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条件：
中国“文人画”发展成熟于五代、两宋时期。五代时的山水及花鸟画发展得很快，为宋代绘画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到了宋代，“佛家”、“道家”理念渗透到“儒家”思想后所孕育的宋明理学对文化艺术以深刻的影响。
在充分汲取了唐诗的营养元素后，宋代的“文人画”特别注重诗意、情趣和境界，诗意深邃，美不胜收却又难以把握，文人画的艺术风格体是内敛与思辨的，文人们含蓄的表达取代了奔放的情感。文人画讲究笔墨趣味，并以书法入画，题材多以梅、兰、竹、菊为对象，代表人物有文同、苏轼、杨无咎等。
除此之外，文人山水画代表人物有董源、巨然等，所画内容多为气象萧疏、烟林清旷的秋林和雪后静穆的群山，给人以深远、静谧及厚重的感觉。米氏父子所创富有诗意的“米家云山”，进一步发展了文人山水画法。到了南宋，文人画更是以墨韵酣畅、变化万千著称，开简笔写意画之先河。
在人物画方面，李公麟则以纯墨色的线条白描所感悟的自然，把绘画粉本中的那种随意与质朴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审美高度。
共同特点：
文人画是一种综合型艺术，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间组合不但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
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心手相应，气力相合，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周。
在色彩和水墨上，文人画更注重水墨的运用，讲究墨分五色。王维之所以受到苏轼、董其昌的极力推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后期创作中开水墨画的先河。文人画家所以重水墨而轻色彩，这同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有直接关系，即传统绘画一直不曾把真实地再现事物的表象作为创作目的，而是把揭示事物的内在神韵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
基于这种宗旨，又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美学思想，即摒弃华艳，唯取真淳，讲究绘事后素、返朴归真、大巧若拙等等，这些都成为文人画家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
文人画特色和体系的形成，又与文人士大夫将绘画视为精神调节手段有关，创作对这些画家来讲，起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舒络的作用，这样，不为物役，不被法拘，以最简单的工具（笔、墨、纸），最概括的语言（黑、白、灰3色），传达出最深切的感受，就成为创作中的必然的选择。
扩展资料：
中国绘画从写真发展到追求意境、意趣，为文人画的孕育准备了土壤。到宋代，一批骚人墨客又以画寄情，借物抒情，遂产生了文人画。
以苏轼、文同、米芾父子等为代表的文人画家主张“以画为心画”，“不求形似”。他们都鄙弃对事务的如实描摹，不囿于传统的画理、技法，以意趣为宗，只凭才情性质信笔挥洒。
以苏轼《古木竹石图》为例，画中虬结的古木与丑陋的怪石并非自然界的物像，而是画家抒发胸臆的凭借物，是画家心中的古木竹石。苏轼特别推崇王维的画。他认为王维的画“得之象外”。在苏轼的影响下，唐代诗人王维被后世尊为文人画之宗。“得之象外”也成了文人画家追求的境界。
文人画常以枯木、竹、石、梅、兰及烟云山景等为题材，这些清雅、疏淡的景物宜于文人借物抒情。在文人眼里，梅花孤高，幽兰洁操，秋菊凌霜，竹则有“刚柔忠义”四德，既可以言志，更可以寄情，画竹实即画人。
文同画竹为“意有所不适而无以遣之，故一发于墨竹”，可见这是他宣泄情感、遣发胸怀的手段。苏轼说文同作画乃是“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其实他自己也是如此。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人画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宋代文人画的兴起：得之象外 寄情其中
特点是由文人、官员、富裕阶层进行书画创作，他们的题材多为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之类，借描绘目之所及的自然景物写心灵感受。借所画的景喻自己的君子之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