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道地理题
美国的孟席斯经过14年的悉心考证,得出了一个惊世结论:发现美国大陆的人不是哥伦布,最早环球旅行的也不是麦哲伦,而是早在1421年至1423年间,中国明朝的郑和用了两年时间...
美国的孟席斯经过14年的悉心考证,得出了一个惊世结论:发现美国大陆的人不是哥伦布,最早环球旅行的也不是麦哲伦,而是早在1421年至1423年间,中国明朝的郑和用了 两年时间完成了环球旅行的壮举,将世界环球旅行的历史又往前推进了1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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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
像是为中国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雪中送炭做准备,2002年,一位英国业余历史学家孟席斯发表观点,认为世界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是郑和的船队,不但首先发现美洲,甚至还到达过澳洲。
首先完成地理大发现绝对是件足以光耀民族的大事,加上大幅时间跨度造成的错觉,在国人高规格地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时。孟席斯成了中国媒体的热门人物。
中外严谨的学术界对此不以为然。因为,虽然郑和航行的资料在其完成最后一次航行后遭明帝国政府焚毁,但其他一些确凿证据也将郑和航行情况记录的清清楚楚。三保太监最远也仅仅是到达了东非而已。
历史毕竟就是历史,刻意地扭曲过去以迎合某种心理需要,或者说使之服务于某种目的,不但对我们纪念郑和这位中国的伟大航海家于事无补,在损害历史严谨性同时,也暗示了我们自身的弱势心理。
郑和为何止步而西方人一直航行
持久的事业需要持久的动力。郑和“下西洋”的驱动力是政治性而非经济性因素。虽然多少附带官方贸易成分,但整体来看,郑和航行的主因依然是对外怀柔与宣化。这些官方贸易实际是专为皇室消费进行的一场海外大采购,并无获利型的国家贸易性质。
而中国人最引以为傲的郑和舰队的规模,它越是庞大就越丧失了“可持续性发展”。因为,郑和的航行不是靠航海本身获得经济支持,全仗明帝国农业经济提供财力保障,郑和的航行根本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正如明大臣刘大夏所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
因此,尽管中国有当时世界第一的人口、幅员和经济规模,也只能在短时期内支撑郑和航海的巨大开支,到了成祖后期,由于国库支撑次等规模航海日渐不支,朱棣只有下令停止了郑和的航海活动。
与郑和航海相反,欧洲有着在海上开出一条东方航道的强烈冲动。中世纪后期,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的据点全部被穆斯林拔除;奥斯曼土耳其人不但占有巴尔干半岛,还扩张到中欧,逼抵维也纳城下;中北亚的传统陆路通道,则因蒙古帝国的崩溃而骚乱迭起而中断。
红着眼睛热切寻找直抵达东方以获取香料与黄金的欧洲人,只能把目光投向海洋,而航海技术的不断成熟,大海已不再成其永久的屏障。
在“平板”上如何能完成球航行
郑和不可能完成环球航海的最大因素,是世界地理意识的桎梏。如果郑和能够环球航海,那么汉武帝时代已大规模进入印度洋的中国人也同样可以。
一个相信“天圆地方”的人不可能率领船队完成环球航行,只有相信地圆说的冒险家 才觉得,对遥远的目的地,“南辕北辙”的办法值得一试。
中国古代虽然发现了许多地球是球形的现象,但从没想过大地居然不是一块平板,是因为“天道圆,地道方”理论在中国封建王朝宇宙理论体系中是不可动摇的一环,所以,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试图用欧洲人已完成环球航海来向中国人推销地圆说,依然无人相信。
所以,中国古代的远洋航行没有一次考虑到大地是球形的,更没人根据球形大地观来设计新航线——在平板上如何能完成环球航行?
