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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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国家地理》简介
《中国国家地理》是一本关于地理的期刊，因该社隶属中国科学院，有一大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专家学者作为该社顾问，同时还有许多战斗在科考第一线的工作者与杂志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具有很强的独家性和权威性。该刊的文章和图片经常被中央及地方媒体转载。另外，该刊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收藏价值，国内外很多家图书馆已经把该刊作为重点收藏期刊。 现任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为李栓科（1997年至今），执行总编为单之蔷。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李栓科于2003年荣获第七届中国科学院杰出青年的称号。
[编辑本段]二、《中国国家地理》发展史
《中国国家地理》的前身《地理知识》，创刊于1950年，当时整本杂志祗有8页，一年后增至16页。当时的内容包括地理思想、中外国地理、自然地理、地图及地理调查法、地理教学、地理资料等。 1954年，《地理知识》因发表披露中国国内的工业地理文章，被中国官方认为是“泄密”而遭受重创。但不久后影响消失，该杂志的内容继续扩充，至1957年时增至48页，发行量达到了2万册。 中国大陆的一些科学杂志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重大打击，《地理知识》也不例外，在此期间，《地理知识》发行很不稳定，时断时续，该情况在文革结束后才有所改善。 1998年，该杂志全面改版，页数增至84页，翌年增至100页。 2000年10月，《地理知识》杂志更名为《中国国家地理》，随后亦在台湾、香港等地推出繁体字版乃至在日本推出日文版。 2004年，《中国国家地理》增至148页，并推出青少年版《博物》。 2005年10月，在其创刊55周年之际，推出550页的“选美中国”特刊，出版量达到55万册的历史新高。该特刊深受消费者的好评，一上市便被抢购一空，乃至出现了部分地区的书报亭出现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的情况。 2008年3月，《中华遗产》正式成为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品牌下的一员。 2009年1月，杂志价格提升至20元，页码加到176页
[编辑本段]三、《中国国家地理》发展思路
1929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梅纳德·威廉斯在给主编的信中说：“最痛快的事情莫过于能够通过照片和文字，带领125万国家地理学会的会员一起登上高山，俯瞰世界……”这段话，成了《国家地理》杂志所有记者为之骄傲的工作理由。 如今在中国，《中国国家地理》的记者们也带着类似的激情跋涉于祖国的名山大川。2006年10月号杂志以“318国道——中国人的景观大道”为主打，其主办者称发行量突破100万册。 在杂志社社长李栓科看来，这是他们在互联网时代的夹缝中，杂志发展再一次强力突围。
内容为王
李栓科是在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新大院的办公室内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其办公室靠着经营部门，编辑部则在另一栋楼办公。“编辑部和经营部门是完全独立的，还是那句老话，内容为王。我们很少就一个内容去进行营销，而是内容自身的价值决定了我们的销售。”李栓科说。 “景观大道”专辑带来的成功，印证了李栓科的话。而用编辑们的话来说，为了这个计划中的发行量，整个9月，他们就跟上了发条一样。 说及“景观大道”的策划，李栓科介绍：“我们希望找到能代表我国辽阔国土、壮丽山河的象征物，而寻找的结果是，发现大致沿着北纬30度线延伸的长达5000多公里的318国道是最佳选择。”而为了这个发现，杂志社不但派出了专门的考察队，还邀请了众多著名的作家、学者，分头探访。 “对于一本杂志来讲，最重要的是编辑部，包括背后的专家支持。如果没有打不烂、揉不碎的编辑部，市场运营就是缺少根基的。”李栓科表示。 伴随着内容的提升，是发行量和广告价格的增长。 这一路走来，不能不提及去年杂志创刊55周年之际，持续一年之久的“中国最美的地方”的评选与报道。“其影响力远超我们的预想。”回顾那段经历，李栓科仍然很感慨。 据介绍，杂志社首先组织了一个专家协会组、一个媒体组。专家协会组负责制定详尽的评选标准，跟媒体的合作则是希望在每一个省市都进行评选，“比如广东的一些媒体，组织当地的专家合作，并调动读者参与评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科学的真实
