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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诸多名称,或因其音乐特征或因其独特形式而获得,诸如曲子词、乐府、长短句、诗余等等。词的每一种“芳名”的讨论,都是对词的性质与特征的各个侧面的体认过程。
曲子词:曲子,是词的最早名称,与今时所说的“词”、“歌词”意义相同。但在唐五代却很少使用“词”这一称谓。例如在敦煌藏经洞里发现最早的民间词集,其名称是《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一些单篇则称之为曲子《浣溪沙》、曲子《捣练字》、曲子《感皇恩》等。“曲子”,即指倚谱所填之歌词而言。王重民在《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说:“是今所谓词,古原称曲子。按曲子原出乐府,郭茂倩曲子所由脱变之乐府为‘杂曲歌辞’,或‘近代曲辞’。……是五七言乐府原称词(即辞字),或称曲,而长短句则称曲子也。特曲子既成为文士摛藻之一体,久而久之,遂称自所造作为词,目俗制为曲子,于是词高而曲子卑矣。”唐五代之所以把这种配乐歌词称之为“曲子”,任半塘认为:“其含义的主导部分是音乐性、艺术性、民间性、历史性,都较词所有为强。”(《关于唐曲子问题商榷》,《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直至宋代,人们还习惯于称词为“曲子”。如张舜民《画墁录》所载:柳永进见晏殊。“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宋神宗熙宁间杨绘编了一册被视之为“最古之词话”的书籍,书名是《时贤本事曲子集》。南宋王灼论词之起源时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碧鸡漫志》卷一)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也说过“长短句今曲子便是”之类的话。可见“曲子”之称,影响深远。称“曲子”为“词”,是文人词出现以后的事。五代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最先提出“曲子词”这一名称:“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与欧阳炯同时的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说:“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至宋,“词”才逐渐取“曲子”而代之。顾随说:“词之一名,至宋代而始确立。其在有唐,只曰‘曲子’。……‘子’者,小义,如今言‘儿’。故曰:曲子者,所以别于大曲也。奚以别乎?曰:大小之分而已。又,‘曲’者,‘谱’义,指声,‘词’、‘辞’通,指文字。是故,曲子词者,谓依某一乐章之谱所制之辞。”(《释曲子词寄玉言》)在现存二百五十余种宋词之别集中,以“词”名集者约有一百六十五家(包括词作甚少近人广为搜集命名在内)。其著名者如潘阆《逍遥词》、晏殊《珠玉词》、张先《张子野词》、晏几道《小山词》、毛滂《东堂词》、陈与义《无住词》、李清照《漱玉词》、张元干《芦川词》、张孝祥《于湖词》、陈亮《龙川词》、史达祖《梅溪词》、刘过《龙洲词》、吴文英《梦窗词》、朱淑真《断肠词》、卢祖皋《浦江词》、戴复古《石屏词》、张炎《山中白云词》、刘辰翁《须溪词》、汪元量《水云词》、蒋捷《竹山词》等等。如果剔除“词高曲子卑”的偏见与“词领导曲子”的误解,按约定俗成的惯例把“敦煌曲子”称为“敦煌曲子词”、“敦煌民间词”、“敦煌词”都是可以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这部书称之为《北宋词史》。
