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差距是怎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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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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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中国和日本,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点是差不多的。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日两国的处境是那样的相似,都是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当时,中日两国都处于封建社会晚期,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都遭受到了西方强国的侵略,都是在长期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被列强的大炮打开国门。可是进入近代之后,仅仅不到半个世纪,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已经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成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而日本却保持了独立,实现了工业化和近代化,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后,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中国是洋务运动,日本是明治维新,但中日两国近代改革的效果却大相径庭。
当中国在封建体制束缚中艰难前行的时候,彼岸的日本却展开了大刀阔斧的社会变革。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是全面地向西方学习,改革由最初的单纯物质层面拓展到政治制度层面,实现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改革的结果是突破了封建主义束缚,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明治政府学习西方的决心是很大的,明治天皇在即位时发出的“五条誓文”中有一条就是“求知识于世界”。为此明治政府派出一个高层次的、庞大的使团考察欧美。这个使团由政府首脑岩仓具视为团长,所以也叫岩仓使团。 岩仓使团由50多人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个副使一个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个是内阁顾问木户孝允,这是当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还有两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来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使团临行之时,当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首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内政、外交,前途大业,成败在此一举”,可见其重视程度。 使团于1871年11月出发,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1年零10个月,访问了欧美12国,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 使团的任务是重点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在美国考察时,由伊藤博文起草的使团工作要点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业,尽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特使我国民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大久保利通感慨地说:到西洋这么一看,我们不适应这个世界。岩仓具视在访问罗马时说:“视察各国之情况,像英、美、法、德这样的强国自不必说,虽二三流之诸国,其文化之繁盛,亦为我国殊不可比。”岩仓使团出访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明治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这就是学习西方文明、发展经济和富国强兵。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发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中国的使团竟然聘请一个外国人当团长,可见信心和决心之缺乏。使团的两个副使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成员都是清朝中下级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没有一个朝廷重臣。使团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不要再提新的要求。这样的使团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团成员人微言轻,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岩仓使团,蒲安臣使团这虽是两件具体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
为了实现学习西方文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明治政府首先进行了三项改革。
一是学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着手近代教育改革,并推行义务教育,而义务教育的实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到1907年基本上普及了六年义务教育,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1947年就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而直到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仍是一个尚待完成的艰巨任务。
二是官制改革。为了适应宪政的需要,日本于1885年废除了带有封建体制残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 三是军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实行兵制改革。1873年实行征兵制。1875年,日本参照德国兵制,将“镇压草寇”为主的兵制,改为适应野战和境外作战的“师团制”,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距离。
在学制、官制、军制改革的基础上,日本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1875年,明治天皇颁发立宪政体诏书,经过十多年的认真准备,于1889年颁布了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成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力主“另设一科取士”,但并没有动摇与改变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军制方面,洋务运动期间,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建立新式水师外,军制的改革十分有限。在官制方面,虽然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缺乏决心和胆略,也得不到支持,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至于实行宪政就更是清朝统治者当时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
改革深度和广度的不同造成中日两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别,当中国还在封建社会末期徘徊时,日本却逐步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改革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改革需要不断地深化和拓宽,要明确目标、把握全局、循序渐进、配套实施,才能取得最好效果。

领导集团的态度和见识 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

洋务运动主要是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个别朝廷重臣发起和主持的。他们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以开展并持续的条件,但是在朝廷中,也存在着一个反对洋务运动,处处设置阻力的守旧官僚集团,即顽固派。洋务运动每一项改革与建设的举措几乎都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办新学堂、修铁路、建海军、派留学生出国都曾经引起过旷日持久的争论,很多事情议而不决,一拖再拖,有的摆不上日程,有的半途而废。
顽固派之所以在这个时期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关。慈禧太后是这段时间的实际当政者,她三次垂帘听政,即使在同治、光绪皇帝短暂亲政的阶段,朝廷的实权还是操在慈禧的手中。她虽然不是全盘否定洋务运动,有些具体事情也曾予以支持,但她总的倾向是保守的。她最热衷的不是国家的振兴而是个人的权力,她在洋务、顽固两派居中驾驭,保持平衡,既不过分打击顽固派又不全力支持洋务派,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是以明治天皇为旗帜,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核心,并且通过西南战争排除了阻碍
改革的保守势力。明治维新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总体布局,形成了朝野协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证了改革和近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 明治天皇的突出优点是励精图治、身体力行。甲午战争前的1886年,他敏锐地指出“立国之务在于海防,一日不可缓。”1892年明治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大声疾呼:“国防一事,如拖延一日,将遗恨百年。”他决定每年从皇室经费中省出30万元,补充海军军费,并同时决定从各级官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上交国库,用于制造军舰,这些做法不但增加了军费,也表达了最高统治集团的决心和气度,对全国的民心士气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正在日本加紧军备建设,即将大举入侵的时候,慈禧太后却在挪用海军军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中国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起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北洋海军的装备水平本来优于日本,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海军舰队,但由于甲午战争前关键几年停止发展,很快被日本反超。
甲午战争初期,明治天皇在广岛设战时大本营,亲自指挥战争,昭示着必胜的决心,而慈禧太后这时却在忙于庆贺60寿辰。1894年11月7日,是太后圣诞的正日子,颐和园里赏戏三天,大宴群臣,热闹非凡,也就在这一天,海军基地大连陷于敌手
除了最高统治者的腐朽,顽固派的牵制,洋务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一个比较。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历史地位和政治声望上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人物。但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异。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相比当然高出一筹,但他对世界的了解还是比较浮浅。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没有跨出国门一步。伊藤博文对世界的了解比李鸿章开阔、深切的多。他精通汉语和英语,不断从西学中获得知识。1863年,22岁的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一年,亲眼看到英国的隆盛和进步,使他深感必须学习西方,变革旧的制度。离开英国回国后的40多年里,他又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学习考察的时间共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对世界大势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
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近代中日之间的差距就是这样形成的。
墨鱼宅
2015-06-18 · TA获得超过2412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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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日两国的处境是那样的相似,都是内忧外患,积贫积弱。

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3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
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

日本的改革从19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过去有一种印象是从1868年明治天皇即位后才开始改革,那个理解是不对的,实际上幕府时代就开始了。尽管这个改革还是初步的,但却是一个开端,它为“明治维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

同一时期,中国有洋务运动,虽然取得了些许成果;但是同时期日本的明治维新却使得日本变为亚洲第一强国。
都是改革,但是中国与日本领导层的精神意志,见识认知却不同;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成效,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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