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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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颇具争议的问题。李鸿章由于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签订《马关条约》,相当一段时期被视为汉奸、卖国贼。与李鸿章一生事业有着密切关系的洋务运动,也一度被视为与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有关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虽然出现了一些新观点、新看法,但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等等的根本分歧,依然十分尖锐。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归根到底是要看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地位和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应该根据一些道德的、政治的主观标准,而必须从其历史活动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效果上进行评价。
李鸿章的一生事业,从其1862年出任江苏巡抚开始,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可以说,与洋务运动相始终。他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开创了许多“第一”:第一个创办大型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第一个创办近代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创办近代煤矿企业——开平矿务局,第一个创办近代通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他还是中国铁路事业的奠基人。除了实业领域之外,在近代教育、军事、文化等事业也有许多开创性的建树。所以,对于李鸿章评价的肯定与否,与洋务运动的评价,密切相关,难以分割。
毫无疑问,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经验;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也要求中国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的设施。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所进行的洋务活动,在一定程度符合西方列强的需要,构成了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外交史家所谓的中外“合作”的基础。但这并不能说,洋务派官僚是为了迎合列强的这种需要而办工厂、造铁路、建电报的,相反,他们是抱着维护清王朝统治明确目的而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要实现这种政治目的,一方面要抵御列强侵略,另方面要镇压民众起义。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内民众起义基本平息,对于列强侵略的抵制方面也就日益突出了。从7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进行了三次大的战争,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平定阿古柏势力,粉碎了沙俄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左宗棠起了重要作用。中法战争,在中越边境上主要是李鸿章的淮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战争也是打胜的。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世人以此作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明证,有失偏颇。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洋务企业制造的新式枪炮、轮船等等,是起了十分重要作用的;没有北洋海军,清政府就根本没有本钱与日本打一场近代化的战争。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注定要破产的,缺乏理论依据,也没有说服力。说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官僚搞的一场与列强相勾结的“卖国”运动,也不能说明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官僚为什么要与列强在战场上如此大动干戈。
我们认定洋务派搞洋务,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根据他们自身的大量言论和行为对于他们主观动机的判断。但是,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虽然会影响他们的历史活动效果,但客观历史活动本身的地位和作用,不会以他们的主观动机为转移,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评价也不能简单地依其主观动机作为归宿。
生产方式现代化的进程一旦起步,其客观进程就不可能再依洋务派官僚的主观愿望而运行,反而更加深刻地加深了清王朝统治的危机。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引进外国机器,一下子雇用了二千多工人,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工业无产阶级的主体。蒸汽机的使用,手工采煤不敷应用,又迫使他采用机器采煤,建立开平煤矿;机器采煤的巨大生产力,又使凭借人力畜力的传统运输业无法应付,推动了铁路的建设。19世纪80年代,因为天津大沽之间军用电报使用的便利,又使李鸿章推动了全国电报网的建设,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全国从内地到边疆的所有省会城市都有了电报。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李鸿章的洋务事业,仅就经济建设层面而言,奠定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能源、交通等一些基础性条件,推动了其他洋务企业和民间企业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10万产业大军,主要集中在洋务企业;甲午以后中国民间投资热潮的涌现,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也与此前洋务运动打下的工业基础有着密切关系。洋务学堂培养的学生、派遣留学生、出版翻译的科学书籍传播等等,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洋务运动所造成的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乃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深刻地动摇了建立在小生产方式上的封建专制政体的根基,这不能因为与洋务派搞洋务的主观政治动机而轻易否定,也不能因为甲午战败而一笔抹煞。
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历史限定的舞台上扮演其历史角色的。洋务派官僚们的主观动机与他们所发动的洋务运动客观发展背道而驰,是由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僚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既包括洋务派官僚自身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等主观条件,也包括小生产方式、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官场社会氛围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等客观条件。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下,洋务派官僚只能借助传统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能容纳的方式,诸如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口号,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洋务运动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内在的矛盾,实际上是整个封建体制与先进生产力之间深刻矛盾的反映。而正是由于洋务派积极主动地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脱离了传统社会朝代更替的轨迹,走上了由洋务而维新变法、由变法而新政、由新政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的新轨道。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归根到底是要看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地位和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应该根据一些道德的、政治的主观标准,而必须从其历史活动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效果上进行评价。
李鸿章的一生事业,从其1862年出任江苏巡抚开始,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可以说,与洋务运动相始终。他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开创了许多“第一”:第一个创办大型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第一个创办近代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创办近代煤矿企业——开平矿务局,第一个创办近代通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他还是中国铁路事业的奠基人。除了实业领域之外,在近代教育、军事、文化等事业也有许多开创性的建树。所以,对于李鸿章评价的肯定与否,与洋务运动的评价,密切相关,难以分割。
