关；中路军闻听东路败北，也就不战而溃；只有潘美、杨业的西路军，出师仅两个月，便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寰、云、应四州之地，兵锋直抵桑乾河。但是，由于东、中两路守军的溃败，他们却成了孤军深入。契丹在打败东路和中路两路宋军后，调集十万精锐，全力向潘、杨部占领的寰州压来。朝廷命令潘、杨率军护送朔、寰、云、应四州百姓立即迁回代州。在当时大兵压境的时刻，要完成这一任务非常艰巨。杨业经过周密思考，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先派人密告云、朔等州守将，等我军离代州北上时，令云州民众先出，我军到达应州时，契丹必定会派兵迎战，这时，命令朔州民众再出城，同时派骑兵接迎，另派1000弓箭手守住谷口，这样百姓就可安全内迁。
对于杨业这个切实可行的方案，监军王先和主帅潘美却坚决反对。他们为了争功，硬要杨业率兵去打寰州。王先说：“你有几万精兵为什么还这样胆怯？应当直接出雁门关北上！”杨业说：“不行，这样做，只有失败。”王先阴险地说：“你不是号称‘杨天敌’吗，为什么不敢与敌人正面交锋，难道你还有不可告人的打算？”杨业气忿地说：“我这样做不是怕死，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完成好皇上交付的使命。你既然这样责问我，那好吧，我现在就遵命前往。”出发时，杨业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次出兵，必定失利，我是北汉降将，蒙皇上大恩，我愿以死报国。”他又用手指着陈家谷（今山西朔县南）说：“你们务必在两翼布置强有力的弓箭手，我转战到这里，你们就出兵夹击，不然我们将会全军覆没。”说罢，杨业就率兵出发了。经过两场恶战，因寡不敌众，杨业战败。退到陈家谷时，王先、潘美却率军早已离开了谷口，杨业得不到接应，陷入重围。虽然他奋不顾身，英勇作战，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坠马被俘，最后不屈绝食而死。他的儿子七郎也在这一次战斗中牺牲。
史书上记载，杨业的儿子除延玉外，还有延朗、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和延彬。
杨延朗后改名延昭，人们称他为“杨六郎”。他智勇善战，号令严明，也是北宋王朝的名将。杨延昭儿童时代受到父亲的熏陶，十分爱做军事游戏。杨业常对人说：“这个孩子最像我。”每次打仗总要带他上阵。战争中，杨延昭很快锻炼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大将。雍熙三年（公元 986年），杨业率军北伐应、朔，派杨延昭任先锋，与契丹军在朔州城下激战。延昭被乱箭射穿了手臂，但他毫不介意，更加讲命地与敌人厮杀。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 999年）冬天，契丹军又一次向宋朝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宋军节节失利。这时，杨延昭正守卫遂城（今河北徐水县西）。在契丹围攻之下，遂城城小无备，人人危惧。杨延昭泰然自若，率士兵登城固守，毫不慌乱。他让士兵在城墙上浇水成冰，使城墙变得又坚固又光滑。契丹军攻城不下，只好绕道去攻打别处。在杨业死后，杨延昭守卫北方20多年，屡败契丹军队，继承和发扬了杨家“忠心报国”的优良家风。
杨家将的第三代是杨文广，他是杨延昭的儿子，也是宋代一名边防名将。在宋仁宗时期，他先后在河北、陕西边境做过镇守将军。他镇守陕西时，主要是防务西夏国对中原地区的骚扰。
杨家将正是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为保卫祖国恪尽职守。他们的事迹不断走入传说、故事、戏曲舞台和影视剧创作。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宋元之际，民间艺人把杨家将的故事编成戏曲，搬上舞台。到了明代，民间文学家又把他们的故事编成《杨家将演义》、《杨家将传》，用小说评书的形式在社会民间广泛传播。这些传说和故事，把杨家将英勇战斗、牺牲的过程，叙述得十分详细和感人。他们还把宋代功臣潘美描绘成大奸臣做陪衬，使杨家将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家风更加高大和完美。七郎八虎闯幽州、血战金沙滩、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十二寡妇征西、佘太君百岁挂帅、杨排风……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爱国者形象，在世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以至分不清哪些是史实，哪些是演义和传说。
对于杨家将忠心报国世代相传的优良家风，对于一个家族前赴后继捍卫祖国既忠又勇的行为，人们传诵他们，缅怀他们，热爱他们，崇敬他们，以各种形式，为他们竖起一座座丰碑。
雁门关下，有一个以杨家祠堂而闻名的鹿蹄涧村，村里1000多口人，其中一多半都是杨家后代。
杨家祠堂始建于元代，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一座杨家祠宇。因杨业死后被追赠为“太尉”，谥号“忠武”，他的后代以此题祠名为“杨忠武祠”，俗称“杨家祠堂”。
祠堂大殿前，有一块鹿蹄石，形状奇特，雕刻秀美。传说是杨业十四世孙杨友，镇守代州时一日外出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这只鹿带箭逃走，杨友紧追不放，追到现在的鹿蹄涧村，梅花鹿突然钻入地下。杨友命人挖掘，挖出奇异的一方石头，上面雕刻着梅花鹿带箭图案，并有明显的鹿蹄印。后来，人们将这块奇异的石头搬回祠中存放，鹿蹄涧村由此得名。
多少年以来，为缅怀先祖精忠报国的高尚情怀，鹿蹄涧村年年都举行村祭，年年村祭必定唱戏，唱戏必唱杨家将戏。
