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新加坡为什么那么干净？

Answer 1

派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找不到涉及贪污和其他营私舞弊行径的大丑闻来报道，于是便报道新加坡经常落力推行这类“劝人向善”。的运动，冷嘲热讽，说我们是个“保姆之邦”。他们可以笑我们，可我深信最后开怀大笑的人会是我们…… 1976年，我第一次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主人同我们见面的会议室里摆着痰盂，有些中国领袖还用它。于是，1978年邓小平到新加坡访问的时候，我们在会议室内他的座位旁边放了一个明代的蓝白色痰盂，他却没用，也许是他发觉新加坡华人跟中国人不一样，不随地吐痰。1980年我再次访问北京，发觉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痰盂已经拿走了。几年后，我在新加坡设宴招待主管经济的国务委员谷牧，提到人们改变了习惯，不再在人民大会堂里使用痰盂。他笑着说，会议室里的是拿走了，办公室里却还用，老习惯改不了。 从1960年代开始，我们便展开反随地吐痰运动。尽管如此，到1980年代，还有许多的士司机向窗外吐痰，一些人也仍然在巴刹和熟食中心里照吐不误。我们通过学校和媒体传播信息，肺病等疾病会因随地吐痰而传染。现在很少看到人们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我们都是移民，离乡背井而来，但却准备摈弃陋习，在一个新的国家脱颖而出。这个运动成功了，促使我再接再厉把人民的其他陋习也改掉。 独立后，我千方百计要找出引人注目的办法，以向世人显示新加坡跟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一样。最后，我选定了一个使新加坡成为清洁又葱翠的城市的计划。我的策略之一是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绿洲，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平，使来自发达国家的商人和旅客，把这里当成是到本地区进行商业和旅游活动的基地。改善有形的基础设施要比改变人民的习性容易。他们原本住棚屋，要方便不是在地上挖个洞，就是到放在屋外厕所的木桶去解决。如今搬进装置了现代卫生设备的高楼，他们的习惯却没有改变。我们设法使人民改变乱丢垃圾、喧哗吵闹、粗野无礼等坏习惯，并使他们懂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讲究礼貌。 我们从很弱的基础做起。1960年代，部长和国会议员接见选民，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时段总是大排长龙。妻儿陪伴在旁的失业人士前来找工作，或要求的士或小贩营业执照，或要求在学校食堂售卖食物。这正是失业数据背后的现实情况。数以千计的人在人行道和大街上售卖熟食，完全不理会交通、卫生和其他问题。结果街道垃圾成堆，造成堵塞，腐烂的食物散发出恶臭异味，四处凌乱污秽不堪，市区的许多角落都变成贫民窟。 许多人当上霸王车司机，不但没有执照，也没保险。把破旧汽车租给他们的商人，趁机剥削他们。霸王车的收费较巴士车资高一些，却比有执照的的士收费便宜多了。要在哪里停车让乘客上下车，都由乘客决定，这样却对其他公路使用者构成危险。从最初的数百辆到数千辆，霸王车堵塞街道，也妨碍了巴士服务。 取缔非法小贩和霸王车司机我们无法取缔这些非法小贩和霸王车司机以整顿市容。必须等到1971年以后，当我们能够提供许多工作机会时，法律才得以执行，街道才得以整顿。我们发出熟食小贩执照，把小贩从人行道和马路上移到附近严格建造，备有输水管、阴沟和垃圾处置系统的熟食中心。到1980年代初，所有小贩都获得徙置安排。他们当中有好些厨艺一流，游客闻风而至，几个还成了百万富翁，开马赛地，雇用传应生。正因为有这些具有企业精神、冲劲和才干的人民，新加坡才会成功。至于霸王车司机，在我们重组巴士服务，并且提供其他就业机会之后，他们才从公路上销声匿迹。 我们还未脱离马来西亚时，在1964年7月和9月发生了种族暴乱之后，整个市区十分混乱，民众士气低落，纪律松弛。有两件事使我采取了行动。1964年11月的某天早上，我从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窗外眺望，视线扫过大草场，看到几头牛在海滨公园的草地上吃草！几天之后，一名律师驱车经过市区边缘的一条主要公路时，撞到一头牛，不幸身亡。养牛的印度人把牛赶到市区，在路旁放牧，甚至把牛带到海滨公园。我召集公共卫生处的官员开会，订下立即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动计划。我们给牛羊的主人规l定了一个到1965年1月31日为止的宽限期。此后，这类走失的牲畜将被送往屠宰场，屠宰后的鲜肉将送给各个收容所。到12l月，共有53头牛被逮着送往屠宰场。不久，所有牛羊都很快地回到棚里去。 为了在这个第三世界地区凸显我们的第一世界水平，我们着手把新加坡发展成为热带的花园城市，终年清洁翠绿。每逢民众联络所开幕，到各个机构访问参观或在交通圈主持公路竣工仪式时，我都会种树做纪念。所种的树有些长得茂盛，但是多数都枯萎了。要是我再到某个联络所，负责人会在我访问之前补种上一棵。我的结论是，树木种下后必须有个部门来管理，于是便在国家发展部设立了一个署负责这项工作。 取得一些进展之后，我会见了各个部门和法定机构的所有高级官员，要他们大力推动绿化运动。我告诉他们，我到过将近150个国家和地区，也在接近同样数目的政府宾馆里住过，留下好印象的不是建筑物的大小，而是保养的水平。