乐府:原指汉武帝所设置的音乐机构,其所搜集创制合乐歌唱的诗称之为“乐府歌辞”,或称“曲辞”。后世则简称“乐府”。因乐府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创制乐谱、训练乐工、采集歌辞、受命演出,所以自汉及唐,凡郊祀、燕射、鼓吹、清商、舞曲、琴曲等均在乐府机关管辖范围之内。因之,汉魏六朝可以入乐的歌诗,包括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而创作的新题乐府一般均称之为“乐府”。而词被称之为“乐府”则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它主要是用“乐府”这一名称表述其可以入乐歌唱这一特点,是填词以配乐的抒情诗。所以不少词人的别集用“乐府”来命名。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周紫芝的《竹坡居士乐府》、徐伸《青山乐府》、赵长卿《惜香乐府》、康与之《顺庵乐府》、曹勋《松隐乐府》、姚宽《西溪居士乐府》、杨万里《诚斋乐府》、赵以夫《虚斋乐府》等等。有的词集为了强调并突出其音乐与作品的时代性,还另创“近体乐府”、“寓声乐府”之称。如周必大《平园近体乐府》、贺铸《东山寓声乐府》等。
长短句:本指诗歌之杂言,与词之长短句有别,但前人则有用以代指词的创作。汪森在《词综序》中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汪森只从词的字句长短错落这一方面与古代诗歌相类比,并由此而探词之本源,自然会流于形式表面而失其根本。故王昶在《国朝词综序》中对此作了补充:“汪氏晋贤叙竹垞太史《词综》,谓长短句本于‘三百篇’并汉之乐府,其见卓矣,而犹未尽也。盖词实继古诗而作,而诗本乎乐,乐本乎音,音有清浊、高下、轻重、抑扬之别,乃为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长短,无以宣其气而达其音。”从音乐乐谱的旋律高下抑扬变化来看词之句式长短,就科学得多了。因为它从是否合乐这一本质上将一般诗歌与入乐歌唱的词明显区分开来。最早的苏轼词集就曾名曰《东坡长短句》(见《西塘耆旧续闻》),另有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陈师道《后山长短句》、米芾《宝晋长短句》、赵师侠《坦庵长短句》、张纲《华阳长短句》、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刘克庄《后村长短句》等。
诗余:主要用于词集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南宋。如最早的词选即以《草堂诗余》命名,毛平仲的《樵隐词》也曾称之为《樵隐诗余》,稍后王十朋有《梅溪诗余》、寥行之有《省斋诗余》、韩元吉《南涧诗余》、张鎡《南湖诗余》、汪莘《方壶诗余》、黄机《竹斋诗余》、王迈《月翟 轩诗余》、葛长庚《玉蟾先生诗余》、黎廷瑞《芳洲诗余》、刘将孙《养吾斋诗余》等。直至明代,“诗余”方始作为词的别名使用。最明显的是张綖的词律专著便命名为《诗余图谱》。这里的“诗余”即词的别称。王象晋《诗余图谱序》中说:“诗亡而后有乐府,乐府亡后而有诗余。诗余者,乐府之派别,而后世歌曲之开先也。”徐师曾在《文体明辨·诗余》中说:“按诗余者,古乐府之流别,而后世歌曲之滥觞也。”但是,因为“诗余”二字含有诗高而词卑的轻视之意在内,所以也有人反对用“诗余”名词。汪森说:“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驰,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殆非通论矣。”(《词综序》)
此外,词还有其他许多名称,或创用与词集本身特色有关的称谓,实际与“词”的性质逐渐疏离了。如有称“歌曲”者,王安石《临川先生歌曲》、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便是。有称“琴趣”者,如欧阳修《醉翁琴趣外篇》、黄庭坚《山谷琴趣外篇》、晁补之《琴趣外篇》、晁端礼《闲斋琴趣外篇》。有称“乐章”者,如柳永的《乐章集》、刘一止《苕溪乐章》、洪适《盘洲乐章》、谢懋《静寄居士乐章》。有称“遗音”者,如石孝友《金谷遗音》、陈德武《白雪遗音》、林正大《风雅遗音》。有称“笛谱者”如周密《苹洲渔笛谱》、宋自逊《渔樵笛谱》。有称“渔唱”者,如陈允平《日湖渔唱》。有称“樵歌”者,如朱敦儒之《樵歌》。有称“语业”者,如杨炎正之《西樵语业》。有称“痴语”者,如高观国之《竹屋痴语》。有称“鼓吹”者,如夏元鼎《蓬莱鼓吹》。还有称“绮语债”者,如张辑之《东译绮语债》。
由上可见,词的“芳名”、别号,纷复众多,在所有诗体形式之中,没有任何一种诗体象词这样被人们从不同角度来加以概括、惦量与赞许。这一方面说明词体形式之被普遍喜爱,同时也说明,词体形式是一个多面体,与传统文化、中外交流以及时代社会需求的潜移默化密切相关。
