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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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期,日本走上学习西方的道路,以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为代表,但入欧恰恰体现了它的亚洲性,以亚洲为本使它又走上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之路。与中国不同的是,明治以后的日本,极推崇军人。1899年,梁启超在东京上野,恰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和老兵退役,“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与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朝廷以此为荣途,民间以此为习惯”(《饮冰室自由书.祈战死》)。1904年秋瑾在横滨,也看到了与梁启超类似且更为狂烈的镜头。其后到二战时期,无不是举国若狂,同梁启超看到的日本“征清”、秋瑾看到的日本“征露”(露西亚,俄罗斯的日译)无任何差异。在陷入中国泥沼、对华战争已倍感疲倦的日本国民那里,又因为对英美开展而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包括左派也支持战争。战后又因为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没有(也不能)反思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在70年代以来所做的谢罪和反省,都是出于“为了和他国交往而不得不道歉”(日本学人语)的动机不纯态度,在回避之中,日本人保持了和平态度但完全继承了以前的帝国性。而帝国性的存在是十分危险的,90年代,日本开始放弃和平主义,军国主义由泥沼下的冬眠变为惊蛰后的蛙鸣——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来就没有死亡,所以也就无所谓复活。一本“日本人是去参战,还是逃避战争?”的漫画,在年轻人中销售几十万册。从文化上剖析,有助于把握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及其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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