从建筑物无人照顾的情形一一脸盆破裂、水喉漏水、抽水马桶发生故障、建筑全面失修以及花园荒芜——我就能知道一个国家和它的行政人员士气低落。到新加坡的贵宾同样会做出这种判断。 我们种植了上百万棵树，有棕榈树和灌木，教导人民如何爱护它们，而不是加以摧残和破坏。这个绿化行动提高了人民的士气，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环境产生自豪感。我们没把中产阶级区和工人阶级区划分开来。英国人过去把东陵和总督府一带列为白人区，这个地区的环境比本地人地区整洁、干净和青翠。民选政府这样做可得付出惨重的政治代价。我们也致力于消灭苍蝇和蚊子，疏浚臭气熏天的沟渠和水道。不到一年，人们便觉察到公共场所明显地变得更加整洁了。 人们的坏习惯是长期养成的，如随意践踏植物和草地，破坏花圃，有时又偷窃树苗，或把脚踏车和电单车靠在树身上，把树木压倒。要革除这些陋习，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有这种毛病的不光是穷人。一名医生看上了一棵颇有价值，刚刚种下的南美杉，把它从中央分道堤上移走，想把它移植到自己的花园里，被逮个正着。为克服一开始人们对绿化所采取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们让孩子们在学校里亲自栽种并照顾树木，辟设小花园，希望他们把绿化的信息带回家让父母也了解。 大自然并不钟爱新加坡。在新加坡生长的青草，不能像在新西兰或爱尔兰的那么青翠茂盛。应我的要求，1978年，一位澳大利亚植物专家和一位新西兰土壤专家，前来研究新加坡的土壤后提呈报告。我读后兴致勃勃，决定召见他们。他们告诉我，新加坡是赤道雨林地带的一部分，一年到头阳光强烈，雨水很多。树木被砍伐之后，大雨把土壤表层冲走，也把养分冲掉。草要长得青翠茂盛，非得经常施肥不可，最好是用不容易被冲走的混合肥料，外加石灰，因为新加坡的土壤酸性太强。管理人员根据这个意见在总统府的草地上进行试验，草果然碧绿起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处理所有学校的操场和其他体育场，结果是蔫黄的草坪和足球门柱旁一块块寸草不生的泥地都变成翠绿一片。整个城市逐渐绿化。在1970年代，一位前来参加国庆酒会的法国部长兴高采烈地以法语向我道贺。我不会说法语，却了解“verure”这个词的意思是青翠。美丽的绿化城市把他给迷住了。 当时多数亚洲国家甚少或根本不注意绿化，新加坡却与众不同，而且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走散的牛羊，这成了1969年美国《展望》杂志报道的新闻。香港新闻处处长大感兴趣，前来访问之后宣布，他将根据新加坡的经验，建议香港举行为期两年的反乱丢垃圾运动。 共和联邦总理会议定于1971年1月中举行之后，我号召官临们再加把劲，以便使客人对新加坡留下更好的印象。我们为所有的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包括店员、的士司机、旅馆和餐馆工人举行了说明会，要求他们尽量在我们的客人面前表现得有礼和友善。他们对此都有很好的反应，而来访的各国总统、总理和他们的随员的反应也非常好。于是，新加坡旅游促进局展开一个有礼服务的运动，鼓励售货员和其他服务行业的从业员为顾客提供有礼的服务。我决定干涉。如果我们的服务业从业人员只对旅客表现得彬彬有礼，对国人则不然，那是很荒谬的。我召集了国防部、教育部和全国职工总会，通过它们分别向国民服役人员。50万名学生和数十万名工友传达一个信息：我们必须把讲礼貌当做我们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新加坡才会成为一个人人都生活得更加愉快的社会，而不单是为了旅游业。 最大的好处是东盟领袖决定不让新加坡专美而竞相为自己的城市展开绿化计划。1970年代，还没出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医生曾经在新加坡总统府别墅住过，他问我为什么总统府的草坪会那么绿油油的。成为首相之后，他把吉隆坡绿化了。1970年代末，苏哈托总统在雅加达推行同样的计划，马科斯总统在马尼拉这样做，他宁首相也使曼谷绿化了。我鼓励他们说，他们的国家气候也不错，而且有更多的树木可供选择。 绿化竞争有积极意义对本区域来说，再没有其他作业比绿化的收益来得大。我们同邻居互相竞争，设法使绿化工作做得更好，让花卉长得更茂盛。绿化城市的竞争有积极意义，使大家受惠，对提高人民士气有好处，对旅游业、投资者也有好处。有好多领域的竞争不但有害，甚至是致命的。所以与其在其他领域竞争，不如争相成为亚洲绿化最好最清洁的城市。 1971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我们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植树日，所有国会议员、民众联络所和它们的领袖都参与。自那以后，每年的植树日我们都进行植树活动。11月种下树苗，雨季在这个时候开始，浇水的工作少之又少。 由于乔木、灌木和匍匐植物的品种不够多，我派研究人员到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植物园和公园考察，挑选亚洲、非洲、加勒比海诸岛和中美洲气候相似的国家的植物新品种，把许多自然开花的植物和树木的新品种带回来，在新加坡的气候和土壤条附下试种。有时我们会大失所望。来自加勒比海诸岛的树木原本会自然地开出美丽的花朵，到新加坡却不开了，因为这里没有它们所需要的凉快的冬天。来自印度和缅甸的树木在新加坡不常开花，因为这里跟它们生长的本土不一样，每年在不同的季候风季节之间没有长期的旱季。新加坡的植物学家到世界各地收集树种，引进了8000个不同的品种，但是只有2000多种能在新加坡繁衍生长。他们在全岛各处种植这些生命力较为坚韧的品种，使我们的绿阴更加多姿多彩。