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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曾经编成一、二、四方面军,而没有编成三方面军,原因何在?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央曾计划将红军一、二、三、四军团依次扩编为方面军,后来,因为彭德怀同志主动提议三军团和一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放弃了单独扩编为红三方面军的计划,遂造成了缺编。然而,据历史资料记载,红三方面军缺编另有其他一些原因。
中国工农红军由军发展到方面军,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1930年1月以前,中央没有统一编制红军的计划。那时,中央认为:“目前中国,只有朱毛及彭德怀的部队可以称为红军,其余如贺龙等都不能叫做红军”,只能算作游击队(《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政治问题报告记录》1929年6月25日)。因此,各地红军的编制及番号也就各行其是。
1930年1月,中央军事部召开会议,决定统一全国红军的番号和编制,将几部较大妁红军编为一至八军。这是红军史上的第一次统一规划。4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全国红军按地城组成军团,一为“湘鄂赣交界处的三、四、五等军”;一为“湘鄂边界的二、六、十等军”;还有一个是“闽粤桂十一、十二、七等军”(《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4月15日)。这是红军首次由军组成军团的计划。5月间,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对这个计划作了一次调整,决定组成4个军团,即四、三军为第一军团,二、六军为第二军团,五、八军为第三军团,十一、十二军为第四军团。6、7月间,红一、二、三军团分别成立,只有第四军团没有成立。从目前所见的史料看,在这期间,中央及中央军委并没有发出成立方面军的指示。
1930年8月23日,红军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随即组成了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在得知这一消息前后,仍没有发出组成方面军的指示。8月29日,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湖南省委、湘鄂赣前委及后委的信,即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其中提到:“据报载三、四,五、八军已取得联络……对于你们有下列紧急指示,……关于红军问题……在现时一、二、三军团上应成立总司令部组织,中央决定以朱德同志为总司令以统一指挥”,没有指示其组成红一方面军。当时,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在报道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从未使用红一方面军的番号,而是用三、四、五、八等军的番号。而另一方面,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成立是自发成立的。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9月17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一、三军团会师后,为指挥一、三两个军团起见,已由一、三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公开组织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杨岳彬为总政治部主任。9月20日,彭德怀同志也向中央报告说:“现在我们与一军团在军事上组织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可见,红一方面军是由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根据第二次攻打长沙的军事需要,为指挥方便而自行组成的。
以鄂豫境地区的红军为基础组成的红四方面军也是自行成立的。在这个地区,我党曾较早地创建了红军部队。1930年4月,中央军事部在计划组建红军军团时,决定该地区的红一军“候其发展程度再定”,暂不编为军团。5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编红军为4个军团,红一军亦不在其列。6月,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中,曾打算把鄂豫皖地区之红一军和鄂北之红九军合编为红四军团,最后也没有编成。到了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全国红军的军团和方面军都取消,统编为一至七军,鄂豫皖地区的红军按统一规划被编为红四军。1931年1月,红四军正式成立。中央在此间的多次指示中,仍然坚持取消军团和方面军的意见。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发布通令:决定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苏维埃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可见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也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与红一方面军成立时的情况一样,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也是因为军事指挥的需要,当时红四军和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攻黄安县城,为便于统一指挥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
诚然,中央也曾有过组织方面军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其计划没有实现。1931年12月4日,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即“关于敌军进攻的军事布置,红军行动方向与编制”中指示:“现在红军一方面军应即改组为一、二、六、七、八、十等六军,赣东北军应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先编一师,湘赣也编足一师。红军十六军仍旧,应将现有三师尽量扩充。东江红军成立独立师。以上各军在打通后统归第一方面军指挥,鄂豫皖第四军应扩充编成第四、第九两军。湘鄂西第三军应先编足两师。鄂北红九军改成独立师。在此三部分打通,应成立红军第二方面军,归鄂豫皖苏区革命委员会管辖。”按照中央的计划,当时全国较大的红军部队基本编入了第一、第二方面军,可是,这个计划未得以贯彻执行,鄂豫皖地区不等与湘鄂西及鄂北等处打通,就先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后来,该地区得知中央这一指示后,也曾打算改称为红二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此地红军“仍命名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将来再改称第二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关于豫南、皖西战况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3月21日)。这个打算却一直没有付诸实践。造成红三方面军缺编,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红一、四方面军的成立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但毕竟巳成事实,在那个时候,中央与各地的联系因交通不便造成很多困难,各地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发生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中央在后来的指示中,也承认了这种编制。