曲子词:曲子,是词的最早名称,与今时所说的“词”、“歌词”意义相同。但在唐五代却很少使用“词”这一称谓。例如在敦煌藏经洞里发现最早的民间词集,其名称是《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一些单篇则称之为曲子《浣溪沙》、曲子《捣练字》、曲子《感皇恩》等。“曲子”,即指倚谱所填之歌词而言。王重民在《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说:“是今所谓词,古原称曲子。按曲子原出乐府,郭茂倩曲子所由脱变之乐府为‘杂曲歌辞’,或‘近代曲辞’。……是五七言乐府原称词(即辞字),或称曲,而长短句则称曲子也。特曲子既成为文士摛藻之一体,久而久之,遂称自所造作为词,目俗制为曲子,于是词高而曲子卑矣。”唐五代之所以把这种配乐歌词称之为“曲子”,任半塘认为:“其含义的主导部分是音乐性、艺术性、民间性、历史性,都较词所有为强。”(《关于唐曲子问题商榷》,《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直至宋代,人们还习惯于称词为“曲子”。如张舜民《画墁录》所载:柳永进见晏殊。“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宋神宗熙宁间杨绘编了一册被视之为“最古之词话”的书籍,书名是《时贤本事曲子集》。南宋王灼论词之起源时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碧鸡漫志》卷一)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也说过“长短句今曲子便是”之类的话。可见“曲子”之称,影响深远。称“曲子”为“词”,是文人词出现以后的事。五代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最先提出“曲子词”这一名称:“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与欧阳炯同时的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说:“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至宋,“词”才逐渐取“曲子”而代之。顾随说:“词之一名,至宋代而始确立。其在有唐,只曰‘曲子’。……‘子’者,小义,如今言‘儿’。故曰:曲子者,所以别于大曲也。奚以别乎?曰:大小之分而已。又,‘曲’者,‘谱’义,指声,‘词’、‘辞’通,指文字。是故,曲子词者,谓依某一乐章之谱所制之辞。”(《释曲子词寄玉言》)在现存二百五十余种宋词之别集中,以“词”名集者约有一百六十五家(包括词作甚少近人广为搜集命名在内)。其著名者如潘阆《逍遥词》、晏殊《珠玉词》、张先《张子野词》、晏几道《小山词》、毛滂《东堂词》、陈与义《无住词》、李清照《漱玉词》、张元干《芦川词》、张孝祥《于湖词》、陈亮《龙川词》、史达祖《梅溪词》、刘过《龙洲词》、吴文英《梦窗词》、朱淑真《断肠词》、卢祖皋《浦江词》、戴复古《石屏词》、张炎《山中白云词》、刘辰翁《须溪词》、汪元量《水云词》、蒋捷《竹山词》等等。如果剔除“词高曲子卑”的偏见与“词领导曲子”的误解,按约定俗成的惯例把“敦煌曲子”称为“敦煌曲子词”、“敦煌民间词”、“敦煌词”都是可以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这部书称之为《北宋词史》。
乐府:原指汉武帝所设置的音乐机构,其所搜集创制合乐歌唱的诗称之为“乐府歌辞”,或称“曲辞”。后世则简称“乐府”。因乐府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创制乐谱、训练乐工、采集歌辞、受命演出,所以自汉及唐,凡郊祀、燕射、鼓吹、清商、舞曲、琴曲等均在乐府机关管辖范围之内。因之,汉魏六朝可以入乐的歌诗,包括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而创作的新题乐府一般均称之为“乐府”。而词被称之为“乐府”则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它主要是用“乐府”这一名称表述其可以入乐歌唱这一特点,是填词以配乐的抒情诗。所以不少词人的别集用“乐府”来命名。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周紫芝的《竹坡居士乐府》、徐伸《青山乐府》、赵长卿《惜香乐府》、康与之《顺庵乐府》、曹勋《松隐乐府》、姚宽《西溪居士乐府》、杨万里《诚斋乐府》、赵以夫《虚斋乐府》等等。有的词集为了强调并突出其音乐与作品的时代性,还另创“近体乐府”、“寓声乐府”之称。如周必大《平园近体乐府》、贺铸《东山寓声乐府》等。