“血战金沙滩”是杨家将传说故事中，杨家将打得最悲壮、最惨烈的一仗。在这场恶战中，杨家将的七郎八虎中，大郎、二郎、三郎、七郎战死，四郎、八郎被俘，五郎出家，整个一个杨家战死一大半。戏曲《金沙滩》演的就是这件英勇悲壮的事迹。但鹿跨涧村民什么戏都看，唯独不看《金沙滩》这出戏。
据说，有一年的春天，村里正唱戏，点戏人就点了《金沙滩》。说也怪，开戏前，天气晴朗，风尘不动。戏开后，契丹兵向杨家将猛烈进攻，这时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黄尘滚滚，搅得天昏地暗，台上台下，顿时乱作一团，台上的“契丹兵”也只好鸣金收兵。风沙过后，观众稍稍坐定，台上又紧锣密鼓敲打起来，杨老令公披挂上阵，领兵迎敌。演到二郎、三郎惨死疆场时，突然从西北方向滚过一团乌云，刹那间，风云过后，就是电闪雷鸣，瓢泼大雨铺天盖地从天而降，整个场子里成了风雨世界。
风雨过后，人们说：这是祖宗对咱们的报应，老祖宗不想让咱们再提那些伤心的事。咱们闹红火，别让他们不高兴，好吧，从今往后，演杨家喜庆的戏，咱再不演《金沙滩》了。后来换了别的戏，说也奇怪，一连几天全是风和日丽。
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民间传说，人们也没有必要追究它的真实性。不过鹿蹄涧村人从来不看《金沙滩》这出戏倒是真的。因为他们不愿回忆祖先悲伤的往事，更不愿让这惨烈的场面再去搅扰祖先的在天之灵。他们期望的是没有侵略，没有战争，只有和平与安宁的世界。
凝聚在杨家将传说故事中的前仆后继、忠心报国的伟大精神，是千百年来中国人面对外族侵扰和西方列强欺凌，反抗侵略、保家卫国、追求和平美好希望的一种寄托。为了追求这种希望，杨老令公战死了，杨六郎、杨文广继承遗志继续战斗；男人牺牲了，佘太君、穆桂英等女人继承遗志继续战斗；主人战死了，杨排风等家丁、丫环也要继承遗志继续战斗。在中国历史上，凝聚着这种忠烈家风的事例绝非杨家将一家。仅在山西，还有薛仁贵、薛丁山、樊梨花的薛家将和呼延赞、呼延灼的呼家将。这些家将的传说和故事，相互辉映，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闪耀着璀璨的理想主义光芒。
雁门关外杨家将征战过的那个叫做金沙滩的古战场，昔日的刀光剑影。硝烟烽火，早已随着历史前进的车轮而荡然无存。今日的金沙滩，放眼望去，满滩皆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成为十里飘香的果园。
当我们乘坐北同蒲的火车经过这里时，列车播音员或其他知晓这个地方的人，总要手指窗外，说：“快看，这就是杨家将战斗过的金沙滩。”听者无不转头注目车外，看着这片早已面目全非的旧地，想起有关杨家将的事迹，心中升起崇敬之情。
杨家将以及薛家将、呼家将已远远走出历史的范畴，而升华为一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鼓舞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励精图治，振兴中华。
历史上真实的杨家将
杨业本名叫杨重贵，其父杨信是麟州的土豪，趁五代混乱的时候，占据麟州，自称刺史，由于时局的动荡，先后归附过后汉、后周。大约是在杨信归附后汉的时候，为了结交当时任河东节度使的刘崇，派少年的杨重贵到太原。后杨信投靠了后周，杨重贵留在了太原。杨信死，以其子杨崇勋(杨业的弟弟)继任刺史，又以麟州归附了北汉刘崇。其后杨崇勋又归附了后周。虽然有这样的反复，但是由于处于五代那个混乱特殊的年代，杨重贵在太原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年少英武的杨重贵很受刘崇的看重，他以杨重贵为养孙，改名为刘继业。刘继业先担任保卫指挥使，以骁勇著称，以功升迁到建雄军节度使。由于刘继业战功卓著，所向无敌，国人号称无敌。然而刘继业在北汉三十多年的战
戏曲《杨家将》
戏曲里的在《杨家将》大多取材于民间口头文学，它之所以能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厚爱欢迎垂青，到如今有着几百年的旺盛的生命力，当然离不开无数梨园前辈大师们的精雕细刻千锤百炼的倾注一生的狠功夫，才使得戏曲的种子深深根植于观众百姓的内心里，舞台上的演员们所表演的杨家将人物身上特有的勤劳、勇敢、智慧、善良，大义凛然，保家卫国的品质性格它不仅仅属于戏中人物，它属于人民群众。这些优秀的戏曲艺术真应该值得现在的艺术家们的抢救和挖掘，不应该让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民族宝贝”消失在我们的手里，千万不要等数年以后，当我们的子孙面对剧本里的经典唱词，却不知为何物？那时我们会成为戏曲得罪人，到那时我们将无颜面对中国古老的民族艺术。
相关戏剧
电影《杨门女将》的拍摄更是让电影观众过足了戏瘾。电影是根据民间传说《十二寡妇征西》和扬剧《百岁挂帅》改编而成的。电影写的是：天波府喜气盈门，百岁老人佘太君正在为镇守边关的孙子杨宗保举办五十寿宴，从边关回来的焦廷贵、孟怀源带来了杨宗保阵亡的噩耗，立时寿堂变灵堂，杨门一时陷入悲痛之中，这时，朝廷畏惧强敌，意欲求和，佘太君力抑悲愤，率领孀居的儿媳、孙媳和重孙子杨文广等，驳斥了以王辉为首的主和派的谬见，在丞相寇准的支持下凛然挂帅，全家出征。年轻的杨文广也立请出征替父报仇，其母穆桂英也愿意儿子上阵，但祖母柴郡主却担心杨门只此独子，不准前行。佘太君令她们母子比武，以定去留。校场比武中，杨文广在七祖母的授意和母亲的暗让下，用梅花枪取胜，终随军去至边关。阵前一仗，来犯的西夏王大败，退回老营，凭借天险顽守，并设计欲将文广诳进绝谷，以威胁杨家。其计为太君和桂英识破，她们根据杨宗保生前绝谷探道的遗言和马夫张彪的陈述，证实葫芦谷内确有栈道可以飞跃天险，奇袭敌营。于是穆桂英请求将计就计闯进谷去，太君允准，并将杨宗保的坐骑白龙马赠给杨文广，以壮其行。穆桂英母子、杨七娘率精锐小分队闯进绝谷后，历尽艰险几经波折，终于在识途老马的引导和采药老人的帮助下，攀上的栈道。此时，西夏王已将谷口围攻住，扬言纵火，威胁佘太君。百岁老人不为所动。忽见敌营内火光冲天，知道桂英奇袭成功，遂率兵猛扑敌营，里外夹攻，全部歼灭西夏兵将。这部彩色戏曲艺术片在六十年代初曾经获得百花奖。并成为中国京剧院的保留节目。