1933年5月12日,中央军委在“关于红军的组织机构的变更及干部的任免给各军的通知”中,提到了一、二、四方面军,说明中央还另有组织红二方面军的打算。6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编红军第一方面军所属的独立军团的通令”,接通令要求,新组建了红六、七、九军团,翌年8月以后,又按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了红军第八、十军团。红一方面军当时辖第一、三、五、七、八、九、十等军团,总兵力达14万人。1932年秋入川的红四方面军也发展为5个军,共8万人。作为主力红军除此两部外,尚有红二、六军团。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遵照中央指示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而第三方面军只好缺编。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陕北,1937年8月,这三支主力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三方面军也就没有必要再编了。(摘自《军事史林》)
中国工农红军由军发展到方面军,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1930年1月以前,中央没有统一编制红军的计划。那时,中央认为:“目前中国,只有朱毛及彭德怀的部队可以称为红军,其余如贺龙等都不能叫做红军”,只能算作游击队(《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政治问题报告记录》1929年6月25日)。因此,各地红军的编制及番号也就各行其是。
1930年1月,中央军事部召开会议,决定统一全国红军的番号和编制,将几部较大妁红军编为一至八军。这是红军史上的第一次统一规划。4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全国红军按地城组成军团,一为“湘鄂赣交界处的三、四、五等军”;一为“湘鄂边界的二、六、十等军”;还有一个是“闽粤桂十一、十二、七等军”(《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4月15日)。这是红军首次由军组成军团的计划。5月间,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对这个计划作了一次调整,决定组成4个军团,即四、三军为第一军团,二、六军为第二军团,五、八军为第三军团,十一、十二军为第四军团。6、7月间,红一、二、三军团分别成立,只有第四军团没有成立。从目前所见的史料看,在这期间,中央及中央军委并没有发出成立方面军的指示。
1930年8月23日,红军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随即组成了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在得知这一消息前后,仍没有发出组成方面军的指示。8月29日,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湖南省委、湘鄂赣前委及后委的信,即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其中提到:“据报载三、四,五、八军已取得联络……对于你们有下列紧急指示,……关于红军问题……在现时一、二、三军团上应成立总司令部组织,中央决定以朱德同志为总司令以统一指挥”,没有指示其组成红一方面军。当时,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在报道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从未使用红一方面军的番号,而是用三、四、五、八等军的番号。而另一方面,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成立是自发成立的。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9月17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一、三军团会师后,为指挥一、三两个军团起见,已由一、三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公开组织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杨岳彬为总政治部主任。9月20日,彭德怀同志也向中央报告说:“现在我们与一军团在军事上组织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可见,红一方面军是由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根据第二次攻打长沙的军事需要,为指挥方便而自行组成的。
以鄂豫境地区的红军为基础组成的红四方面军也是自行成立的。在这个地区,我党曾较早地创建了红军部队。1930年4月,中央军事部在计划组建红军军团时,决定该地区的红一军“候其发展程度再定”,暂不编为军团。5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编红军为4个军团,红一军亦不在其列。6月,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中,曾打算把鄂豫皖地区之红一军和鄂北之红九军合编为红四军团,最后也没有编成。到了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全国红军的军团和方面军都取消,统编为一至七军,鄂豫皖地区的红军按统一规划被编为红四军。1931年1月,红四军正式成立。中央在此间的多次指示中,仍然坚持取消军团和方面军的意见。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发布通令:决定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苏维埃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可见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也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与红一方面军成立时的情况一样,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也是因为军事指挥的需要,当时红四军和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攻黄安县城,为便于统一指挥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
诚然,中央也曾有过组织方面军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其计划没有实现。1931年12月4日,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即“关于敌军进攻的军事布置,红军行动方向与编制”中指示:“现在红军一方面军应即改组为一、二、六、七、八、十等六军,赣东北军应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先编一师,湘赣也编足一师。红军十六军仍旧,应将现有三师尽量扩充。东江红军成立独立师。以上各军在打通后统归第一方面军指挥,鄂豫皖第四军应扩充编成第四、第九两军。湘鄂西第三军应先编足两师。鄂北红九军改成独立师。在此三部分打通,应成立红军第二方面军,归鄂豫皖苏区革命委员会管辖。”按照中央的计划,当时全国较大的红军部队基本编入了第一、第二方面军,可是,这个计划未得以贯彻执行,鄂豫皖地区不等与湘鄂西及鄂北等处打通,就先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后来,该地区得知中央这一指示后,也曾打算改称为红二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此地红军“仍命名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将来再改称第二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关于豫南、皖西战况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3月21日)。