执行我的绿化政策的一个主要人物是能干的官员黄尧。这个造林学出身的马来西亚人，原本打算在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和油棕园工作。他利用专长，为我们解决了种种问题，包括在路边种植乔木、灌木和其他花草，以及在市区里辟设公园和铺设公园连道。面对我接连不断的便函和永无止境的要求，他勤奋地一一回应，而且还成功地推行了其中的许多计划。他的接班人蔡善英的专业是农学，却成为一名树木专家，表现也一样好。 每逢我出国几个星期后回到机场，驱车沿着东海岸公园大道进入市区，看到苍翠的树木、棕榈、绿油油的青草和繁花似锦的灌木，我就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在我推行过的所有计划之中，绿化计划的成本效益最高。 我们之所以非使新加坡清洁不可，一个不得已的原因是，新加坡必须尽可能收集每年95英寸的雨水。我要求土木工程出身的防止污染组主任李一添制定计划，修筑堤坝把所有小河与溪流的水拦截起来使用。这项计划花了约十年的时间才落实。他必须使来自住家和工厂的所有污水全部流人阴沟，只允许屋顶、花园和空地的干净水流进明沟，再流进被拦住的河流。到了1980年，每天能收集到6300万加仑的水，约相等于当时新加坡每天用水量的一半。 雄心最大的计划是清理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把鱼儿引回这两条河。1977年2月我最初公开提出这个建议时，许多人，尤其是工业家问道：“干吗要清理？梧槽水道（它注入加冷河）和新加坡河向来都是脏兮兮的，这是新加坡传统的一部分！”这样的看法我绝不能接受。两条水道发出刺鼻的恶臭。芝的律师楼有个失明的电话接线生，每次乘巴士快要来到新加坡河时，嗅到河水的特有恶臭，便知道到了什么地方。新加坡的水道污染问题一半是由工业废水造成的。我们必须确保每条溪流、阴沟和小河都不受污染。当时的建屋发展局局长郑章远打趣说：“每星期买鱼放进河里，开支会要比这样做少得多。”李一添并没有因为被泼冷水而退缩，他跟我密切合作过，知道这是做得到的，因为我会支持他排除一切障碍。清理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是大规模的工程，这意味着必须为整个新加坡岛铺设地下水道。在市区，由于建筑物成群，这样做尤其困难。我们不得不徙置大约3000户家庭小工业，让它们搬进有控制油污和其l他废物设备的正式工业区。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驳船和就在新加坡河上川流不息，船上人员生活在河上，在河上烹饪和洗澡。我们必须把他们迁移到西海岸的巴西班让，加冷河两岸的小船厂则搬到大士和裕廊河边。另外让5000名街边熟食小贩搬进经过精心设计，清洁的熟食中心。小贩惯于在路旁做买卖，不必缴租金，方便顾客。他们抗拒到有盖小贩中心去，因为生意未必那么好，还要交租金和水电费。我们不温不火地却也丝毫不放松地协助他们搬迁，津贴租金。尽管如此，一些小贩还是经营不下去。 我们逐步淘汰8000个养了90多万头猪的养猪场，因为猪的粪便污染了溪流。除了14个开在农业科技园里的鱼塘以及三几家钓鱼场外，其他鱼塘都关闭了。鲜鱼现在是在柔佛海峡的浅水网箱和南部岛屿的深海浮动网箱养鱼场里生产的。 我们成立了一个徙置署，应付徙置过程中涉及的争论不休和讨价还价的问题。无论小贩、农民或家庭小工业者，他们永远不喜欢搬迁和转行。这是个有政治风险的任务，非得小心并采取。恫情的态度处理不可，否则在来届选举中会失掉很多选票。我们成立了一个由官员和受影响选区的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来控制局面，以便减少政治上的不利影响。 徒置农民最为棘手。我们定下了赔偿率，根据的是农场建筑的面积、农场范围内铺上混凝土的空地面积、果园里的果树数目和鱼塘数目。随着国家经济繁荣，我们提高了赔偿额。但是连最慷慨的赔偿也不够好。上了年纪的农民不晓得该怎么办，也不会使用赔款。他们不得不住进组屋，对过去给他们提供了免费粮食的猪、鸭、鸡、果树和莱地怀念不已。甚至在被安排搬迁到建屋局新组屋区15到20年后，许多人依然投票反对行动党。他们认为行动党政府摧毁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1987年11月，我欣然主持加冷盆地和新加坡河的清河纪念仪式。这两条水道一直是新加坡市区的天然下水道。我颁发金牌给执行计划的官员，表扬他们的成就。之后，我们建了八个新港湾蓄水池，其中一些用做划船和消闲钓鱼的场所。每天能收集到的食水猛增到1.2亿加仑。每一项成功的工程都由一个能干和富有献身精神的官员指挥，他们出身于相关的专业，应付新加坡的独特难题时懂得学以致用。没有李一添，新加坡不可能会变得这么干净和翠绿。我概括说明了概念上的目标，他必须研究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后来他升任公务员首长。 1993年温斯敏到新加坡河钓鱼，真的钓到了一条。河流清洁了，人们的生活素质也有所改变。全岛各地的地价都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在市区与河流和水道附近的地段。我们向印尼买沙，覆盖了加冷盆地沿岸的泥土。如今人们可以在加冷盆地晒太阳和滑水。在河畔，共管式公寓取代了难看的小船厂。新加坡河两岸都铺设了人行道，河边的旧店屋和货仓翻新了，成为餐馆、咖啡座、商店和酒店。人们在河畔饮酒用餐，华族的传统驳船晚上停靠在河边，也成为露天用餐的地点。对那些仍然清楚记得新加坡河作为下水道的人们来说，这一切改变有如一场梦。 从一个城市的植物可以看出它的污染程度。失修的汽车、巴士和柴油罗厘喷出过量废气，灌木蒙上黑色的烟灰粒，就会枯萎凋谢。1970年的秋天，我在波士顿看见车辆沿着前往加油站的方向大排长龙，感到诧异。