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黄兴在后期产生了什么矛盾和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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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没有人会怀疑孙中山和黄兴是一对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但就是这一对亲密战友,在辛亥革命前却差点关系破裂。事情缘于为选用民国国旗而起争执。
据《章太炎自定年谱》和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记载,1906年,同盟会集会研究革命方略,并讨论日后所用的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主张用他的乡贤、已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但黄兴却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觉得青天白日旗设计不美,而且和日本太阳旗又相近似。孙中山于是稍稍作了让步,提出旗子可改作红蓝白三色,这样既符合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又增添美观。不料黄兴还是不予接受。
这下孙中山不高兴了,他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谁如果想废弃这面旗帜,就先将他排除———显然,在孙中山眼里,分明已视青天白日旗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见孙中山发脾气,黄兴也火了,发誓要退出同盟会。后来宋教仁也在日记中提到,因孙中山在国旗方案上坚持己见,“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黄兴突然告诉他要退出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
当然,这些都是当事者的一时愤激之言,冷静下来后,大家还是进行了沟通,各自阐述了看法。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表示平均地权的意思。此语一出,则轮到孙中山说“井”字旗不美了,不仅不美,“又嫌有复古思想”。
不过最终黄兴还是顾全大局,作了让步。而且他言必行,行必果,在后来亲自指挥的军事行动中,都采用了孙中山主张的旗帜。直到民国成立后,1912年5月10日,经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孙、黄二人的旗帜之争终告偃旗息鼓。
顾全大局———这是黄兴身上一个突出的亮点,也是他鲜明的革命性的体现。这一点,在他兢兢业业辅助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上,尤为明显。对此,我们只要将历史上两次“倒孙”事件重新梳理一下,便可知晓。
第一次“倒孙”事件发生于1907年3月4日,当时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人就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和孙中山分配赠款一事,要求罢免孙中山同盟会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
黄兴则决然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
不要陷我黄兴于不义——一个“义”字,就像一面高高飘扬的友善的旗帜,拂去了一片甚嚣尘上的“倒孙”聒噪。
第二次“倒孙”事件发生在1909年秋天,同盟会会员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代表七省同志在南洋起草了所谓的《孙文罪状》,要求开会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竭力抵制,还写信为孙中山辩诬,并亲临南洋平息那里的反孙情绪。黄兴又一次举起了友善的旗帜,来化解同志间的矛盾。黄兴逝世后,章太炎书挽联曰:“无公(黄兴)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对此,黄兴本人说得很透彻:“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
据《章太炎自定年谱》和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记载,1906年,同盟会集会研究革命方略,并讨论日后所用的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主张用他的乡贤、已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但黄兴却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觉得青天白日旗设计不美,而且和日本太阳旗又相近似。孙中山于是稍稍作了让步,提出旗子可改作红蓝白三色,这样既符合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又增添美观。不料黄兴还是不予接受。
这下孙中山不高兴了,他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谁如果想废弃这面旗帜,就先将他排除———显然,在孙中山眼里,分明已视青天白日旗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见孙中山发脾气,黄兴也火了,发誓要退出同盟会。后来宋教仁也在日记中提到,因孙中山在国旗方案上坚持己见,“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黄兴突然告诉他要退出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
当然,这些都是当事者的一时愤激之言,冷静下来后,大家还是进行了沟通,各自阐述了看法。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表示平均地权的意思。此语一出,则轮到孙中山说“井”字旗不美了,不仅不美,“又嫌有复古思想”。
不过最终黄兴还是顾全大局,作了让步。而且他言必行,行必果,在后来亲自指挥的军事行动中,都采用了孙中山主张的旗帜。直到民国成立后,1912年5月10日,经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孙、黄二人的旗帜之争终告偃旗息鼓。
顾全大局———这是黄兴身上一个突出的亮点,也是他鲜明的革命性的体现。这一点,在他兢兢业业辅助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上,尤为明显。对此,我们只要将历史上两次“倒孙”事件重新梳理一下,便可知晓。
第一次“倒孙”事件发生于1907年3月4日,当时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人就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和孙中山分配赠款一事,要求罢免孙中山同盟会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
黄兴则决然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
不要陷我黄兴于不义——一个“义”字,就像一面高高飘扬的友善的旗帜,拂去了一片甚嚣尘上的“倒孙”聒噪。
第二次“倒孙”事件发生在1909年秋天,同盟会会员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代表七省同志在南洋起草了所谓的《孙文罪状》,要求开会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竭力抵制,还写信为孙中山辩诬,并亲临南洋平息那里的反孙情绪。黄兴又一次举起了友善的旗帜,来化解同志间的矛盾。黄兴逝世后,章太炎书挽联曰:“无公(黄兴)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对此,黄兴本人说得很透彻:“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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