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有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由哪些主要学派?

Answer 1

0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
“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
“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土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而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学术场所。并使诸侯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模式。
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随着田齐的强弱而兴衰。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悯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大约存在了150年，但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奋图强，励精图治，图谋称雄诸侯。稷下学士则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客观上也是适应田齐统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尊贤至士，吸引人才。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故稷下学宫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质。
“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但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誉率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学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丰富补充。即有黄老学派，也有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等。《汉书·艺文志》就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录。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荟萃稷下，往往是率领弟子门徒一并来的。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比如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有“数百干人”，其户下不乏有成就者。对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齐录用为各级官吏，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战国策齐策》对此有所记载。
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所说的就是指各派学者的定期学术例会。在例会上，各学派推荐出他们学派的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实际就是为各学派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获得政治上的重视。但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洁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这类学术报告例会则是百家争鸣的集中体现。
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谡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谡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着留不合则去”。“士”就好象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谡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派别创始人或者主要人物

儒家孔丘

道家李耳

墨家墨翟

法家李悝

名家惠施

兵家孙膑

阴阳家邹衍

纵横家苏秦

杂家吕不韦

农家许行

小说家屈原

除了这些以外的，就都不太著名，故人们都称做“九流”，三教九流从此而来

在春秋战国数百个诸侯国家兵戎相见、弱肉强食之际，却出现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左传》、《春秋》等详尽记载当时历史的著作也相继诞生。这场“百家争鸣”的壮观场面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早了将近2000年。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争鸣。其内容包括：1、“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2、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3、以儒家向法家转化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4、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为道家的右翼；5、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其中有田齐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6、《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反映了百家趋于融合；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春秋中后期，随着奴隶制的破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便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个对抗阶级。但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官私奴隶也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了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以“士”的身份出现，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等各种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形成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

“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鈃、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

对“诸子百家”，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古代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的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应该指出，所谓“六家”、“十家”或“九家”这些划分并不全面。比如，在孟子看来，杨朱学派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不小，与墨家常常相提并论。杨朱与老子、庄子很不相同，所代表的阶级立场更不一样，并非道家，应是独立的一家。按“六家”或“十家”之说，根本容纳不了。后来研究先秦思想史或哲学史的学者，往往按“六家”或“十家”的框框来套，因而把杨朱归入道家，甚至说成是道家的始祖，这是不合适的。还有，兵家在战争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吕氏春秋》里早就提到兵家孙膑。他们对后世的军事史和哲学史都有一定的影响。而“六家”或“十家”中都没有兵家，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应该把兵家单独列为一家。

还应该指出，一家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之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相互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如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战国时期重要的儒家学派，就分为孟、荀两家。这两家，也都不是简单地继承孔子，而是各有发展。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孔子只讲“仁”，孟子则把“仁”与“义”并提。荀子则在儒学中增添了更多的内容。可见，同为儒家，差异却很大。道家中也有类似情况，稷下学宫的宋鈃、尹文的思想和老子、庄子的思想，就颇多不同。如果以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作标准来分析“诸子百家”，就会发现：同属一“家”的人，在哲学上却往往分属不同的哲学阵营；而分属两“家”的思想家，有的在哲学上却属同一阵营。如孟子和荀子同是儒家，孟子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荀子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老、庄与稷下学宫的宋鈃、尹文同属道家，但老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而宋鈃、尹文的哲学则可以说是唯物主义的。

虽然如此，司马谈、刘歆、班固等从每一“家”的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来分类的做法，给先秦思想家的划分标准和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还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所以它被后世一直沿用下来的。

传统百家争鸣研究对百家的划分，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对百家的具体说法上，都欠妥。百家争鸣实质上是我国古代各学派因政治思想上的分岐而展开的学术论争。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百家应划为德、礼、法、儒、孝、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百家争鸣的性质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统一中央集权制的过渡。百家争鸣始于春秋后期孔子创办私学，迄于汉武帝采纳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探索百家争鸣时不要忽略百家合流。

关健词：六家要旨七略汉志政治思想标准百家合流

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上承夏、商、周三代学术，下开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两千多年的思想先河。科学地认识百家争鸣，不仅对深入研究百家争鸣本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重要意义。但是，传统至今理论界对百家争鸣的看法，无论是在对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上，还是在对百家争鸣的性质、起迄点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问题。本文想对此谈些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传统百家划分之献疑

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本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今人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1）

应当指出，这种划分很不妥。首先，标准不统一。这里的百家，有的是按政治思想划分的，如儒、墨、法家等；有的是按哲学思想划分的，如阴阳、道德家等；有的则是按学科性质划分的，如名、纵横、农、小说、兵、医家等；还有的简直说不出标准，如杂家。划分标准不统一，百家的划分就很难科学。