司机告诉我，当天是让车辆更换下一年执照的最后一天。要更新执照，车辆必须给经授权的加油站进行检查，看看是否适宜在路上行驶。之后，我决定在总理公署设立防止污染组。我们在繁忙公路两旁安装监察仪器，测量车辆排出的尘埃、油烟的浓度和二氧化硫的含量。在其他城市，经济情况较好的人可以搬迁到干净和翠绿的郊区，远离城市受污染的地带，新加坡的土地面积却迫使我们在同一个小地方工作、消闲和居住。所以不论是富人或贫民，我们都必须为他们保护环境，保持清洁和优雅。 1971年我们在裕廊镇的中心开辟了飞禽公园，四周是数以百计的工厂。当初如果不坚持和保持严格的防止污染标准的话，来自世界各地的飞禽就不可能在裕廊繁衍成长。我们也在裕廊工业区内进行绿化，在发出证书允许工厂开工以前，要求它们美化厂区并植树。 尽管新加坡已经解决了国内主要的空气污染问题，可是，在1994年和1997年，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发生森林大火，烟雾笼罩了整个新加坡和它的周围地区。大火是因为种植园公司在砍伐宝贵的木材之后，放火烧掉其他树木，以便清理土地来种植油棕和其他农作物而造成的。在干燥的季节里，大火能连续烧上几个月。1997年年中，浓厚和有毒的烟雾笼罩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导致机场关闭，数以千计的人病倒。 旧时的新加坡也遭受车辆和诸如建筑工地打桩，以及露天娱乐活动的扬声器、电视机和收音机传出的噪音污染。我们按部就班地慢慢实施新条例，促使人们把音量放低。最危险最吵闹的是华人的习俗，在农历新年期间放鞭炮。人们受到严重的灼伤和其他伤害，尤其是儿童。木屋经常失火，甚至整个非法木屋村化为灰烬。1970年华人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一场规模极大的火灾，五个人丧生，许多人受伤。我决定明文规定放鞭炮是犯法行为，禁止了这个长期延续下来的华人喜庆传统习俗。两年后，两个没有武装的警察试图拦阻一群人放鞭炮，却遭到残酷殴打。于是我完全禁止鞭炮进口。当我们住在10层20层高的楼房时，各种不适合高楼生活方式的传统习俗都必须停止。 1960年代，城市重建的步伐加快。我们致力于重建陈旧的市中心，历史不断地被抹掉。到了1970年底，我们对这样的做法深感不安，于是在第二年设立古迹保存局，负责确认和保存在历史、传统、考古、建筑设计和艺术性等方面，对新加坡历史来说具有意义的建筑物，其中也包括行政、文化和商业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包括老旧的华人庙、印度庙、伊斯兰教堂、圣公会和天主教堂、犹太教堂、19世纪传统华族建筑物以及在旧行政中心的前殖民地政府办公楼。过去殖民地时期英国总督办公的总督府，是目前总统和总理办公的地方，已改称为总统府。 我们设法保留新加坡独有的特色，使得新加坡人能够饮水思源。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拆除牛车水、小印度和甘榜格南的历史区，后者是前苏丹王宫所在地。新加坡河畔的旧建筑物也保留下来。 早自1970年代，新加坡就开始禁止一切香烟广告，主要目的是防止年轻人染上危险和令人讨厌的烟瘾。我们逐步禁止在所有公共场所吸烟——电梯、巴士、地铁车厢和地铁站，最后是所有冷气办公室和餐馆。加拿大人有什么行动我就跟，因为他们是这方面的开路先锋。美国人远远落在后面，因为他们的香烟制造业力量太大了。 我们每年也举行“无烟周”。“无烟周”开展的时候，我在电视上追述了个人的经历。我原来每天大约抽20支烟，1957年参加三个星期的市议会竞选活动，声音哑了，选举结果宣布时，我连憾谢选民的话也说不出来。既然控制不住烟瘾，我决定非戒掉不可。起初的两个星期很不好受。进入1960年代，我对烟高度敏感，禁止人们在我的冷气办公室和内阁会议室吸烟。几年下来，多数部长都不再吸烟。拉贾拉南和巴克始终烟不离手，内阁开会，他们总会溜开10分钟左右，到户外走廊过烟瘾。 我们锲而不舍地跟香烟斗争。美国烟草公司的财力和打广告的资金雄厚，成了禁烟运动的强大阻力。尽管老一辈烟客已经减少，但是年轻人，包括少女，仍然沉溺于吸烟的恶习。这场斗争我们输不起。 受到美国大肆嘲笑的一项禁令，是禁止香口胶。早在1983年，国家发展部长便 建议禁止香口胶，因为人们把吃过的香口胶塞进大门和信箱的钥匙孔，或粘在电梯按钮上，也有人把它随意吐在地上和走廊上，打扫的开支因此增加，也损坏清洁设备。起初我认为禁止未免太严。然而接着便发生了破坏分子把香口胶塞进地铁车门的传感器，地铁服务受到干扰的事件。那时我已经不再担任总理，吴总理和其他同僚在1992年1月决定禁止。多位上过美国大学的内阁部长说，有人吃过香口胶之后，随手把它粘在大学讲堂座位底下，粘上就清除不了，使座位脏得不得了。香口胶被禁止后，情况大大改善。在商店里的存货都搬清后，地铁站和地铁车厢的香口胶问题已微不足道。 派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找不到涉及贪污和其他营私舞弊行径的大丑闻来报道，于是便报道新加坡经常落力推行这类“劝人向善”的运动，冷嘲热讽，说我们是个“保姆之邦”。他们可以笑我们，可我深信最后开怀大笑的人会是我们。要是没有做出这些努力，劝人民改变陋习，新加坡的社会就会更不文明、更粗野、更没有教养。新加坡过去算不上是个有教养的文明社会。我们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争取实现这个目标，对此并不感到惭愧。我们先教育和规劝人民，待多数人都接受了，我们就通过立法惩罚叛逆的少数人。新加坡有了一个更加信人的居住环境。如果这就是所谓“保姆之邦”，我倒要为促使它的形成而感到自豪。

Answer 2