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演的穆桂英挂帅成了中华民族戏曲史上一曲华彩乐章。排演此戏时，梅先生已是六十有五的高龄，但是舞台风采决不减当年。该戏作为梅先生生前创作的收山之作，一经演出便引起轰动，同时成为一出梅派的代表剧目。其中最有艺术价值的就应该数“捧印”一场。在这场戏里，最出彩的就是穆桂英挂帅前后两种不同的复杂心理，“非是我临国难袖手不问，见帅印又勾起多少前情。杨家将舍身忘家把社稷定，凯歌还人受恩宠我添新坟……，所以她才”誓不为宋天子领兵上阵。但是经过佘老太君的“救兵救火古来训，退敌不求加恩宠”的教育，特别是百岁老人的一句：你不挂帅我挂帅，你不领兵我领兵的振耳如馈的誓言后，最终激发出这位当年大破天门阵女英雄的豪情壮志，于是唱出了京剧的传世之作的是[西皮散板]转[快板]再转[散板]成套唱腔。其中梅先生表演“捧印”时的身段美不胜收，大师是把一些大武生的身段化在了穆桂英身上，他撷取了武生杨小楼在《青石山》中关平“托印”的身段，吸收了《铁笼山》姜维的观星动作，又将《一箭仇》中史文恭的回庄使用的身段编成舞蹈，配以[九锤半]锣鼓。使这十六句唱一气呵成，缓时如小桥流水，急时如珠走玉盘。将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舞台上。
清代地方戏曲对传统杨家将故事的革新
清代地方戏曲对传统杨家将故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移植、改编的传统杨家将故事，如《金沙滩》、《天门阵》、《杨文广征西》等等；一类是民间艺人新编的杨家将故事，如《四郎探母》、《牧虎关》、《杨八姐游春》，等等。传统故事主要取材于《杨家将演义》和宫廷戏。这类剧目在搬演演义和宫廷戏故事的同时，无可避免地也接受了它们的思想影响，把忠君报国当作了戏的基本主题。不过，传统的影响无论多么巨大，毕竟只是一方面。清皇朝已是我国封建社会全面走向崩溃的时代，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各部门汇合了一股反封建正统的“异端”势力，形成了一个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地方戏曲中的新编杨家将故事，正是这股“异端”势力在民间的一翼。
杨家将故事发展阶段上反传统的“异端”倾向，明显地表现为题材的变更。鲁迅说过：“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一缘民心已不能于《水浒》……”，更何况护王保驾之类了。于是，杨家将戏的内容出现了“人情化”的趋势，从一味地表现忠勇逐渐转向表现人的悲欢离合。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叙述杨家将戏演出情况时写道：
近时所行之京戏中演其一门事迹者多，《李陵碑》之外，《四郎探母》、《穆柯寨》、《辕门斩子》、《雁门关》等各出，极受台下欢迎。
从这时列举的剧目可以看出，舞台上流行的杨家将戏，表现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忠节故事，且“极受台下欢迎”。同时在当舞台上“男女戏”盛行的风气影响下，杨家将的招亲故事更是层出不穷。杨家门里每一个成员几乎都有一段浪漫故事。不仅传统的招亲戏（《余塘关》、《穆柯寨》等）大为流传，而且象杨六郎招亲这个在演义里只略提一笔的内容，也被敷衍成一出大戏（豫剧《状元媒》，又名《傅杨争亲》）。甚至一些正面描写两国交锋的武戏（《九龙峪》、《孤鸾阵》等），男女关系的描写却也占了十之八、九。不管这些戏的思想内容有多大的差别，仅仅是题材的这一变化，已经露出以观众和艺人对旧题材的淡漠，反传统的倾向始露端倪。
戏曲界的不少专家一直认为京剧《四郎探母》的“人情化”倾向是一种“独反其道而行之”的“异己，思想渗透”。这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当时舞台上杨家将故事的演出，不仅题材出现了“人情化”的趋势，就连一部分传统故事的内容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故事里那此“忠肝义胆，争光日月而震动乾坤”的英雄，被一个一个从天上拉回了人间。戏曲艺术家们在这些“怀赤心白意以报效天子”的忠臣良将血管里注入了凡夫俗子的血液，使他们充满了普通人的感情、欲望和弱点。借用“现代化”概念来说，就是英雄们被“非英雄化”了。
杨令公死节的故事，演义所着意表现的是英雄遭害、壮志难伸的愤慨。这从杨令公在李陵庙上题的可以看出来：
其所以触碑而死，也是因为“圣上遇我甚厚，实期捍边讨贼以仰答之，不意为奸臣所逼，而致王师败绩，我尚有何面目求活！”然而，在京剧《托兆碰碑》里，这种英雄末路的悲壮意境则由另一种凄楚动人的父子之情取代了。这出戏虽然保留了“令公碰碑”的传统情节，但整个情调发生了质的变化。戏从杨七郎鬼魂“托兆”开始，引出杨令公“梦子”、“别子”、“望子”的动人情节。令公碰碑的动机也由“若被辽人生擒，受他耻辱，不如趁早死之为愈”的死节变成了由于“被困两狼山，白日受饥饿，夜晚受风吹，盼兵兵不到，盼子子不归”的绝望。这出以唱为主的老生戏，几乎完全是以声乐来表现人物的。“盼姣儿不由人珠泪双流”的成套“二黄”唱腔，一开始就表明了令公的心事，为整出戏奠定了基调。而作为“戏核儿”的大段“反二黄”更是通过追叙杨家八郎的不幸结局充分表现杨公公此时此刻的痛子之情。特别是两个“我的儿啊！”的大腔，完全是人物的这种感情达到顶峰时痛苦的悲吟。如果说，传统故事是通过“王师败绩”的后果来谴责潘仁美弄权的，那么京剧便是以“一家人无有下梢”的家庭悲剧来揭露权臣的凶残。后者的“人情化”倾向十分鲜明。
戏曲艺术家们不仅背离传统，大胆地表现人情，而且还利用旧故事来讽刺不近人情的人物。杨六郎斩子的故事，演义里并没有表现杨延昭的无情。他的“囚禁”宗保也只是“恐其贪恋新婚而不用心破阵也”。11然而，京剧《辕门斩子》却把杨延昭当作一个讽刺对象，讽刺了他的无情无义。这出喜剧通过“我今日到无有父子的恩大，她那里却还有夫妻的情长”，12这样的形象对比，赞颂了人怀对于“王法”的胜利。尽管这是以献降龙木，破天门阵－“投效宋家”为代价的人情，实际上跟王法并不抵触，但多少含有一点离经叛道的味道。
