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带来了什么影响？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各侯国的居民一体化，培养了德意志国民意识。但是，这个理论旗帜并没有马上被德意志帝国的所有部分接受。现实当中，德国的统一步伐首先遵循经济一体化的路线，以结成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形式踏出第一步。
1862年就任普鲁士宰相的俾斯麦大力推行增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政策，在实现普鲁士强国化目标的同时，也希望通过以普鲁士为盟主的北德意志联邦的形式，实现以关税政策为基础的政治一体化。但是，在同一个德意志，敌视普鲁士集权趋向的南部各侯国并不赞成，并开始叛离。结果，德国的国家统一以与宿敌法国间的战争为契机才得以实现。1871年，普鲁士主导下的德意志各国获得军事胜利，趁着胜利，各地区拥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皇帝，在宿敌法国的凡尔赛宫，宣告了德意志帝国的成立。
帝国建立后的第一任首相俾斯麦，促进原本分属各侯国的居民的一体化，为了培养作为帝国一员的德意志国民意识，他将国内的波兰裔居民和南德意志地区的天主教徒居民等国内少数派视为“帝国的敌人”。这就是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开展的文化斗争的政治。
标榜为“帝国”的德国并没有像法国那样彻底实行中央集权制，也没能导入单一国民教育教学计划，但是在公共教育的所有方面，仍然强调爱国教育这一新的内容。
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任宰相。为了培育民族意识，敌视波兰裔居民等少数派希望推动民族形成的理念，在强调组成国家的国民是由独有特征集合在一起，即正当地拥有可以统一成国家的历史性根源这一点上是共通的。结合了浪漫主义神秘性的勇敢的日耳曼精神，以及以之为基础的高贵的德国精神就是其代表。前文已经几次提到过的费希特也是推波助澜的典范。
古代档案的文献学研究、语言研究、习俗研究也与这个时代探究民族（国民）固有的起源不无关系。当然，这样的倾向并非德国固有，在意大利，赞扬过去并从中探求一体性证据的态度也极为显著。切萨雷·巴尔博（Cesare Balbo）与实现意大利统一的中心人物皮埃蒙特的政治家加富尔一起创办了杂志《复兴运动》（Risorgimento）。
巴尔博也是皮特蒙特的政治家，但他出版关于意大利史的著作，赞扬意大利的光荣历史。对于他们来说，所谓的“统一”，恰恰是光荣时代的复兴。
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皮埃蒙特贵族出身。他领导了统一战争，对意大利王国的成立做出了贡献那么，在19世纪国家统一方面不成问题的法国，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特别是大革命爆发之后的共和派的传统，不是带有主张实现自由和平等的人类普遍需求、继承启蒙时代的普遍主义的侧面吗？
确实如此，但另一方面，这里面也含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认识，即能够率先在人类社会中实现这一普遍要求的，除了共和政治下的法国外别无他国。虽然我没有任何客观根据，但如此强烈的自我特殊性的主张应该也不会再有了吧。Nation（国家）—这个包含了三重意义的理论词汇—所显示出的这种主张固有特殊性的观念是19世纪民族主义的重要一面。
即使是全球化趋势日益明确的现在，在国际政治当中依然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地区冲突火种的民族主义，原本在近代欧洲又是怎样生成、发展的呢？接下来，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
关于民族主义，也有研究者在近代以前，例如在中世纪追溯其起源。但是，我很难赞同这个观点。一般而言，具有趋同性认识的集团，为了区别自己与他人，往往基于一定的标准，设定一个排他性的分界线，在团结内部的基础上与外部世界对抗。
这样的现象无论是在哪个时代，也不论是在怎样的社会都存在吧。尽管可统辖的集团或范围大小不一，但要将其以nation的名义现实化，则是nationalism（民族主义）。而作为政治理念乃至意识形态的nation，就像上文所阐述的那样，到了18世纪后半期不断出现。国家绝不是永远存在的东西，因为它是从某个时间点开始，所以终究也会走向终点。19世纪后半期，法国博学之士勒南（Renan）明确提出这一观点。
他甚至断言单独的国家最终必然被欧洲联盟所取代。国家并不是不朽的先验性的存在，简要而言，它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事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作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国家说法，给20世纪末民族国家论以极大的影响，风靡一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所宣扬的民族历史传统多数与事实不符，实际上诸多事例明确证明，那些不外乎在19世纪民族形成过程当中被创造或者捏造出的东西。
而完成民族主义研究基础工作的厄内斯特·盖尔纳则认为，以语言为基础的同质性高度文化构成民族主义的必要条件，而且正是在必须高效行动的产业社会才会产生民族主义的必要性。尽管上述观点存在差异，但是在认为民族、民族主义是近代之物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在此，我个人的立场是试着在与本书课题—近代欧洲的霸权—相关的问题范围内理解国家和民族主义。
本书的目的是进行历史过程的考察，并不打算进行理论的讨论和评价。不管是将民族主义看作有关国家正统性的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看成政治领袖为统合国民而进行的意识形态的操控，还是为了追求作为国家的自立、行使政治决定权的运动，还是产业化进展中的社会的文化性整合的理念，但确定无疑的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民族主义顺应各个时期的历史脉络，带有多样的含义，给现实政治和社会的状况带来重大的影响。通过本书此前的阐述，各位应该明白了nation这一理念和民族主义的产生，与法国大革命间有着极大的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绝不是单调的，反而可以说是一种稍微扭曲的政治和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前面几次提到的，在法国大革命当中，人们明确提出了唯有国民才是国家的主权者、唯有国民才是正统权威的唯一源泉的思想。但是，国民位于政治核心的位置、担负国家和社会的重任的想法并没有马上作为一种实态反映到政治当中，并在政策和制度层面收到效果。可以说，到19世纪末，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约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将主权在民这一思想在制度层面上变为了现实。
但是，19世纪前半期，在明确采取保守立场的维也纳体制下，这样的想法逐渐与批判当时体制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运动结合在一起。国家和地区不同，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同，所以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其中有要求政治发言权和扩大选举权的，也有为改善现状而要求实行某种政策的，涉及方面广泛。运动主体也包括从实业家到工人、学生等各个阶层。与当时的自由主义联动的民族主义认为，在国家政治方面必须以国民为中心，作为国民、国家的nation的权益和价值应该最优先考虑，表达这种思想的词汇逐渐被翻译为“国民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