杂志在近几年获得高速成长，李栓科理解的原因是，“和天时地利人和有关”，“改革开放使国力增强，中国人对未知世界有发现的欲望，同时对已知世界也有再发现的愿望。《中国国家地理》就定位于此——讲述社会难点、热点、疑点地理故事，并对科学上的新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报道。” 据了解，《中国国家地理》的前身《地理知识》从1950年创刊开始，一直是以传播基本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为己任，这一定位在当时来说是合理的，也曾有过鼎盛时期。但从1982年开始，在读者市场分化以后，《地理知识》与其他老牌纸媒一样，面临相同的命运转变。 1998年，《地理知识》变身为《中国国家地理》。在改版后的几年时间里，杂志发行量上升了十多倍。2001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繁体版在中国台湾创刊，2002年日文版也正式上市。 李栓科说：“我们的选题，就是要向读者传递真正的科学知识。比如沙尘暴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其实很多媒体是在妖魔化沙尘暴。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沙尘暴还能减轻酸雨的危害。这是因为沙尘暴里面的气溶胶物质颗粒，中和了酸雨当中的绝大部分东西。” “另外像全球变暖，正是因为有了沙尘暴的作用，从而大大减缓了全球变暖的步伐。对于沙尘暴来讲，靠植树造林来解决更是一个谎话。因为沙尘暴是在高空的，靠大气层输送，带到很远的地方。” “而这些也就是我们要做和能做的事，以科学的态度去解读热点问题。把这些内容做好了，发行和广告自然就很轻松了。”李栓科告诉记者，“最关键还是内容，独家视角的内容才是王。我们80%的精力、物力和财力，都是用在编辑部。”
以颠覆常识来吸引公众目光
能否被公众认可和接受是决定传媒存亡兴衰的关键，而这又要以获得关注为前提。 《中国国家地理》的前身是创刊于1950年的《地理知识》，1997年月发行量约为1万册。1998年大幅度改版，2000年改现名，2006年以来期平均发行量稳定在100万册以上。根据该刊总编李栓科先生提供的官方解释，这是因为他们始终践行了“内容为王”的原则，是内容自身的价值决定了销售。 这一思路还大有进一步具体和深化的可能和必要。任何内容都要经过被关注、认知和解读，其内在价值才能被受众所认识和接受。而受众会注意什么又受到他们既有认识的影响。媒体传递的内容如果既可以归属到他们所熟悉的领域，同时又能提供新的信息，就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关注。 受众的既有认识是诸多观念的有机结合，各种各样的常识是他们构建自己观念世界的基本骨架。其实常识原本就是既为公众普遍知晓，又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所谓重构常识也就是用新的观念来替代既有观念的常识地位。由于常识在公众知识的体系架构中具有这样的独特地位，使得对它的重构尝试必然会同时遇到双重境遇：在引来关注的同时也会遭来质疑。重构必然意味着要有所颠覆，而公开地试图对既有常识加以颠覆，本身就足以引来公众的关注。 对于《中国国家地理》而言，以颠覆常识来吸引公众目光是它的常规战术。例如在它隆重举荐的“中国十大最美名山”中，不仅五岳有四座落选，而且高居榜首的是此前名头并不是特别响亮的南迦巴瓦峰。再如，2003年出刊的四川专号明确表示峨嵋青城并非是典型的蜀山；它们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当期销量明显上升。
《中国国家地理》是一本关于地理的期刊，因该社隶属中国科学院，有一大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专家学者作为该社顾问，同时还有许多战斗在科考第一线的工作者与杂志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具有很强的独家性和权威性。该刊的文章和图片经常被中央及地方媒体转载。另外，该刊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收藏价值，国内外很多家图书馆已经把该刊作为重点收藏期刊。 现任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为李栓科（1997年至今），执行总编为单之蔷。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李栓科于2003年荣获第七届中国科学院杰出青年的称号。
[编辑本段]二、《中国国家地理》发展史
《中国国家地理》的前身《地理知识》，创刊于1950年，当时整本杂志祗有8页，一年后增至16页。当时的内容包括地理思想、中外国地理、自然地理、地图及地理调查法、地理教学、地理资料等。 1954年，《地理知识》因发表披露中国国内的工业地理文章，被中国官方认为是“泄密”而遭受重创。但不久后影响消失，该杂志的内容继续扩充，至1957年时增至48页，发行量达到了2万册。 中国大陆的一些科学杂志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重大打击，《地理知识》也不例外，在此期间，《地理知识》发行很不稳定，时断时续，该情况在文革结束后才有所改善。 1998年，该杂志全面改版，页数增至84页，翌年增至100页。 2000年10月，《地理知识》杂志更名为《中国国家地理》，随后亦在台湾、香港等地推出繁体字版乃至在日本推出日文版。 2004年，《中国国家地理》增至148页，并推出青少年版《博物》。 2005年10月，在其创刊55周年之际，推出550页的“选美中国”特刊，出版量达到55万册的历史新高。该特刊深受消费者的好评，一上市便被抢购一空，乃至出现了部分地区的书报亭出现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的情况。 2008年3月，《中华遗产》正式成为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品牌下的一员。 2009年1月，杂志价格提升至20元，页码加到176页
[编辑本段]三、《中国国家地理》发展思路