在这样的基础上，新编杨家将故事的一些优秀代表，再现出了更加鲜明的“异端”倾向。它们以大胆的革新精神和人文主义的思想意识，对旧传统进行了勇猛的冲击。
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相似，《四郎探母》、《杨八姐游春》这些戏虽然取材于旧故事，利用了传说中的人物和一部分情节，但进行了大量的发挥和脱胎换骨的改造，彻底摆脱了杨家将故事的“忠君报国”的传统主题。以《四郎探母》为例，它就是以“血成河尸骨堆山”的两国交锋为背景，通过杨家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境遇，通过他们极端痛苦的内心世界，形象含蓄地表露了剧作者对这类战争的厌恶，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和平安定生活的渴望。这种主题的变化，不仅是艺术跳出了旧的窠臼，而且是思想意识的大飞跃。
在新编的故事里，传说中的杨家将形象也注入了新的血液。杨门女将不再因为忠君报国、效死疆场而被歌颂。《杨八姐游春》里敢于讥讽皇帝的佘太君，敢于提兵抗婚的八姐、九妹，都以她们的叛逆精神而光彩夺目。《四郎探母》中的铁镜公主也以善良、爽直、多情、机智的性格区别于演义里那个“嫁夫随夫”、三从四德的公主形象。
对于传统故事里的各种封建意识，新编故事都有不同程度的打破。一出《四郎探母》几乎对传统故事里的封建正统观念、大汉族主义情绪都作了否定。在传统故事里，征辽战争与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征侬智高是相提并论的。这与《水浒》把征辽与征方腊相提并论一样，实际上都是以宋朝为正统，把少数民族政权和农民起义看成“盗贼”。《四郎探母》却能摆脱这种观念的桎梏，敢于正视历史，敢于提示宋辽之间“两国不和常交战”，“各为其主夺江山”的封建战争的实质。尤其是它从杨四郎被俘招亲的情节生发开去，安排了萧、杨两家既是亲家，又是敌人的戏剧性情节，通过杨四郎这条纽带，使两家同时陷进了战争所造成的不幸里。这样的描写，其意义已不只是一般化地揭露战争给个别家庭带来的不幸和痛苦，而是反映了民族间的不和睦给两个民族带来的苦难。这表明了作者能够跳出狭隘的民族偏见，对历史作较为深刻的洞察。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新编故事以浓厚的人情味来与传统故事的道德教化相对立。《四郎探母》的思想内容，三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是鼓吹“招降纳叛”，也有把杨四郎与历史上的“和亲”相并论。我们认为，这些都不符合这出戏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四郎探母》所表现的中心内容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人情”。全剧一共三大段。第一段，探母的准备（坐宫、盗令），写的是杨延辉的思母之情和夫妻间的恩怨；第二段，探母的过程（过关、巡营、见娘、哭堂），着力刻划了杨家将生离死别的痛苦；第三段，探母的后果（回令），虽然夹杂了一些庸俗的科诨，但中心还是没有离开骨肉之情。围绕着赦、杀杨延辉的戏剧纠葛，展开的是人情与王法的冲突。最后是人情战胜了王法。这里的确有人情高于一切的思想。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是《四郎探母》的“反动思想性”所在。13这种论断是缺乏历史观点的。评价任何历史现象都不应该笼统地下结论。正象我们不能笼统地肯定“执法如山”一样，我们也不能笼统地否定《四郎探母》“人情至上”的描写。首先，要求《四郎探母》的作者运用阶级观点来进行人情描写是没有道理的。其次，这种的人情描写是为戏的主题服务的。把杨家母子、夫妻、手足之情描绘得越纯真、越深厚，他们生离死别的痛苦就越动人、越深刻，对封建战争的揭露也就越有力，越富于形象性。其三，针对传统故事“忠节至上”的道德教条，《四郎探母》的人情描写反其道而行之，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在传统故事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写往往只有一个干枯的概念。一切亲子之爱、夫妇之情、手足之义……都淹没在效忠王事的义务里了。过去许多评论都曾分析过杨家将故事中有关爱情婚姻描写的民主倾向。其实，传统故事中的自主婚姻与《卓文君》、《西厢记》一类戏里所表现的爱情追求有本质的区别。杨家将的婚姻与对封建国家的义务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描写杨宗保私自招亲的同时，作者一方面强调穆桂英也是“忠良之后”，表明她与杨家门当户对；另一方面还把婚姻与献降龙木、破天门阵－“投效宋家”联系起来，以此作为婚姻的基础。说穿了，这不过是一场自主的封建政治联姻罢了。杨家将的婚姻差不多都离不开这一模式。针对这样的窠臼，《四郎探母》才把人情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不能说是在封建压近下的一种“人的觉醒”。而这种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正是新编故事对旧传统的有力突破。