新加坡是这样变干净的（李光耀） 《新加坡是这样变干净的》 摘自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 12、城在花园中 派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找不到涉及贪污和其他营私舞弊行径的大丑闻来报道，于是便报道新加坡经常落力推行这类“劝人向善”。的运动，冷嘲热讽，说我们是个“保姆之邦”。他们可以笑我们，可我深信最后开怀大笑的人会是我们…… 1976年，我第一次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主人同我们见面的会议室里摆着痰盂，有些中国领袖还用它。于是，1978年邓小平到新加坡访问的时候，我们在会议室内他的座位旁边放了一个明代的蓝白色痰盂，他却没用，也许是他发觉新加坡华人跟中国人不一样，不随地吐痰。1980年我再次访问北京，发觉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痰盂已经拿走了。几年后，我在新加坡设宴招待主管经济的国务委员谷牧，提到人们改变了习惯，不再在人民大会堂里使用痰盂。他笑着说，会议室里的是拿走了，办公室里却还用，老习惯改不了。 从1960年代开始，我们便展开反随地吐痰运动。尽管如此，到1980年代，还有许多的士司机向窗外吐痰，一些人也仍然在巴刹和熟食中心里照吐不误。我们通过学校和媒体传播信息，肺病等疾病会因随地吐痰而传染。现在很少看到人们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我们都是移民，离乡背井而来，但却准备摈弃陋习，在一个新的国家脱颖而出。这个运动成功了，促使我再接再厉把人民的其他陋习也改掉。 独立后，我千方百计要找出引人注目的办法，以向世人显示新加坡跟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一样。最后，我选定了一个使新加坡成为清洁又葱翠的城市的计划。我的策略之一是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绿洲，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平，使来自发达国家的商人和旅客，把这里当成是到本地区进行商业和旅游活动的基地。改善有形的基础设施要比改变人民的习性容易。他们原本住棚屋，要方便不是在地上挖个洞，就是到放在屋外厕所的木桶去解决。如今搬进装置了现代卫生设备的高楼，他们的习惯却没有改变。我们设法使人民改变乱丢垃圾、喧哗吵闹、粗野无礼等坏习惯，并使他们懂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讲究礼貌。 我们从很弱的基础做起。1960年代，部长和国会议员接见选民，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时段总是大排长龙。妻儿陪伴在旁的失业人士前来找工作，或要求的士或小贩营业执照，或要求在学校食堂售卖食物。这正是失业数据背后的现实情况。数以千计的人在人行道和大街上售卖熟食，完全不理会交通、卫生和其他问题。结果街道垃圾成堆，造成堵塞，腐烂的食物散发出恶臭异味，四处凌乱污秽不堪，市区的许多角落都变成贫民窟。 许多人当上霸王车司机，不但没有执照，也没保险。把破旧汽车租给他们的商人，趁机剥削他们。霸王车的收费较巴士车资高一些，却比有执照的的士收费便宜多了。要在哪里停车让乘客上下车，都由乘客决定，这样却对其他公路使用者构成危险。从最初的数百辆到数千辆，霸王车堵塞街道，也妨碍了巴士服务。 取缔非法小贩和霸王车司机我们无法取缔这些非法小贩和霸王车司机以整顿市容。必须等到1971年以后，当我们能够提供许多工作机会时，法律才得以执行，街道才得以整顿。我们发出熟食小贩执照，把小贩从人行道和马路上移到附近严格建造，备有输水管、阴沟和垃圾处置系统的熟食中心。到1980年代初，所有小贩都获得徙置安排。他们当中有好些厨艺一流，游客闻风而至，几个还成了百万富翁，开马赛地，雇用传应生。正因为有这些具有企业精神、冲劲和才干的人民，新加坡才会成功。至于霸王车司机，在我们重组巴士服务，并且提供其他就业机会之后，他们才从公路上销声匿迹。 我们还未脱离马来西亚时，在1964年7月和9月发生了种族暴乱之后，整个市区十分混乱，民众士气低落，纪律松弛。有两件事使我采取了行动。1964年11月的某天早上，我从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窗外眺望，视线扫过大草场，看到几头牛在海滨公园的草地上吃草！几天之后，一名律师驱车经过市区边缘的一条主要公路时，撞到一头牛，不幸身亡。养牛的印度人把牛赶到市区，在路旁放牧，甚至把牛带到海滨公园。我召集公共卫生处的官员开会，订下立即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动计划。我们给牛羊的主人规l定了一个到1965年1月31日为止的宽限期。此后，这类走失的牲畜将被送往屠宰场，屠宰后的鲜肉将送给各个收容所。到12l月，共有53头牛被逮着送往屠宰场。不久，所有牛羊都很快地回到棚里去。 为了在这个第三世界地区凸显我们的第一世界水平，我们着手把新加坡发展成为热带的花园城市，终年清洁翠绿。每逢民众联络所开幕，到各个机构访问参观或在交通圈主持公路竣工仪式时，我都会种树做纪念。所种的树有些长得茂盛，但是多数都枯萎了。要是我再到某个联络所，负责人会在我访问之前补种上一棵。我的结论是，树木种下后必须有个部门来管理，于是便在国家发展部设立了一个署负责这项工作。 取得一些进展之后，我会见了各个部门和法定机构的所有高级官员，要他们大力推动绿化运动。我告诉他们，我到过将近150个国家和地区，也在接近同样数目的政府宾馆里住过，留下好印象的不是建筑物的大小，而是保养的水平。从建筑物无人照顾的情形一一脸盆破裂、水喉漏水、抽水马桶发生故障、建筑全面失修以及花园荒芜——我就能知道一个国家和它的行政人员士气低落。到新加坡的贵宾同样会做出这种判断。 