1929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梅纳德·威廉斯在给主编的信中说：“最痛快的事情莫过于能够通过照片和文字，带领125万国家地理学会的会员一起登上高山，俯瞰世界……”这段话，成了《国家地理》杂志所有记者为之骄傲的工作理由。 如今在中国，《中国国家地理》的记者们也带着类似的激情跋涉于祖国的名山大川。2006年10月号杂志以“318国道——中国人的景观大道”为主打，其主办者称发行量突破100万册。 在杂志社社长李栓科看来，这是他们在互联网时代的夹缝中，杂志发展再一次强力突围。
内容为王
李栓科是在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新大院的办公室内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其办公室靠着经营部门，编辑部则在另一栋楼办公。“编辑部和经营部门是完全独立的，还是那句老话，内容为王。我们很少就一个内容去进行营销，而是内容自身的价值决定了我们的销售。”李栓科说。 “景观大道”专辑带来的成功，印证了李栓科的话。而用编辑们的话来说，为了这个计划中的发行量，整个9月，他们就跟上了发条一样。 说及“景观大道”的策划，李栓科介绍：“我们希望找到能代表我国辽阔国土、壮丽山河的象征物，而寻找的结果是，发现大致沿着北纬30度线延伸的长达5000多公里的318国道是最佳选择。”而为了这个发现，杂志社不但派出了专门的考察队，还邀请了众多著名的作家、学者，分头探访。 “对于一本杂志来讲，最重要的是编辑部，包括背后的专家支持。如果没有打不烂、揉不碎的编辑部，市场运营就是缺少根基的。”李栓科表示。 伴随着内容的提升，是发行量和广告价格的增长。 这一路走来，不能不提及去年杂志创刊55周年之际，持续一年之久的“中国最美的地方”的评选与报道。“其影响力远超我们的预想。”回顾那段经历，李栓科仍然很感慨。 据介绍，杂志社首先组织了一个专家协会组、一个媒体组。专家协会组负责制定详尽的评选标准，跟媒体的合作则是希望在每一个省市都进行评选，“比如广东的一些媒体，组织当地的专家合作，并调动读者参与评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科学的真实
杂志在近几年获得高速成长，李栓科理解的原因是，“和天时地利人和有关”，“改革开放使国力增强，中国人对未知世界有发现的欲望，同时对已知世界也有再发现的愿望。《中国国家地理》就定位于此——讲述社会难点、热点、疑点地理故事，并对科学上的新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报道。” 据了解，《中国国家地理》的前身《地理知识》从1950年创刊开始，一直是以传播基本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为己任，这一定位在当时来说是合理的，也曾有过鼎盛时期。但从1982年开始，在读者市场分化以后，《地理知识》与其他老牌纸媒一样，面临相同的命运转变。 1998年，《地理知识》变身为《中国国家地理》。在改版后的几年时间里，杂志发行量上升了十多倍。2001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繁体版在中国台湾创刊，2002年日文版也正式上市。 李栓科说：“我们的选题，就是要向读者传递真正的科学知识。比如沙尘暴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其实很多媒体是在妖魔化沙尘暴。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沙尘暴还能减轻酸雨的危害。这是因为沙尘暴里面的气溶胶物质颗粒，中和了酸雨当中的绝大部分东西。” “另外像全球变暖，正是因为有了沙尘暴的作用，从而大大减缓了全球变暖的步伐。对于沙尘暴来讲，靠植树造林来解决更是一个谎话。因为沙尘暴是在高空的，靠大气层输送，带到很远的地方。” “而这些也就是我们要做和能做的事，以科学的态度去解读热点问题。把这些内容做好了，发行和广告自然就很轻松了。”李栓科告诉记者，“最关键还是内容，独家视角的内容才是王。我们80%的精力、物力和财力，都是用在编辑部。”
以颠覆常识来吸引公众目光
能否被公众认可和接受是决定传媒存亡兴衰的关键，而这又要以获得关注为前提。 《中国国家地理》的前身是创刊于1950年的《地理知识》，1997年月发行量约为1万册。1998年大幅度改版，2000年改现名，2006年以来期平均发行量稳定在100万册以上。根据该刊总编李栓科先生提供的官方解释，这是因为他们始终践行了“内容为王”的原则，是内容自身的价值决定了销售。 这一思路还大有进一步具体和深化的可能和必要。任何内容都要经过被关注、认知和解读，其内在价值才能被受众所认识和接受。而受众会注意什么又受到他们既有认识的影响。媒体传递的内容如果既可以归属到他们所熟悉的领域，同时又能提供新的信息，就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关注。 受众的既有认识是诸多观念的有机结合，各种各样的常识是他们构建自己观念世界的基本骨架。其实常识原本就是既为公众普遍知晓，又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所谓重构常识也就是用新的观念来替代既有观念的常识地位。由于常识在公众知识的体系架构中具有这样的独特地位，使得对它的重构尝试必然会同时遇到双重境遇：在引来关注的同时也会遭来质疑。重构必然意味着要有所颠覆，而公开地试图对既有常识加以颠覆，本身就足以引来公众的关注。 对于《中国国家地理》而言，以颠覆常识来吸引公众目光是它的常规战术。例如在它隆重举荐的“中国十大最美名山”中，不仅五岳有四座落选，而且高居榜首的是此前名头并不是特别响亮的南迦巴瓦峰。再如，2003年出刊的四川专号明确表示峨嵋青城并非是典型的蜀山；它们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当期销量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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