这个打算却一直没有付诸实践。造成红三方面军缺编,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红一、四方面军的成立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但毕竟巳成事实,在那个时候,中央与各地的联系因交通不便造成很多困难,各地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发生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中央在后来的指示中,也承认了这种编制。1933年5月12日,中央军委在“关于红军的组织机构的变更及干部的任免给各军的通知”中,提到了一、二、四方面军,说明中央还另有组织红二方面军的打算。6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编红军第一方面军所属的独立军团的通令”,接通令要求,新组建了红六、七、九军团,翌年8月以后,又按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了红军第八、十军团。红一方面军当时辖第一、三、五、七、八、九、十等军团,总兵力达14万人。1932年秋入川的红四方面军也发展为5个军,共8万人。作为主力红军除此两部外,尚有红二、六军团。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遵照中央指示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而第三方面军只好缺编。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陕北,1937年8月,这三支主力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三方面军也就没有必要再编了。(摘自《军事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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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将活动于闽西和赣南以及湘鄂西、湘鄂赣、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团;还准备在这四个军团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红军,然后再把它们编为四个方面军。同年6月,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五军、红八军在湖北大冶合编为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随后,湘鄂赣边部分地方红军组成红十六军,也编入第三军团。7月,由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的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鄂豫皖的红军当时则未编成第四军团。
1930年8月下旬,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后,在两个军团的前委联席会上,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三军团前委则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三军团编进一方面军建制。这就是说,三军团不再扩编为第三方面军。彭德怀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通过三军团前委的这一提议,并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这样,第三方面军就没有成立。
1931年1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河南商城城南的长竹园会师后,合编为红四军。同年11月,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第二军团和第六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1936年7月初,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和第三十二军(原为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在长征途中奉命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933年秋,中央军委也曾有过把新成立的七、八、九、十这四个军团合编为第三方面军的计划,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由于这四个军团一部分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分跟第一方面军参加长征,所以合编计划未能实现。
1930年8月下旬,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后,在两个军团的前委联席会上,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三军团前委则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三军团编进一方面军建制。这就是说,三军团不再扩编为第三方面军。彭德怀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通过三军团前委的这一提议,并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这样,第三方面军就没有成立。
1931年1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河南商城城南的长竹园会师后,合编为红四军。同年11月,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第二军团和第六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1936年7月初,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和第三十二军(原为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在长征途中奉命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933年秋,中央军委也曾有过把新成立的七、八、九、十这四个军团合编为第三方面军的计划,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由于这四个军团一部分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分跟第一方面军参加长征,所以合编计划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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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下旬,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后,在两个军团的前委联席会上,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三军团前委则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三军团编进一方面军建制。这就是说,三军团不再扩编为第三方面军。彭德怀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通过三军团前委的这一提议,并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这样,第三方面军就没有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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