我们种植了上百万棵树，有棕榈树和灌木，教导人民如何爱护它们，而不是加以摧残和破坏。这个绿化行动提高了人民的士气，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环境产生自豪感。我们没把中产阶级区和工人阶级区划分开来。英国人过去把东陵和总督府一带列为白人区，这个地区的环境比本地人地区整洁、干净和青翠。民选政府这样做可得付出惨重的政治代价。我们也致力于消灭苍蝇和蚊子，疏浚臭气熏天的沟渠和水道。不到一年，人们便觉察到公共场所明显地变得更加整洁了。 人们的坏习惯是长期养成的，如随意践踏植物和草地，破坏花圃，有时又偷窃树苗，或把脚踏车和电单车靠在树身上，把树木压倒。要革除这些陋习，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有这种毛病的不光是穷人。一名医生看上了一棵颇有价值，刚刚种下的南美杉，把它从中央分道堤上移走，想把它移植到自己的花园里，被逮个正着。为克服一开始人们对绿化所采取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们让孩子们在学校里亲自栽种并照顾树木，辟设小花园，希望他们把绿化的信息带回家让父母也了解。 大自然并不钟爱新加坡。在新加坡生长的青草，不能像在新西兰或爱尔兰的那么青翠茂盛。应我的要求，1978年，一位澳大利亚植物专家和一位新西兰土壤专家，前来研究新加坡的土壤后提呈报告。我读后兴致勃勃，决定召见他们。他们告诉我，新加坡是赤道雨林地带的一部分，一年到头阳光强烈，雨水很多。树木被砍伐之后，大雨把土壤表层冲走，也把养分冲掉。草要长得青翠茂盛，非得经常施肥不可，最好是用不容易被冲走的混合肥料，外加石灰，因为新加坡的土壤酸性太强。管理人员根据这个意见在总统府的草地上进行试验，草果然碧绿起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处理所有学校的操场和其他体育场，结果是蔫黄的草坪和足球门柱旁一块块寸草不生的泥地都变成翠绿一片。整个城市逐渐绿化。在1970年代，一位前来参加国庆酒会的法国部长兴高采烈地以法语向我道贺。我不会说法语，却了解“verure”这个词的意思是青翠。美丽的绿化城市把他给迷住了。 当时多数亚洲国家甚少或根本不注意绿化，新加坡却与众不同，而且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走散的牛羊，这成了1969年美国《展望》杂志报道的新闻。香港新闻处处长大感兴趣，前来访问之后宣布，他将根据新加坡的经验，建议香港举行为期两年的反乱丢垃圾运动。 共和联邦总理会议定于1971年1月中举行之后，我号召官临们再加把劲，以便使客人对新加坡留下更好的印象。我们为所有的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包括店员、的士司机、旅馆和餐馆工人举行了说明会，要求他们尽量在我们的客人面前表现得有礼和友善。他们对此都有很好的反应，而来访的各国总统、总理和他们的随员的反应也非常好。于是，新加坡旅游促进局展开一个有礼服务的运动，鼓励售货员和其他服务行业的从业员为顾客提供有礼的服务。我决定干涉。如果我们的服务业从业人员只对旅客表现得彬彬有礼，对国人则不然，那是很荒谬的。我召集了国防部、教育部和全国职工总会，通过它们分别向国民服役人员。50万名学生和数十万名工友传达一个信息：我们必须把讲礼貌当做我们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新加坡才会成为一个人人都生活得更加愉快的社会，而不单是为了旅游业。 最大的好处是东盟领袖决定不让新加坡专美而竞相为自己的城市展开绿化计划。1970年代，还没出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医生曾经在新加坡总统府别墅住过，他问我为什么总统府的草坪会那么绿油油的。成为首相之后，他把吉隆坡绿化了。1970年代末，苏哈托总统在雅加达推行同样的计划，马科斯总统在马尼拉这样做，他宁首相也使曼谷绿化了。我鼓励他们说，他们的国家气候也不错，而且有更多的树木可供选择。 绿化竞争有积极意义对本区域来说，再没有其他作业比绿化的收益来得大。我们同邻居互相竞争，设法使绿化工作做得更好，让花卉长得更茂盛。绿化城市的竞争有积极意义，使大家受惠，对提高人民士气有好处，对旅游业、投资者也有好处。有好多领域的竞争不但有害，甚至是致命的。所以与其在其他领域竞争，不如争相成为亚洲绿化最好最清洁的城市。 1971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我们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植树日，所有国会议员、民众联络所和它们的领袖都参与。自那以后，每年的植树日我们都进行植树活动。11月种下树苗，雨季在这个时候开始，浇水的工作少之又少。 由于乔木、灌木和匍匐植物的品种不够多，我派研究人员到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植物园和公园考察，挑选亚洲、非洲、加勒比海诸岛和中美洲气候相似的国家的植物新品种，把许多自然开花的植物和树木的新品种带回来，在新加坡的气候和土壤条附下试种。有时我们会大失所望。来自加勒比海诸岛的树木原本会自然地开出美丽的花朵，到新加坡却不开了，因为这里没有它们所需要的凉快的冬天。来自印度和缅甸的树木在新加坡不常开花，因为这里跟它们生长的本土不一样，每年在不同的季候风季节之间没有长期的旱季。新加坡的植物学家到世界各地收集树种，引进了8000个不同的品种，但是只有2000多种能在新加坡繁衍生长。他们在全岛各处种植这些生命力较为坚韧的品种，使我们的绿阴更加多姿多彩。执行我的绿化政策的一个主要人物是能干的官员黄尧。