和中国不同,西方很早就有地圆说,古希腊时代人们在海图绘制和航海上即接受的是大地球体观,虽然在麦哲伦之前无人能有力证明过大地是个圆球,但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地圆说一直有其重要历史位置,15世纪末,地圆说更是日益流行。
公元前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即推断,如无大西洋,从西班牙沿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的纬线航行可直达印度。至于南方新大陆,公元2世纪埃及地理学家托勒密就猜想,在赤道以南应当存在一块南方大陆,澳大利亚之名正得自于此。
而哥伦布的“南辕北辙”,实在很难说是冒险:1474年,佛罗伦萨的宇宙志学者保罗·托斯卡内利向哥伦布系统地阐述了可经大西洋向西航行到东方的观点。哥伦布的失算在于太相信托斯卡内利——该先生把地球尺寸估计得太小,所以哥伦布撞上新大陆后至死认定那就是印度,哪知道还隔着一道太平洋呢。
凭《清明上河图》如何环球
大地是块平板还是个圆球,不同的“世界观”造就了不同的地图系统。
中国古代的地图学不但历史久而且还很牛,这点无人敢否认。但建立在大地平板说上的中国地图学,与西方大地球形说基础上的地图学,完全是两根藤上的瓜。中国传统制图理论以大地是块平板为基础,甚至连拱形的可能都没考虑过。它属大比例尺地图,描画着山川、城镇等地形地物,用来分地征税、交通水利、军事攻防非常理想。
而欧洲地图系统,则须考虑地球曲率半径等因素,古希腊时地图就有了中国没有的经纬度、经纬网和地图投影法等技术。古希腊人绘制了大量世界地图,而中国则从来没有。
两个不同系统的地图,体现在航海上的差异最大,欧洲地图非常便于正确描绘陆地之间、海港之间的正确位置。而《郑和航海图》,是典型大比例尺对景地图。因没有经纬度,航行中无法确知目的港口的具体位置,只能靠近海航行目力所及的岸边地形及星辰等来判别船只相对港口的位置。展开的《郑和航海图》,全图没有统一方位,只注重沿途山川航道的描绘,按航行的路线由左至右一字排开,像长卷《清明上河图》。
远洋航海需要可供航线分析的较精确的世界地图。心中无球,手中无图,手中无图,何以环球?
所以,环球航海,船队大小不是问题,重要的问题是“世界观”。1613年,接受欧洲人“大地圆球说”的日本人,模仿欧洲人敲打出一条小船,竟同样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完成了环球旅行。
无疑,在明朝初期,中国航海技术依然可以跻身世界。但如果客观审视明朝的政经环境,以及郑和时代中国航海技术的水平,我们只能承认,当时的郑和,根本不可能完成地理大发现
像是为中国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雪中送炭做准备,2002年,一位英国业余历史学家孟席斯发表观点,认为世界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是郑和的船队,不但首先发现美洲,甚至还到达过澳洲。
首先完成地理大发现绝对是件足以光耀民族的大事,加上大幅时间跨度造成的错觉,在国人高规格地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时。孟席斯成了中国媒体的热门人物。
中外严谨的学术界对此不以为然。因为,虽然郑和航行的资料在其完成最后一次航行后遭明帝国政府焚毁,但其他一些确凿证据也将郑和航行情况记录的清清楚楚。三保太监最远也仅仅是到达了东非而已。
历史毕竟就是历史,刻意地扭曲过去以迎合某种心理需要,或者说使之服务于某种目的,不但对我们纪念郑和这位中国的伟大航海家于事无补,在损害历史严谨性同时,也暗示了我们自身的弱势心理。
郑和为何止步而西方人一直航行
持久的事业需要持久的动力。郑和“下西洋”的驱动力是政治性而非经济性因素。虽然多少附带官方贸易成分,但整体来看,郑和航行的主因依然是对外怀柔与宣化。这些官方贸易实际是专为皇室消费进行的一场海外大采购,并无获利型的国家贸易性质。
而中国人最引以为傲的郑和舰队的规模,它越是庞大就越丧失了“可持续性发展”。因为,郑和的航行不是靠航海本身获得经济支持,全仗明帝国农业经济提供财力保障,郑和的航行根本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正如明大臣刘大夏所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