我国十六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茁壮。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缺乏欧洲历史上那样“狂飙突起”的巨大声势。因而，杨家将故事的发展阶段上，反对封建传统的力量也不强大。《四郎探母》这样的人文主义作品只是少数。这是《四郎探母》长期不为人理解的原因之一。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四郎探母》等新编杨家将故事的革新精神与清代整个文化界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是血肉相连的。这些戏对杨家将故事题材的开拓，与清代“杨州八怪”画派对“四王”派正统山水画的叛逆一样，其基本精神都是反对旧传统的大胆革新。而《四郎探母》等戏以人情来对抗道德说教与当时思想界猛烈抨击纲常伦理的矛头也是一致的。不管它们的批判有多么大的局限性，只要它们是针对封建压迫而作的反抗，就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杨家将故事
在山西省代县城里，有一座颇有气概的钟鼓楼。在它的正面和背面分别悬挂着“威震三关”、“声闻四达”两块巨大的题匾。传说这是人们为纪念杨家将不朽功勋，而流传到今天的一处珍贵遗迹。
提起杨家将，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杨业。历史上，这位名震千里的一代名将，弱冠之年便入事太原的北汉政权，受到北汉皇帝的信任，任侍卫新军都虞侯。当时，宋太祖赵匡胤已经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大宋王朝，全国统一大局已定。杨业向北汉皇帝刘继元提出了“奉国归宋”的建议，遭到反对。但他深感刘氏厚遇之恩，并未变心投宋，而是舍命保卫北汉政权。后来，北汉战败，杨业却仍在城南与宋军苦战。宋太宗早就听说杨业是一员勇将，便派北汉亡国皇帝刘继元的亲信前去劝降。见到刘继元派来的劝降使者，杨业悲愤地大哭了一场，投降了宋朝。宋太宗因他“老于边事，洞晓边情”，任命他为左领军卫大将军，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与河东三交口都部署潘美共同担负起了山西防御契丹的重任。实际上，潘美只是挂了个虚衔，重担全部压在代州前线杨业的身上。
杨业从小就擅长骑射，爱好打猎，武艺也高，每次打猎，收获总比别人多一倍。他对同伴说：“我将来带兵打仗，也如同猎鹰追逐野兔一般。”
杨业不负宋太宗的重托，在契丹军出入的各个要道口，连续修建了阳武寨、崞寨、西陉塞、茹越寨、胡谷寨、大石寨（均在今代县、繁峙境内）6 个兵寨。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 980年）三月，契丹十万军马来攻雁门，杨业率部用堵截和奇袭办法，大败契丹军，杀死他们的节度使、驸马、侍中肖咄李，活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从此，敌兵一见“杨”字大旗，便吓得心惊胆战而不战自退，称杨业为“杨无敌”。朝廷由此提升他为云州观察使，仍知代州。杨业驻守雁门关八年之久，契丹军始终不敢侵入一步。
杨业的显赫战功，使得一些心胸狭窄的同僚妒火中烧。一些人给宋太宗写匿名信，诋毁杨业。宋太宗没有轻信，而是把这些谤书封好交给杨业，表示了对他的信任。
雍熙三年（公元 986年）正月，宋太宗为了彻底解决契丹对边境的骚扰，执意全面进攻契丹，下诏分兵三路进行北伐：东路由大将曹彬、崔彦进率主力从雄州出发北攻幽州；中路由田重进统率，由定州攻飞狐；西路由潘美、杨业统率，出雁门关，攻朔（今山西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等四州，最终目标是三路大军会师幽州，与契丹进行决战。三路大军同时前进，东路军刚出击就遇到契丹主力的迎击，大败于歧沟关；中路军闻听东路败北，也就不战而溃；只有潘美、杨业的西路军，出师仅两个月，便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寰、云、应四州之地，兵锋直抵桑乾河。但是，由于东、中两路守军的溃败，他们却成了孤军深入。契丹在打败东路和中路两路宋军后，调集十万精锐，全力向潘、杨部占领的寰州压来。朝廷命令潘、杨率军护送朔、寰、云、应四州百姓立即迁回代州。在当时大兵压境的时刻，要完成这一任务非常艰巨。杨业经过周密思考，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先派人密告云、朔等州守将，等我军离代州北上时，令云州民众先出，我军到达应州时，契丹必定会派兵迎战，这时，命令朔州民众再出城，同时派骑兵接迎，另派1000弓箭手守住谷口，这样百姓就可安全内迁。
对于杨业这个切实可行的方案，监军王先和主帅潘美却坚决反对。他们为了争功，硬要杨业率兵去打寰州。王先说：“你有几万精兵为什么还这样胆怯？应当直接出雁门关北上！”杨业说：“不行，这样做，只有失败。”王先阴险地说：“你不是号称‘杨天敌’吗，为什么不敢与敌人正面交锋，难道你还有不可告人的打算？”杨业气忿地说：“我这样做不是怕死，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完成好皇上交付的使命。你既然这样责问我，那好吧，我现在就遵命前往。”出发时，杨业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次出兵，必定失利，我是北汉降将，蒙皇上大恩，我愿以死报国。”他又用手指着陈家谷（今山西朔县南）说：“你们务必在两翼布置强有力的弓箭手，我转战到这里，你们就出兵夹击，不然我们将会全军覆没。”说罢，杨业就率兵出发了。经过两场恶战，因寡不敌众，杨业战败。退到陈家谷时，王先、潘美却率军早已离开了谷口，杨业得不到接应，陷入重围。虽然他奋不顾身，英勇作战，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坠马被俘，最后不屈绝食而死。他的儿子七郎也在这一次战斗中牺牲。
史书上记载，杨业的儿子除延玉外，还有延朗、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和延彬。