这个造林学出身的马来西亚人，原本打算在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和油棕园工作。他利用专长，为我们解决了种种问题，包括在路边种植乔木、灌木和其他花草，以及在市区里辟设公园和铺设公园连道。面对我接连不断的便函和永无止境的要求，他勤奋地一一回应，而且还成功地推行了其中的许多计划。他的接班人蔡善英的专业是农学，却成为一名树木专家，表现也一样好。 每逢我出国几个星期后回到机场，驱车沿着东海岸公园大道进入市区，看到苍翠的树木、棕榈、绿油油的青草和繁花似锦的灌木，我就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在我推行过的所有计划之中，绿化计划的成本效益最高。 我们之所以非使新加坡清洁不可，一个不得已的原因是，新加坡必须尽可能收集每年95英寸的雨水。我要求土木工程出身的防止污染组主任李一添制定计划，修筑堤坝把所有小河与溪流的水拦截起来使用。这项计划花了约十年的时间才落实。他必须使来自住家和工厂的所有污水全部流人阴沟，只允许屋顶、花园和空地的干净水流进明沟，再流进被拦住的河流。到了1980年，每天能收集到6300万加仑的水，约相等于当时新加坡每天用水量的一半。 雄心最大的计划是清理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把鱼儿引回这两条河。1977年2月我最初公开提出这个建议时，许多人，尤其是工业家问道：“干吗要清理？梧槽水道（它注入加冷河）和新加坡河向来都是脏兮兮的，这是新加坡传统的一部分！”这样的看法我绝不能接受。两条水道发出刺鼻的恶臭。芝的律师楼有个失明的电话接线生，每次乘巴士快要来到新加坡河时，嗅到河水的特有恶臭，便知道到了什么地方。新加坡的水道污染问题一半是由工业废水造成的。我们必须确保每条溪流、阴沟和小河都不受污染。当时的建屋发展局局长郑章远打趣说：“每星期买鱼放进河里，开支会要比这样做少得多。”李一添并没有因为被泼冷水而退缩，他跟我密切合作过，知道这是做得到的，因为我会支持他排除一切障碍。清理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是大规模的工程，这意味着必须为整个新加坡岛铺设地下水道。在市区，由于建筑物成群，这样做尤其困难。我们不得不徙置大约3000户家庭小工业，让它们搬进有控制油污和其l他废物设备的正式工业区。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驳船和就在新加坡河上川流不息，船上人员生活在河上，在河上烹饪和洗澡。我们必须把他们迁移到西海岸的巴西班让，加冷河两岸的小船厂则搬到大士和裕廊河边。另外让5000名街边熟食小贩搬进经过精心设计，清洁的熟食中心。小贩惯于在路旁做买卖，不必缴租金，方便顾客。他们抗拒到有盖小贩中心去，因为生意未必那么好，还要交租金和水电费。我们不温不火地却也丝毫不放松地协助他们搬迁，津贴租金。尽管如此，一些小贩还是经营不下去。 我们逐步淘汰8000个养了90多万头猪的养猪场，因为猪的粪便污染了溪流。除了14个开在农业科技园里的鱼塘以及三几家钓鱼场外，其他鱼塘都关闭了。鲜鱼现在是在柔佛海峡的浅水网箱和南部岛屿的深海浮动网箱养鱼场里生产的。 我们成立了一个徙置署，应付徙置过程中涉及的争论不休和讨价还价的问题。无论小贩、农民或家庭小工业者，他们永远不喜欢搬迁和转行。这是个有政治风险的任务，非得小心并采取。恫情的态度处理不可，否则在来届选举中会失掉很多选票。我们成立了一个由官员和受影响选区的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来控制局面，以便减少政治上的不利影响。 徒置农民最为棘手。我们定下了赔偿率，根据的是农场建筑的面积、农场范围内铺上混凝土的空地面积、果园里的果树数目和鱼塘数目。随着国家经济繁荣，我们提高了赔偿额。但是连最慷慨的赔偿也不够好。上了年纪的农民不晓得该怎么办，也不会使用赔款。他们不得不住进组屋，对过去给他们提供了免费粮食的猪、鸭、鸡、果树和莱地怀念不已。甚至在被安排搬迁到建屋局新组屋区15到20年后，许多人依然投票反对行动党。他们认为行动党政府摧毁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1987年11月，我欣然主持加冷盆地和新加坡河的清河纪念仪式。这两条水道一直是新加坡市区的天然下水道。我颁发金牌给执行计划的官员，表扬他们的成就。之后，我们建了八个新港湾蓄水池，其中一些用做划船和消闲钓鱼的场所。每天能收集到的食水猛增到1.2亿加仑。每一项成功的工程都由一个能干和富有献身精神的官员指挥，他们出身于相关的专业，应付新加坡的独特难题时懂得学以致用。没有李一添，新加坡不可能会变得这么干净和翠绿。我概括说明了概念上的目标，他必须研究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后来他升任公务员首长。 1993年温斯敏到新加坡河钓鱼，真的钓到了一条。河流清洁了，人们的生活素质也有所改变。全岛各地的地价都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在市区与河流和水道附近的地段。我们向印尼买沙，覆盖了加冷盆地沿岸的泥土。如今人们可以在加冷盆地晒太阳和滑水。在河畔，共管式公寓取代了难看的小船厂。新加坡河两岸都铺设了人行道，河边的旧店屋和货仓翻新了，成为餐馆、咖啡座、商店和酒店。人们在河畔饮酒用餐，华族的传统驳船晚上停靠在河边，也成为露天用餐的地点。对那些仍然清楚记得新加坡河作为下水道的人们来说，这一切改变有如一场梦。 从一个城市的植物可以看出它的污染程度。失修的汽车、巴士和柴油罗厘喷出过量废气，灌木蒙上黑色的烟灰粒，就会枯萎凋谢。1970年的秋天，我在波士顿看见车辆沿着前往加油站的方向大排长龙，感到诧异。司机告诉我，当天是让车辆更换下一年执照的最后一天。要更新执照，车辆必须给经授权的加油站进行检查，看看是否适宜在路上行驶。