其次，学科化倾向较明显。传统百家的划分，十二家包含了九个学科：如儒、墨、法家等为政治学；阴阳、道家等为哲学；名家为逻辑；纵横家为外交；农家为农业；小说家为文学；兵家为军事；医家为医药和卜筮。百家的划分若主要从学科着眼，百家争鸣岂不成了百科争鸣？

再次，对有些家的学术内涵定义不准。如儒家，我们现在都知道，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可司马谈当时认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世弗能易也。”（2）即把“礼”当做了儒家的思想核心。

复次，对每一种标准的划分都没穷尽划分。如：政治思想标准，只列了“儒、墨、法”三家，其他如“德、礼、孝、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家均未列；哲学思想标准，只列了“阴阳、道”哲学，未列“五行”、“理”等哲学；学科性质标准，只列了“名、纵横、农、小说、兵、医”家等，未列“历史、地理、天文、艺术、书法、伦理、诗歌、散文”等家等。这样，百家的划分越划越繁，越划越乱，完全失去了对百家进行划分的意义。然而，这样做又无可厚非，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说出它错在哪里。

二、百家的划分应以什么为标准

百家到底应怎样划分？笔者认为：关键在划分标准，只有标准选对了，划分才可能科学。应当说，传统的划分标准有四个，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学科性质”、“杂”等，本身就无章可寻。这里“杂”根本就不能做为一个标准；其余三个标准也不能同时并存，因为它们三者是相互包涵的关系，如“政治思想”既不排斥哲学思想，也不排斥“学科性质”，反之亦然。百家的划分标准应当只有一个，但这个标准不能是“学科性质”：百家争鸣确曾引发了各学科的学术繁荣，但各学科的学术繁荣不能说明百家争鸣的核心及性质。百家争鸣，顾名思义，应指同一学科的不同学派，只有相同学科的派别之争，才是最有意义的学术论争。同时，这一学科又是百家争鸣中最有代表性的学术领域，是百家争鸣的核心，能反映百家争鸣的本质。这个学科是什么呢？应是“政治思想”领域，不是哲学领域。

首先，政治问题是百家争鸣的核心问题。百家争鸣的背景，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即西周的统治已经崩溃，东周后迭兴的五霸又未能实现天下的大治，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怎样向前发展，成了百家关注的焦点。百家争鸣，事实上就是各家对此发表各自的看法，提出自己的主张，排斥别人的观点，力图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世界的争论。所以，在百家争鸣中，政治领域的斗争最激烈，这在儒、墨、法、德、礼、孝、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学派的思想中都有所反映，这是任何其它学术领域都无可比拟的。

其次，只有从政治思想着眼，才能将各学派真正区别开来。百家争鸣的各家，除了在政治思想上存在根本分岐外，在对其他领域问题的看法上，几乎都有共同点。如哲学上的“道”，传统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从道哲学出发，只将老子划为道家，殊不知孔子、慎到等的哲学思想也都是“道”，然而二者却分别被划为儒家与法家。所以，主要从哲学上来划分百家不准确。只有从政治上看问题，才能将其分别划分为德、儒、法等家，才能将三者的关系搞清楚。

再次，许多其他领域的斗争，都是围绕政治思想斗争而展开的。以伦理领域为例，如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孟子是用“性善”来说明“仁政”，荀子则用“性恶”来说明“礼治为主，以法为辅”；又如墨子主张“兼爱”，孟子坚决反对，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3）墨子为什么主张“兼爱”？是为了说明他包涵利在内的“义政”，因为“兼相爱，交相利”（4）；而孟子批评墨子，显然是为说明他的“仁政”是有等差的爱。

三、百家的科学划分之我见

即然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那么从政治思想出发，笔者认为，百家争鸣之百家大致可划分为儒、孝、德、礼、法、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

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二者的代表性文献分别是《论语》和《孟子》。

孝家：其代表性文献是无名氏之《孝经》。《孝经》的中心思想是“孝政”，即“以孝治天下”。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孝经》是一般讲究伦理孝道的著作，不确。

德家：原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后在西周末期至东周其内涵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东周初期，如臧哀伯有著名的《德论》（5）可证；战国时期问世的《德道经》、《庄子》是其代表性的文献。

礼家：是萌芽于西周后期并在东周中前期广为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东周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如管仲、子犯、曹刿、子产、晏子等都崇尚礼治，特别是子产和晏子，还分别有著名的《礼论》（6）。战国后期，以礼为思想核心的重要代表是荀子。

法家：是春秋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想。最先萌芽于郑，创始人是邓析，第一个“铸刑书”的是子产（子产前期是礼家，后期转向了法家），继之是晋范宣子、赵鞅等的“铸刑鼎”。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是慎到，其代表作是《慎子》；后无名氏之《经法》亦属法家文献等。过去，理论界认为《经法》是道家著作，这是从哲学上着眼的，不确。