杨延朗后改名延昭，人们称他为“杨六郎”。他智勇善战，号令严明，也是北宋王朝的名将。杨延昭儿童时代受到父亲的熏陶，十分爱做军事游戏。杨业常对人说：“这个孩子最像我。”每次打仗总要带他上阵。战争中，杨延昭很快锻炼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大将。雍熙三年（公元 986年），杨业率军北伐应、朔，派杨延昭任先锋，与契丹军在朔州城下激战。延昭被乱箭射穿了手臂，但他毫不介意，更加讲命地与敌人厮杀。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 999年）冬天，契丹军又一次向宋朝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宋军节节失利。这时，杨延昭正守卫遂城（今河北徐水县西）。在契丹围攻之下，遂城城小无备，人人危惧。杨延昭泰然自若，率士兵登城固守，毫不慌乱。他让士兵在城墙上浇水成冰，使城墙变得又坚固又光滑。契丹军攻城不下，只好绕道去攻打别处。在杨业死后，杨延昭守卫北方20多年，屡败契丹军队，继承和发扬了杨家“忠心报国”的优良家风。
杨家将的第三代是杨文广，他是杨延昭的儿子，也是宋代一名边防名将。在宋仁宗时期，他先后在河北、陕西边境做过镇守将军。他镇守陕西时，主要是防务西夏国对中原地区的骚扰。
杨家将正是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为保卫祖国恪尽职守。他们的事迹不断走入传说、故事、戏曲舞台和影视剧创作。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宋元之际，民间艺人把杨家将的故事编成戏曲，搬上舞台。到了明代，民间文学家又把他们的故事编成《杨家将演义》、《杨家将传》，用小说评书的形式在社会民间广泛传播。这些传说和故事，把杨家将英勇战斗、牺牲的过程，叙述得十分详细和感人。他们还把宋代功臣潘美描绘成大奸臣做陪衬，使杨家将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家风更加高大和完美。七郎八虎闯幽州、血战金沙滩、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十二寡妇征西、佘太君百岁挂帅、杨排风……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爱国者形象，在世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以至分不清哪些是史实，哪些是演义和传说。
对于杨家将忠心报国世代相传的优良家风，对于一个家族前赴后继捍卫祖国既忠又勇的行为，人们传诵他们，缅怀他们，热爱他们，崇敬他们，以各种形式，为他们竖起一座座丰碑。
雁门关下，有一个以杨家祠堂而闻名的鹿蹄涧村，村里1000多口人，其中一多半都是杨家后代。
杨家祠堂始建于元代，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一座杨家祠宇。因杨业死后被追赠为“太尉”，谥号“忠武”，他的后代以此题祠名为“杨忠武祠”，俗称“杨家祠堂”。
祠堂大殿前，有一块鹿蹄石，形状奇特，雕刻秀美。传说是杨业十四世孙杨友，镇守代州时一日外出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这只鹿带箭逃走，杨友紧追不放，追到现在的鹿蹄涧村，梅花鹿突然钻入地下。杨友命人挖掘，挖出奇异的一方石头，上面雕刻着梅花鹿带箭图案，并有明显的鹿蹄印。后来，人们将这块奇异的石头搬回祠中存放，鹿蹄涧村由此得名。
多少年以来，为缅怀先祖精忠报国的高尚情怀，鹿蹄涧村年年都举行村祭，年年村祭必定唱戏，唱戏必唱杨家将戏。
“血战金沙滩”是杨家将传说故事中，杨家将打得最悲壮、最惨烈的一仗。在这场恶战中，杨家将的七郎八虎中，大郎、二郎、三郎、七郎战死，四郎、八郎被俘，五郎出家，整个一个杨家战死一大半。戏曲《金沙滩》演的就是这件英勇悲壮的事迹。但鹿跨涧村民什么戏都看，唯独不看《金沙滩》这出戏。
据说，有一年的春天，村里正唱戏，点戏人就点了《金沙滩》。说也怪，开戏前，天气晴朗，风尘不动。戏开后，契丹兵向杨家将猛烈进攻，这时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黄尘滚滚，搅得天昏地暗，台上台下，顿时乱作一团，台上的“契丹兵”也只好鸣金收兵。风沙过后，观众稍稍坐定，台上又紧锣密鼓敲打起来，杨老令公披挂上阵，领兵迎敌。演到二郎、三郎惨死疆场时，突然从西北方向滚过一团乌云，刹那间，风云过后，就是电闪雷鸣，瓢泼大雨铺天盖地从天而降，整个场子里成了风雨世界。
风雨过后，人们说：这是祖宗对咱们的报应，老祖宗不想让咱们再提那些伤心的事。咱们闹红火，别让他们不高兴，好吧，从今往后，演杨家喜庆的戏，咱再不演《金沙滩》了。后来换了别的戏，说也奇怪，一连几天全是风和日丽。
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民间传说，人们也没有必要追究它的真实性。不过鹿蹄涧村人从来不看《金沙滩》这出戏倒是真的。因为他们不愿回忆祖先悲伤的往事，更不愿让这惨烈的场面再去搅扰祖先的在天之灵。他们期望的是没有侵略，没有战争，只有和平与安宁的世界。
凝聚在杨家将传说故事中的前仆后继、忠心报国的伟大精神，是千百年来中国人面对外族侵扰和西方列强欺凌，反抗侵略、保家卫国、追求和平美好希望的一种寄托。为了追求这种希望，杨老令公战死了，杨六郎、杨文广继承遗志继续战斗；男人牺牲了，佘太君、穆桂英等女人继承遗志继续战斗；主人战死了，杨排风等家丁、丫环也要继承遗志继续战斗。在中国历史上，凝聚着这种忠烈家风的事例绝非杨家将一家。仅在山西，还有薛仁贵、薛丁山、樊梨花的薛家将和呼延赞、呼延灼的呼家将。这些家将的传说和故事，相互辉映，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闪耀着璀璨的理想主义光芒。
雁门关外杨家将征战过的那个叫做金沙滩的古战场，昔日的刀光剑影。硝烟烽火，早已随着历史前进的车轮而荡然无存。今日的金沙滩，放眼望去，满滩皆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成为十里飘香的果园。
当我们乘坐北同蒲的火车经过这里时，列车播音员或其他知晓这个地方的人，总要手指窗外，说：“快看，这就是杨家将战斗过的金沙滩。”听者无不转头注目车外，看着这片早已面目全非的旧地，想起有关杨家将的事迹，心中升起崇敬之情。
