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作品《小狗包弟》中文章为什么以另一个人和狗的故事开头那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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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为狗是情义之兽,能与主人同生死,共患难,因此,常常出现在作家笔下。特别是动乱年月,人情殆尽、亲友疏远时,狗的出现,就更衬托出人世间的冷酷与凄凉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大量的描写“文革”生活的作品中,狗,常常成了重要角色,用它们特殊的对主人的忠诚与情义,反照出社会中人的无情的万般世相。 巴金的散文《小狗包弟》,就是这样一篇佳作。 这篇作品,是巴金五集散文巨著《随想录》中的一篇,收在《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中,像读者熟知的《怀念萧珊》一样,也是《随想录》中较感人的作品之一。它叙述了一个真实而简单的故事:一只讨人喜爱的狗,在“文革”棍棒的恐吓下,被胆小的主人送给医院作了解剖试验品。全文篇幅不长,却感情真挚,意味深长。 《小狗包弟》思想内容最深刻的地方,是揭露“文革”的罪恶。作品中故事的背景正值十年浩劫时期,那是个非人的年代,缺少人性,缺少温情,更缺少宁静的气氛。人,尚可不说其恐慌至何种地步,就连一只小小的玩物──狗,也无安宁之日。作品描述了两条狗:一条是艺术家邻居的狗,一条是作者本人的狗(包弟),在“文革”的动乱中,它们都无一幸免而死去。前者被“专政队的大棒”打断了腿,不食而死;后者被担惊受怕的主人送给了医院。尽管作家还在作品中详细描述了人所遭受的非难,但我们只要从两条狗的命运上,就可看出,一场“文革”运动,以它的残暴,荡涤人性,狂施淫威,使多少人家从安乐中陷入苦难,又使多少不幸的生命死于无辜之中。作者撰文的主要用意虽是忏悔,以自己对爱犬包弟的“出卖”与“背叛”,谴责自己的懦弱(这从作品的字面中可以看出),但如果没有这场浩劫,这种忏悔本身也就不可能存在。因此,作品最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对“文革”的无情揭露,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狗的命运中,客观地暴露了“文革”时那非人年代的某些特点,以及那一段特殊的历史给善良正直的人民所带来的近乎毁灭性的灾难。 《小狗包弟》还表现了作家严于解剖自己的可贵精神。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也是《小狗包弟》(乃至全部《随想录》)的创作主导思想之一。作者在《探索集·后记》中说过:“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绝不是为了美化自己。”“绝不是为了美化自己”,这种可贵精神在《小狗包弟》中得到了体现。作品所描述的,其实本不是什么大事,在那个动乱年代,人的生活都所寄无望,哪里还有心思顾一条狗?在那时,人的生命尚不值一钱,为了生存而抛弃一条小狗,又算什么!但作家并未为此而解脱自己,他说,“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短短几句话,包容了超人的勇气,不但体现了作者所欣赏的卢梭式的“诚实”,更重要的,展现了作者崇高的精神境界,以及与之联系的对国家、历史、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因为作者一方面真正解剖了自己,另一方面,为将来历史上生活的人们,提供了一面值得借鉴的镜子,就像作者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允许再发生那样的浩劫”。(《探索集·后记》)正因为如此,作者的这种“解剖自己”的精神,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体现出更深刻的社会价值。 呼唤人性,讴歌人性,也是《小狗包弟》闪光的思想之一。“文革”运动中,人性被当成了批判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法西斯般残暴无情的“造反”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寻求真正的人性是异常艰难的。《小狗包弟》向我们叙述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艺术家文学家们的遭遇,典型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缺乏人性,以及人们迫切需要人性、呼唤人性的愿望。然而,呼唤人性,又谈何容易,于是我们从作品中看到:主人公(作者本人)为了免遭造反派的袭击,保住生命安全,只有将爱犬小包弟送到解剖台上。这样描写,表面看是作者用以自责,其实质是从另一角度表现对人性的渴望与呼唤。的确,倘若没有专政队的诸种暴行,狗的主人绝不会“残酷”地将爱犬送走;假如人间充满人性,怎么会随心所欲地践踏无辜的性命?!因而,自责,实际上就是呼唤人性;而呼唤人性,也是从另一方面对人性的讴歌和赞美。 这篇散文在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首先,表现在语言上。其特点一是质朴。《小狗包弟》给人的印象如同听述一个故事,因为它不使用华丽的语言,几乎每一句话都没有修饰成分,如同口语,朴实而明快,准确简洁地表达了作者所要表达的一切。比如作品开头写道:“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语句结构简单,全无修饰,但却言简意赅,诱人入境。作品结尾也如此:“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在简朴的语言中,道出了真情。特点之二,是描绘生动。作品的语言虽质朴简洁,却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直抒胸臆时,真切感人,如上面例举的结尾一段文字,便是如此;描写事件场面时,精当准确,使客观形象栩栩如生,如描写艺术家“满身是血和泥土”地被“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的情景:“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这一段文字,不仅准确无误地叙述了事件的情景,而且小狗依恋艺术家的情态、作者深藏着泪愤交织的情感,全都得到体现,使人读后如闻其声,如临其境。 其次,以情动人。作者写这篇散文的用意是忏悔,且多有主观表意文字,因而决定了作品的说理性。但这篇散文又能把理念、思想寓于精彩感人的事件叙述中,在描写中体现真情,在表达中饱含情思,不仅使人反思深省,而且催人泪下。作品突出表现了作者对爱犬的眷恋与怀念之情,因而,每每情注笔端,收到了感人的效果。如上面的举例,不仅体现了作家爱犬惜犬之情,而且也使我们感动。的确,在人情殆尽的人世间,竟有一只小狗这么通人性,冒着生命危险去依恋落难的艺术家朋友,这该使人多么激动。特别是,当我们看到惟一充满人情味的这只小狗,最后竟为艺术家而凄然死去的时候,几乎涌出泪水。作家的自叙,也同样饱含深情,这主要体现在作品的结尾几段。这些忏悔文字即使仅仅为了表达理念,也浸透了泪水,使人在阅读和理解中,能够看出作者胸膛中那颗赤热而损伤了的心。 再次,使用了衬托手法。在这篇散文中,作者的自责自贬是建立在对自己在“文革”弃狗的那段往事的回忆上的。动荡的年月里,弃狗本是一件小事,因为当时连夫妻背叛、朋友反目的事都经常出现。但作者却使我们看清了这件小事的本质──委曲求全的“羞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使用了衬托手法,用一段较长文字详细描述了另一条(艺术家邻居的)狗,为了艺术家而忍受棒打脚踢,甚至不食而死之事,来反衬作者当年为保全自己而弃狗的懦弱。狗尚且讲仁义,而人却只顾“保全”自己,相形之下,孰对孰错,不言自明。这一方面揭示了“文革”运动导致人们产生恐惧乃至变态心理的罪恶,另一方面也反衬出作者当年弃狗时的无情无义,从而透露出作者作自我忏悔,即写《小狗包弟》的客观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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