毫无疑问,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经验;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也要求中国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的设施。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所进行的洋务活动,在一定程度符合西方列强的需要,构成了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外交史家所谓的中外“合作”的基础。但这并不能说,洋务派官僚是为了迎合列强的这种需要而办工厂、造铁路、建电报的,相反,他们是抱着维护清王朝统治明确目的而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要实现这种政治目的,一方面要抵御列强侵略,另方面要镇压民众起义。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内民众起义基本平息,对于列强侵略的抵制方面也就日益突出了。从7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进行了三次大的战争,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平定阿古柏势力,粉碎了沙俄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左宗棠起了重要作用。中法战争,在中越边境上主要是李鸿章的淮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战争也是打胜的。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世人以此作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明证,有失偏颇。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洋务企业制造的新式枪炮、轮船等等,是起了十分重要作用的;没有北洋海军,清政府就根本没有本钱与日本打一场近代化的战争。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注定要破产的,缺乏理论依据,也没有说服力。说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官僚搞的一场与列强相勾结的“卖国”运动,也不能说明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官僚为什么要与列强在战场上如此大动干戈。
我们认定洋务派搞洋务,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根据他们自身的大量言论和行为对于他们主观动机的判断。但是,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虽然会影响他们的历史活动效果,但客观历史活动本身的地位和作用,不会以他们的主观动机为转移,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评价也不能简单地依其主观动机作为归宿。
生产方式现代化的进程一旦起步,其客观进程就不可能再依洋务派官僚的主观愿望而运行,反而更加深刻地加深了清王朝统治的危机。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引进外国机器,一下子雇用了二千多工人,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工业无产阶级的主体。蒸汽机的使用,手工采煤不敷应用,又迫使他采用机器采煤,建立开平煤矿;机器采煤的巨大生产力,又使凭借人力畜力的传统运输业无法应付,推动了铁路的建设。19世纪80年代,因为天津大沽之间军用电报使用的便利,又使李鸿章推动了全国电报网的建设,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全国从内地到边疆的所有省会城市都有了电报。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李鸿章的洋务事业,仅就经济建设层面而言,奠定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能源、交通等一些基础性条件,推动了其他洋务企业和民间企业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10万产业大军,主要集中在洋务企业;甲午以后中国民间投资热潮的涌现,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也与此前洋务运动打下的工业基础有着密切关系。洋务学堂培养的学生、派遣留学生、出版翻译的科学书籍传播等等,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洋务运动所造成的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乃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深刻地动摇了建立在小生产方式上的封建专制政体的根基,这不能因为与洋务派搞洋务的主观政治动机而轻易否定,也不能因为甲午战败而一笔抹煞。
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历史限定的舞台上扮演其历史角色的。洋务派官僚们的主观动机与他们所发动的洋务运动客观发展背道而驰,是由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僚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既包括洋务派官僚自身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等主观条件,也包括小生产方式、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官场社会氛围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等客观条件。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下,洋务派官僚只能借助传统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能容纳的方式,诸如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口号,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洋务运动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内在的矛盾,实际上是整个封建体制与先进生产力之间深刻矛盾的反映。而正是由于洋务派积极主动地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脱离了传统社会朝代更替的轨迹,走上了由洋务而维新变法、由变法而新政、由新政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的新轨道。
推荐于2017-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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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如一次他召集了一群留洋回国的青年官员开座谈会,突然对数学感起了兴趣,逮了一个留洋生问他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从函数到方程式费了好大劲解释了半天,李鸿章仍是一头雾水。留学生急了,崩出一句:“中堂大人你撒尿吗?”李鸿章不知所以,答曰:“撒,当然撒。”留学生接着解释:“那就对了,中堂大人,撒出来的尿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恍然大悟,哭笑不得。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对这种方法我们还缺少研究)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 。”而且这种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Tradition)来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但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个人。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
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
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如一次他召集了一群留洋回国的青年官员开座谈会,突然对数学感起了兴趣,逮了一个留洋生问他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从函数到方程式费了好大劲解释了半天,李鸿章仍是一头雾水。留学生急了,崩出一句:“中堂大人你撒尿吗?”李鸿章不知所以,答曰:“撒,当然撒。”留学生接着解释:“那就对了,中堂大人,撒出来的尿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恍然大悟,哭笑不得。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对这种方法我们还缺少研究)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 。”而且这种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Tradition)来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但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个人。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
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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