墨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墨翟，其思想核心是“义”。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爱”，根据不充分。

术家：创始人是申不害，其思想核心是术，其代表作是《申子》。过去，理论界认为申子属法家，不确。申子自己宣称其学术思想是“术”，秦汉人一直都说“申子之术”。

义家：创始人是韩非。韩非的“义”与墨子的“义”区别在哪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墨子的“义”包含经济利益，如《墨子·经上》说：“义者，利也。”韩非的“义”则完全排斥利。义家的代表作有《韩非子》、《公羊春秋》等。（7）

绝对平等观：创始人是许行。《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认为，国君要与人民绝对平等，“先耕后食，先织后衣”，并取消商品经济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绝对平等观。

无君论：创始人是吴虑。《墨子·鲁问》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自比于舜”就是“我即国君”，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但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述，应为“无君论”。

以上十家，严格说来，可归为八家。因为“孝”可并入儒家，“义”可并入术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萌芽于孔子，完善于《孝经》，《孝经》以孔子为先师，其基本思想体系又与“仁”极接近，故可认为“孝”是儒家的思想分支。“义”的创始人是韩非，过去理论界认为他是法家，或法、术、势集大成者。其实，韩非虽有法家思想，但也有术家思想，他本人认为术大于法，所以韩非思想的基本倾向应是“术”，即属申子术家。而且，韩非的“义”，原则上是对“术”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故可认为“义”是术家的思想分支。
四、从百家的科学划分透视传统百家划分的弊端

传统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弊端很多。第一，把“名、阴阳、纵横、农、小说、杂”家等，都纳入到了百家之中，使百家成了先秦学术的大杂烩。

第二，没有把“德、礼、孝、义、术”等家独立为一种学说。“德”被归入了道家，虽有合理因素，但传统上称道家为“道德”家，而不是“德道”家；同时，又认为，“德”属儒家思想。“礼”被归入了儒家。“孝”归入儒家虽是合理的，但没有做出说明。“义”和“术”没有从韩非思想中分离出来，只把“术”当成了法家的一个思想分支，而“义”被并入了儒家。

第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则被完全忽略。

第四，对“儒、墨、德道”等家的学术内涵定义不确。如：儒家的思想核心不是“礼”，而是“仁”；墨家的思想核心不是“兼爱”，而是“贵义”；德道家的思想核心不是道，而是“德”。

第五，对某些古文献的学术性质的认定也欠妥。如：《韩非子》，传统上都认为它是法家著作，其实它是“术治”和“义政”学说的代表作；《商君书》，传统上亦认为它是法家著作，其实它属“术”家学说；《荀子》，传统上认为它是儒家著作，其实它是“礼”家的代表作；《经法》，传统上认为它是道家著作，其实它是“法”家的代表作；特别是《五经》，传统上都认为它是儒家文献，其实它是“德、礼、义”三家学说的杂烩。 第六，对某些文献认定的方法也欠妥。如传统上对儒家文献的认定，主要着眼于以下两点：一、看是否说经过孔子编辑，如《诗》、《书》、《易》（经）、《春秋经》等；二、看是否打解释或阐发儒家思想的旗帜，如《左传》、《公羊》、《易传》、《礼记》等。应当说，脱离思想核心的判别，都是不对的。

Answer 2

中国历史上，西周以前学在官府，东周以后，学逐步走向民间。春秋战国时代，王权衰落，奴隶制度解体，奴隶主贵族独占文化的局面被打破。诸侯争霸，各国开放政权以延揽人才，又因为人口的增加，土地分配困难，社会发生剧变。这一时期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等，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思想。个人利害与国家之间的利害交互运用，相互影响，标新立异。各种学说，思想纷纷出现。所谓诸子百家，或者叫百家争鸣。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儒家、道家、阴阳学说、法家、墨家等不同学派，而至战国中期，学派纷呈，学说丰富多彩，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中国术语上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或者“百家争鸣”时期。司马迁《史记》引述了司马谈对学术流派的见解，他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学说、儒家学派、墨家、法家、名家、道家。 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Answer 3

简单的说，是因为诸侯国林立，知识分子很有市场，他们在国君们之间往来求官。而他们又要有理论来装点门面，所以就百家争鸣，与众不同。要的就是不同啊。
主要学派：儒家 法家 道家 兵家 墨家 名家 阴阳家 纵横家

Answer 4

1.诸侯争霸兼并、统治力量薄弱。
2.社会处于大变革时代，思想活跃。
3.各国为了在争霸中取胜，都很重视人才。

学派：孔孟 儒家学派 ；墨子 墨家学派；
老庄 道家学派；韩非、李斯 法家学派等等……

Answer 5

百家：原指先秦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后指各种政治、学术派别；鸣：发表见解。 　　
1、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后世称为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