因此,尽管中国有当时世界第一的人口、幅员和经济规模,也只能在短时期内支撑郑和航海的巨大开支,到了成祖后期,由于国库支撑次等规模航海日渐不支,朱棣只有下令停止了郑和的航海活动。
与郑和航海相反,欧洲有着在海上开出一条东方航道的强烈冲动。中世纪后期,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的据点全部被穆斯林拔除;奥斯曼土耳其人不但占有巴尔干半岛,还扩张到中欧,逼抵维也纳城下;中北亚的传统陆路通道,则因蒙古帝国的崩溃而骚乱迭起而中断。
红着眼睛热切寻找直抵达东方以获取香料与黄金的欧洲人,只能把目光投向海洋,而航海技术的不断成熟,大海已不再成其永久的屏障。
在“平板”上如何能完成球航行
郑和不可能完成环球航海的最大因素,是世界地理意识的桎梏。如果郑和能够环球航海,那么汉武帝时代已大规模进入印度洋的中国人也同样可以。
一个相信“天圆地方”的人不可能率领船队完成环球航行,只有相信地圆说的冒险家 才觉得,对遥远的目的地,“南辕北辙”的办法值得一试。
中国古代虽然发现了许多地球是球形的现象,但从没想过大地居然不是一块平板,是因为“天道圆,地道方”理论在中国封建王朝宇宙理论体系中是不可动摇的一环,所以,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试图用欧洲人已完成环球航海来向中国人推销地圆说,依然无人相信。
所以,中国古代的远洋航行没有一次考虑到大地是球形的,更没人根据球形大地观来设计新航线——在平板上如何能完成环球航行?
和中国不同,西方很早就有地圆说,古希腊时代人们在海图绘制和航海上即接受的是大地球体观,虽然在麦哲伦之前无人能有力证明过大地是个圆球,但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地圆说一直有其重要历史位置,15世纪末,地圆说更是日益流行。
公元前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即推断,如无大西洋,从西班牙沿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的纬线航行可直达印度。至于南方新大陆,公元2世纪埃及地理学家托勒密就猜想,在赤道以南应当存在一块南方大陆,澳大利亚之名正得自于此。
而哥伦布的“南辕北辙”,实在很难说是冒险:1474年,佛罗伦萨的宇宙志学者保罗·托斯卡内利向哥伦布系统地阐述了可经大西洋向西航行到东方的观点。哥伦布的失算在于太相信托斯卡内利——该先生把地球尺寸估计得太小,所以哥伦布撞上新大陆后至死认定那就是印度,哪知道还隔着一道太平洋呢。
凭《清明上河图》如何环球
大地是块平板还是个圆球,不同的“世界观”造就了不同的地图系统。
中国古代的地图学不但历史久而且还很牛,这点无人敢否认。但建立在大地平板说上的中国地图学,与西方大地球形说基础上的地图学,完全是两根藤上的瓜。中国传统制图理论以大地是块平板为基础,甚至连拱形的可能都没考虑过。它属大比例尺地图,描画着山川、城镇等地形地物,用来分地征税、交通水利、军事攻防非常理想。
而欧洲地图系统,则须考虑地球曲率半径等因素,古希腊时地图就有了中国没有的经纬度、经纬网和地图投影法等技术。古希腊人绘制了大量世界地图,而中国则从来没有。
两个不同系统的地图,体现在航海上的差异最大,欧洲地图非常便于正确描绘陆地之间、海港之间的正确位置。而《郑和航海图》,是典型大比例尺对景地图。因没有经纬度,航行中无法确知目的港口的具体位置,只能靠近海航行目力所及的岸边地形及星辰等来判别船只相对港口的位置。展开的《郑和航海图》,全图没有统一方位,只注重沿途山川航道的描绘,按航行的路线由左至右一字排开,像长卷《清明上河图》。
远洋航海需要可供航线分析的较精确的世界地图。心中无球,手中无图,手中无图,何以环球?
所以,环球航海,船队大小不是问题,重要的问题是“世界观”。1613年,接受欧洲人“大地圆球说”的日本人,模仿欧洲人敲打出一条小船,竟同样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完成了环球旅行。
无疑,在明朝初期,中国航海技术依然可以跻身世界。但如果客观审视明朝的政经环境,以及郑和时代中国航海技术的水平,我们只能承认,当时的郑和,根本不可能完成地理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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