杨家将以及薛家将、呼家将已远远走出历史的范畴，而升华为一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鼓舞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励精图治，振兴中华。
历史上真实的杨家将
杨业本名叫杨重贵，其父杨信是麟州的土豪，趁五代混乱的时候，占据麟州，自称刺史，由于时局的动荡，先后归附过后汉、后周。大约是在杨信归附后汉的时候，为了结交当时任河东节度使的刘崇，派少年的杨重贵到太原。后杨信投靠了后周，杨重贵留在了太原。杨信死，以其子杨崇勋(杨业的弟弟)继任刺史，又以麟州归附了北汉刘崇。其后杨崇勋又归附了后周。虽然有这样的反复，但是由于处于五代那个混乱特殊的年代，杨重贵在太原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年少英武的杨重贵很受刘崇的看重，他以杨重贵为养孙，改名为刘继业。刘继业先担任保卫指挥使，以骁勇著称，以功升迁到建雄军节度使。由于刘继业战功卓著，所向无敌，国人号称无敌。然而刘继业在北汉三十多年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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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小说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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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小说中的杨门女将大多比男将更能干。他们给观众和读者的印象是，女将很厉害，男将有人爱。从佘太君、穆桂英到八姐九妹和杨排风，个个都是巾帼英雄。
穆桂英在女将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她是祖国人民成功地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不仅在戏曲小说中他是杨家将故事中杨门女将的代表人物，而且在今天的整个中国社会生活中，在祖国现代政治、文学和艺术的领域内，她已成为妇女英雄的象征。在艺术家的笔下、口头和舞台、以及各种场合，他都是显示中国帼巾英雄的典范。对于她的历史存在，也有人想找录原委。我认为，塑造人物的原型指相为谁？即使无考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这种指相往往是广泛地代表或显示着某一群体。
有人根据山西清代的保德县志记载，按慕容和穆桂英的谐音来猜测，说慕容氏即穆桂英的原型指相，自然未免牵强附会。还有人根据＜杨琪墓志＞说杨氏家族中确有慕容氏作为妻室，但不是杨文广。分析起来，此说也欠妥当。慕容是个姓，婆媳、妯娌、同出一娘家之女常有，何以一大家族中就不可有同姓妻室？可见文广妻到底为谁，显然不可一语为断；穆桂英指相为谁？找不得不找也罢。因为，穆桂英即使不见于我，并不意味着杨门女将也不存在。以武力雄起一方的杨门世家，在抗辽的杨家将中，连几个能杀能战的鞍马妇女也没有，那是不符合当时时代面貌的。契丹能有统兵打仗发号施令的萧太后，宋朝出现佘太君、穆桂英之类的杨门女将本不为奇。只惜，在中国传统礼教的笔墨中，妇女连中了状元民要把冠交给丈夫，历朝历代的史籍中，对她们除了以节妇歌颂之外，记载她们的英雄事迹实在是太少了。
然而，作为一次较长时期的战争对抗，投入战争的人，不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都将涉及各个方面。在北宋与契丹的战争条件下，边防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相杂的习俗，都牵连着妇女的戎马生活。尽管史家未录，可里儿野竖不能不道，不会不传。这就出现了传说中的各式各样人物，有老太君，有少奶奶，有姑娘小姐，还有烧火丫头上战场。传说者并没有考究张王李赵谁家事，都借杨家将这一艺术舞台让她们前来登场。今保德县志有慕容氏之记，神木地方还有皇娘城遣存，情节之多，难以尽数。有的虽无中证之史，确有传说的来历，一概否定实为不妥。
在杨门女将中，惟佘太君是个有真名实姓的历史人物。但对她的来历也曾有过不少争议。其中，学术老前辈余嘉锡先生的引证较为详实：
光绪十年续修之＜岢岚州志o节妇类＞有杨业妻析氏条，注云：业初名继业，仕北汉，任键为节度使，娶折德扆女，后归宋，复姓杨。折性敏慧，尝佐业立战功，号杨无敌。后战死陈家谷，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辨夫力战获死之由，遂削二人爵，除名为民。
又，李慈铭＜越漫堂日记＞注云：业娶府州永安军节度使折德扆女。今山西保德州折窝村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神道碑，即业妻也。
再引＜乾隆一统志＞和＜保德州志＞，都记有佘太君墓，言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而光绪＜山西通志＞认为业是北汉臣，德扆守府州屡败汉兵，疑业不应娶其女也。对此说，余先生不以为然。他认为业弟重训，亦累叛汉，且破其兵，汉主尚不以为嫌，何有于妻父哉。他又引清、毕源<<关中金石记>>所考折克行神道碑之论证，疑折窝村有佘太君之说,恐为误传。
总上情况，异议在保德县是否有折窝村？折窝村是否有佘太君墓？但对业妻折德扆女都不存疑。原因就是业妻折氏乃元人所考。折窝村有佘太君墓是清代人为炫耀地方而言，故毕源之疑不无道理。
太君一词是封建社会对有地位妇女的尊称，业妻被称老太君无需解释，关键是姓什么。折、佘谐音，本无争意，追其根源，故事起先从南宋传起。宋金对立，南北天堑，所以，北宋折德扆女折（才花或赛花）氏太君在戏剧、小说中变成佘太君情理可解。即，佘太君虽也是艺术形象，可她有实相可指，这一点与穆桂英有所不同。至于折氏死后埋何处，即使是真埋折窝村，她的老家仍然是府谷人。