长短句:本指诗歌之杂言,与词之长短句有别,但前人则有用以代指词的创作。汪森在《词综序》中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汪森只从词的字句长短错落这一方面与古代诗歌相类比,并由此而探词之本源,自然会流于形式表面而失其根本。故王昶在《国朝词综序》中对此作了补充:“汪氏晋贤叙竹垞太史《词综》,谓长短句本于‘三百篇’并汉之乐府,其见卓矣,而犹未尽也。盖词实继古诗而作,而诗本乎乐,乐本乎音,音有清浊、高下、轻重、抑扬之别,乃为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长短,无以宣其气而达其音。”从音乐乐谱的旋律高下抑扬变化来看词之句式长短,就科学得多了。因为它从是否合乐这一本质上将一般诗歌与入乐歌唱的词明显区分开来。最早的苏轼词集就曾名曰《东坡长短句》(见《西塘耆旧续闻》),另有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陈师道《后山长短句》、米芾《宝晋长短句》、赵师侠《坦庵长短句》、张纲《华阳长短句》、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刘克庄《后村长短句》等。
诗余:主要用于词集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南宋。如最早的词选即以《草堂诗余》命名,毛平仲的《樵隐词》也曾称之为《樵隐诗余》,稍后王十朋有《梅溪诗余》、寥行之有《省斋诗余》、韩元吉《南涧诗余》、张鎡《南湖诗余》、汪莘《方壶诗余》、黄机《竹斋诗余》、王迈《月翟 轩诗余》、葛长庚《玉蟾先生诗余》、黎廷瑞《芳洲诗余》、刘将孙《养吾斋诗余》等。直至明代,“诗余”方始作为词的别名使用。最明显的是张綖的词律专著便命名为《诗余图谱》。这里的“诗余”即词的别称。王象晋《诗余图谱序》中说:“诗亡而后有乐府,乐府亡后而有诗余。诗余者,乐府之派别,而后世歌曲之开先也。”徐师曾在《文体明辨·诗余》中说:“按诗余者,古乐府之流别,而后世歌曲之滥觞也。”但是,因为“诗余”二字含有诗高而词卑的轻视之意在内,所以也有人反对用“诗余”名词。汪森说:“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驰,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殆非通论矣。”(《词综序》)
此外,词还有其他许多名称,或创用与词集本身特色有关的称谓,实际与“词”的性质逐渐疏离了。如有称“歌曲”者,王安石《临川先生歌曲》、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便是。有称“琴趣”者,如欧阳修《醉翁琴趣外篇》、黄庭坚《山谷琴趣外篇》、晁补之《琴趣外篇》、晁端礼《闲斋琴趣外篇》。有称“乐章”者,如柳永的《乐章集》、刘一止《苕溪乐章》、洪适《盘洲乐章》、谢懋《静寄居士乐章》。有称“遗音”者,如石孝友《金谷遗音》、陈德武《白雪遗音》、林正大《风雅遗音》。有称“笛谱者”如周密《苹洲渔笛谱》、宋自逊《渔樵笛谱》。有称“渔唱”者,如陈允平《日湖渔唱》。有称“樵歌”者,如朱敦儒之《樵歌》。有称“语业”者,如杨炎正之《西樵语业》。有称“痴语”者,如高观国之《竹屋痴语》。有称“鼓吹”者,如夏元鼎《蓬莱鼓吹》。还有称“绮语债”者,如张辑之《东译绮语债》。
由上可见,词的“芳名”、别号,纷复众多,在所有诗体形式之中,没有任何一种诗体象词这样被人们从不同角度来加以概括、惦量与赞许。这一方面说明词体形式之被普遍喜爱,同时也说明,词体形式是一个多面体,与传统文化、中外交流以及时代社会需求的潜移默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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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又称长短句,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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