之后，我决定在总理公署设立防止污染组。我们在繁忙公路两旁安装监察仪器，测量车辆排出的尘埃、油烟的浓度和二氧化硫的含量。在其他城市，经济情况较好的人可以搬迁到干净和翠绿的郊区，远离城市受污染的地带，新加坡的土地面积却迫使我们在同一个小地方工作、消闲和居住。所以不论是富人或贫民，我们都必须为他们保护环境，保持清洁和优雅。 1971年我们在裕廊镇的中心开辟了飞禽公园，四周是数以百计的工厂。当初如果不坚持和保持严格的防止污染标准的话，来自世界各地的飞禽就不可能在裕廊繁衍成长。我们也在裕廊工业区内进行绿化，在发出证书允许工厂开工以前，要求它们美化厂区并植树。 尽管新加坡已经解决了国内主要的空气污染问题，可是，在1994年和1997年，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发生森林大火，烟雾笼罩了整个新加坡和它的周围地区。大火是因为种植园公司在砍伐宝贵的木材之后，放火烧掉其他树木，以便清理土地来种植油棕和其他农作物而造成的。在干燥的季节里，大火能连续烧上几个月。1997年年中，浓厚和有毒的烟雾笼罩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导致机场关闭，数以千计的人病倒。 旧时的新加坡也遭受车辆和诸如建筑工地打桩，以及露天娱乐活动的扬声器、电视机和收音机传出的噪音污染。我们按部就班地慢慢实施新条例，促使人们把音量放低。最危险最吵闹的是华人的习俗，在农历新年期间放鞭炮。人们受到严重的灼伤和其他伤害，尤其是儿童。木屋经常失火，甚至整个非法木屋村化为灰烬。1970年华人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一场规模极大的火灾，五个人丧生，许多人受伤。我决定明文规定放鞭炮是犯法行为，禁止了这个长期延续下来的华人喜庆传统习俗。两年后，两个没有武装的警察试图拦阻一群人放鞭炮，却遭到残酷殴打。于是我完全禁止鞭炮进口。当我们住在10层20层高的楼房时，各种不适合高楼生活方式的传统习俗都必须停止。 1960年代，城市重建的步伐加快。我们致力于重建陈旧的市中心，历史不断地被抹掉。到了1970年底，我们对这样的做法深感不安，于是在第二年设立古迹保存局，负责确认和保存在历史、传统、考古、建筑设计和艺术性等方面，对新加坡历史来说具有意义的建筑物，其中也包括行政、文化和商业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包括老旧的华人庙、印度庙、伊斯兰教堂、圣公会和天主教堂、犹太教堂、19世纪传统华族建筑物以及在旧行政中心的前殖民地政府办公楼。过去殖民地时期英国总督办公的总督府，是目前总统和总理办公的地方，已改称为总统府。 我们设法保留新加坡独有的特色，使得新加坡人能够饮水思源。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拆除牛车水、小印度和甘榜格南的历史区，后者是前苏丹王宫所在地。新加坡河畔的旧建筑物也保留下来。 早自1970年代，新加坡就开始禁止一切香烟广告，主要目的是防止年轻人染上危险和令人讨厌的烟瘾。我们逐步禁止在所有公共场所吸烟——电梯、巴士、地铁车厢和地铁站，最后是所有冷气办公室和餐馆。加拿大人有什么行动我就跟，因为他们是这方面的开路先锋。美国人远远落在后面，因为他们的香烟制造业力量太大了。 我们每年也举行“无烟周”。“无烟周”开展的时候，我在电视上追述了个人的经历。我原来每天大约抽20支烟，1957年参加三个星期的市议会竞选活动，声音哑了，选举结果宣布时，我连憾谢选民的话也说不出来。既然控制不住烟瘾，我决定非戒掉不可。起初的两个星期很不好受。进入1960年代，我对烟高度敏感，禁止人们在我的冷气办公室和内阁会议室吸烟。几年下来，多数部长都不再吸烟。拉贾拉南和巴克始终烟不离手，内阁开会，他们总会溜开10分钟左右，到户外走廊过烟瘾。 我们锲而不舍地跟香烟斗争。美国烟草公司的财力和打广告的资金雄厚，成了禁烟运动的强大阻力。尽管老一辈烟客已经减少，但是年轻人，包括少女，仍然沉溺于吸烟的恶习。这场斗争我们输不起。 受到美国大肆嘲笑的一项禁令，是禁止香口胶。早在1983年，国家发展部长便 建议禁止香口胶，因为人们把吃过的香口胶塞进大门和信箱的钥匙孔，或粘在电梯按钮上，也有人把它随意吐在地上和走廊上，打扫的开支因此增加，也损坏清洁设备。起初我认为禁止未免太严。然而接着便发生了破坏分子把香口胶塞进地铁车门的传感器，地铁服务受到干扰的事件。那时我已经不再担任总理，吴总理和其他同僚在1992年1月决定禁止。多位上过美国大学的内阁部长说，有人吃过香口胶之后，随手把它粘在大学讲堂座位底下，粘上就清除不了，使座位脏得不得了。香口胶被禁止后，情况大大改善。在商店里的存货都搬清后，地铁站和地铁车厢的香口胶问题已微不足道。 派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找不到涉及贪污和其他营私舞弊行径的大丑闻来报道，于是便报道新加坡经常落力推行这类“劝人向善”的运动，冷嘲热讽，说我们是个“保姆之邦”。他们可以笑我们，可我深信最后开怀大笑的人会是我们。要是没有做出这些努力，劝人民改变陋习，新加坡的社会就会更不文明、更粗野、更没有教养。新加坡过去算不上是个有教养的文明社会。我们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争取实现这个目标，对此并不感到惭愧。我们先教育和规劝人民，待多数人都接受了，我们就通过立法惩罚叛逆的少数人。新加坡有了一个更加信人的居住环境。如果这就是所谓“保姆之邦”，我倒要为促使它的形成而感到自豪。

Answer 3

罚款啊！不过也不是那么的干净了 乱丢烟蒂的也到处都是 不过抓住就是几百新币啊 上次我刚丢一个烟头就收到多条短信说是罚款的 吓死我了以为有人用什么仪器对我发信息呢‘还好虚惊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