事实上，折氏女出身显武之家，佐夫立战功理所当然。杨业殉难，事因主帅失误，潘、王欲掩其事，不仅折氏太君不会善罢甘休，就是陈家谷所有阵亡将士的家属，哪一家能无动于衷？何况这次战败关系到宋、辽形势的变化，其风波之大，势必震动内外朝臣。当然宋太宗怎么处理此事，当代史官司不会有评，真实情况，反而留在民间。只是紧接着宋金对立，又元灭金，接宋世，当时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难容中原一切抵御外族的标志（精神的和物质的），诸如府第太庙、碑文石刻，尽皆失毁。日后所见大多明、清追忆再造之物，（除埋蔵未被发现或迁移幸存而外）大多受讹传而变衍，因移位而失真，真伪杂存，尚待鉴清。
据此，杨业娶折德扆女为妻，不仅史实可靠，而且事迹无疑。业妻折氏，虽不象戏曲小说中那么了不起，可也绝不是无所作为的老太婆。她是杨门女将中当之无愧的中心人物。
穆桂英在女将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她是祖国人民成功地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不仅在戏曲小说中他是杨家将故事中杨门女将的代表人物，而且在今天的整个中国社会生活中，在祖国现代政治、文学和艺术的领域内，她已成为妇女英雄的象征。在艺术家的笔下、口头和舞台、以及各种场合，他都是显示中国帼巾英雄的典范。对于她的历史存在，也有人想找录原委。我认为，塑造人物的原型指相为谁？即使无考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这种指相往往是广泛地代表或显示着某一群体。
有人根据山西清代的保德县志记载，按慕容和穆桂英的谐音来猜测，说慕容氏即穆桂英的原型指相，自然未免牵强附会。还有人根据＜杨琪墓志＞说杨氏家族中确有慕容氏作为妻室，但不是杨文广。分析起来，此说也欠妥当。慕容是个姓，婆媳、妯娌、同出一娘家之女常有，何以一大家族中就不可有同姓妻室？可见文广妻到底为谁，显然不可一语为断；穆桂英指相为谁？找不得不找也罢。因为，穆桂英即使不见于我，并不意味着杨门女将也不存在。以武力雄起一方的杨门世家，在抗辽的杨家将中，连几个能杀能战的鞍马妇女也没有，那是不符合当时时代面貌的。契丹能有统兵打仗发号施令的萧太后，宋朝出现佘太君、穆桂英之类的杨门女将本不为奇。只惜，在中国传统礼教的笔墨中，妇女连中了状元民要把冠交给丈夫，历朝历代的史籍中，对她们除了以节妇歌颂之外，记载她们的英雄事迹实在是太少了。
然而，作为一次较长时期的战争对抗，投入战争的人，不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都将涉及各个方面。在北宋与契丹的战争条件下，边防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相杂的习俗，都牵连着妇女的戎马生活。尽管史家未录，可里儿野竖不能不道，不会不传。这就出现了传说中的各式各样人物，有老太君，有少奶奶，有姑娘小姐，还有烧火丫头上战场。传说者并没有考究张王李赵谁家事，都借杨家将这一艺术舞台让她们前来登场。今保德县志有慕容氏之记，神木地方还有皇娘城遣存，情节之多，难以尽数。有的虽无中证之史，确有传说的来历，一概否定实为不妥。
在杨门女将中，惟佘太君是个有真名实姓的历史人物。但对她的来历也曾有过不少争议。其中，学术老前辈余嘉锡先生的引证较为详实：
光绪十年续修之＜岢岚州志o节妇类＞有杨业妻析氏条，注云：业初名继业，仕北汉，任键为节度使，娶折德扆女，后归宋，复姓杨。折性敏慧，尝佐业立战功，号杨无敌。后战死陈家谷，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辨夫力战获死之由，遂削二人爵，除名为民。
又，李慈铭＜越漫堂日记＞注云：业娶府州永安军节度使折德扆女。今山西保德州折窝村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神道碑，即业妻也。
再引＜乾隆一统志＞和＜保德州志＞，都记有佘太君墓，言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而光绪＜山西通志＞认为业是北汉臣，德扆守府州屡败汉兵，疑业不应娶其女也。对此说，余先生不以为然。他认为业弟重训，亦累叛汉，且破其兵，汉主尚不以为嫌，何有于妻父哉。他又引清、毕源<<关中金石记>>所考折克行神道碑之论证，疑折窝村有佘太君之说,恐为误传。
总上情况，异议在保德县是否有折窝村？折窝村是否有佘太君墓？但对业妻折德扆女都不存疑。原因就是业妻折氏乃元人所考。折窝村有佘太君墓是清代人为炫耀地方而言，故毕源之疑不无道理。
太君一词是封建社会对有地位妇女的尊称，业妻被称老太君无需解释，关键是姓什么。折、佘谐音，本无争意，追其根源，故事起先从南宋传起。宋金对立，南北天堑，所以，北宋折德扆女折（才花或赛花）氏太君在戏剧、小说中变成佘太君情理可解。即，佘太君虽也是艺术形象，可她有实相可指，这一点与穆桂英有所不同。至于折氏死后埋何处，即使是真埋折窝村，她的老家仍然是府谷人。
事实上，折氏女出身显武之家，佐夫立战功理所当然。杨业殉难，事因主帅失误，潘、王欲掩其事，不仅折氏太君不会善罢甘休，就是陈家谷所有阵亡将士的家属，哪一家能无动于衷？何况这次战败关系到宋、辽形势的变化，其风波之大，势必震动内外朝臣。当然宋太宗怎么处理此事，当代史官司不会有评，真实情况，反而留在民间。只是紧接着宋金对立，又元灭金，接宋世，当时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难容中原一切抵御外族的标志（精神的和物质的），诸如府第太庙、碑文石刻，尽皆失毁。日后所见大多明、清追忆再造之物，（除埋蔵未被发现或迁移幸存而外）大多受讹传而变衍，因移位而失真，真伪杂存，尚待鉴清。
据此，杨业娶折德扆女为妻，不仅史实可靠，而且事迹无疑。业妻折氏，虽不象戏曲小说中那么了不起，可也绝不是无所作为的老太婆。她是杨门女将中当之无愧的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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